魏季宏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藝人沈玉琳因罹患白血病（血癌）而住進三總加護病房，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在經歷外界各種傳聞後，他先後三度發文澄清，除了公開自己病情的真相，也針對「為何從三總轉到台大醫院」做出說明，強調三總第一時間就診斷出病因，並表示目前在台大的治療情況順利，且沒有特別副作用。這件事值得從兩個層面思考。一、名人公開病情的影響力與責任名人的健康狀況常牽動媒體和大眾情緒，但同時也容易引發謠言與過度揣測。沈玉琳選擇主動發聲，澄清醫療事實，既保護了自身的名譽，也避免了錯誤資訊擴散。這種透明度，不僅是對粉絲與社會的尊重，也是對醫療專業的信任。當名人願意正面面對疾病，並以正向態度公開抗病過程，能為許多同樣面臨病痛的人帶來勇氣與信心。二、醫療轉院與專業分工的正確理解在台灣，許多重大疾病患者會依病情需要轉院，尋求最合適的醫療資源與專科權威。這並非否定原本醫院的專業，而是基於醫療分工與個案需求的安排。沈玉琳明確指出，三總第一時間就正確診斷病情，之後轉至台大是為了配合血液腫瘤領域的權威醫師，這正是醫療資源靈活調度的良好示範，也提醒社會大眾，轉院不等於「醫院能力不足」，而是病患與醫療團隊為康復做出的最適化選擇。個人觀點整理疾病無國界、無階級之分，面對病痛，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沈玉琳用「生命鬥士」的姿態告訴我們，面對重大病症，早期診斷、正確治療與心態調整同等重要。社會應少一些猜測與誤解，多一些對病患的支持與對醫療專業的信任。

美國總統川普於7月31日簽署行政命令，針對多國實施修正後的「對等關稅」，台灣被列入暫時性20%稅率，明顯高於日本、韓國的15%。總統賴清德隨即召開記者會，強調這並非最終稅率，台美尚未完成總結會議，仍會爭取更有利條件。儘管政府展現了積極應對與談判意志，但此次事件也凸顯出台灣經貿體系的脆弱與對美依賴的風險。首先，對等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懲罰性手段，用以修正美方所認定的貿易失衡。台灣雖與美國貿易密切，亦致力於擴展半導體與高科技合作，但在全球供應鏈再重組與地緣政治激烈的當下，單靠技術磋商與單點談判，恐難以抵擋整體戰略壓力。尤其，川普政府採取的是一種「先懲後談」的貿易談判邏輯，台灣應有更清醒的政治現實判斷與前置準備。其次，特別條例編列930億元因應預算，固然能在短期內緩衝中小企業的壓力，但若無法有效導引產業升級與市場多元化，仍屬治標不治本。政府若僅將關稅視為外交或談判問題，未能同步強化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轉型與出口多角化政策，將使產業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此外，台灣近年來雖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但對美出口仍高度集中在資通訊與電子零組件。如何利用此波壓力，轉化為與美談判整體經濟合作協議（如FTA）或加入區域經貿架構（如IPEF）的籌碼，才是台灣真正應該布局的大戰略。最後，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此次展現團隊合作與即時回應能力，尤其談判團隊與行政院密切配合，反映出台灣政治體制運作效率。然而，在國際貿易戰爭愈演愈烈的時代，真正的韌性不在於「快速止血」，而是能否「轉危為機」，建立更具自主性與多元韌性的經濟體系。20%不是終點，更不該是下個困境的開始。政府除了續戰談判，更須重新審視台灣對外貿易政策的整體架構與風險因應機制，才能真正走出困局，立足世界。

近來多起違反保護令事件接連發生，引發社會對「保護令」實質效力的質疑。例如屏東東港張姓男子無視法院核發的保護令，不僅持刀恐嚇妻子親屬，更強行拖拉妻子返家並開車撞人，最終遭屏東地方法院裁定羈押。此案再次突顯出：法律的存在是否等於安全的保障？保護令，究竟「保」得了什麼？保護令作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下的重要制度設計，原意在於為受暴者築起一道法律防線，使其免於加害人繼續接近、騷擾、施暴，藉此爭取法律介入處理與安全喘息空間。理論上，它是極具進步意義的工具；然而，在實務運作中，卻面臨三大挑戰：一、執行力不足，令紙上防線成空談法律命令再清晰，若無警力資源與機制即時因應，就難以在第一時間阻斷加害人攻擊。許多受害人即使持有保護令，仍得「提心吊膽」地生活。部分地方警政單位反應時間延遲、保護令資訊流通不即時，讓保護令淪為「形式正義」。二、加害人漠視法令，無視法律後果部分加害人視法律如無物，即使明知行為違法仍選擇鋌而走險。此類「反覆違反保護令」的行為人，往往存在控制慾強、缺乏界限感，甚至有精神或情緒問題，單憑書面命令難以有效遏止其行動。三、制度配套不足，忽略高風險預警現行保護令核發雖程序完整，惟對「高風險者」預警與追蹤機制尚不完善。例如，加害人是否持有危險物品、有無前科、是否有自殺或殺人意圖，這些資料往往未整合納入處遇考量，也少有跨機關的即時聯防。然而，我們不該因此全盤否定保護令的價值。它的存在仍是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呼籲政府與社會共同補強以下措施：強化即時通報與高風險通報機制：建立「高風險加害人資料庫」，供警方優先監控與回應。提升執法機關處理保護令案件的即時性與主動性：如專責警員定期關懷受保護人。多機關聯防介入制度：整合社政、衛政、心理專業資源，在保護令核發後即介入協助。推動電子監控技術（如電子腳鐐）：對於嚴重違反保護令、反覆施暴者採行科技輔助監管。保護令不該是「寫給法院看的紙」，而應是受害者走向安全生活的開始。唯有落實執行、提升應變與建立預警，我們才能讓法令「真的保護人」，而非在悲劇之後才反思它「保不保得住」。

近日，中國少林寺住持釋永信再度登上輿論浪頭，這一次不再是因為商業成就或國際曝光，而是因為遭官方證實涉及刑事犯罪，包括包養女學生、育有私生子、挪用資金、侵占寺產等多項重大違法與違戒行為。這場醜聞不僅撕開了佛門清修的虛假面具，也暴露出宗教治理與監督制度的深層敗壞。釋永信長年以「網紅方丈」形象活躍於媒體與商界，打造出一座價值數十億的少林王國，並推動寺院高度商業化。他穿名牌、開豪車、住豪宅，甚至一度企圖將少林寺推向股票上市，讓宗教信仰商品化、企業化，早已招致外界質疑。然而，真正令人憤慨的，並非其經營手腕，而是其對戒律的踐踏與對信徒信任的背叛。佛門戒律明文禁止淫戒、貪財、妄語，釋永信卻被指與多名女性有染、私生子遍布，並長期透過寺院資源為私利服務。早在十多年前，已有弟子實名檢舉其私生活混亂與資產轉移行徑，甚至提供多項證據，卻被宗教主管單位以「證據不足」草草結案，令人質疑其中是否存有「高層庇護」、「關係打點」等黑幕。直到今日，官方終於啟動調查，民間卻無不憤怒反問：這些荒謬與腐敗的事實，早就是公開的秘密，為何容忍至今？又有多少所謂「宗教名人」正藏在袈裟與法號之下，行苟且之事、謀非法之財？宗教的存在，原本應是淨化人心、引領眾生的力量。然而當制度失靈、監督失守，宗教便易淪為權貴操弄與利益集團的庇護所。少林寺事件不僅重創了佛教形象，更是對整體宗教誠信的警鐘。政府與宗教界應從此案深刻反省，儘速推動宗教財產透明化、領袖行為審查與信徒申訴機制，避免再讓「假和尚、真商人」繼續敗壞信仰根基。我們需要的，是清淨法門，而非假借神佛之名行權色錢之實的腐敗戲碼。

7月26日的「大罷免」投票結果揭曉，24位國民黨立委全數過關，一票未倒，成為台灣政治史上罕見的罷免挫敗事件。面對這場「大槓龜」，民進黨與罷免團體勢必得進行一次深層反省：民意為何不買單？制度是否遭誤用？下一步應何去何從？一、罷免制度的界線：公義工具不應淪為鬥爭武器《憲法》賦予人民罷免公職的權利，目的在於「監督不適任者」，而非「報復異己者」。此次罷免案遍及北中南、幾無個別違法失職事證，多屬政黨對立衝突的延伸。選民自然會質疑：這是制度保障，還是政治操作？罷免若變成選後「第三輪投票」，不僅消耗社會信任，更將讓選民對制度冷感。二、民意不支持的訊號：不是不怒，而是不認同本次24席全數過關的結果，顯示出絕大多數選民並未支持這場罷免動員。不是因為社會沒有對國會表現的不滿，而是因為「罷免不等於改革」。罷免成為政治情緒的出口，但人民更在意實質改變——立法品質、生活經濟、司法改革、居住正義。罷免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掩蓋更迫切的改革議題。三、民進黨與罷免團體的反省：情緒動員有其限度從政黨角度觀察，民進黨支持的這場群眾罷免運動，雖然有其「組織動員能量」，卻在主流民意面前潰不成軍。賴總統上任後接連面對國會改革挫敗，內外交逼，的確易燃起基層憤怒，但若僅停留在「仇恨輸出」與「罷免報復」，只會消耗黨的執政正當性與民眾信任。四、下一步的民主正道：大和解、大改革、大責任如游盈隆所言，台灣政治不能永遠停留在對立與報復的循環中，罷免不是終點，而是一次全民對「對立政治」說不的公投。未來的台灣應回歸「大和解、大聯合、大改革」的正軌。執政黨應放下動員情緒，聚焦施政改革與民生困境；在野黨不應僥倖得利，而應從中吸取教訓，避免自滿；全民社會應珍惜民主制度的價值，不讓制度變成操弄工具。結語：政治的高度，不在於能否打倒對手，而在於能否解決問題。此次罷免失利，不應成為「誰輸誰贏」的比賽，而應是全民重新思考「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前進」的契機。用選票改革制度，用制度保障公平，才是民主最值得驕傲的樣貌。

丹娜絲颱風罕見由西側逼近，並直撲中部地區登陸，這樣的現象過去數十年來幾乎未見。當許多民眾仍將注意力集中在東部與南部，這場深夜來襲的風雨，卻狠狠提醒台灣——極端氣候已不再只是科學詞彙，而是身邊即時上演的現實挑戰。氣象專家指出，颱風「偏西走」、「西部登陸」並非首次，但強度、中部首登陸加上暴風圈籠罩西半部，形成明顯對比。西部城市基礎設施密集、人口稠密，若無法即時預警與有效應變，風災造成的損害將更難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颱風警報發布後，部分縣市迅速宣布停班停課，但北部都會區卻選擇「照常上班上課」，形成防災資訊落差與公眾困惑。每一次自然災害，都是對地方政府決策機制與民眾防災意識的考驗。此次丹娜絲颱風也揭示了地方差異下的防災脆弱點：澎湖風速驚人、雲嘉南沿海陣風頻傳、山區雨勢猛烈，不少民眾臨時搶救門窗、沙包加固。這種「事到臨頭才準備」的現象，仍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弱點。媒體觀察指出，面對颱風行徑不穩與氣候變遷趨勢，台灣的防災策略需加快升級，包括區域化預警系統、分級停課機制、離島與偏鄉基礎韌性補強，以及更透明一致的災情通報平台。颱風不會等人，天氣不講情面。唯有在平時建立起更健全的資訊傳遞網與行動應變能力，台灣才能從「風來了才怕」的心理，走向真正防災自主的社會。 

最近，台中豐原一戶人家，五條寶貴的生命在一夜之間凋零，疑似源於一場「黃金投資」詐騙引發的絕望。這樣的新聞，不只令人震驚，更讓人心碎。當「穩賺不賠」成為詐騙集團的誘餌，當一個家庭辛苦積攢的資產化為泡影，甚至連活下去的勇氣也被奪走，我們不得不問：我們的社會，怎麼了？在同一天，台中另一個角落，一名57歲的董姓婦人，也幾乎踏上同樣的道路。她在銀行準備領出25萬元，準備匯款到「買虛擬貨幣投資黃金」的指定帳戶。幸好，細心的行員與機警的警員聯手攔阻，才阻止了另一場可能的災難。這兩個案例，一悲一喜，一失一得，反映的是同樣的問題：詐騙集團正以「投資」為名，悄悄進入每個家庭，特別是那些對財務安全感不足、渴望改善生活的人。許多受害者並不是貪心，而是太相信「有朋友推薦」、「有專家帶領」、「看起來都是真的」。這些LINE群組、話術名師、假證照平台，全都在設計一個精密的陷阱，讓人在不知不覺間，把一生的心血都交出去。更可怕的是，當他們醒悟時，往往已無退路。沒人能保證投資一定賺錢，但詐騙卻幾乎保證你「一定賠到底」。這時候，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法律與宣導，更需要彼此的關懷與提醒。當你聽到親友說有「穩賺不賠的黃金投資」，請不要冷眼旁觀，請拉他一把。當社會上有一個家庭因此走上絕路，這不只是他們家的事，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警訊。也希望政府、媒體、金融機構、社群平台，都能負起更多責任：讓假的老師講不出話、讓假的群組被即時封鎖、讓警察和行員能即時伸出手。這不只是反詐騙，更是救人於絕境的希望工程。千萬別讓投資的希望，變成毀滅的火焰。每一個人的警覺與提醒，也許就是下一個家庭的救命繩索。

桃園龜山近日驚傳毒品嫌犯拒檢後高速逃逸，沿途逆向、闖紅燈、撞機車與轎車，最終車輛自撞鐵門後駕駛骨折逃逸3公里，警方全程追捕才將駕駛與車上藏毒乘客制伏。令人膽寒的是，這並非電影劇情，而是發生在你我生活城市裡的真實危機。根據報導，這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車上藏毒」，駕駛為逃避查緝竟不惜撞人撞車，猶如失控武器般在道路上橫衝直撞，最後仍無法逃過法網。然而，若民眾或無辜騎士在追逐過程中喪命，這就不只是毒品犯罪，更是制度防線的失靈。我提出以下三點呼籲與建議：一、強化違規車輛資料即時查核與聯防機制現行路檢雖以目視與臨檢為主，但警方應升級「智慧警巡」制度，擴大建置違規熱點與逃逸車牌快速通報系統（LPR影像比對），讓每一次攔查都能與毒品熱區情報即時串聯，提高預警力。二、毒品使用者須納入公共風險管理體系毒品不僅是衛生問題，更是潛在暴力風險因子。應參照美、日模式，對有違規吸毒紀錄者建立交通安全風險資料庫，與其駕駛行為做交叉風險評估，必要時應限制其駕照或定期強制複檢。三、全面強化警察高速追逐規範與事故責任歸屬處理拒檢追車事件時有所聞，但每一次追逐都伴隨高風險。政府應檢討高速追車SOP（是否啟動、何時放棄追捕）、設置即時阻截措施、以及事故發生時的責任界定，確保執法正當與民眾安全兩者兼顧。這次兩嫌已遭查獲，但城市不能總在危機後才處理後果。若我們不從制度層面強化預防與風險控管，下一次受傷的，可能就是無辜的你我。

台中市21歲黃姓青年，因未報戶口、無法就學、沒有醫療紀錄，從小活在制度邊緣。今年2月被父親趕出家門、露宿街頭撿回收，直到被北屯區里長發現並報案，社會輿論才意識到「這樣的人，竟然存在於我們自稱安全網完善的台灣社會」。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孩子，怎麼可能從出生一路隱形到成年，沒有戶口、沒有學籍，竟未被任何體制發現？一、戶政與教育體系的聯動失靈，是根源之始這名青年有出生證明，卻未被報戶口，未接受義務教育，未打預防針，長年無社會身份。父親說「不知道怎麼報戶口」，這不僅反映其教育落差，更揭示出我國戶政系統對於非典型家庭、跨國婚姻、單親家庭的行政協助明顯不足。教育體系與戶政應早有聯動機制，追蹤6歲入學前的學齡孩童是否已登記入學，或從醫療端接軌疫苗紀錄判別「隱形兒童」——但顯然在此案中，整整缺席21年。二、移工子女保障機制的空白該青年母親為東南亞籍外籍移工，早年離去後即失聯。這樣的案例在台灣並不少見，卻始終處於「非典型」、「無登記」而遭邊緣化。移工子女若未納入正式戶籍、就學、醫療系統，其生存將完全仰賴個人與家庭資源，一旦家庭支持崩解，社會完全無從介入。這說明，我國尚未建構針對外籍配偶、非婚生子女與失聯移工子女的完整政策配套，也無跨部會預警系統。三、社會安全網的盲區與「沒人看到的孩子」這位青年從未求助、從未就學，長年被關在家中、無社交網絡。直到被趕出家門才有鄰里發現其存在。這不只是家庭功能失調，更是社會安全網「靠被動通報、沒有主動探測」的代價。一個孩子如果從來沒有被學校、醫院、社會機構接觸過，那他根本就是系統之外的人——這樣的制度漏洞，我們能再容許多少次？四、責任不是追懲，而是修補未來的制度裂縫如今市府與社會局啟動跨局處協助，社工安排親子鑑定、辦理認領與補報戶籍，並計畫提供補教資源與就業輔導，這是必要且值得肯定的補救作為。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個案不能再靠「里長發現」或「偶然被趕出來」才浮出水面。這起事件應成為全國戶政、教育、移民署、衛生局等跨機關合作的改革契機，建立預警系統、修法補漏洞，特別針對：未報戶口者與無籍子女的主動追蹤協助移工配偶與非婚子女的通報與支持服務國民義務教育系統與戶政資料的比對預警地方社會安全網如何主動識別高風險家庭結語：隱形的孩子，不能再等待下一個奇蹟這位青年或許終將能取得身份、完成補救，但台灣還有多少無聲者，正活在體制縫隙、沒人看見的角落？制度不能只在媒體聚光燈下運作，我們必須用政策與法律，讓每個孩子出生那一刻，就被這個社會看見、承認、保護。

財團繼承人王文洋「包養產子」事件再度引發熱議。據報導，某30多歲女子透過前媒體高層介紹後與王文洋發生親密關係，並產下一子，卻僅獲得200萬元。臉書粉專「雷丘律師」以戲謔語句評論：「只給200萬元，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引來大量轉載與討論。乍看是八卦花邊，其實這正是一場結合權力、性別、媒體與階級現實的社會現形記。權力關係下的私密交易，真能「無涉公益」？王文洋透過律師發表聲明，強調此為「個人隱私」，不具「社會公益性」。但事實是，當一名企業大老、財團繼承人，利用其社經地位與資源，與明顯社會地位懸殊的女子建立親密關係，甚至牽涉媒體牽線與金錢安排時，這就不再是單純的「私德」問題。反之，這正是公共議題——牽涉女性在不對等權力關係中是否真正擁有選擇權與協商能力，也挑戰了我們對「私領域」與「公眾人物行為責任」的界線想像。從包養到控訴：女性的困局與媒體的雙面刃當交易關係破裂或補償不符期待時，許多女性可能轉向媒體或社群曝光，尋求公評或新談判籌碼。這種做法固然不一定正當，但也是對無保障關係下的反射行為，反映出台灣社會對「親密關係中的不對等」缺乏法律與制度支撐。媒體此時若僅止於消費「八卦化的慾望」，而未深入剖析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性別議題，便無異於成為特權階層的遮羞布，同時消磨了輿論場的公共價值。「只值200萬」的階級幽默，映照群眾無力感網路上不少人以「太便宜了」、「不如去當小模」、「養孩子划不來」等語言調侃，這種被稱為「階級幽默」的語彙，其實揭露出底層對金權階級的不滿與無奈的心理轉移。一方面譏諷女性失策，一方面也對富豪毫不手軟的金錢交易感到憤恨。這類語言雖表面幽默，實則潛藏著對女性的羞辱與對階級不公的無聲控訴——也提醒我們：當情慾、金錢與育兒被物化成「交易條件」，無論富人或弱勢，終究都會失去人性與尊嚴。結語：不是貧窮限制了想像，而是現實禁錮了公義這場看似荒誕的風波，絕非只是「誰與誰的八卦」，它逼我們面對何謂倫理底線？媒體應扮演什麼角色？女性如何擁有自決與保障？社會如何平衡權力與私德？比起「貧窮限制了想像」，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是否已習慣了特權可以無限操弄情感與責任，而無需承擔應有的對等義務。若社會只留下訕笑與冷眼，那麼被限制的，或許不只是想像，而是我們共同追求正義與尊嚴的能力。

2025年6月12日，印度航空一架原定飛往倫敦的波音787-8夢幻客機，起飛不久後在阿默達巴德機場附近墜毀，造成嚴重死傷。根據最新消息，機上242人中僅尋獲2人生還，其餘包含機組人員與乘客均罹難，且墜毀地點波及住宅區，地面亦有人不幸喪生。這是一場空前災難，更是一則全球關注的警訊。首先，這是一場人道悲劇。無數家庭因為這場墜機事件在一夕之間破碎，遺體焦黑難辨，哀痛難以言喻。生還者的奇蹟雖令人欣慰，但也凸顯整體應變與通報系統亟待檢討。對於罹難者與家屬，全球社會都應展現最大程度的關懷與支援，包括心理重建、法律協助與善後保障。其次，這是一場航空安全的反思。波音787系列為當代先進機型，墜機原因至今尚未明朗，卻再度引發對機械、維修、人為操作與航空管理流程的質疑。全球航空業在疫情後復甦之際，是否仍能保持最高規格的維修標準與飛行紀律，是當下各國應嚴肅面對的課題。第三，這是一場制度與應變能力的考驗。災難發生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不僅釀成更大的死傷，也突顯機場周邊風險規劃不足。災後應變、搜救資源調度、資訊透明與媒體管理，也都是評估一個國家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實際指標。最後，這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航空災難不分國界，乘客背景多元，航空公司與製造商跨國營運，因此每一次事故的教訓，都應為全球所吸收、共識所推動。國際民航組織（ICAO）、各國運輸部門與航空企業，都有責任加速資訊共享、風險通報與預防制度的標準化。在這樣一場沈痛的空難面前，除了哀悼與慰問，我們更需冷靜地記住：飛行不該是賭注，安全不能只靠奇蹟。唯有制度完備、管理透明與技術精準，才是真正讓乘客放心、讓家屬安心的根本。

2025年6月6日，原本應是逢甲大學某系學生人生中值得紀念的一天，卻因為兩位家長在畢業典禮現場爆發衝突，整場典禮最終被迫取消。消息曝光後，不僅引發輿論震撼，更激起許多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對「教育單位危機處理能力」、「性平事件延伸風險」、「公共場域秩序保障」等多重面向的省思與批判。一、教育儀式的崩壞：學生被犧牲的集體記憶畢業典禮是學生學涯中的重大儀式，它不只是「一個活動」，更是一種象徵、一份情感的記憶與榮耀的傳承。當兩位與性平事件有關的學生家長，在全場師生與來賓面前互相指責對罵、情緒激動至無法控制時，原本該莊嚴隆重的儀式頓時瓦解，留下的，是全場畢業生「被剝奪的權利」與「一生一次的空白」。許多遠道而來的親友，甚至有國外專程返台參與的家長，無不感到錯愕與憤怒。他們質疑：為何因為兩個家庭之爭，數百名無辜學生要為之買單？這樣的「因少廢多」不僅是不合比例原則，更是一種制度性的疏失。二、性平與法治的界線：正義不該演變為現場衝突若事實如媒體所述，事件根源於兩位學生間曾發生性平糾紛，則衝突本身已非單純的私人恩怨，而是法治未妥善調解所留下的後遺症。性平事件處理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程序處理完備，而非延伸至公開場合上演「正義之戰」。當家長情緒失控，在毫無事前控管的情境中直接進入校方典禮場域，甚至要求對方離場、拒絕讓步，最終癱瘓整場活動，這不只是教育現場秩序的失守，也可能涉及妨害秩序、侮辱、強制等刑事問題。這反映出校方對「潛在衝突風險」的識別不足與事前作為的真空，令人遺憾。三、校方的角色與責任：從調解者變成承受者逢甲大學在事件發生後發布聲明表示遺憾，並強調「依性平防治規範，本校已評估風險，為避免當事人衝突而決定取消」。但此種說法，在輿論看來，未免過於消極與被動。試問，作為主辦單位與學生生活之管理者，是否早已知悉雙方家長存在高度衝突風險？是否曾聯繫雙方進行行前溝通、安排座位區隔、設立安全引導人員？在典禮進行中是否有預備「應變小組」、「安全維護指引」、「替代方案（如分場分流）」？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場典禮取消，就不只是「突發事件」那麼簡單，而是「制度性失敗」。四、制度補洞與未來改革：儀式安全不容忽視此事件的發生，不應止於一場道歉聲明或補辦典禮，而應成為全國大學校園教育制度改革的契機。筆者建議如下：建立「重大儀式風險預警制度」：每年畢業典禮、迎新等大型活動前，應啟動師生狀況盤點，對涉及訴訟、性平爭議或公開對立事件者，進行事前溝通與適當引導安排。實施「畢典入場規範與行為約定書」：所有家長與賓客入場前，應簽署簡單行為規範，約定不得於場內喧嘩、鬧場、攻擊他人。違者可予勸離並依法處理。納入第三方協調與保安支援機制：對高風險活動，應聘請校外調解顧問或合作保全，維護現場安全，避免教職員獨自承擔調解重責。納入學生自治與聲音參與：在風險評估與後續處置中納入學生代表、畢聯會等角色，保障學生權益不因行政便宜主義而被犧牲。結語：不能再讓下一屆畢業生，繼續承受制度失能的代價這起「畢典取消」事件，不只是一起鬧場新聞，它象徵著台灣高教機構在風險治理、人本教育與社會溝通上的重大斷裂點。教育不只是教知識，也應教人如何面對衝突、如何守住公共秩序與群體尊嚴。若我們仍將此事歸咎於「家長情緒化」或「當事人不理性」，而不正視整個制度的無力與怠惰，那麼未來類似事件仍將一再重演。讓我們從這次事件開始，重新檢視教育體制中「尊重、公平、安全」的基本價值，在制度上補破網，在文化上重塑共識。畢業典禮，不該成為遺憾的代名詞。

當一位老師，看到這起學習歷程檔案涉不實而導致多所醫學系取消錄取資格的事件，內心其實非常沉重。我想，這不只是個案的遺憾，更是一個讓全體教育界必須深思的時刻。我願意以一個關心學生、相信教育力量的老師角度，提出幾點誠懇的勸說與呼籲。一、學習歷程的核心是「誠實面對自己」學習歷程檔案，並不是一場包裝比賽，也不是一份行銷履歷，而是學生反思自己學習、累積經驗與成長的紀錄。它真實與否，並不是旁人看不出來，而是自己能不能問心無愧。若為了追求名校與競爭優勢而「潤飾」甚至「誤植」事實，或許一時得到掌聲，但終究會在某個節點上失去最重要的信任。我希望所有學生明白，誠實不是一種天真，而是一種力量。真正的學術與職涯，是建立在信任、責任與真實之上。二、對學生來說，這是一堂深刻的生命課這位學生能夠申請上四所頂尖醫學系，顯示他確實具備極高能力與條件。我們不應全然否定他的努力，但更希望他理解：這次事件，是對「成為怎樣的人」的一次提醒。道歉之後，重要的是怎麼面對未來。錯誤若能誠實承擔，教訓就能轉化為力量。我也相信，只要願意回頭檢視自己，這段經歷將成為他人生中寶貴的一課——比任何醫學獎項更重要。三、呼籲教育制度給予支持與修正機制我們也要反思：制度是否對學生提出了過高、過快的包裝壓力？是否每一份歷程檔案都有清楚的驗證機制？若沒有，未來是否能建立第三方查證、教師佐證與實體證明等更完善的配套？身為教育者，我們希望幫助學生被看見，也希望守住誠信的底線。讓每一位願意努力、誠實面對學習歷程的孩子，都不會被不公平的競爭方式所犧牲。結語：願這次事件，成為轉機而非終點我相信，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塑造完美的人，而在於陪伴人成為更誠實、更負責、更有勇氣的人。這起事件固然令人遺憾，但若能帶動更誠實的學習文化、更謹慎的制度改革，那麼它也將不只是失敗的標誌，而是我們教育體系邁向成熟的轉捩點。願我們都記得：誠信，永遠是通往真正成就的起點。

近日，監察院高層人員被媒體報導涉及「公器私用」的情形，引發社會熱議。雖然相關人員已公開說明並主動承擔責任，但這一事件仍值得我們深思：在法令已具體規定的情況下，為何仍時有公務資源使用不當的情形發生？這是否代表我們在制度之外，還需加強一層文化與觀念上的提醒？公務車是資源，更是一種信任政府配置公務車的本意，在於提升行政效率、因應突發任務或高風險勤務使用。它是公共資源的一環，也象徵著國家對該職務的信任與需求支援。因此，每一次的使用，都不應只是形式上的「調派」，而應是一份對公帑負責的自我要求。然而，若日常生活中出現將公務車用來辦理私人事務、接送家人或寵物的情形，即便使用者主觀上無惡意，仍會模糊了公與私的界線，長久下來，容易形成錯誤的示範效果。現行制度或有不明確處，應予以補強事實上，多數機關都有明文規定公務車之使用須符合「公務用途」，但在實務層面上，「公務」的定義有時並不夠具體，特別是在應酬行程、臨時交辦或「混合型」任務的情境下，易產生模糊地帶。在這些狀況下，若缺乏清楚的審核標準與紀錄制度，就容易讓管理流於彈性，進而造成社會觀感落差。制度應該是幫助使用者清楚知道何時可用、何時應避，而不是讓人在模糊中「見仁見智」。民眾期待的不只是規範，更是態度其實，社會之所以對這類事件特別敏感，並非針對某一位官員的行為，而是反映出人民對「公正」、「節制」、「公私分明」這些價值的期待。尤其在經濟資源有限、民眾生活壓力大的情況下，政府若能展現謙遜與節制的態度，反而能贏得更多認同。這也提醒我們，身處公職者不只是法令的遵守者，更是價值的傳遞者。以身作則，是對下屬最有效的教化；小事謹慎，是對制度最深刻的尊重。建議方向：從補制度到養文化為避免類似爭議再次發生，或可考慮以下幾點溫和務實的改革建議：強化使用規範的「案例指引」：以實際情境編製手冊，讓使用人清楚界定何為合宜、公允的使用。提升透明度與紀錄制度：建立電子派車系統與簡單公開查詢機制，避免誤用並強化自律。定期職務倫理教育與反思對話：讓中高階公務人員不只是被動守法，而是主動思考「我這樣做，是否合宜」。營造節制文化的正向示範：政府可主動表揚落實節制與自律的單位與個人，塑造清廉文化氛圍。結語：從制度開始，但不止於制度「公器私用」不是無可救藥的弊病，它更多時候是疏忽、習慣與觀念造成的行為偏差。政府若能以此為契機，透過制度補強、文化導入與教育深化，讓每位公職人員都能將「責任」、「謙遜」、「節制」內化為日常行為的準則，相信未來的施政不僅更有效率，也更能贏得民心。願我們的公共制度，在一次次的檢討中更加健全；願公務文化，在每一位公僕的日常選擇中，越來越令人信賴。

2025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修正案，總統府也於5月28日正式公布法令，新增「4+1」天國定假日。這項變革，為台灣的法定節日制度帶來重要轉折，不僅回應社會「還假於民」的訴求，也再度喚起國家對於歷史記憶、勞工權益與節奏治理的重新思考。首先，這是勞動權益歷經多年爭取後的具體進展。自2016年《勞基法》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以來，基層勞工與工會團體便不斷呼籲恢復假期。此次修法由藍白政黨主張「還假於民」，確立勞動節為全國共同休假，並新增小年夜、教師節、台灣光復節與行憲紀念日，象徵著國家對於勞工貢獻的實質肯定，也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念提供制度基礎。再者，新增節日具有高度歷史文化意涵，促進集體記憶重塑。9月28日教師節（孔子誕辰）強調教育與師道傳承；10月25日台灣光復暨古寧頭戰役紀念日，喚起國族與戰後歷史的記憶；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則肯定憲政價值與民主體制根基。透過國定假日的安排，政府實質參與塑造國民對「共同歷史時刻」的認知與重視，也為未來文化認同的對話奠定基礎。然而，此一改革亦將對產業運作與經濟結構帶來挑戰。行政院公開表示將「務實因應」假期新增對產業可能造成的成本增加、人力調度困難與排班壓力問題。尤其在製造業、服務業、醫療業等全年營運產業，將面臨薪資加倍支出與營運彈性壓縮，考驗政府與企業間的協商與配套機制。此外，如何與既有補班制度、彈性工時政策相容，也須在後續施行細則中明確釐清。值得深思的是，新增假日不應僅流於「放假政治」，而應同步強化社會教育與公共儀式。若孔子誕辰、行憲日等僅成為廉價休假日，卻未伴隨對價值的宣導與國家儀式的舉行，將淪為象徵空殼。政府應主動設計公共活動、鼓勵民間參與、媒體報導等，讓國定假日不只是放假的「空檔」，更是文化與制度價值的活化節點。結語：「4+1國定假日新制」不只是單純假期數字的變化，而是一場關於國家如何看待勞工、歷史與憲政價值的深層制度調整。在制度落實的同時，政府、企業與社會各界更須攜手合作，將休假制度轉化為提升生活品質、深化文化認同與促進社會整合的契機。唯有如此，這場法定假日的改革才能真正成為「還假於民」的進步象徵，而非短視近利的政治交易。

近日台中霧峰六股路發生一起「建商拆屋、居民提告毀損」事件，一名婦人僅因外出買菜回來，竟發現自己的房屋已遭拆除，引發社會強烈關注。建商強調已有拆除同意書，並未強拆，住戶則指控未獲合理通知與補償。事件背後所呈現的不僅是個案糾紛，而是台灣長期以來在土地權屬、地上物使用與居住保障之間，始終未能徹底釐清與改革的制度性困局。一、法律對土地與房屋權屬的模糊地帶：民間習慣與現代產權制度的斷層根據報導，霧峰這塊土地原為林姓家族所有，50多年前出租給佃農，佃農搭屋自住，地震後仍以提存方式交租。這類「未登記建物」與「口頭或習慣租約」在台灣農村及早期都市邊緣地區屢見不鮮，反映出台灣從傳統土地制度過渡到現代不動產法制過程中的歷史落差。雖然法理上，無建築執照、無產權登記之建物不具法律保護，拆除亦免申請執照，但當房屋早已成為居民實際長期居住、甚至納稅的憑藉，國家與業主是否就能僅以法律技術性手段，剝奪居民長年居住與生存的事實權利？這樣的處理方式雖合法，卻可能失去社會公平正義的支持。二、建商拆除行為是否符合程序正義？「合法但不合理」的執行困境建商主張拆除行為具備「拆除同意書」，但現場多戶屋主未搬離，甚至有人未接獲最終通知，屋主家中物品仍在，顯示協議仍存在爭議與落差。此種情況下強行進場拆除，無論法律上是否允許，都難免引發程序正義上的爭議，尤其在涉及基本居住權與人身財產損害時，社會觀感極為敏感。法律不是冰冷的命令執行工具，而應兼顧保障個人尊嚴與權益。若僅因「無建照」、「無產權登記」便可拆除人民長年自建的住所，未來只會讓更多邊緣居民陷入「合法驅離」的灰色危機。三、居民要求優先購買權：居住正義下的合理期待其中一位林姓婦人指出，她並非無理占地，只希望爭取優先購買權。這項訴求在居住正義與轉型正義的脈絡中，具有一定正當性。她繳納房屋稅多年，反映地方政府也默認其居住狀態，若地主出售土地與建商，是否有義務主動通知並提供「原住戶優先購買」的機會？事實上，許多國家在都市更新或公共土地釋出時，皆有設計「原住戶優先承購條款」與合理補償機制，確保住戶不因法規漏洞而成為現代發展的犧牲者。這是居住權與財產權之間的制度設計問題，不應再由個人來單獨承擔風險。四、政府角色不可退位：應成為調解者而非旁觀者面對此類開發衝突，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多抱持「依法行政」、「私人糾紛司法解決」的消極立場。然而，此案反映的不只是單一民事糾紛，更涉及城市發展中人民居住安全的保障問題。市府應立即介入調查拆除程序是否合法合規，提供法律諮詢與安置資源，並建立完整機制處理未登記建物、歷史使用權爭議與原住戶補償。若任由市場與建商主導，政府角色被動，將無助於建立公平、可持續的都市土地治理模式。結語：制度與人權之間，台灣不能再逃避改革霧峰拆屋事件是一場典型的「合法與正義的拉扯」。面對急速都市化與土地資本化的浪潮，人民的基本居住權與生存安全不該成為可被忽略的附屬品。政府、建商與原地主都應理解：不是所有房屋都有產權證書，但所有屋內的生命都有基本尊嚴。唯有正視制度漏洞、保障程序正義、建立完善的補償與對話機制，方能讓都市發展與居住正義共存，讓人民不再在外出買菜時，面對家園已被夷為平地的無助命運。

 高雄24歲謝姓女子因拒絕警方攔查，蛇行逃逸途中不幸自撞身亡，事件迅速引發輿論關注，家屬悲痛指控警方「追太緊釀禍」，並提告過失致死，讓本案陷入法律、情感與社會信任三重交織的矛盾場域。究竟警方執法是否失當？謝女拒檢原因成謎是否影響判斷？社會又該如何看待這類因執法引發的悲劇？此事件值得深入反思。一、執法過程是否妥當？警察職權與比例原則的界線根據警方說法，謝女接連闖紅燈，蛇行駕駛，警方在鳴笛廣播示意下仍未停車，因而依法追蹤。從法律角度來看，《警察職權行使法》授權警方對違規行為進行攔查，尤其在交通違規涉及公共安全之際，依法跟車本屬職責範圍。然而，家屬質疑警方「跟太近」，間接導致悲劇，則觸及執法的比例原則。警察是否有適當評估風險？是否有其他替代性手段（如車號追查）？這些都將是檢方調查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警方聲稱「未與機車接觸」，但在實際路況中，壓力和追蹤行為本身亦可能對騎士造成心理壓力或誤判，特別是對年輕、未經相關經驗者而言。因此，即使沒有肢體碰撞，是否構成「心理壓迫導致過失」仍有爭議空間。二、女子逃逸原因不明，打破社會對「違規者」的刻板印象令人不解的是，謝女沒有前科、無違禁品、持合法駕照，僅有微量酒精（0.09mg/L，低於法定酒駕標準），且據家屬說明，個性乖巧、工作穩定，社會形象正面，這樣一名「無理由逃逸者」的突然失控，讓外界難以理解。這反映出台灣社會在面對類似案件時，常預設「逃逸即有鬼」的標籤邏輯，其實可能忽視了當事人一時恐慌、不熟執法程序或過度反應等因素。這也突顯了執法過程中，如何在嚴正與柔性之間取得平衡，讓民眾在「配合檢查」與「害怕逃避」之間不致做出極端選擇。三、法律追責與情感訴求的落差：誰來安放家屬的哀痛？法律上是否構成「過失致死」需由檢察機關依據事證客觀判定，但家屬的痛苦與憤怒不容忽視。對他們而言，女兒本可安然回家卻命喪街頭，警方即使依法追車，也難免被視為悲劇的「導火線」。這類「執法與死亡」交會的個案，不僅是法律問題，也蘊含深層的信任危機。警方雖強調依法行事，卻仍有必要在制度上引入更多透明化與事後對話機制，降低警民之間的對立情緒。結語：在悲劇面前，我們更需制度與理解謝女之死是一起令人遺憾的個案，無論最終檢方是否起訴員警，這起事件都已再次提醒我們：執法行為雖合法，卻仍需考量比例、風險與社會觀感；民眾雖應配合警方，卻也需有足夠的教育與保障機制，免於誤判與恐慌。法律與情感之間，唯有制度透明、溝通充分，方能修補裂縫、重建信任，讓下一個路口不再成為生命終點。

2025年5月19日，新北市三峽區餘姓高齡駕駛在短短幾分鐘內連續肇事，造成3死15傷，令人震驚與悲痛。這起事故凸顯台灣對高齡駕駛安全性管理的嚴重不足，更應成為推動制度改革的契機。一、高齡駕駛的風險現實隨著人口高齡化，65歲以上長者持有駕照比例持續上升。儘管並非所有高齡駕駛都不適任，但根據研究與統計，高齡駕駛者因反應速度下降、視力與認知能力退化，發生事故的機率與肇事嚴重性顯著高於中壯年族群。此次事故的駕駛人餘姓男子已逾七旬，且早有撞上人行道、波及母嬰的前科，但5年來無任何強制複檢或駕駛限制，顯示現行制度對潛在高風險者放任自流，無法有效防堵類似悲劇重演。二、台灣高齡駕駛制度的缺口目前台灣對高齡駕駛的管理機制極為寬鬆，僅規定75歲以上須每3年重新換照並附健康檢查證明，但對70～74歲駕駛、或曾肇事者，並無強制性駕駛能力測試，也缺乏動態監測機制。與此相比，日本自2017年起對75歲以上駕駛實施「認知功能檢查」，若發現記憶力、判斷力有顯著退化，須通過嚴格道路測驗方能續駕。此種積極管理值得台灣借鏡。三、政策建議為了保障全民交通安全，尤其是兒童與行人弱勢族群，建議政府推動以下改革措施：65歲以上駕駛納入定期駕駛能力檢測制度，不僅健康檢查，更需涵蓋動態駕駛行為測試與認知評估。對有重大交通肇事紀錄者設「駕駛黑名單制度」，列管並需經醫療與駕駛專業評估，方可恢復駕照。試行高齡駕駛「上限駕駛年齡」與自願繳照獎勵政策，引導長者逐步退出高風險場域。推動智慧車輛輔助系統（ADAS）列為高齡駕駛者強制配備，提升安全防護層級。家屬通報制度法制化，當親屬察覺高齡者駕駛能力減退時，應可通報交通主管機關介入評估。四、結語車禍奪走的不僅是三條年幼的生命，也震碎了一個個家庭。高齡駕駛並非原罪，但國家制度若繼續缺乏應對能力，將是全體社會共同的失職。此刻，是正視問題、重建高齡駕駛管理機制的關鍵時刻。

台灣正式逐步進入「無核家園」狀態，第三核能發電廠最後一部機組除役，結束了超過50年的核電運轉歷史。這個象徵性的時刻，對外顯示民進黨政府長期反核政策的落實，但對內卻引發了更深層次的能源安全、產業發展與地緣政治考量，尤其當總統賴清德首度鬆口「不排除新式核能」後，台灣的能源路線是否會出現結構性的政策轉向？一、能源轉型與現實瓶頸蔡英文政府於2016年上台後，推動2025非核家園政策，規劃以「天然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作為替代方案。然而，截至2024年，台灣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僅約11%，距離目標仍有明顯落差。風電與光電在推動過程中遇上環境評估、土地爭議與建置成本上升等難題，部分燃氣機組則尚未商轉，讓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屢遭質疑。同時，台灣產業用電快速飆升，尤其以台積電為代表的半導體業，成為新世代「電力吞噬者」，預計2030年可能佔台灣總用電量近1/4。在國際供應鏈的敏感與高耗能需求下，電力穩定已非單純民生問題，更是國安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二、民意轉變與非核信仰鬆動歷經2011年福島核災後的高峰反核浪潮，「非核家園」曾是全民共識。但中央研究院與其他機構的調查顯示，近年台灣社會對核能態度明顯鬆動，支持核能者已逾六成。這一趨勢不僅體現在泛藍支持者中，甚至部分民進黨支持者也開始傾向於接受核能作為穩定電源的選項。此一轉變，除受產業與氣候變遷壓力影響，亦與近年兩次大規模停電事件、再生能源進展不如預期，以及國際多國重啟核電的風潮有關。英國、韓國、日本皆出現政策回擁核能的現象，台灣也難以置身事外。三、美國壓力與地緣政治考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近年頻頻對台施加「軟性壓力」，希望其重啟核電或導入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美方官員多次公開表示願協助台灣解決核能技術與核廢料問題，顯示美國視核能為台灣維持戰時能源獨立、防堵中國封鎖風險的一環。這樣的背後不僅是地緣戰略，更有商業利益考量。美國近年積極推動SMR技術出口，以鞏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若台灣接受此類新技術，勢必深化與美國的能源與科技依賴關係，也使台灣能源自主性受到關注。四、新式核能是解方還是爭議延伸？SMR作為下一代核能選項，在建造成本、模組靈活性及安全性上受到矚目。但目前尚未有實際商轉案例，技術成熟度與燃料供應穩定性仍待驗證。更關鍵的是，即使技術解決了，核廢料處置問題仍無法迴避。目前台灣高階核廢料仍無最終處置場，低階核廢料暫存蘭嶼與核電廠內部多年，引發地方居民長期不滿。若未能先解決核廢料問題，即便社會接受新式核能，也恐怕無法順利推動。五、從專業技術到民主參與的轉型思維過去核能政策多為國家主導，欠缺民主溝通與在地共識。學者與公民團體指出，未來若考慮核能重啟，必須加強社區參與與資訊透明，讓人民有實質決定權。「非核家園」不該只是政治標語，而應是公共參與與風險管理的實踐結果。在全球能源轉型尚未定型之際，台灣是否要引入新式核能，不能僅靠政黨輪替或產業壓力，而需凝聚社會跨世代的共識與監督機制。結語核電議題再度成為台灣公共政策的焦點，顯示能源議題不僅是技術選擇，更是國安、產業與民主治理的交匯點。無論未來是否引入SMR或其他核能形式，台灣必須面對「能源現實」與「民意變遷」的雙重壓力。而如何在風險與責任之間做出選擇，將是台灣社會智慧與制度韌性的試煉。

在紛亂的邊境線上，歷史的陰影與仇恨的痕跡從未淡去。印度與巴基斯坦，這兩個擁有共同文化淵源的鄰國，卻因克什米爾這塊土地的主權爭議，多年來糾纏於硝煙與傷痛之中。從言語交鋒到槍火對峙，和平似乎總是隔著一層厚重的歷史迷霧，遙不可及。然而，在這段劍拔弩張的對峙之後，一道曙光悄然穿透雲層。巴基斯坦副總理達爾宣布，雙方已同意立即停火，並隨即重開領空。這一舉動，不僅象徵著戰火的暫歇，更是一種理性與智慧的展現。世界終於看到兩個主權國家選擇了克制而非衝突，對話而非對抗。這一刻，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社群網站上留言：「祝賀這兩個國家展現了常識和偉大的智慧。」此言或許帶有政治語氣，但其中所強調的，正是此刻最難能可貴的東西——常識與智慧。在動輒升溫的區域衝突中，能放下仇怨，選擇停火，是一種超越軍力的勇氣。和平不是一紙協議可以輕易定義，它需要勇敢的人在歷史的烈焰中，用理性澆熄怒火。停火，或許只是暫時，但它是未來對話的起點，是人民免於顫抖與不安的一線希望。每一次停火，都是對戰爭的一次抵抗；每一次讓步，都是對人性的一次信任。國際社會期盼這樣的智慧不只是短暫的策略，而是成為持久和平的橋梁。因為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最堅固的堡壘，從來不是導彈與戰機，而是人們願意對話的心與決定放下武器的手。願這次的停火，不只是沉默的片刻，而是一場真正和平的開始。你我都明白，和平之路，從不容易，但正因如此，它才如此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