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季宏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網紅「館長」陳之漢在網路直播中喊出「斬首總統」，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爭議。事件迅速觸動社會對言論自由與公共安全界線的討論。總統賴清德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均明確表態，台灣社會需要的是愛心與團結，而非仇恨與暴力，且政府將依法提出制裁。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們，言論自由雖為憲法保障，但並非無限，涉及威脅國家元首或煽動暴力的言行，必須受到法律規範。首先，這起事件凸顯「言論自由與刑法責任」的界線問題。憲法保障公民自由表達意見，但此自由並不包括威脅他人生命或公共安全的行為。刑法明文規定恐嚇危害安全、煽動他人犯罪等行為均屬刑事責任範疇。當網紅或公眾人物利用社群媒體發表涉及暴力或威脅國家元首的言論時，其影響力遠超一般個人，可能對社會秩序與公眾心理造成實質威脅，因此法律介入具有必要性與正當性。其次，事件反映社會倫理與公眾責任的重要性。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基石，但公共人物更應考量其言論的社會效應。公眾人物透過直播或社群媒體發聲，擁有巨大影響力，一旦散播仇恨或暴力訊息，不僅可能引發模仿行為，也會破壞社會共識與民眾安全感。賴清德總統提出「愛心、團結非仇恨與暴力」的呼籲，正是提醒社會大眾，公共討論應在尊重法律與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進行。最後，這起事件也提醒我們，數位時代的言論監管與教育不可或缺。除了法律制裁，社會應加強對網路言論責任的教育，強化公民意識，讓個人理解言語的力量與界線；同時，政府與平台也應建立快速通報與防範機制，避免暴力或恐嚇言論擴散。陳之漢喊斬首總統事件警示社會：言論自由固然重要，但自由的行使必須兼顧法律、倫理與公共安全。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而公眾人物更應以身作則，將自由行使建立在責任與理性之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兼顧民主價值與社會安全，避免仇恨言論破壞公共秩序與社會信任。 

近日，苗栗市發生一起令人震驚的隨機傷人事件，48歲邱姓男子持刀砍傷2名國小女童及一名中年男子。令人關注的是，這名男子曾在10年前犯下同類案件，出獄僅半年便再次犯案。行政院長與衛福部長均坦言，現行社會安全網存在漏洞，追蹤期間曾有數次無法順利接觸個案的情況。此事件不僅帶給社會恐慌，也揭示我國對高風險個案追蹤與輔導制度仍有改進空間。首先，這起案件凸顯「出獄即追蹤」制度的落差。根據衛福部資料，該男子在3月23日出獄，3月28日才正式由毒品防治中心接案，中間有五天的落差。雖然後續有10次家訪與聯絡，但期間仍出現無法接觸的空窗期，顯示追蹤制度在高風險期仍存在漏洞。其次，過去的毒品使用紀錄與行為異常雖被掌握，但現行制度對個案行為面變化的監測與預警仍不足，導致潛在風險未能完全預防。從政策角度而言，這起事件提醒我們，社會安全網的設計應超越單一的毒品戒治或心理輔導，需結合跨部會的整合機制：包括刑後追蹤、心理健康支持、社區監控以及家庭與社會資源協作。尤其對有高重犯風險的個案，應建立「無縫接觸」機制，縮短出獄與接案之間的時間落差，並在追蹤期間保持高頻度、多樣化的聯絡方式。此外，社會安全網的強化也需兼顧社區層面的教育與防護措施。透過學校、社區、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合作，建立多層防護網，例如學童安全教育、社區巡守、快速通報與危險預警系統等，既可減少類似事件發生，也能提升民眾的安全感。總結而言，苗栗事件是對我國社會安全網的一次警鐘。制度設計上，應檢討出獄高風險個案的追蹤時效、接觸頻率以及跨部會整合能力；社區層面，則需加強防護與預警機制。唯有制度與社區雙管齊下，才能真正讓民眾安居樂業，避免恐懼再次籠罩生活。

花蓮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後，數萬名志工與居民投入復原工作。然而，災區餐食供應一度陷入混亂，「便當之亂」讓志工與弱勢民眾的基本溫飽成為問題，引發社會關注與民怨。面對困境，中央政府果斷介入，由農糧署每日供應熱食，並透過國軍與志工協助分送至災區各定點，尤其涵蓋先前傳出長者未領到便當的大同村，展現政府積極補位、守護民生的決心。這次中央的行動值得肯定：一、即時應變，保障救災效率。 第一線救災人員與志工需要充足體力投入工作，中央接手餐食供應，讓志工可以安心工作，減少後勤困擾。二、精準分配，確保弱勢不缺席。 設立三大定點、明確發放時間，並兼顧長者與偏遠部落需求，展現政府對災民與志工的細心照顧。三、鼓舞民心，彰顯團結力量。 在災難面前，中央、地方與民間力量共同合作，讓災區民眾與志工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互助精神，也鼓舞更多公民投入救援。災害救援不只是清理與重建，更是守護人心與生活尊嚴的行動。中央及相關單位的迅速介入，讓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的韌性與關懷，也提醒每一位民眾，災害面前，團結與行動力是最有力的支持。願災區居民早日回到平安生活，志工朋友們也能安全順利完成救援工作。

 近日，輝達創辦人黃仁勳短暫訪台，引起外界廣泛關注。除了感謝台積電在AI晶片試產上的支持，更有傳言認為此行隱含美方對台積電的施壓意圖。無論傳言真實與否，這些訊息都再次凸顯：台灣在國際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地位，已使我們的企業和社會成為大國角力的一部分。一、台積電的全球角色台積電在先進製程上的領先地位，使其成為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美國官員公開表示「台灣主宰晶片產業帶來國安風險」，其實反映了矛盾心態：既深度依賴，又擔憂集中。這不是單純的商業問題，而是戰略資源分配的拉鋸。二、黃仁勳訪台的意涵黃仁勳以企業家的身份訪台，卻被外界解讀為「信使角色」，這顯示科技巨頭往往同時扮演市場參與者與政策協調者。無論是否真有「傳話」任務，這趟行程的象徵性已經存在：科技合作不再只是企業間的技術對接，而是與國家戰略密切相關。三、台積電的挑戰面對美方希望企業「更多貢獻」的期待，台積電必須平衡不同層面：對股東的責任：企業經營必須維持獨立性與財務健全。對產業的穩定：過度受制於單一市場，恐削弱供應鏈韌性。對國家的意義：台積電不只是公司，也是台灣經濟與國際地位的象徵。這些責任與挑戰，讓台積電的決策不僅是商業判斷，更牽動台灣社會整體利益。四、建議與思考方向持續強化自主研發：確保技術核心仍牢牢掌握在台灣手中。推動多邊合作：與歐洲、日本及其他友好國家加強供應鏈連結，避免單一依賴。政府與企業協作：建立「科技外交」策略，讓台積電的地位成為談判籌碼，而非壓力來源。五、結語黃仁勳的「閃電來台」雖短暫，卻再次提醒我們：台積電不僅是護國神山，更是國際角力場中的核心角色。如何在保持競爭力的同時，兼顧企業獨立與國家利益，是台灣必須以智慧與耐心面對的課題。 

「高鐵延伸宜蘭」計畫通過環評大會，象徵著宜蘭交通建設邁入新的階段。此一規劃不僅能縮短城際通勤時間，更能將宜蘭納入「一日生活圈」，對地方發展與居民生活便利性有重要意義。首先，必須肯定規劃單位與環評委員會長時間的審慎討論，將路線調整避開翡翠水庫集水區、要求土方暫置規劃、造林補償不得納入碳權申報等，顯示對生態與環境風險的重視。這些具體要求能減少工程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也回應社會對環境永續的期待。其次，鐵道局強調「高鐵與台鐵是互補，而非競爭」，這點十分關鍵。若僅依賴單一運具，將容易造成壓力與瓶頸；透過雙鐵整合、接駁與分流，不僅能提升公共運輸效率，也能兼顧不同層級旅運需求。例如，台鐵可服務中短途與在地通勤，高鐵則承擔跨區快速連結，雙方互補發展，更能提升整體軌道運輸的韌性。然而，本案仍有幾點值得持續關注：在地溝通機制──許多委員指出公聽會溝通不足，未來仍需加強資訊透明，避免居民對土地徵收、環境影響產生疑慮。土地利用與都市計畫──車站專用區與特定區規劃涉及住宅、商業等空間布局，須與地方發展願景協調一致，避免淪為單純的開發區。接駁與運輸整合──「無縫接軌」的接駁計畫將是決勝關鍵。若未能有效串接在地公車、台鐵、客運甚至自行車動線，高鐵效益將大打折扣。整體而言，高鐵延伸宜蘭在環評通過後，已邁出重要一步，但後續能否兼顧環境永續、地方發展與交通整合，才是能否真正造福居民、提升全國交通網絡的關鍵。 

近日，藝人沈玉琳因罹患白血病（血癌）而住進三總加護病房，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在經歷外界各種傳聞後，他先後三度發文澄清，除了公開自己病情的真相，也針對「為何從三總轉到台大醫院」做出說明，強調三總第一時間就診斷出病因，並表示目前在台大的治療情況順利，且沒有特別副作用。這件事值得從兩個層面思考。一、名人公開病情的影響力與責任名人的健康狀況常牽動媒體和大眾情緒，但同時也容易引發謠言與過度揣測。沈玉琳選擇主動發聲，澄清醫療事實，既保護了自身的名譽，也避免了錯誤資訊擴散。這種透明度，不僅是對粉絲與社會的尊重，也是對醫療專業的信任。當名人願意正面面對疾病，並以正向態度公開抗病過程，能為許多同樣面臨病痛的人帶來勇氣與信心。二、醫療轉院與專業分工的正確理解在台灣，許多重大疾病患者會依病情需要轉院，尋求最合適的醫療資源與專科權威。這並非否定原本醫院的專業，而是基於醫療分工與個案需求的安排。沈玉琳明確指出，三總第一時間就正確診斷病情，之後轉至台大是為了配合血液腫瘤領域的權威醫師，這正是醫療資源靈活調度的良好示範，也提醒社會大眾，轉院不等於「醫院能力不足」，而是病患與醫療團隊為康復做出的最適化選擇。個人觀點整理疾病無國界、無階級之分，面對病痛，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沈玉琳用「生命鬥士」的姿態告訴我們，面對重大病症，早期診斷、正確治療與心態調整同等重要。社會應少一些猜測與誤解，多一些對病患的支持與對醫療專業的信任。

美國總統川普於7月31日簽署行政命令，針對多國實施修正後的「對等關稅」，台灣被列入暫時性20%稅率，明顯高於日本、韓國的15%。總統賴清德隨即召開記者會，強調這並非最終稅率，台美尚未完成總結會議，仍會爭取更有利條件。儘管政府展現了積極應對與談判意志，但此次事件也凸顯出台灣經貿體系的脆弱與對美依賴的風險。首先，對等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懲罰性手段，用以修正美方所認定的貿易失衡。台灣雖與美國貿易密切，亦致力於擴展半導體與高科技合作，但在全球供應鏈再重組與地緣政治激烈的當下，單靠技術磋商與單點談判，恐難以抵擋整體戰略壓力。尤其，川普政府採取的是一種「先懲後談」的貿易談判邏輯，台灣應有更清醒的政治現實判斷與前置準備。其次，特別條例編列930億元因應預算，固然能在短期內緩衝中小企業的壓力，但若無法有效導引產業升級與市場多元化，仍屬治標不治本。政府若僅將關稅視為外交或談判問題，未能同步強化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轉型與出口多角化政策，將使產業長期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此外，台灣近年來雖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但對美出口仍高度集中在資通訊與電子零組件。如何利用此波壓力，轉化為與美談判整體經濟合作協議（如FTA）或加入區域經貿架構（如IPEF）的籌碼，才是台灣真正應該布局的大戰略。最後，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此次展現團隊合作與即時回應能力，尤其談判團隊與行政院密切配合，反映出台灣政治體制運作效率。然而，在國際貿易戰爭愈演愈烈的時代，真正的韌性不在於「快速止血」，而是能否「轉危為機」，建立更具自主性與多元韌性的經濟體系。20%不是終點，更不該是下個困境的開始。政府除了續戰談判，更須重新審視台灣對外貿易政策的整體架構與風險因應機制，才能真正走出困局，立足世界。

近來多起違反保護令事件接連發生，引發社會對「保護令」實質效力的質疑。例如屏東東港張姓男子無視法院核發的保護令，不僅持刀恐嚇妻子親屬，更強行拖拉妻子返家並開車撞人，最終遭屏東地方法院裁定羈押。此案再次突顯出：法律的存在是否等於安全的保障？保護令，究竟「保」得了什麼？保護令作為《家庭暴力防治法》下的重要制度設計，原意在於為受暴者築起一道法律防線，使其免於加害人繼續接近、騷擾、施暴，藉此爭取法律介入處理與安全喘息空間。理論上，它是極具進步意義的工具；然而，在實務運作中，卻面臨三大挑戰：一、執行力不足，令紙上防線成空談法律命令再清晰，若無警力資源與機制即時因應，就難以在第一時間阻斷加害人攻擊。許多受害人即使持有保護令，仍得「提心吊膽」地生活。部分地方警政單位反應時間延遲、保護令資訊流通不即時，讓保護令淪為「形式正義」。二、加害人漠視法令，無視法律後果部分加害人視法律如無物，即使明知行為違法仍選擇鋌而走險。此類「反覆違反保護令」的行為人，往往存在控制慾強、缺乏界限感，甚至有精神或情緒問題，單憑書面命令難以有效遏止其行動。三、制度配套不足，忽略高風險預警現行保護令核發雖程序完整，惟對「高風險者」預警與追蹤機制尚不完善。例如，加害人是否持有危險物品、有無前科、是否有自殺或殺人意圖，這些資料往往未整合納入處遇考量，也少有跨機關的即時聯防。然而，我們不該因此全盤否定保護令的價值。它的存在仍是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呼籲政府與社會共同補強以下措施：強化即時通報與高風險通報機制：建立「高風險加害人資料庫」，供警方優先監控與回應。提升執法機關處理保護令案件的即時性與主動性：如專責警員定期關懷受保護人。多機關聯防介入制度：整合社政、衛政、心理專業資源，在保護令核發後即介入協助。推動電子監控技術（如電子腳鐐）：對於嚴重違反保護令、反覆施暴者採行科技輔助監管。保護令不該是「寫給法院看的紙」，而應是受害者走向安全生活的開始。唯有落實執行、提升應變與建立預警，我們才能讓法令「真的保護人」，而非在悲劇之後才反思它「保不保得住」。

近日，中國少林寺住持釋永信再度登上輿論浪頭，這一次不再是因為商業成就或國際曝光，而是因為遭官方證實涉及刑事犯罪，包括包養女學生、育有私生子、挪用資金、侵占寺產等多項重大違法與違戒行為。這場醜聞不僅撕開了佛門清修的虛假面具，也暴露出宗教治理與監督制度的深層敗壞。釋永信長年以「網紅方丈」形象活躍於媒體與商界，打造出一座價值數十億的少林王國，並推動寺院高度商業化。他穿名牌、開豪車、住豪宅，甚至一度企圖將少林寺推向股票上市，讓宗教信仰商品化、企業化，早已招致外界質疑。然而，真正令人憤慨的，並非其經營手腕，而是其對戒律的踐踏與對信徒信任的背叛。佛門戒律明文禁止淫戒、貪財、妄語，釋永信卻被指與多名女性有染、私生子遍布，並長期透過寺院資源為私利服務。早在十多年前，已有弟子實名檢舉其私生活混亂與資產轉移行徑，甚至提供多項證據，卻被宗教主管單位以「證據不足」草草結案，令人質疑其中是否存有「高層庇護」、「關係打點」等黑幕。直到今日，官方終於啟動調查，民間卻無不憤怒反問：這些荒謬與腐敗的事實，早就是公開的秘密，為何容忍至今？又有多少所謂「宗教名人」正藏在袈裟與法號之下，行苟且之事、謀非法之財？宗教的存在，原本應是淨化人心、引領眾生的力量。然而當制度失靈、監督失守，宗教便易淪為權貴操弄與利益集團的庇護所。少林寺事件不僅重創了佛教形象，更是對整體宗教誠信的警鐘。政府與宗教界應從此案深刻反省，儘速推動宗教財產透明化、領袖行為審查與信徒申訴機制，避免再讓「假和尚、真商人」繼續敗壞信仰根基。我們需要的，是清淨法門，而非假借神佛之名行權色錢之實的腐敗戲碼。

7月26日的「大罷免」投票結果揭曉，24位國民黨立委全數過關，一票未倒，成為台灣政治史上罕見的罷免挫敗事件。面對這場「大槓龜」，民進黨與罷免團體勢必得進行一次深層反省：民意為何不買單？制度是否遭誤用？下一步應何去何從？一、罷免制度的界線：公義工具不應淪為鬥爭武器《憲法》賦予人民罷免公職的權利，目的在於「監督不適任者」，而非「報復異己者」。此次罷免案遍及北中南、幾無個別違法失職事證，多屬政黨對立衝突的延伸。選民自然會質疑：這是制度保障，還是政治操作？罷免若變成選後「第三輪投票」，不僅消耗社會信任，更將讓選民對制度冷感。二、民意不支持的訊號：不是不怒，而是不認同本次24席全數過關的結果，顯示出絕大多數選民並未支持這場罷免動員。不是因為社會沒有對國會表現的不滿，而是因為「罷免不等於改革」。罷免成為政治情緒的出口，但人民更在意實質改變——立法品質、生活經濟、司法改革、居住正義。罷免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掩蓋更迫切的改革議題。三、民進黨與罷免團體的反省：情緒動員有其限度從政黨角度觀察，民進黨支持的這場群眾罷免運動，雖然有其「組織動員能量」，卻在主流民意面前潰不成軍。賴總統上任後接連面對國會改革挫敗，內外交逼，的確易燃起基層憤怒，但若僅停留在「仇恨輸出」與「罷免報復」，只會消耗黨的執政正當性與民眾信任。四、下一步的民主正道：大和解、大改革、大責任如游盈隆所言，台灣政治不能永遠停留在對立與報復的循環中，罷免不是終點，而是一次全民對「對立政治」說不的公投。未來的台灣應回歸「大和解、大聯合、大改革」的正軌。執政黨應放下動員情緒，聚焦施政改革與民生困境；在野黨不應僥倖得利，而應從中吸取教訓，避免自滿；全民社會應珍惜民主制度的價值，不讓制度變成操弄工具。結語：政治的高度，不在於能否打倒對手，而在於能否解決問題。此次罷免失利，不應成為「誰輸誰贏」的比賽，而應是全民重新思考「我們該用什麼方式前進」的契機。用選票改革制度，用制度保障公平，才是民主最值得驕傲的樣貌。

丹娜絲颱風罕見由西側逼近，並直撲中部地區登陸，這樣的現象過去數十年來幾乎未見。當許多民眾仍將注意力集中在東部與南部，這場深夜來襲的風雨，卻狠狠提醒台灣——極端氣候已不再只是科學詞彙，而是身邊即時上演的現實挑戰。氣象專家指出，颱風「偏西走」、「西部登陸」並非首次，但強度、中部首登陸加上暴風圈籠罩西半部，形成明顯對比。西部城市基礎設施密集、人口稠密，若無法即時預警與有效應變，風災造成的損害將更難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颱風警報發布後，部分縣市迅速宣布停班停課，但北部都會區卻選擇「照常上班上課」，形成防災資訊落差與公眾困惑。每一次自然災害，都是對地方政府決策機制與民眾防災意識的考驗。此次丹娜絲颱風也揭示了地方差異下的防災脆弱點：澎湖風速驚人、雲嘉南沿海陣風頻傳、山區雨勢猛烈，不少民眾臨時搶救門窗、沙包加固。這種「事到臨頭才準備」的現象，仍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弱點。媒體觀察指出，面對颱風行徑不穩與氣候變遷趨勢，台灣的防災策略需加快升級，包括區域化預警系統、分級停課機制、離島與偏鄉基礎韌性補強，以及更透明一致的災情通報平台。颱風不會等人，天氣不講情面。唯有在平時建立起更健全的資訊傳遞網與行動應變能力，台灣才能從「風來了才怕」的心理，走向真正防災自主的社會。 

最近，台中豐原一戶人家，五條寶貴的生命在一夜之間凋零，疑似源於一場「黃金投資」詐騙引發的絕望。這樣的新聞，不只令人震驚，更讓人心碎。當「穩賺不賠」成為詐騙集團的誘餌，當一個家庭辛苦積攢的資產化為泡影，甚至連活下去的勇氣也被奪走，我們不得不問：我們的社會，怎麼了？在同一天，台中另一個角落，一名57歲的董姓婦人，也幾乎踏上同樣的道路。她在銀行準備領出25萬元，準備匯款到「買虛擬貨幣投資黃金」的指定帳戶。幸好，細心的行員與機警的警員聯手攔阻，才阻止了另一場可能的災難。這兩個案例，一悲一喜，一失一得，反映的是同樣的問題：詐騙集團正以「投資」為名，悄悄進入每個家庭，特別是那些對財務安全感不足、渴望改善生活的人。許多受害者並不是貪心，而是太相信「有朋友推薦」、「有專家帶領」、「看起來都是真的」。這些LINE群組、話術名師、假證照平台，全都在設計一個精密的陷阱，讓人在不知不覺間，把一生的心血都交出去。更可怕的是，當他們醒悟時，往往已無退路。沒人能保證投資一定賺錢，但詐騙卻幾乎保證你「一定賠到底」。這時候，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法律與宣導，更需要彼此的關懷與提醒。當你聽到親友說有「穩賺不賠的黃金投資」，請不要冷眼旁觀，請拉他一把。當社會上有一個家庭因此走上絕路，這不只是他們家的事，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警訊。也希望政府、媒體、金融機構、社群平台，都能負起更多責任：讓假的老師講不出話、讓假的群組被即時封鎖、讓警察和行員能即時伸出手。這不只是反詐騙，更是救人於絕境的希望工程。千萬別讓投資的希望，變成毀滅的火焰。每一個人的警覺與提醒，也許就是下一個家庭的救命繩索。

桃園龜山近日驚傳毒品嫌犯拒檢後高速逃逸，沿途逆向、闖紅燈、撞機車與轎車，最終車輛自撞鐵門後駕駛骨折逃逸3公里，警方全程追捕才將駕駛與車上藏毒乘客制伏。令人膽寒的是，這並非電影劇情，而是發生在你我生活城市裡的真實危機。根據報導，這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車上藏毒」，駕駛為逃避查緝竟不惜撞人撞車，猶如失控武器般在道路上橫衝直撞，最後仍無法逃過法網。然而，若民眾或無辜騎士在追逐過程中喪命，這就不只是毒品犯罪，更是制度防線的失靈。我提出以下三點呼籲與建議：一、強化違規車輛資料即時查核與聯防機制現行路檢雖以目視與臨檢為主，但警方應升級「智慧警巡」制度，擴大建置違規熱點與逃逸車牌快速通報系統（LPR影像比對），讓每一次攔查都能與毒品熱區情報即時串聯，提高預警力。二、毒品使用者須納入公共風險管理體系毒品不僅是衛生問題，更是潛在暴力風險因子。應參照美、日模式，對有違規吸毒紀錄者建立交通安全風險資料庫，與其駕駛行為做交叉風險評估，必要時應限制其駕照或定期強制複檢。三、全面強化警察高速追逐規範與事故責任歸屬處理拒檢追車事件時有所聞，但每一次追逐都伴隨高風險。政府應檢討高速追車SOP（是否啟動、何時放棄追捕）、設置即時阻截措施、以及事故發生時的責任界定，確保執法正當與民眾安全兩者兼顧。這次兩嫌已遭查獲，但城市不能總在危機後才處理後果。若我們不從制度層面強化預防與風險控管，下一次受傷的，可能就是無辜的你我。

台中市21歲黃姓青年，因未報戶口、無法就學、沒有醫療紀錄，從小活在制度邊緣。今年2月被父親趕出家門、露宿街頭撿回收，直到被北屯區里長發現並報案，社會輿論才意識到「這樣的人，竟然存在於我們自稱安全網完善的台灣社會」。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孩子，怎麼可能從出生一路隱形到成年，沒有戶口、沒有學籍，竟未被任何體制發現？一、戶政與教育體系的聯動失靈，是根源之始這名青年有出生證明，卻未被報戶口，未接受義務教育，未打預防針，長年無社會身份。父親說「不知道怎麼報戶口」，這不僅反映其教育落差，更揭示出我國戶政系統對於非典型家庭、跨國婚姻、單親家庭的行政協助明顯不足。教育體系與戶政應早有聯動機制，追蹤6歲入學前的學齡孩童是否已登記入學，或從醫療端接軌疫苗紀錄判別「隱形兒童」——但顯然在此案中，整整缺席21年。二、移工子女保障機制的空白該青年母親為東南亞籍外籍移工，早年離去後即失聯。這樣的案例在台灣並不少見，卻始終處於「非典型」、「無登記」而遭邊緣化。移工子女若未納入正式戶籍、就學、醫療系統，其生存將完全仰賴個人與家庭資源，一旦家庭支持崩解，社會完全無從介入。這說明，我國尚未建構針對外籍配偶、非婚生子女與失聯移工子女的完整政策配套，也無跨部會預警系統。三、社會安全網的盲區與「沒人看到的孩子」這位青年從未求助、從未就學，長年被關在家中、無社交網絡。直到被趕出家門才有鄰里發現其存在。這不只是家庭功能失調，更是社會安全網「靠被動通報、沒有主動探測」的代價。一個孩子如果從來沒有被學校、醫院、社會機構接觸過，那他根本就是系統之外的人——這樣的制度漏洞，我們能再容許多少次？四、責任不是追懲，而是修補未來的制度裂縫如今市府與社會局啟動跨局處協助，社工安排親子鑑定、辦理認領與補報戶籍，並計畫提供補教資源與就業輔導，這是必要且值得肯定的補救作為。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個案不能再靠「里長發現」或「偶然被趕出來」才浮出水面。這起事件應成為全國戶政、教育、移民署、衛生局等跨機關合作的改革契機，建立預警系統、修法補漏洞，特別針對：未報戶口者與無籍子女的主動追蹤協助移工配偶與非婚子女的通報與支持服務國民義務教育系統與戶政資料的比對預警地方社會安全網如何主動識別高風險家庭結語：隱形的孩子，不能再等待下一個奇蹟這位青年或許終將能取得身份、完成補救，但台灣還有多少無聲者，正活在體制縫隙、沒人看見的角落？制度不能只在媒體聚光燈下運作，我們必須用政策與法律，讓每個孩子出生那一刻，就被這個社會看見、承認、保護。

財團繼承人王文洋「包養產子」事件再度引發熱議。據報導，某30多歲女子透過前媒體高層介紹後與王文洋發生親密關係，並產下一子，卻僅獲得200萬元。臉書粉專「雷丘律師」以戲謔語句評論：「只給200萬元，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引來大量轉載與討論。乍看是八卦花邊，其實這正是一場結合權力、性別、媒體與階級現實的社會現形記。權力關係下的私密交易，真能「無涉公益」？王文洋透過律師發表聲明，強調此為「個人隱私」，不具「社會公益性」。但事實是，當一名企業大老、財團繼承人，利用其社經地位與資源，與明顯社會地位懸殊的女子建立親密關係，甚至牽涉媒體牽線與金錢安排時，這就不再是單純的「私德」問題。反之，這正是公共議題——牽涉女性在不對等權力關係中是否真正擁有選擇權與協商能力，也挑戰了我們對「私領域」與「公眾人物行為責任」的界線想像。從包養到控訴：女性的困局與媒體的雙面刃當交易關係破裂或補償不符期待時，許多女性可能轉向媒體或社群曝光，尋求公評或新談判籌碼。這種做法固然不一定正當，但也是對無保障關係下的反射行為，反映出台灣社會對「親密關係中的不對等」缺乏法律與制度支撐。媒體此時若僅止於消費「八卦化的慾望」，而未深入剖析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性別議題，便無異於成為特權階層的遮羞布，同時消磨了輿論場的公共價值。「只值200萬」的階級幽默，映照群眾無力感網路上不少人以「太便宜了」、「不如去當小模」、「養孩子划不來」等語言調侃，這種被稱為「階級幽默」的語彙，其實揭露出底層對金權階級的不滿與無奈的心理轉移。一方面譏諷女性失策，一方面也對富豪毫不手軟的金錢交易感到憤恨。這類語言雖表面幽默，實則潛藏著對女性的羞辱與對階級不公的無聲控訴——也提醒我們：當情慾、金錢與育兒被物化成「交易條件」，無論富人或弱勢，終究都會失去人性與尊嚴。結語：不是貧窮限制了想像，而是現實禁錮了公義這場看似荒誕的風波，絕非只是「誰與誰的八卦」，它逼我們面對何謂倫理底線？媒體應扮演什麼角色？女性如何擁有自決與保障？社會如何平衡權力與私德？比起「貧窮限制了想像」，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是否已習慣了特權可以無限操弄情感與責任，而無需承擔應有的對等義務。若社會只留下訕笑與冷眼，那麼被限制的，或許不只是想像，而是我們共同追求正義與尊嚴的能力。

2025年6月12日，印度航空一架原定飛往倫敦的波音787-8夢幻客機，起飛不久後在阿默達巴德機場附近墜毀，造成嚴重死傷。根據最新消息，機上242人中僅尋獲2人生還，其餘包含機組人員與乘客均罹難，且墜毀地點波及住宅區，地面亦有人不幸喪生。這是一場空前災難，更是一則全球關注的警訊。首先，這是一場人道悲劇。無數家庭因為這場墜機事件在一夕之間破碎，遺體焦黑難辨，哀痛難以言喻。生還者的奇蹟雖令人欣慰，但也凸顯整體應變與通報系統亟待檢討。對於罹難者與家屬，全球社會都應展現最大程度的關懷與支援，包括心理重建、法律協助與善後保障。其次，這是一場航空安全的反思。波音787系列為當代先進機型，墜機原因至今尚未明朗，卻再度引發對機械、維修、人為操作與航空管理流程的質疑。全球航空業在疫情後復甦之際，是否仍能保持最高規格的維修標準與飛行紀律，是當下各國應嚴肅面對的課題。第三，這是一場制度與應變能力的考驗。災難發生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不僅釀成更大的死傷，也突顯機場周邊風險規劃不足。災後應變、搜救資源調度、資訊透明與媒體管理，也都是評估一個國家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實際指標。最後，這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航空災難不分國界，乘客背景多元，航空公司與製造商跨國營運，因此每一次事故的教訓，都應為全球所吸收、共識所推動。國際民航組織（ICAO）、各國運輸部門與航空企業，都有責任加速資訊共享、風險通報與預防制度的標準化。在這樣一場沈痛的空難面前，除了哀悼與慰問，我們更需冷靜地記住：飛行不該是賭注，安全不能只靠奇蹟。唯有制度完備、管理透明與技術精準，才是真正讓乘客放心、讓家屬安心的根本。

2025年6月6日，原本應是逢甲大學某系學生人生中值得紀念的一天，卻因為兩位家長在畢業典禮現場爆發衝突，整場典禮最終被迫取消。消息曝光後，不僅引發輿論震撼，更激起許多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對「教育單位危機處理能力」、「性平事件延伸風險」、「公共場域秩序保障」等多重面向的省思與批判。一、教育儀式的崩壞：學生被犧牲的集體記憶畢業典禮是學生學涯中的重大儀式，它不只是「一個活動」，更是一種象徵、一份情感的記憶與榮耀的傳承。當兩位與性平事件有關的學生家長，在全場師生與來賓面前互相指責對罵、情緒激動至無法控制時，原本該莊嚴隆重的儀式頓時瓦解，留下的，是全場畢業生「被剝奪的權利」與「一生一次的空白」。許多遠道而來的親友，甚至有國外專程返台參與的家長，無不感到錯愕與憤怒。他們質疑：為何因為兩個家庭之爭，數百名無辜學生要為之買單？這樣的「因少廢多」不僅是不合比例原則，更是一種制度性的疏失。二、性平與法治的界線：正義不該演變為現場衝突若事實如媒體所述，事件根源於兩位學生間曾發生性平糾紛，則衝突本身已非單純的私人恩怨，而是法治未妥善調解所留下的後遺症。性平事件處理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程序處理完備，而非延伸至公開場合上演「正義之戰」。當家長情緒失控，在毫無事前控管的情境中直接進入校方典禮場域，甚至要求對方離場、拒絕讓步，最終癱瘓整場活動，這不只是教育現場秩序的失守，也可能涉及妨害秩序、侮辱、強制等刑事問題。這反映出校方對「潛在衝突風險」的識別不足與事前作為的真空，令人遺憾。三、校方的角色與責任：從調解者變成承受者逢甲大學在事件發生後發布聲明表示遺憾，並強調「依性平防治規範，本校已評估風險，為避免當事人衝突而決定取消」。但此種說法，在輿論看來，未免過於消極與被動。試問，作為主辦單位與學生生活之管理者，是否早已知悉雙方家長存在高度衝突風險？是否曾聯繫雙方進行行前溝通、安排座位區隔、設立安全引導人員？在典禮進行中是否有預備「應變小組」、「安全維護指引」、「替代方案（如分場分流）」？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場典禮取消，就不只是「突發事件」那麼簡單，而是「制度性失敗」。四、制度補洞與未來改革：儀式安全不容忽視此事件的發生，不應止於一場道歉聲明或補辦典禮，而應成為全國大學校園教育制度改革的契機。筆者建議如下：建立「重大儀式風險預警制度」：每年畢業典禮、迎新等大型活動前，應啟動師生狀況盤點，對涉及訴訟、性平爭議或公開對立事件者，進行事前溝通與適當引導安排。實施「畢典入場規範與行為約定書」：所有家長與賓客入場前，應簽署簡單行為規範，約定不得於場內喧嘩、鬧場、攻擊他人。違者可予勸離並依法處理。納入第三方協調與保安支援機制：對高風險活動，應聘請校外調解顧問或合作保全，維護現場安全，避免教職員獨自承擔調解重責。納入學生自治與聲音參與：在風險評估與後續處置中納入學生代表、畢聯會等角色，保障學生權益不因行政便宜主義而被犧牲。結語：不能再讓下一屆畢業生，繼續承受制度失能的代價這起「畢典取消」事件，不只是一起鬧場新聞，它象徵著台灣高教機構在風險治理、人本教育與社會溝通上的重大斷裂點。教育不只是教知識，也應教人如何面對衝突、如何守住公共秩序與群體尊嚴。若我們仍將此事歸咎於「家長情緒化」或「當事人不理性」，而不正視整個制度的無力與怠惰，那麼未來類似事件仍將一再重演。讓我們從這次事件開始，重新檢視教育體制中「尊重、公平、安全」的基本價值，在制度上補破網，在文化上重塑共識。畢業典禮，不該成為遺憾的代名詞。

當一位老師，看到這起學習歷程檔案涉不實而導致多所醫學系取消錄取資格的事件，內心其實非常沉重。我想，這不只是個案的遺憾，更是一個讓全體教育界必須深思的時刻。我願意以一個關心學生、相信教育力量的老師角度，提出幾點誠懇的勸說與呼籲。一、學習歷程的核心是「誠實面對自己」學習歷程檔案，並不是一場包裝比賽，也不是一份行銷履歷，而是學生反思自己學習、累積經驗與成長的紀錄。它真實與否，並不是旁人看不出來，而是自己能不能問心無愧。若為了追求名校與競爭優勢而「潤飾」甚至「誤植」事實，或許一時得到掌聲，但終究會在某個節點上失去最重要的信任。我希望所有學生明白，誠實不是一種天真，而是一種力量。真正的學術與職涯，是建立在信任、責任與真實之上。二、對學生來說，這是一堂深刻的生命課這位學生能夠申請上四所頂尖醫學系，顯示他確實具備極高能力與條件。我們不應全然否定他的努力，但更希望他理解：這次事件，是對「成為怎樣的人」的一次提醒。道歉之後，重要的是怎麼面對未來。錯誤若能誠實承擔，教訓就能轉化為力量。我也相信，只要願意回頭檢視自己，這段經歷將成為他人生中寶貴的一課——比任何醫學獎項更重要。三、呼籲教育制度給予支持與修正機制我們也要反思：制度是否對學生提出了過高、過快的包裝壓力？是否每一份歷程檔案都有清楚的驗證機制？若沒有，未來是否能建立第三方查證、教師佐證與實體證明等更完善的配套？身為教育者，我們希望幫助學生被看見，也希望守住誠信的底線。讓每一位願意努力、誠實面對學習歷程的孩子，都不會被不公平的競爭方式所犧牲。結語：願這次事件，成為轉機而非終點我相信，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塑造完美的人，而在於陪伴人成為更誠實、更負責、更有勇氣的人。這起事件固然令人遺憾，但若能帶動更誠實的學習文化、更謹慎的制度改革，那麼它也將不只是失敗的標誌，而是我們教育體系邁向成熟的轉捩點。願我們都記得：誠信，永遠是通往真正成就的起點。

近日，監察院高層人員被媒體報導涉及「公器私用」的情形，引發社會熱議。雖然相關人員已公開說明並主動承擔責任，但這一事件仍值得我們深思：在法令已具體規定的情況下，為何仍時有公務資源使用不當的情形發生？這是否代表我們在制度之外，還需加強一層文化與觀念上的提醒？公務車是資源，更是一種信任政府配置公務車的本意，在於提升行政效率、因應突發任務或高風險勤務使用。它是公共資源的一環，也象徵著國家對該職務的信任與需求支援。因此，每一次的使用，都不應只是形式上的「調派」，而應是一份對公帑負責的自我要求。然而，若日常生活中出現將公務車用來辦理私人事務、接送家人或寵物的情形，即便使用者主觀上無惡意，仍會模糊了公與私的界線，長久下來，容易形成錯誤的示範效果。現行制度或有不明確處，應予以補強事實上，多數機關都有明文規定公務車之使用須符合「公務用途」，但在實務層面上，「公務」的定義有時並不夠具體，特別是在應酬行程、臨時交辦或「混合型」任務的情境下，易產生模糊地帶。在這些狀況下，若缺乏清楚的審核標準與紀錄制度，就容易讓管理流於彈性，進而造成社會觀感落差。制度應該是幫助使用者清楚知道何時可用、何時應避，而不是讓人在模糊中「見仁見智」。民眾期待的不只是規範，更是態度其實，社會之所以對這類事件特別敏感，並非針對某一位官員的行為，而是反映出人民對「公正」、「節制」、「公私分明」這些價值的期待。尤其在經濟資源有限、民眾生活壓力大的情況下，政府若能展現謙遜與節制的態度，反而能贏得更多認同。這也提醒我們，身處公職者不只是法令的遵守者，更是價值的傳遞者。以身作則，是對下屬最有效的教化；小事謹慎，是對制度最深刻的尊重。建議方向：從補制度到養文化為避免類似爭議再次發生，或可考慮以下幾點溫和務實的改革建議：強化使用規範的「案例指引」：以實際情境編製手冊，讓使用人清楚界定何為合宜、公允的使用。提升透明度與紀錄制度：建立電子派車系統與簡單公開查詢機制，避免誤用並強化自律。定期職務倫理教育與反思對話：讓中高階公務人員不只是被動守法，而是主動思考「我這樣做，是否合宜」。營造節制文化的正向示範：政府可主動表揚落實節制與自律的單位與個人，塑造清廉文化氛圍。結語：從制度開始，但不止於制度「公器私用」不是無可救藥的弊病，它更多時候是疏忽、習慣與觀念造成的行為偏差。政府若能以此為契機，透過制度補強、文化導入與教育深化，讓每位公職人員都能將「責任」、「謙遜」、「節制」內化為日常行為的準則，相信未來的施政不僅更有效率，也更能贏得民心。願我們的公共制度，在一次次的檢討中更加健全；願公務文化，在每一位公僕的日常選擇中，越來越令人信賴。

2025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修正案，總統府也於5月28日正式公布法令，新增「4+1」天國定假日。這項變革，為台灣的法定節日制度帶來重要轉折，不僅回應社會「還假於民」的訴求，也再度喚起國家對於歷史記憶、勞工權益與節奏治理的重新思考。首先，這是勞動權益歷經多年爭取後的具體進展。自2016年《勞基法》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以來，基層勞工與工會團體便不斷呼籲恢復假期。此次修法由藍白政黨主張「還假於民」，確立勞動節為全國共同休假，並新增小年夜、教師節、台灣光復節與行憲紀念日，象徵著國家對於勞工貢獻的實質肯定，也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念提供制度基礎。再者，新增節日具有高度歷史文化意涵，促進集體記憶重塑。9月28日教師節（孔子誕辰）強調教育與師道傳承；10月25日台灣光復暨古寧頭戰役紀念日，喚起國族與戰後歷史的記憶；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則肯定憲政價值與民主體制根基。透過國定假日的安排，政府實質參與塑造國民對「共同歷史時刻」的認知與重視，也為未來文化認同的對話奠定基礎。然而，此一改革亦將對產業運作與經濟結構帶來挑戰。行政院公開表示將「務實因應」假期新增對產業可能造成的成本增加、人力調度困難與排班壓力問題。尤其在製造業、服務業、醫療業等全年營運產業，將面臨薪資加倍支出與營運彈性壓縮，考驗政府與企業間的協商與配套機制。此外，如何與既有補班制度、彈性工時政策相容，也須在後續施行細則中明確釐清。值得深思的是，新增假日不應僅流於「放假政治」，而應同步強化社會教育與公共儀式。若孔子誕辰、行憲日等僅成為廉價休假日，卻未伴隨對價值的宣導與國家儀式的舉行，將淪為象徵空殼。政府應主動設計公共活動、鼓勵民間參與、媒體報導等，讓國定假日不只是放假的「空檔」，更是文化與制度價值的活化節點。結語：「4+1國定假日新制」不只是單純假期數字的變化，而是一場關於國家如何看待勞工、歷史與憲政價值的深層制度調整。在制度落實的同時，政府、企業與社會各界更須攜手合作，將休假制度轉化為提升生活品質、深化文化認同與促進社會整合的契機。唯有如此，這場法定假日的改革才能真正成為「還假於民」的進步象徵，而非短視近利的政治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