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參與教會活動，聽到牧師提及台灣精神疾病汙名化和自殺防治議題，而在9月8日也看到2024年自殺防治優質媒體報導獎頒獎，中央通訊社記者許秩維、曾以寧合製的「Z世代心解方」獲新媒體組優勝，盼喚起社會各界對心理健康的重視，讓心病也能預防勝於治療。

 

  精神疾病的確是預防勝於治療，更千萬不能汙名化，而台灣精神疾病汙名化和自殺防治議題，一直是筆者所行動關注，也提出以下數點觀察和分析。

 

    第一在精神疾病汙名標籤化議題，在台灣日常生活中，常出現有不理解憂鬱症（Depression）等專業精神醫學名詞，缺乏醫學知識基礎，也不了解病友生命處境，就習慣性未經思索地對他們貼標籤，甚至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

 

  上述精神疾病汙名標籤化的錯誤行為，可回溯歷史。古代的人對精神疾病不了解，社會污名化和排斥精神病患，以超自然或宗教解釋及對待他們，認為他們受到神明懲罰或惡魔附身，還有靈魂脫離、犯了禁忌、沖煞、受驚、風水等眾多說法，讓他們接受咒術、儀式，對其施行非人道待遇，例如虐待、監禁甚至處死。

 

  瑞典醫生Felix Plater（1536-1614）是探討人類行為偏差和精神障礙的先驅。1621年英國的Robert Burton寫了當時最出名的書籍《憂鬱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描述有關憂鬱方面的症狀，1682年英國醫學家Thomas Sydenham描寫了有關 歇斯底里（hysteria）方面的症狀，1683年英國的Thomas Willis提出精神疾病應是與大腦有關的疾病，從此精神醫療有了現代醫學的基礎。然而，精神病患的遭遇也在18世紀才受到人道主義的重視。

 

    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指出，社會性的「道德破產」與思覺失調症畫上等號，因此，精神病患被視為是發生危險事故的潛在污染源，更是無法善盡責任和義務的「幼稚化」族群，難達到「成人」的道德層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訓練或區隔處理的正當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

 

    現代醫學的進步會給精神科醫師更豐富的知識和能力，照顧需要幫助的患者，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從事精神醫療工作應有的人道精神與人性關懷。

 

    我們必須要小心「精神疾病汙名化」的標籤負向力量，有些原先其實沒有憂鬱症的人們，因為烏合之眾網路輿論暴力故意放大他們某些行為，將其病理化、污名化，反而導致出現憂鬱症的症狀，這些錯誤的惡行也會導致後來憂鬱症患者自盡不可彌補的悲劇，當初無知識亂貼「精神疾病汙名化」的標籤，卻逃避無能也軟弱無法負責。

 

  接續再論台灣自殺防治議題。

 

  目前台灣自殺防治法規範的服務內容，包含「心理諮詢及轉介」、「獎勵及教育訓練」、「24小時免付費緊急諮詢電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通報及關懷訪視」、「高致命性工具管控」、「媒體管理」等部分，然而，現今台灣防治自殺政策欠缺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如同美國防治自殺政策的國際經驗以系統觀點的視角，串聯由小系統至大系統間可用的資源，並賦予各系統防治自殺的責任，同時，美國防治自殺政策也進行專業分流，因美國自殺個案依其職業、種族、特殊性而有不同個，例如退伍軍人、LGBT、阿拉斯加原住民、老人長者等等，則由各自的自殺防治個案管理師或專業輔導人力服務，而目前臺灣形成一個自殺個案由數名自殺防治服務人員介入的情況。除了自殺防治關懷訪視員介入以外，亦有依其職業（如學校專任輔導人力、心輔官）、或醫療狀況（如院內自殺防治關懷人員）而發展的介入服務。衛生福利部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透過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勾稽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保護資訊系統與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發現若為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合併精神疾病（含有自殺企圖）個案，衛生局即派案給心理衛生社會工作人員，提供追蹤輔導與關懷訪視、自殺風險評估及處置與轉介。故自殺個案若有上述保護性服務事由，又將有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員介入服務，綜上，在缺乏系統性整合或專業分流的現況下，在台灣防治自殺的個案需面對不同專業人員的介入，不僅使受服務對象因受到多方關懷感到疑惑，也會使自殺防治一線服務人員對彼此的角色、定位、分工不甚清楚。故目前賴政府在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當務之急，最需要發力的是在進行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完善現有自殺防治服務網絡的合作，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增加諮商師、精神科醫師的淺碟政策。

 

  而現今國人因精神疾患就診人數逐年增加，近3年精神科就診人數，由COVID-19疫情前2019年131萬餘人，至2021年已增加至145萬餘人，再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於2020年度統計年報，因精神、行為和神經發展疾患之門、住診（含急診）就醫人數統計高達288萬餘人，約人口數13％，如何有效提升國民心理健康，是政策急需聚焦之處，筆者為文援引美國防治自殺的政策，並檢視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現況，可讓社會大眾更理解防治自殺的社會政策，可挽救更多人的寶貴生命，而筆者特別以美國官方曾以一首詩作為防治自殺政策的專業精神，提醒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立法制定者：「給那些自殺失去生命的人、給那些與自殺意念拚搏的人、給那些已經對自己的生活盡力嚐試的人、給那些對於生活而奮鬥者給予關心的人、給那些自殺死亡後留下的遺族、給那些在恢復、所有那些努力不懈、在我們的國家防止自殺和自殺未遂的人」。

 

    再次提醒賴政府，台灣防治自殺政策需重視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而非淺碟式頭痛醫頭、缺乏政策邏輯的口號因防治自殺政策服務的對象，不只是自殺意念者、自殺企圖者，更包含自殺死亡者的家屬及服務網絡人員，這個重大政策議題需更多立法委員的關注和介入（巧芯和國昌老師看過來），總言之，防治自殺政策為挽救台灣人民生命的政策工作，不可掉以輕心，一個政策輕忽，損失是用金錢換不回來、不可恢復的寶貴人命！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總的來說，預防勝於治療，烏合之眾勿無知識亂標籤汙名化殺人不見血！而在台灣精神疾病汙名化和自殺防治議題，除了需賴政府的政策助力，也需要台灣社會每一個人的幫忙！

文.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