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允許民眾檢舉違規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立法院於10月7日一讀通過交通部建議條文，限制民眾檢舉。法案用技術性之列舉方式限縮民眾檢舉，一般民眾不易明瞭，檢舉制度恐將名存實亡。

在通常情形，法案一讀過了大概就會順利二、三讀。不過，修法限制民眾檢舉，特別是不允許民眾檢舉紅黃線違停與人行道違停，並非讓台灣社會進步，而是退步，立法院實應懸崖勒馬。以下指出此次修法的幾個問題。

一、一讀通過的法案有重大瑕疵，應該廢案不再審議

一讀會時，列席的交通部與警政署官員數度說明行人穿越道、人行道之違停係嚴重影響交通秩序，法案條文仍許民眾檢舉（立法院公報第110卷第81期委員會紀錄323、325、330頁）。但條文實際上並非如此。顯見法案內容有重大錯誤，應該作廢。

依監察院2018年4月17日新聞稿，監察院調查報告認為「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態樣，係以「違規停車」為大宗（⋯⋯59.89%），已嚴重影響民眾生活，且有逐年增加趨勢，顯見都會區之停車問題日益嚴重，對此停車問題應予正視及妥善因應，以善盡主管機關之職責」，而要求警政署及交通部檢討改善。

由此可知，民眾檢舉對交通部、警政署不利，政府有合理動機要修法禁止民眾檢舉違停（不用解決問題，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此可一舉減少6成檢舉案件。

二、限制民眾檢舉之理由不合邏輯

法律禁止特定行為，都有特定保護目的。交通違規都會影響交通的順暢與安全，法律才規定罰責。違規者常是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公眾的不利益上（例如紅黃線違停、人行道違停）。但警察取締的能耐有限，且我國違規罰則之遏阻力不足（在美國加州，路口的「暫停」標誌沒暫停，罰238美元約合台幣7000元；在德國漢堡，汽車違停被拖吊的代價是320歐元，約合台幣一萬元）。民眾檢舉對違規有若干遏阻作用，符合社會公益。

主張應限制檢舉的理由，有「引起民怨」、警方處理檢舉浪費警力、「報復性檢舉」「惡意檢舉」等等。不過，法案禁止紅黃線違停與人行道違停之檢舉，顯然不合邏輯。人行道、紅黃線違停影響交通流暢或安全甚明，怎有立場說檢舉係「惡意」？檢舉並非「引起民怨」，僅是引起「違規者之民怨」。因違停減少而獲得通行便利與安全之人、謹慎守法的人，不會反對檢舉。就算真有少數惡意檢舉，也不應「因噎廢食」。

另外，民眾備齊違規資料向警察檢舉，與民眾打110請警方立即到場處理相較，其實是節省警力。主張處理檢舉耗費警力，諒係因打110警察可不來，來了也可勸導而不開單。台灣是違停天堂，警察來鳴笛時再開走就好了。如果要求警察須立刻到場、直接拖吊，並（如德國漢堡）徵收車主台幣一萬元（拖吊費+行政處理費）的話，主張應打110的人大概會見風轉舵。

三、民眾檢舉可提高民眾對公共事務之參與度

本來人民只在選舉時才有參與政治的感覺。允許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是讓任何人都可參與法律之執行，也可提高人民的守法意識，促進社會對交通法規之討論。這對健全民主法治、促進社會進步係有助益。若限制民眾檢舉，則警察不來或不及時處理的違規（例如修法後之人行道停車），民眾只能逆來順受，等於法律是警察定的，警察不執法，法律就沒用。這種感覺對「法治國家」是有害的。「檢舉魔人」被批評是利用警察作為工具，不過利用警察來落實法律，可維護公益也可增加國庫罰單收入，實利大於弊。

有精神科醫師批評「檢舉魔人是一種變態的正義感」，認為檢舉並未減少交通事故，反而「浪費了好多處理這些檢舉案件的行政與人力成本」。不過，就算檢舉沒有減少交通事故，說不定沒有檢舉的話交通事故會更多。且檢舉減少違規數目，係維護了公益（如減少紅黃線違停）。況且檢舉並沒有「浪費」行政成本，反而替國庫賺罰單收入。該醫師認為「人行道停車」是「微罪」，顯然對行人（包括兒童、嬰兒車、輪椅）與汽機車爭道的危險性無感，其詆毀「檢舉魔人是一種變態的正義感」以偏概全，也就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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