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添寶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日前教育部澄清「蹺課、遲到不得記警告」政策，強調是為了避免重複處罰，並稱老師仍可使用「提醒、書面反省、站立反省、列入紀錄、通知家長」等5大管教措施，並非沒有管教權。這番話說得法理兼顧，但看在基層教師眼裡，卻充滿了「何不食肉糜」的無奈：當唯一的實質嚇阻工具被收走，只剩下口頭勸導和紀錄表格，老師在課堂上就形同被解除了武裝。既然教育部對這5大招如此有信心，誠摯邀請教育部官員暫時離開冷氣房，親自到一線教育現場，示範如何感化缺曠課的學生。第一站示範：當「通知家長」碰壁時，官員怎麼辦？教育部說，可通知家長共同督導。但實務上，經常無故缺曠課的孩子，背後往往伴隨功能失能的家庭。老師打過去，常遇到家長為生計奔波，無奈表示「我也管不動，不然你幫我告他」。請官員親自示範，當家長雙手一攤，這通電話要怎麼打才能發揮神奇功效？第二站示範：面對「拒絕反省」的學生，如何以德服人？教育部說，老師可要求學生「書面反省」。以前有「警告」作最後底線，學生多少有所顧忌；現在學生都知道不能記警告。當發下反省書，學生直接當面撕掉、嗆聲「我就是不寫，你能拿我怎樣？」時，請官員現場示範，如何在不激怒學生、不違反法規下，讓叛逆的孩子心甘情願寫滿反省書？第三站示範：當「拿不到畢業證書」變成空口白話教育部強調缺曠課可能無法畢業。但這對國中小義務教育現場是最大的誤解。現行規定下，學生就算缺曠課一堆，學校仍必須發給「修業證明書」。對只想混日子的孩子來說，根本沒有差別。請官員到教室宣導「不來上課會拿不到畢業證書」，看看能換來幾雙理解的眼神？結語：與其在冷氣房修法，不如到教室同甘共苦政策推動必須考量人性現實。期盼教育部官員能下校園「駐點一年」，不用支援任行政業務與教學，只要親自輔導長期曠課、家庭失能的個案。如果僅憑5大一般管教措施就能讓其改邪歸正，全國教師絕對心服口服；如果做不到，請在修法前，先聽聽一線教師的真實心聲。

最近因桃園市要求各校修改校規「蹺課、遲到不能記警告」，造成教育界不小風波。表面上這是避免「重複處分」的法律論辯，實質上卻是政府高層對基層教育紀律的集體閹割。當教育主管機關高舉人權大旗、限縮教師管教權時，台灣校園正加速陷入「破窗效應」，親手摧毀下一代的集體競爭力。一、敲碎紀律的第一扇窗：當違規失去代價「破窗效應」指出，若一扇窗破了沒人修，其他窗戶很快也會被砸碎，因為這傳遞了「做什麼都可以」的訊號。政府規定蹺課不能記警告，正是敲碎了校園紀律的第一扇窗。當違規成本降為零，天天準時上課的學生將產生極大不平感，原本搖擺的學生也會紛紛仿效，導致學校常規在一夕之間集體崩塌。二、溫室集體養成：用盲目的溺愛培育「校園巨嬰」教育局強調「曠課已扣分，記警告是重複處分」，這種法條主義完全背離了教育本質。分數考核的是學業，警告懲戒的是「不守信用與缺乏責任感」的品格。政府將兩者混為一談，等於告訴學生只要不在乎分數就能為所欲為。這種過度保護只會剝奪學生面對挫折的機會，養出毫無合約精神與社會適應力的「巨嬰世代」。三、佛系管教的代價：被犧牲的教師尊嚴與多數受教權政府宣稱要「改用輔導取代懲罰」，但在現實中，基層輔導人力早已超載。當老師面對故意違規的學生，連最低限度的警告權都被沒收時，勢必走向「佛系管教」以求自保。最終，認真想上課的多數學生，其受教權將被少數破壞紀律者徹底剝奪。結語：國家機器帶頭躺平，台灣拿什麼賭明天？教育不該只有糖果，沒有鞭子。政府盲目迎合民粹，將學校的牙齒一拔再拔，不是進步，而是帶頭棄守紀律底線。當國家機器開始帶頭寵溺學生，我們憑什麼期待台灣的下一代，能有足夠的強韌度去面對未來殘酷的國際競爭？

2026年6月25日高雄市立中正高中 57 歲校長陸炳杉，被發現猝逝於校長室。檢警初步研判為心因性疾病發作或不慎跌倒。這起意外在基層教育界引爆海嘯般的憤怒。教育基層輿論箭靶直指政府的教職員年金改革，痛批現行體制完全脫離現場，硬生生將退休保障變成看得到、吃不到的「續命賭局」。一、 政策脫離現實：活不到 58 歲的諷刺在現行年改制度下，中小學教職員的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被強制延後至 58 歲。輿論痛批，校長擁有優渥的社經地位與健康管理意識，卻在臨退休前的 57 歲，因校務高壓猝逝在辦公室。這無異於一記政策耳光：當法規卡死 58 歲才能領月退，政府卻無視基層可能因職場過勞，根本活不到合法退休的那一天。這種只精算財政、不顧人命的冷酷思維，讓新制被譏諷為「政府在和人民賭壽命」的殘忍體制。二、 結構性壓榨：行政與管教的雙重過勞政府政策之所以不能符應教育現場，根源在於政策制定者永遠坐在冷氣房裡，誤以為現代校園仍是安穩職場。事實上，台灣的教育環境已高度惡化：1.行政減量流於形式：學校要應付少子化招生、瑣碎政令評鑑。行政同仁被公文與KPI淹沒，長期處於責任制的無限加班與精神高壓。2.管教環境高壓複雜：親師關係緊繃、校園危機頻傳。教職員要承擔教學責任，更要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家長投訴與輿論審判。在這樣高情緒勞動的環境下，政策卻缺乏彈性，硬是逼迫教職員必須死守崗位至高齡。這不僅摧毀資深人員的健康，更讓學校缺乏新陳代謝的活力。三、訴求勞動尊嚴：放寬領退年齡與彈性機制面對這起用生命敲響的政策警鐘，基層教師嚴正呼籲政府，立刻檢討並修正僵化的退休政策：1.放寬退休領取年齡限制：應鬆綁硬性規定 58 歲才能起支月退的鐵律，考量校園特殊高壓環境，恢復更具彈性的自願退休機制。2.落實並放寬彈性減額年金：大幅調降提早退休但減成領取的門檻，允許身體不適或有照顧需求的教職員提早退休，而不是逼迫他們在「因病倒下」與「硬撐到死」之間做生死抉擇。結語：別讓教育殿堂成為殉職墳場中正高中校長室深夜通明的燈火，照出的是教育行政人員過勞至死的體制悲涼。如果政府執意用冰冷的財政數字綁架生命，未來只會有更多老師與校長倒在辦公桌前。放寬領退年齡、還給校園健康的勞動環境，關乎為人師者最基本的生命與生存尊嚴。 

「沒有尊嚴的老師，教不出有自信的學生。」當前台灣校園陷入過度「司法化」枷鎖，行政減能、師生信任崩解。要挽救搖搖欲墜的教學現場，筆者認為必須大刀闊斧推動以下四大改革： 一、廢除校事會議：回歸「教評會」專業同儕審查政府應果斷廢除流於形式、流弊叢生且缺乏現場經驗的「校事會議」機制。1.拒絕司法化：反對將校園內的微小摩擦與管教衝突，無限上綱至法律調查層級，避免將校園變法院。2.回歸專業審查：讓案件審議全面回歸具備同儕審查機制的教師評審委員會（教評會）。由具備實務經驗的教育同行進行專業判斷，才能在「保護學生權益」與「維護教師合理管教權」之間找到精準平衡。 二、反對零成本投訴：建立防濫訴的校園防護網目前的投訴機制近乎「零門檻、零成本」，導致投訴渠道容易淪為少數個案惡意報復、反覆滋擾學校的工具，嚴重消耗教育行政量能。1.建立嚴格門檻：投訴必須採取「實名制」並提出具體事證，拒絕受理匿名、捕風捉影或重複性質的惡意指控。2.增設反制機制：於經調查證實為惡意報復、反覆不實的濫訴行為，應增設相對應的行政懲處或法律責任，遏止濫訴歪風。 三、落實家庭責任：重拾親職本分，拒絕責任轉嫁現代社會結構轉變，但部分家庭卻將本應由父母承擔的「品格教育」與「家庭教養」全數轉嫁給學校。1.重拾家庭教養責任：家長應重拾親職本分。孩子出現行為偏差時，動輒以投訴規避自身的教養職責，無法真正解決問題。2.重建親師合作：倡導家長與學校建立健康的「夥伴關係」，而非對立的消費關係，共同為孩子的成長負責。 四、立專法挺良師：仿效韓國等國家經驗，制定《教師權益保護法》台灣應積極借鑑韓國等國際上推動教育改革與尊師重道之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專屬於台灣的《教師權益保護法》：1.劃清合理管教界線：仿效國外立法精神，在法律中明確定義正當管教的範疇與底線，讓老師在輔導管教時有法可循，不再動輒得咎。2.官方打造法律盾牌：當教師因正當執行職務而面臨惡意職場霸凌或誣告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主動介入，提供法律援助與心理支持，成為基層老師最堅實的後盾。結語「校園去司法化，管教有底氣，教育有未來！」唯有砍斷校事會議的威脅、阻絕惡意濫訴，並透過專法捍衛教師尊嚴，台灣的教學現場才能集體解壓縮。還給師生一個純淨、安心的教學空間，台灣的教育未來才有希望。

    「讓每個孩子都在同一個天空下學習。」這句推動融合教育時常聽到的崇高口號，聽在社會大眾耳裡是溫暖的人權展現，但聽在第一線普通班導師耳裡，卻更像是一道道沉重的緊箍咒。當「零拒絕」政策缺乏實質配套，這份標榜人權的政策，實質上已演變成國家體制對基層教師的精緻道德綁架與結構性卸責。    當特教生在課堂上出現自傷、傷人、情緒暴走或干擾全班學習時，主管機關給導師的解方，往往不是即時的專業人力，而是填不完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召開不完的個案會議，以及一句輕飄飄的「老師，你要更有愛心與同理心」。國家將原本應由專業團隊共同承擔的防護網，直接縮小成導師個人的肉身盾牌。如此，政府享受了「推動人權、進步價值」的政治紅利，卻悄悄將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特教與社會安全網責任，全數「轉嫁」給了最末端的普通班導師。    這種不願投入足夠預算的「廉價融合」，正在將親師生三方推向崩潰邊緣。首先，導師成了孤軍奮戰的看護：特教助理員時數極難申請、流動率高，導師必須一邊趕進度，一邊安撫特教生的情緒風暴。其次，特教生被實質邊緣化：缺乏足夠的特教專業抽離輔導，他們在普通班往往流於「托兒所化」，受教權並未實質提升。最後，普通生的受教權遭到侵蝕：學習節奏頻繁被突發事件中斷，最終引發集體的親師對立。    教育主管機關必須認清：普通班導師的專業在於「學科教學」與「常規引導」，而不是包辦一切的特教全能專家。如果國家真心相信融合教育的價值，就請撕下人權糖衣，補齊專任、常態性的特教助理員；落實班級有情障生時的大幅度減班；並建立當學校資源耗盡、嚴重影響安全時的「強制轉介與退場機制」。    別再用「大愛」去勒索傷痕累累的基層教師，沒有資源支持的融合教育，只是對教師、特教生與普通生最殘忍的集體消耗。請給第一線教師應有的子彈，別讓融合教育的崇高理想，最後只剩下一地雞毛。

    近年來，台灣教育界高喊「適性揚才」，但在美麗的糖衣下，一場由中央到地方聯手打造的「數據威權主義」，正悄悄吞噬第一線教學現場。從中央的「科技化評量」，到各縣市競相加碼的「基本學力檢測」，台灣的國民教育正加速倒退回「唯分數論」的績效地獄中。這不僅僅是幾場考試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場由官僚體制與績效主義交織而成的教育結構性災難。一、 中央的精神分裂與地方的績效魔管    這場災難的根源，首推推動 108 課綱的中央教育部。教育部在冷氣房裡擘劃了多元減壓的藍圖，砍掉主科授課節數，卻未實質精簡升學大考（如國中會考）的廣度與難度。這種矛盾逼得基層教師必須在壓縮的時間內趕進度。更諷刺的是，中央為追蹤弱勢設立的「科技化評量」，放任地方政府「各吹各的號」加碼普測，導致五、六月考試季疊床架屋，嚴重破壞正常教學。    當量化數據落入地方官僚體制後，更不可避免地走向績效變調。原本僅供診斷、不應公開的學力檢測成績，變相成為評鑑學校辦學與校長考績的「暗黑指標」。行政壓力如瀑布般層層向下壓迫：教育局處施壓校長，校長為了數據好看轉而逼迫老師。在行政威權下，許多學校在考前數週被迫停下正常授課，在早自習、午休時間發放大量歷屆試題，讓學生陷入「瘋狂刷題」的應試循環。二、 新北市的「學力UP」大戲與五六月考試地獄    當我們將目光移至競爭最激烈的新北市，更能看清地方政府如何將學力檢測精緻包裝，演變成一場令人窒息的「教育軍備競賽」。    新北市近年大力推動「學力UP（減C增A）支持計畫」，宣稱要運用大數據對落後學生精準補救。然而，當教育局將「減C、增A」轉化為對各校辦學的評比指標時，這項「支持」就變成了無形的綁架。只要學力檢測數據不夠漂亮，基層老師就被迫陷入撰寫無止盡「質化的改善策略與分析報告」的泥淖，耗費大量精力應付官僚文書，嚴重排擠了真正投入課堂教學的心力。    對新北學生而言，每年五、六月形同「一頭牛剝好幾層皮」的連環摧殘。在短短兩個月內，校內「期末考與畢業考」、中央「科技化評量」與新北自辦「基本學力檢測」三波大考高度重疊。為了開出漂亮數據，學校被迫提前趕進度並借用藝能科。學生早自習刷題、下課訂正、午休補考，高壓的應試地獄徹底磨損了孩子對學習的胃口與好奇心。三、 屏東的大步倒退：用診斷工具當分班棍子    在這場數據狂熱中，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在 2026 年祭出的新政，無疑為台灣的教育改革砸下了最沉重的一記重錘。    屏東縣府宣布，自 115 學年度起，全縣國一新生的常態編班，將統一改採「國小六年級學力檢測」的成績作為 $S型排列$ 的依據。當學力檢測正式與「國中分班」掛鉤，這場測驗就徹底失去了健康檢查的性質，變成了一場不折不扣的「全縣小學畢業大會考」。    這項政策徹底扼殺了弱勢與偏鄉孩子的價值。屏東城鄉資源極度不均，這場分班大考卻只考傳統的國、英、數三科，那些在體育、才藝上表現優異但學科弱勢的偏鄉孩子，在出發前就直接被這套單一的量化標準標籤化。將原本用來協助落後學生的工具，拿來當作決定編班的棍子，屏東縣府的作法等同是用行政威權帶頭打臉新課綱，讓教育一夜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應試主義。四、 結語：還給教育一條「成人」而非「成數」的路    從中央、雙北一路到南台灣的屏東，這一系列的學力檢測亂象，暴露出台灣教育決策者集體的集權與怠惰：他們不願意花時間去理解每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只想用最廉價、最粗暴的「大規模紙筆測驗」和「量化大數據」，來假裝自己正在「管治」教育。    當整個教育體制都在為了「確保學生考出高分」而運轉，當老師被迫淪為整天撰寫各種改善分析報告的行政機器時，受害最深的，永遠是那些被當成數據白老鼠、過早被標籤化的孩子們。教育的本質是「成人」，而不是「成數」。中央與各地方政府若再不停止這場盲目的數據集權狂熱，放手讓教學回歸正常化，台灣教育終將走向空心化與僵死。

    這是一幅極其荒謬的台灣政治浮世繪：一邊是動輒百億、因政策反覆而打水漂的能源公帑；另一邊則是基層教師在教室裡，邊盯著學生用餐，邊為自己那份「工作餐」掏腰包。這種「大錢隨便花，小錢省基層」的資源配置，反映了政府價值觀的崩壞。能源決策的「豪擲千金」    核四「燃料棒往返」正是政府揮金如土的縮影。當年為了達成政治神話，政府不顧專業警告，執意花費巨資將核四燃料棒運往美國。如今面臨 AI 產業用電激增與淨零壓力，政府態度轉向，這意味著當年的運費、未來重新購買的費用及硬體認證成本，全成了徹頭徹尾的浪費。政府在處理能源政策時，彷彿預算只是數字，而非人民的血汗錢。教室裡的「錙銖必較」    然而，場景轉換到教室，政府卻變得嚴苛。導師在午餐時間須負責指導學生配膳、維持秩序與處理突發狀況。在法理上，這是不折不扣的「值勤工作時間」。令人心寒的是，許多縣市要求導師必須「自行繳納午餐費」。這在任何勞動場域都是不可思議的邏輯：員工在執行職務時，竟然要付錢給雇主才能進場工作？這種「邊看管學生邊吞冷飯，還要自掏腰包」的現狀，是對教師專業尊嚴的踐踏。資源分配的扭曲    如果政府有能力編列數千億前瞻預算，能承擔政策失誤的百億損失，為何在補助導師一頓幾十元的餐費上，顯得如此困難？這反映出執政者的投機：能源政策是大餅，失敗了由全民買單；教育補助是小利，老師的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被道德勒索為「教育愛心」。結語：政府施政失當是人民的悲哀    能源政策的草率反覆，虛耗的是國家的未來與龐大的納稅錢；教育現場的刻薄計較，寒的是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心。當政府能為錯誤決策豪擲百億而不見悔意，卻對導師的一頓飯錢錙銖必較時，這種輕重失衡、厚此薄彼的冷酷邏輯，無疑證明了政府施政失當是人民的悲哀。若任由這種失職的治理心態延續，受損的將不只是教師的尊嚴，更是整個社會對政府最基本的信任。

     2023年末「新北校園割頸案」的鮮血，喚醒了全台對校園安全的集體焦慮。至2026年，海外YouTube頻道「謎案追蹤」因深入報導新北割頸案而引發關注。該頻道突破400萬的關注度與過低假釋門檻的爭議，引發社會大眾對現行法規制度的不滿情緒：法律成了殘暴者的盾牌，而教師與被害者家屬卻被遺棄在正義的荒原。我們必須立即從司法與教育法規雙管齊下，重建社會底線。一、 司法改革：重罪少年應負起對等代價    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過度側重「轉向保護」，導致重大犯罪的嚇阻力蕩然無存，甚至讓法律淪為惡行的遮羞布。因此相關法規有修正之必要：修正《少事法》第83條之1：廢除重罪紀錄塗銷 針對觸犯《刑法》殺人罪、重傷罪等五年以上重罪之少年，應排除「前科紀錄塗銷」之適用。法律不應強制社會遺忘殘暴行為。保留紀錄能讓後續接納單位（如學校、軍警）落實安全預警，確保公共安全高於加害者的隱私保護。提高假釋門檻與落實家長責任 應修改相關執行辦法，將重大暴力犯之假釋門檻調高至刑期 3/4，並增設第三方心理風險鑑定。同時強化《少事法》第84條，大幅調高法定代理人罰鍰並落實連帶民事賠償，讓家庭教育失能者承擔實質法律後果。二、 教育賦權：還給老師實質校安防禦權    當教師管教權不斷地被消減，使得老師不敢檢查書包、不敢介入紛爭，校園就成了利刃的溫床。所以，管教權力不但不應該被消減，反而更應該修法加強管教權力：修正《教師法》第32條：增訂管教免責條款 明確保障教師為維護他人生命安全，對危險學生採取必要物理限制（如壓制、帶離）時，享有民刑事豁免權，並由政府補助訴訟費用。消除「怕被告」的心理枷鎖，老師在暴力發生瞬間才能合法、勇敢地保護其他孩子。修正管教注意事項：賦予預防性搜查權 修正《學校訂定學生管教辦法注意事項》，賦予校方針對「曾有暴力紀錄」或「受保護管束」學生，得進行不定期隨身抽查之權力，無需徵得家長同意。落實「強制轉介」與「拒絕入班權」 修改相關教育法規，針對具高度暴力威脅之少年，賦予校方暫緩其回歸一般班級之權力，強制轉介至專門矯正教育學校，直至專業評估確認其無危害。結語：法律應是守法者的堡壘   「偽善的慈悲」是校園暴力最大的養分。我們支持教化，但教化不能凌駕於人命安全。唯有精準修法，讓重罪者付出代價、賦予教師防禦武器，校園才能從法外孤島回歸為平安求學的殿堂。

    教育部於去年2025年12月31日宣布「全面提高教師待遇措施」：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導師職務加給，由每月新台幣3000元調高到4000元；行政工作獎金則依工作表現評價，增給每月1000元至2000元；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全面調增20%。    但多數教師對教育部此次所謂「全面提高教師待遇措施」不僅無感（教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此次沒有增加），反而有諸多的微詞--導師職務加給僅調高1000元，平均每天最多僅增加35元，但導師班級經營的心力付出每個月遠遠超過4000元；行政工作獎金2000元，也完全無法遏止行政大逃亡。    此外，教師鐘點費全面調增20%，國民小學由336元調升至405元、國民中學由378元調高至455元、高級中等學校由420元調升至505元，也立即讓臺灣教師薪水待遇一些怪現狀現形--部份縣市加班時段教師鐘點費僅400元，低於部定最低鐘點費405元，根本違反勞基法規定加班費應高於平日工資三分之一的原則，教育部此次政策反而使這些加班鐘點費僅400元之縣市變成違法行政；提高鐘點費也增加了教師的請假成本，再度引然一線教師對「補休課務自理」制度的不滿之火，教師於非上班時間加班，事後雖然可以補休，但課務自理即是教師被加班還要自付代課費請假，非常不合理，所以教師一致主張：「補休公假排代或直接支付教師加班費」。    綜前所述可察覺：教育部此次政策是未鉅細靡遺地全盤考量、精算、規畫的草率命令，把「全面提高教師薪資待遇」的好事給辦壞了。在此呼籲教育部亡羊補牢：提高鐘點費時，應同步提高教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導師及行政職務加給之提高必需能符應職務工作量；廢除不合理的「補休課務自理」制度，使教師加班及其規費能回歸勞基法規定。

    2023年1月18日有立法委員與民團召開記者會，抨擊屏東東港海事學校的學務主任以維護畢業旅行安全為由搜學生書包，是侵犯人權，教育部當時表示將專案查處。同年，2023年12月25日中午，新北市發生學生割頸案，校園安全問題又成為教育焦點。教育部為此校園安全問題，於2024年2月5日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訂定學校搜書包規定，教育部等同平反、默認搜書包有助於維謢校園安全。僅13個月不到，教育部態度竟可如此大反轉，令基層教師深感教育部政策反覆無常，有老師因此不敢搜書包。    新北市割頸案後經過一年，教育部在2025年才提出「補助增置學務人力」及「補助國民中學設置副組長」兩大方案，宣稱全面支持校園安全。但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全教產）披露：「副組長」方案僅限61班以上的國中申請，但全台僅40校符合資格，占國中比例僅5％。學務處業務量大增，教育部卻不積極增加學校人力，讓很多教師懷疑：教育部如此明顯人力配套不足之政策，可能只是在應付而不是真的要落實。    此外，教育部一方面高喊「行政減量」，另一方面卻提出「班班有鮮奶」、「愛心球」等政策，這些政策也是明顯配套不足而難以執行，只會徒增學校行政及基層教師額外負擔，完全背離「行政減量」的意義及目的。    最後，筆者在此呼籲教育部在制訂任何政策之前，務必考查一線教育現場實際狀況，以免推出教育政策之後讓人覺得：教育部與教育現場是處於平行時空，並且教育部反覆無常、配套不足的不當教育政策，非但不能減低行政負擔，反而只會導致「行政減量」淪為空談。

      教育部為推動「行政減量」，自104年11月即邀集行政相關業務代表及專家學者討論朝「大幅簡化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項目」、「公文及調查、成果資料報送減量」、「研習訓練減量」、「行政資源挹注」等方式逐步推動「行政減量」。    諷刺的是--教育部在推動「行政減量」的同時，也在進行「行政增量」。例如：最近為降低紐西蘭液態乳輸台對本土酪農產業衝擊，農業部與教育部合作推出「班班喝鮮乳」政策，全臺灣133.5萬名學童，每週將可免費喝2次國產鮮乳或保久乳。但供應商只負責把鮮乳配送到校，最後還是要透過學校行政端交由教師分送到各班給學生喝，這無疑又在增加一線學校導師及行政業務，使得「行政減量」淪為口號。而且叫教師分送鮮乳，卻沒送一瓶鮮乳給教師，這一點讓筆者覺得非常不貼心。    最令人心寒的是--政府經常把一線學校當成政策提款機，卻沒有給一線教師應得的補償津貼，中小學導師3000元職務加給已凍漲12年，特教教師特教職務加給1800元凍漲33年，行政職務加給經常被教師加薪案略過不調而偏低，變相使一線教師經常是在為政府政策埋單而被迫做功德，十分不合理。    綜上所述，筆者雖贊同「班班喝鮮乳」政策，卻不認同以強迫教師做功德的方式執行政府政策。政府既然為執行政策而外加給教師那麼多的任務，就應該合理地調高教師相對應的職務加給。因此筆者呼籲政府：儘快調高導師、行政等職務加給。

    上個月，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全教產）向媒體揭露：接獲基層教師反應，許多教師下班後還常會經由通訊軟體LINE接到家長的訊息，而且常需要立刻處理及回覆，這些訊息都有時間及通聯紀錄。全教產主張：下班時間做的事應屬加班，應讓老師可以申請加班費。    基層教師表示，目前的教師加班費支給規定苛刻，大都只有補休甚至還要課費自理。例如：新北市教育局有關2024年總統選舉選務工作公文新北教人字第1121850218號函示：「……教職員工擔任本次選務工作人員得於選務工作次日起2年內補休1日，課務自理。」    筆者認為：「課務自理」意味著還要自付代課費、自覓教師代課，叫老師加班而不付加班費，還要老師自付代課費是極不合理的不當舉措。曾有教育主管機關反駁說：教師可以找課餘時間補休。這種反駁說法，只讓人覺得教育主管機關不知民間疾苦--一般基層教師由於排課分散，甚少有連續半天以上之空堂，所以經常需拜託協調其他教師同意調課，若未獲同意調課，就只能付費請人代課。最可憐的是幼兒園教師，請假根本沒有調課空間、一定得找人代課，所以一定需要付代課費。請人代課又是另一個大問題，很多情況之下學校老師會很難、甚至找不到人代課。教師加班處理公務，最後請公假補休還可能得花錢、遭罪，無怪乎愈來愈無教師願意配合行政公務推動。    綜上所述，筆者贊同全教產主張：加班應讓老師可以申請加班費。否則教師加班，相關主管機關至少也應該給教師公假排代補休。讓老師請公假補休還要自付代課費、自覓教師代課的不當「公假補休課務自理」舉措，恐將導致無教師願意配合行政公務推動。

    政府日前宣布113年7月起補助公立幼兒園課後照顧人力，提供延長照顧服務，也選擇150個非營利及公立幼兒園試辦臨時照顧。這項被政府視為便民的德政，卻激起不少教育學者的反對聲浪。    依據幼兒及初等教育學者的研究：嬰幼兒童在學習成長階段需要家長陪伴，親子互動時間過少會影響幼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及依附關係，因此學者主張家長應多陪伴幼童成長，反對因過度的「親職外包」而減少親子互動時間。依據實務經驗，將部份的親職教養活動交由專業人士（幼教老師、教保人員等）去指導或執行的確會更好，但教育學者的耽憂也是事實--目前臺灣的課後安親照顧或才藝補習，學童已經有越留越晚回家的惡化趨勢，許多家庭過度將親職教養外包給安親班，甚至要求安親班包辦幼童洗澡，親職教養功能相當弱化，親子互動時間過少，幼童的身心健康危在旦夕。此時政府實在不應該再實施有變相鼓勵親職外包之嫌的延長照顧服務，真正需要做的是限制親職外包並鼓勵家長多陪伴小孩子成長。    關於限制親職外包筆者再舉例：安親班了解小孩的功課但家長不了解，那麼要老師寫聯絡簿通知家長何用？站在導師的立場看待親職外包：家長經常以親職外包閹割自己的教養權，所以必須限制親職外包，否則家長會變得與孩子陌生。至於要如何鼓勵家長多陪伴小孩子成長？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減少工作時數，政府與其補助課後延長照顧服務，不如補助家長提早下班，每日工作至少減1小時，作為替換條件是--這1小時必須是親子互動、親子共學時間。如此減少家長工作時數，既可彰顯政府愛民之心，亦可兼顧親職教養活動，這麼做不是更好嗎？

    由於少子化問題導致學校招生不足，私立學校面臨生存嚴峻考驗。政府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但條例實施至今，凡私校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被接管之後，只能等著退場，根本私校無輔導轉型之良好實例。現在筆者就由《私校退場條例》第一條第1款：「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條文內涵開始，分成兩個面向檢視退場條例的實行成效：    有關學生維護學生受教權成效：根據審計部報告，因私校退場而被轉學安置的學生退學率太高，例如107學年停辦的高美醫專有345名學生被安置，其中118人被退學，占安置學生總數近34％。此外教育部要求學生強制轉學，但並沒有追蹤後續狀況。學生轉學後，有些學分無法在他校抵免，又要再花大量的時間及金錢重新修課；家裡離新學校比較遠或需要在家照顧親人的學生，沒有被妥善安置。導致部分學生最終被迫選檡放棄學業休學，只能以高中學歷找工作，償還就學貸款。筆者覺得：教育部非但沒有做到維護學生的受教權，反而像是把學生當人球、丟包學生。    有關教職員工權益：有3成的教師迫於形勢轉職到其他非教職行業，7成的教師還在自己找工作，而教職環境競爭下，這些教師恐怕不會再回歸學術圈。可見教育部也沒有落實做到維謢教職員工權益。    由以上兩個退場條例實行面向的成效可知：政府部門很明顯制定了一套連教育部也沒辦法落實的《私校退場條例》，可見法案制定草率，政府部門應該亡羊補牢、適時修法。筆者認為：想辦好教育，就應該站在教育的立場。不應該以財團、董事會、資本主義的觀點，用冰泠的財務數據及招生人數去評鑑一間學校的辦學績效，輕率地用《私校退場條例》第13條將學校廢校，完全抹殺老師們對教育的用心耕耘，以及認真奉獻。這種做法會讓人覺得：政府部門跟私校教師間口耳相傳的邪惡董事會成員、邪惡資本家沒什麼兩樣。

    繼2020年《教師法》修訂實施後，2023年3月1日新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人員條例》也開始實施。這些教育新法非但沒有達成教育部當初的美好願景，反而如教師組織先前所預期的惡化教育職場。光是因新法「校事會議」所造成的教育職場惡況，就不勝枚舉。    「校事會議」成案，經常來自家長「濫訴」。教育部不僅未如韓國教育進步修法對濫訴家長訂罰則，而且即使在當事人都願意證明教師無辜，社會局也認證教師免罰時，教育當局仍然繼續追案要學校「校事會議」繼續調查，這種不當的追案行為有「不致教師於死地不罷休」未審先判之嫌。此外，幼教老師接受調查還需先「停職」，停職的煎熬等同另類的嚴刑拷問。    最近有老師投訴：某行政人員平常就喜歡言語霸凌老師，自從新法上路後更是變本加厲地嗆說要召開「校事會議」處理不聽話的人。的確，新法召開「校事會議」的條件過寛，且權力明顯不對等。而且新法對「學校行政人員濫用校事會議」未有任何罰則防止並處理此類情況發生，所以自然會有不良的行政人員敢於找理由召開「校事會議」，藉機公報私仇、整肅霸凌老師。「校事會議」已儼然成為行政人員合法整肅霸凌老師，而且不用負任何責任的權力不對等不當設計。    當你張開眼睛，你會看見這世界的存在，並能察覺這世界正在發生的種種問題；當你閉上眼睛，你會看不見世界，但世界依然會存在，問題依然會發生。在此懇請教育當局能正視教育職場正在發生的惡況，再次修改相關的教育法規，以撥亂反正、徹底解決新法所帶來的種種教育職場惡況。

    近幾個月震驚全臺灣的桃園市老師被學生毆打成傷的暴力事件，這其中有學校窮盡辦法請家長將施暴的學生帶回家自行管教兩天，但在家長不願配合而無法強制執行，導致施暴學生仍持續到校的情況下，使學校師生長期壟罩在暴力陰影之下；美國今年2月也發生學生為遊戲機爆打女老師，而被警方逮捕關押，之後恐被求刑30年。    將臺灣和美國兩者對施暴的問題學生處理過程相互比較，我們的政府對於處理問題學生的態度相當消極，連強制要求家長將施暴的問題學生帶回家自行管教都做不到，教育現場惡化到：老師在面對問題學生時，不僅無法自保，更難以保孩子，以致常常發生教育流產。    當教育現場已經發生教育難產甚至教育流產的危機時，教育部面對如此嚴肅的議題時，官員的回應居然是「113年已補助6000萬元做老師的諮商輔導支持」讓人覺得教育部和臺灣第一線教師是處於不同的平行時空嗎？我實在無法領悟「老師的諮商輔導支持」與「處理學生暴力事件」有何因果關係？

    幾個禮拜前，筆者去了一趟貢寮，訪談我們新北市教育產工會貢寮國小支會的會員，針對「如何推動並改善優化偏鄉教育」進行意見交換。筆者自己就曾在偏鄉小學校連續服務四年，我們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優秀的秘書長劉宜達老師更是多年服務於貢寮國小至今的老師，對偏鄉小學校的服務熱忱自不在話下。    切入主題，應該給予偏鄉老師比一般地區老師更多的時間嗎？就說筆者這次從市區搭火車前往貢寮，就花了將近二個小時；偏鄉老師常常因開會或研習等公務而需要跑到其他地區，光是路程就需要多給一些時間。曾經有一次偏鄉老師向工會投訴：學校因研習公文函示只有三小時，只願給老師三小時公假。筆者聽了只覺得很瞎，難道學校要老師瞬間移動到研習地點不成？就連線上研習都得多給老師時間作準備，更何況是實體研習。    除此之外，國小學童年幼體弱，造成小志工真能有所貢獻的服務項目有限，再加上一直以來社區及家長志工招募不易，導致所有的工作幾乎都是由老師們一肩扛起。例如：迎新、校慶、期末成果發表會、畢業典禮等活動，老師除了要指導學生如何表演活動，還得負責活動會場的規劃佈置。於是—老師上課忙於指導學生，課餘時間還得佈置會場，在這期間老師不但沒時間休息，甚至還得放學後無薪加班趕工，以力求活動呈現之完美。像這類嚴峻的情況，在一般地區規模較小的學校就會發生，在人力資源更匱乏的偏鄉小學校當然更是常見。人力資源對偏鄉小學校而言十分珍貴，己經到了缺一不可的地步。但由於一些會議或研習等公務，經常無理地函示學校務必派員參加，結果小學校在人力資源匱乏的情況之下，還必須被迫分派人手去執行公務。如果公務真的很重要也就罷了，但事實上剖析很多所謂務必參加之公務，根本沒有務必參加之必要，反倒很像是強迫學校抓丁充人數，這是一種變相強搶小學校珍貴人力資源的惡劣行為。因此筆者主張：公文函示務必參加的各類公務活動，除了應述明務必參加的理由之外，仍需給小學校因時、因地制宜的考量空間，以求將人力資源盡量留給學校。    提到因地制宜，筆者又想到另一件令小學校很困擾的事—很多時候，教育機關或學者在設計教學或制度時，明顯沒有考慮小學校情況。例如：領域小組會議，各領域有領召及組員，如果真要每一個領域都落實，那麼小學校全體老師幾乎個個都會是領召，而且每位老師都得是身兼多領域的組員，於是—光是開會就開不完，而且很多領域還要繳交成果或報告。試問如此一來，老師哪還有何餘力及時間去推動並優化教育相關工作？    所以，透過教學實務經驗及小學校實地訪談結果。筆者認為：多給偏鄉老師一些時間，少讓小學校做一些公務，教育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