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添寶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教育部為推動「行政減量」，自104年11月即邀集行政相關業務代表及專家學者討論朝「大幅簡化對地方教育事務視導項目」、「公文及調查、成果資料報送減量」、「研習訓練減量」、「行政資源挹注」等方式逐步推動「行政減量」。    諷刺的是--教育部在推動「行政減量」的同時，也在進行「行政增量」。例如：最近為降低紐西蘭液態乳輸台對本土酪農產業衝擊，農業部與教育部合作推出「班班喝鮮乳」政策，全臺灣133.5萬名學童，每週將可免費喝2次國產鮮乳或保久乳。但供應商只負責把鮮乳配送到校，最後還是要透過學校行政端交由教師分送到各班給學生喝，這無疑又在增加一線學校導師及行政業務，使得「行政減量」淪為口號。而且叫教師分送鮮乳，卻沒送一瓶鮮乳給教師，這一點讓筆者覺得非常不貼心。    最令人心寒的是--政府經常把一線學校當成政策提款機，卻沒有給一線教師應得的補償津貼，中小學導師3000元職務加給已凍漲12年，特教教師特教職務加給1800元凍漲33年，行政職務加給經常被教師加薪案略過不調而偏低，變相使一線教師經常是在為政府政策埋單而被迫做功德，十分不合理。    綜上所述，筆者雖贊同「班班喝鮮乳」政策，卻不認同以強迫教師做功德的方式執行政府政策。政府既然為執行政策而外加給教師那麼多的任務，就應該合理地調高教師相對應的職務加給。因此筆者呼籲政府：儘快調高導師、行政等職務加給。

    上個月，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全教產）向媒體揭露：接獲基層教師反應，許多教師下班後還常會經由通訊軟體LINE接到家長的訊息，而且常需要立刻處理及回覆，這些訊息都有時間及通聯紀錄。全教產主張：下班時間做的事應屬加班，應讓老師可以申請加班費。    基層教師表示，目前的教師加班費支給規定苛刻，大都只有補休甚至還要課費自理。例如：新北市教育局有關2024年總統選舉選務工作公文新北教人字第1121850218號函示：「……教職員工擔任本次選務工作人員得於選務工作次日起2年內補休1日，課務自理。」    筆者認為：「課務自理」意味著還要自付代課費、自覓教師代課，叫老師加班而不付加班費，還要老師自付代課費是極不合理的不當舉措。曾有教育主管機關反駁說：教師可以找課餘時間補休。這種反駁說法，只讓人覺得教育主管機關不知民間疾苦--一般基層教師由於排課分散，甚少有連續半天以上之空堂，所以經常需拜託協調其他教師同意調課，若未獲同意調課，就只能付費請人代課。最可憐的是幼兒園教師，請假根本沒有調課空間、一定得找人代課，所以一定需要付代課費。請人代課又是另一個大問題，很多情況之下學校老師會很難、甚至找不到人代課。教師加班處理公務，最後請公假補休還可能得花錢、遭罪，無怪乎愈來愈無教師願意配合行政公務推動。    綜上所述，筆者贊同全教產主張：加班應讓老師可以申請加班費。否則教師加班，相關主管機關至少也應該給教師公假排代補休。讓老師請公假補休還要自付代課費、自覓教師代課的不當「公假補休課務自理」舉措，恐將導致無教師願意配合行政公務推動。

    政府日前宣布113年7月起補助公立幼兒園課後照顧人力，提供延長照顧服務，也選擇150個非營利及公立幼兒園試辦臨時照顧。這項被政府視為便民的德政，卻激起不少教育學者的反對聲浪。    依據幼兒及初等教育學者的研究：嬰幼兒童在學習成長階段需要家長陪伴，親子互動時間過少會影響幼童的身心健康發展及依附關係，因此學者主張家長應多陪伴幼童成長，反對因過度的「親職外包」而減少親子互動時間。依據實務經驗，將部份的親職教養活動交由專業人士（幼教老師、教保人員等）去指導或執行的確會更好，但教育學者的耽憂也是事實--目前臺灣的課後安親照顧或才藝補習，學童已經有越留越晚回家的惡化趨勢，許多家庭過度將親職教養外包給安親班，甚至要求安親班包辦幼童洗澡，親職教養功能相當弱化，親子互動時間過少，幼童的身心健康危在旦夕。此時政府實在不應該再實施有變相鼓勵親職外包之嫌的延長照顧服務，真正需要做的是限制親職外包並鼓勵家長多陪伴小孩子成長。    關於限制親職外包筆者再舉例：安親班了解小孩的功課但家長不了解，那麼要老師寫聯絡簿通知家長何用？站在導師的立場看待親職外包：家長經常以親職外包閹割自己的教養權，所以必須限制親職外包，否則家長會變得與孩子陌生。至於要如何鼓勵家長多陪伴小孩子成長？筆者認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減少工作時數，政府與其補助課後延長照顧服務，不如補助家長提早下班，每日工作至少減1小時，作為替換條件是--這1小時必須是親子互動、親子共學時間。如此減少家長工作時數，既可彰顯政府愛民之心，亦可兼顧親職教養活動，這麼做不是更好嗎？

    由於少子化問題導致學校招生不足，私立學校面臨生存嚴峻考驗。政府於111年5月11日公布施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但條例實施至今，凡私校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被接管之後，只能等著退場，根本私校無輔導轉型之良好實例。現在筆者就由《私校退場條例》第一條第1款：「為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維護學生受教及教職員工權益，……。」條文內涵開始，分成兩個面向檢視退場條例的實行成效：    有關學生維護學生受教權成效：根據審計部報告，因私校退場而被轉學安置的學生退學率太高，例如107學年停辦的高美醫專有345名學生被安置，其中118人被退學，占安置學生總數近34％。此外教育部要求學生強制轉學，但並沒有追蹤後續狀況。學生轉學後，有些學分無法在他校抵免，又要再花大量的時間及金錢重新修課；家裡離新學校比較遠或需要在家照顧親人的學生，沒有被妥善安置。導致部分學生最終被迫選檡放棄學業休學，只能以高中學歷找工作，償還就學貸款。筆者覺得：教育部非但沒有做到維護學生的受教權，反而像是把學生當人球、丟包學生。    有關教職員工權益：有3成的教師迫於形勢轉職到其他非教職行業，7成的教師還在自己找工作，而教職環境競爭下，這些教師恐怕不會再回歸學術圈。可見教育部也沒有落實做到維謢教職員工權益。    由以上兩個退場條例實行面向的成效可知：政府部門很明顯制定了一套連教育部也沒辦法落實的《私校退場條例》，可見法案制定草率，政府部門應該亡羊補牢、適時修法。筆者認為：想辦好教育，就應該站在教育的立場。不應該以財團、董事會、資本主義的觀點，用冰泠的財務數據及招生人數去評鑑一間學校的辦學績效，輕率地用《私校退場條例》第13條將學校廢校，完全抹殺老師們對教育的用心耕耘，以及認真奉獻。這種做法會讓人覺得：政府部門跟私校教師間口耳相傳的邪惡董事會成員、邪惡資本家沒什麼兩樣。

    繼2020年《教師法》修訂實施後，2023年3月1日新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人員條例》也開始實施。這些教育新法非但沒有達成教育部當初的美好願景，反而如教師組織先前所預期的惡化教育職場。光是因新法「校事會議」所造成的教育職場惡況，就不勝枚舉。    「校事會議」成案，經常來自家長「濫訴」。教育部不僅未如韓國教育進步修法對濫訴家長訂罰則，而且即使在當事人都願意證明教師無辜，社會局也認證教師免罰時，教育當局仍然繼續追案要學校「校事會議」繼續調查，這種不當的追案行為有「不致教師於死地不罷休」未審先判之嫌。此外，幼教老師接受調查還需先「停職」，停職的煎熬等同另類的嚴刑拷問。    最近有老師投訴：某行政人員平常就喜歡言語霸凌老師，自從新法上路後更是變本加厲地嗆說要召開「校事會議」處理不聽話的人。的確，新法召開「校事會議」的條件過寛，且權力明顯不對等。而且新法對「學校行政人員濫用校事會議」未有任何罰則防止並處理此類情況發生，所以自然會有不良的行政人員敢於找理由召開「校事會議」，藉機公報私仇、整肅霸凌老師。「校事會議」已儼然成為行政人員合法整肅霸凌老師，而且不用負任何責任的權力不對等不當設計。    當你張開眼睛，你會看見這世界的存在，並能察覺這世界正在發生的種種問題；當你閉上眼睛，你會看不見世界，但世界依然會存在，問題依然會發生。在此懇請教育當局能正視教育職場正在發生的惡況，再次修改相關的教育法規，以撥亂反正、徹底解決新法所帶來的種種教育職場惡況。

    近幾個月震驚全臺灣的桃園市老師被學生毆打成傷的暴力事件，這其中有學校窮盡辦法請家長將施暴的學生帶回家自行管教兩天，但在家長不願配合而無法強制執行，導致施暴學生仍持續到校的情況下，使學校師生長期壟罩在暴力陰影之下；美國今年2月也發生學生為遊戲機爆打女老師，而被警方逮捕關押，之後恐被求刑30年。    將臺灣和美國兩者對施暴的問題學生處理過程相互比較，我們的政府對於處理問題學生的態度相當消極，連強制要求家長將施暴的問題學生帶回家自行管教都做不到，教育現場惡化到：老師在面對問題學生時，不僅無法自保，更難以保孩子，以致常常發生教育流產。    當教育現場已經發生教育難產甚至教育流產的危機時，教育部面對如此嚴肅的議題時，官員的回應居然是「113年已補助6000萬元做老師的諮商輔導支持」讓人覺得教育部和臺灣第一線教師是處於不同的平行時空嗎？我實在無法領悟「老師的諮商輔導支持」與「處理學生暴力事件」有何因果關係？

    幾個禮拜前，筆者去了一趟貢寮，訪談我們新北市教育產工會貢寮國小支會的會員，針對「如何推動並改善優化偏鄉教育」進行意見交換。筆者自己就曾在偏鄉小學校連續服務四年，我們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優秀的秘書長劉宜達老師更是多年服務於貢寮國小至今的老師，對偏鄉小學校的服務熱忱自不在話下。    切入主題，應該給予偏鄉老師比一般地區老師更多的時間嗎？就說筆者這次從市區搭火車前往貢寮，就花了將近二個小時；偏鄉老師常常因開會或研習等公務而需要跑到其他地區，光是路程就需要多給一些時間。曾經有一次偏鄉老師向工會投訴：學校因研習公文函示只有三小時，只願給老師三小時公假。筆者聽了只覺得很瞎，難道學校要老師瞬間移動到研習地點不成？就連線上研習都得多給老師時間作準備，更何況是實體研習。    除此之外，國小學童年幼體弱，造成小志工真能有所貢獻的服務項目有限，再加上一直以來社區及家長志工招募不易，導致所有的工作幾乎都是由老師們一肩扛起。例如：迎新、校慶、期末成果發表會、畢業典禮等活動，老師除了要指導學生如何表演活動，還得負責活動會場的規劃佈置。於是—老師上課忙於指導學生，課餘時間還得佈置會場，在這期間老師不但沒時間休息，甚至還得放學後無薪加班趕工，以力求活動呈現之完美。像這類嚴峻的情況，在一般地區規模較小的學校就會發生，在人力資源更匱乏的偏鄉小學校當然更是常見。人力資源對偏鄉小學校而言十分珍貴，己經到了缺一不可的地步。但由於一些會議或研習等公務，經常無理地函示學校務必派員參加，結果小學校在人力資源匱乏的情況之下，還必須被迫分派人手去執行公務。如果公務真的很重要也就罷了，但事實上剖析很多所謂務必參加之公務，根本沒有務必參加之必要，反倒很像是強迫學校抓丁充人數，這是一種變相強搶小學校珍貴人力資源的惡劣行為。因此筆者主張：公文函示務必參加的各類公務活動，除了應述明務必參加的理由之外，仍需給小學校因時、因地制宜的考量空間，以求將人力資源盡量留給學校。    提到因地制宜，筆者又想到另一件令小學校很困擾的事—很多時候，教育機關或學者在設計教學或制度時，明顯沒有考慮小學校情況。例如：領域小組會議，各領域有領召及組員，如果真要每一個領域都落實，那麼小學校全體老師幾乎個個都會是領召，而且每位老師都得是身兼多領域的組員，於是—光是開會就開不完，而且很多領域還要繳交成果或報告。試問如此一來，老師哪還有何餘力及時間去推動並優化教育相關工作？    所以，透過教學實務經驗及小學校實地訪談結果。筆者認為：多給偏鄉老師一些時間，少讓小學校做一些公務，教育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