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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紅色資本家在紐約華爾街初登場

紐約19號週五早上8點左右，我從Wall St.（華爾街）左轉Broad St.（寬街）看到NYSE（紐約証劵交易所）外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陪襯它左右的是兩面星條旗，在朝陽下，隨著紐約初秋的晨風搖曳著。   假若不是昨晚看工作人員在深夜佈置逐一掛上阿里巴巴集團的布幔與中國國旗，我還以為一覺醒來Chinese Are Coming,「紅軍攻下了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華爾街」。當然這是我的成長年代「兩蔣」反共教育洗腦才會開這種玩笑。不過，台灣今日的國民黨總統、親中的馬英九看到五星紅旗飄揚在紐約華爾街上，說不定他的大中國思想還覺得與有榮焉沾沾自喜呢，說這是「華人之光」；或「馬家的光榮」。   19號是馬雲--當今舉世聞名中國電子商務巨星登上全球舞台首演的日子，他所領導的阿里巴巴集團在NYSE公開發行上市，募集到218億美元，創下美國有史以來最大首次公開發行金額記錄。當天中午11點多，我從女婿女兒住家下樓，就看到NYSE在Broad街這側平常不打開的正門（這天五星旗就在上方飄揚著）這天不但全開著，門口還停放著四部黑色車子的車隊，以及穿深色西裝的人員。   NYSE位於Wall（華爾街）與Broad（寬街）交會口，Downtown金融區這一帶本來路都不寬，大多為單行道。這一帶是全球金融重鎮，也是觀光客必到的景點，從911之前就戒備深嚴，911之後靠近NYSE這側的「寬街」就用欄杆圍出三分之一的路面，只有佩戴証件的人員才能出入，而且警衛會看識別證、有抽檢皮包的權力。但另外三分之二的路面則供給路人使用，當然，沒有通行証的車子是不能進出，不過，白天我很少看過車輛在此出現。   19日上午在可供行人往來的「寬街」上就陸續湧進行人，特別是對著NYSE的門，雖有欄杆隔離，門口還停放四部黑色箱型車，說實在看不清什麼人，但群眾仍希望一睹Jack Ma本人，有相機，更多手機一直在拍大門上方「阿里云」、「天貓」、「淘宝网」、「聚划算」的簡體中文字長條布幔，五星旗與星條旗並列在NYSE飄揚（只有當天）的場景。事實上，群眾很難拍到他，因為大家擠成一團，而且都站在地面上沒有層次感，而又被隔離，只要有東方臉孔出來大家就騷動互擠。約12點半左右幾位中美人物快步走出大門，群眾在欄杆旁往頭兩部車擠，但那些人隨即登上第一部黑色賓士車與後頭的箱型車即快速離去。對股市我是門外漢，但那天我不斷注意它的行情，4點的收盤價是93.89美元，首日發行就飈漲38％。這時我與台灣文化、出版界權威郝明義先生在Times Square一家酒店喝下午茶，一見面就聊到這話題，他義味深長的只講一句話，老美太天真了。   20日週末早上9點多我下樓到對面24小時營業的Duane Reade（類似台灣的藥妝店、彩妝店、超商的集合店，幾乎含括一個人的日常所需，還賣書報雜誌）買報紙，往NYSE一望，紅色五星旗只飄揚一天，又回到原本3面星條旗，但這時華爾街出現一群群講中國各地方言的觀光客，拍NYSE、拍華爾街街「國家聯邦紀念廳」門口的華盛頓總統銅像，人聲沸騰。   週末這天的華爾街日報、美國版的英國金融時報都在頭版刊出阿里巴巴首日上市股價上揚的新聞，加上Jack Ma在NYSE的得意笑容的照片。紐約時報是刊在商業新聞版的頭題，圖文呈現。       在民主與共產黨對立的「冷戰」年代，台灣「反共抗俄」的歲月；對海的中國喊的是打倒「美帝」或「打倒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雙方天天叫囂、搖旗吶喊，非得把對方置於死地不可。才過了二三十年，紅色國家資本家就在NYSE敲槌，熱烈擁抱「美帝」。不知每天一批批到此的中國觀光客，如何去看當年被教育要「仇美」？當他們搶著要與華盛頓銅像拍照，不知對兩百多年前美國建國諸公立憲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精神有怎樣的認識？生活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中國人如何看華爾街自由市場經濟？抑是竊喜中國不會因為貧富懸殊，也不容許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中國觀光客拍完照之後，隨即到華爾街街上的Tiffany&Co.珠寶店採購，或在門口與Tiffany&Co.店招合照。   Jack Ma已佔據多日美國媒體的時段與版面，不僅如此，每天都有中國的新聞；沒有才是新聞。這期的The Economist的封面人物就是習近平，該雜誌今年已4次以中國為封面（亞洲版為6次），更不用提每期都有中國事物的報導。   中國經濟的成長與發展在全球攻城掠地，民間消費恨不得買下歐美的名牌，吃盡喝乾世上的美酒佳餚，其規模與擘劃都是全球性的，經濟與人民都急於把眼光放遍世界，走出中國；反觀台灣，從馬英九上台之後，卻只看中國臉色，期望中國讓利，炒短線近利的台灣生意人也喝口湯啃個骨頭而已。若是要放眼中國，台灣中文媒體有關中國的報導，完全跟不上英美媒體的廣度與深度，更不用提分析與批判。   中國急著走上全球舞台，台灣卻只西向中國，雙方高下立見。

投書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BaBa) 股票於美國時間今（19日）在紐約証券交易所(NYSE)掛牌上市。按照慣例，NYSE在上市前一晚都會在它的外牆上掛出新上市股票公司的旗幟，為期一天。這是18日晚間工作人員正在NYSE外牆掛旗幟的情景。   據紐約銀行家表示，阿里巴巴最高將可募得220億美元的資金，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比2012年Facebook募得的160億美元或2008年Visa上市募得的180億美元都高。

投書旅行與回憶

旅行所見所聞常會與自己的家鄉或經歷做比較，因此旅行是增加自己的視野還是在尋找自熟悉的記憶？   住在紐約Wall Street女婿家，週間上午10點多，我自己一個人常到附近一條與華爾街平行的Maiden巷，就在這條巷口接近與百老匯大道交會處有一家French Cafe Gourmand，它是一家帶有法式風味的小咖啡館，我通常點杯黑咖啡，偶而再加一個Croissants，女老闆是個親切、豐滿常穿著黑色衣裙的中年婦人，總用法語交待她的廚師、櫃台服務生。       這家法式小咖啡館，才6張小小的圓桌，每張桌子搭配兩張木頭椅，靠背是兩道交錯簍空的藤背，牆上用一些早年法國的商品廣告與各種不同式樣的巴黎鐵塔當裝飾。有那麼A touch of French。10點多這時候，通常只有我一個人悠閒的坐下來喝咖啡，我習慣坐在靠玻璃門的第一張桌子，看著外頭匆匆忙忙、各式穿著的行人；此刻附近的上班族進進出出，我特別注意，約每一分鐘就有人上門，Bon Jour!與Merci，夾雜著Thanks、Have a nice day的聲音不絕於耳，買一杯咖啡與老闆閒話幾句就離去。愈接近中午時分，經常有一些拿著「紐約旅遊導覽」的法國觀光客先在門口看一下店招與法國國旗才走進來，這時候都是法語交談，讓人有時空錯置之感。坦白講，這不是一家Fancy的法式咖啡館，咖啡與簡易餐點的名稱與價格就在櫃台後方的黑板，它就像紐約市那些Neighborhood只有街坊鄰居才會走進來的咖啡館或上班族用午餐的小餐店，難怪連法國觀光客進門前都會猶豫一下。約11點半，廚房作好的午餐，如沙拉、三明治就外送到附近的辦公大樓。     這家小咖啡館讓我想起台北大安捷運站復興南路上一家名為Fclice的小咖啡館。我「打工」的地點就在捷運大安站師大附中這一側，早上處理稿件忙到一個段落，總在10點半過後，我帶著一本The Economist，到Fclice喝一杯黑咖啡。這家小咖啡屋只有三張高腳圓桌，一部烘焙咖啡機、小櫃台，牆壁黑板寫著密密麻麻的咖啡與茶飲的中英文名稱與價格。很多在附近上班的熟客在這個時間到此買杯咖啡外帶，店裡的工讀生，這時候也忙著外送到附近的辦公大樓，也只有在這時間我才有位置喝咖啡翻閱雜誌，不會有坐太久的「壓力」；甚至也常看到會講華語的年輕老外一個人在此喝咖啡、上網。假如台北能吸引更多的「老外」，有更多不同的語言，台北會更多元化，也會更有趣。     Starbucks無所不在，不論在紐約市區，或Downtown的小街巷弄，甚至在女兒女婿住家對面，還是我在台北上班的對面都有它，而且生意還好的很，服務的方式很標準化與一致性，態度也很親切。但我這種喜歡有「差異」、喜歡與別人「不同」的個性，這些街坊店面反而充滿著「人味」。

投書在紐約客看到侯孝賢

台灣導演侯孝賢電影回顧展從今天起（12至10月17日）在紐約Queens（皇后）區的Museum of Moving Image（動態影像博物館）舉行。   展出前華爾街日報（9日）就以大篇幅分析侯孝賢歷年來作品所傳達的信息與呈現的意義，主標題是:歷史、回憶與神秘的台灣，附標題為：侯孝賢的電影讓人有清晰看透水底最黑暗處的感覺。這期的The New Yorker(紐約客，封面日期9月15日）雜誌在每期開頭報導該周紐約活動的Goings on About Town欄，在第一篇就以The Memory Maker(回憶製造人）為標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紹侯孝賢用長遠的視野看台灣的歷史。   「紐約客」用侯的三部不同年代的電影來貫穿他的成長與台灣的歷史。1985年的「童年往事」談1947年出生的他隨著家人躲避國共內戰逃到台灣，他在1950、60年代，偏遠的南台灣的成長過程。他那受過教育的家人如同其它難民同樣面臨貧窮與疾病，他不敢衝動、仁性而為。他在電影中傳達對過去的體會與掙扎。   1989年的「悲情城市」則又是另一個家庭的故事。描寫的是一個經歷過日據時代，後來國民黨統治下的家庭，當時還面臨共產黨威脅，與幫派犯罪興起的時空，導致暴力造成這個家庭的瓦解。紐約客雜誌認為侯1993年的「戲夢人生」是「最偉大的作品」，寫的是木偶大師李天錄的一生與那個世代。該雜誌讚揚侯孝賢用寬廣的取景與細膩簡潔呈現的手法。   我不常看國片，還好之前在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工作的年代曾看過侯孝賢的電影，否則看英文談國片，有些片名還難以猜對。如A Time to Live and a Time to Die，我讀英文的描述，加上我看過這部電影才猜到是「童年往事」。A City of Sadness 一看就知道「悲情城市」，The Puppetmaster也容易猜到是「戲夢人生」；比較難的是The Assassin，我多方與友人line才知道是「聶隱娘」。   Taiwan或Taiwanese這兩個英文字不常出現在「紐約客」雜誌上，抵達紐約後買的第一期「紐約客」，才翻到第8頁，用斗大是誇大些，但副標題有Taiwanese就跳到我的眼前，比在第5大道那些名牌精品店裡聽到的「台灣國語」還讓我興奮與愉快。   「紐約客」雜誌在台已販售多年，只是每期在台北上市的時間要比紐約晚個三到四個星期，所幸，它的內容除了Talk of the Town、The Critics固定專欄比較有時效性外，其它都是長篇大論的分析或調查報導，讀來比較不受時間影響。在台北能與倫敦同步讀到的英國The Economist較著重當時的新聞事件與分析，「紐約客」則以深入報導見長，但前者每周的Leaders與後者的Talk of the Town都有數篇短評，常有發人深醒的評論。旅居紐約能每周如期讀到「紐約客」，是我的一個小樂趣。   在多數人從網路獲得免費新聞的時代，The Economist仍然保持以地理區域的分類來報導新聞，它精簡的寫作、精闢的分析，得到訂戶的肯定，是等人或喝咖啡，或是搭地鐵最適合的伴侶。每期總有三到四篇長文的「紐約客」較適合度假或假日閱讀。

投書眺望紐約世貿大樓隨筆

我身處在最豪華也最具浪漫的地段寫這篇我的紐約假期隨筆。我在紐約華爾街附近的某棟大樓頂，周圍大樓林立，但我這個頂樓仍可看到新蓋好的「世界貿易中心」，另一邊是「自由女神」像與河流。 中秋過後（紐約不過中秋節的）的早上8點多，無邊無際的藍空，乾爽的晨風，好舒適的早秋紐約。女婿女兒住在紐約華爾街旁一棟三十幾層高的建物裡，管委會每天早上在頂樓提供免費的早餐給住戶使用，並有一位男性管理員服務，通常我都坐在室外露天的位置，有長方型的高腳桌椅，有四方型的餐桌，有沙發、有抱枕，有綠色盆栽。還有讓我總得抬頭仰望它的、剛蓋好的「紐約世貿中心」，或是近在眼前在Hudson（哈得遜）河上的自由女神像。 自從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看到新聞的時候，很多人是邊用早餐邊看iPhone，常聽到line的聲音，吃早餐看報紙似乎已成為上個世紀「殘留」的習慣，或是「老一輩」的行為。我雖然還會買紐約時報或華爾街日報，但早上睜開眼睛除了打開電視「聽」新聞外，不是check mail就是上紐約時報網頁。看報紙是午餐或下午喝酒的「伴」。也因為網路取代了報紙，縱使有住戶上來用早餐，也都匆匆忙忙拿了麵包、咖啡就離去趕上班。 網路打破時空的界線與藩籬，因此很多事與人少了某些「新鮮感」。以前出國買當地的書報，看的津津有味，如今有digital版，台北與紐約零時差。雖是如此，由於經過印刷媒體的「刻印」，此刻身在紐約，還是買紙本的報紙、The New Yorker、Vogue（9月號有新裝發表，厚達8百多頁，9月第一個禮拜是紐約時裝周，各媒體競相報導。當記者還是在國際大都會過癮）報紙雜誌還是用手摸起來有真實感，就像男女交往，牽手都比在網絡或手機「扯」個老半天更實在，因為body heat才是真的。 長榮航空把我「送到」紐約。9月這期的機上刊物en Voyage 恰巧有篇圖文報導在紐約48小時，寫的非常道地，也就是當地紐約客會常出現的地方，這十來年我每年至少有趟紐約行與女兒相聚，我們總在up town、mid town、down town這些地方吃喝玩樂，作者Lauren Mack建議的地方很多都不是一般觀光記者會寫到的，如在SoHo的一家法式酒館Balthazar、Coney Is.等等。很值得參考。 紐約的中秋節月亮被薄雲環繞著，倒真讓我真的感受到「秋涼如水」之境。而「世貿中心」大樓頂的尖塔所發出的燈光讓我心動卻有些不真實的感覺。

投書吸食大麻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問題是

這幾天看到台灣演員柯震東因為在北京涉嫌非法使用大麻，不論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那種痛哭流涕的表情，或在台灣，家人頻頻透過媒體表達歉意，甚至出現教子無方，愧對社會的用辭。   演員在媒體面前流淚、道歉或喜怒哀樂大可不必當真，何況吸食Marijuana（大麻）並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問題是，不該在中國與台灣等這些還把大麻與毒品（Drugs）劃上等號的國家吸食。這兩個政府逮住機會藉此宣傳「反毒」，甚至放出有那些藝人吸食等新聞；北京與台北兩邊的記者會有如「公審」，嗜血的媒體似乎也「全力配合」演出，「逼」得當事人與家人得在鏡頭面前痛哭落淚、滿臉表現「愧對大眾」才罷休。   就在柯震東與房祖名被拘前不久，紐約時報在7月31日刊出一篇題為「科學家對大麻的說法」的報導指出，科學對大麻已有清晰的共識，那就是對人體健康的傷害比其它禁藥少，危險性卻比那些合法但會造成高度成癮的煙酒要高。……若持續服用大麻，它雖有影響工作或學習的副作用，但也不足以對持有者施以刑事處罰。何況這個社會還允許服用尼古丁與享樂飲酒。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藥品研究中心在1999年的研究指出，吸煙者有32％會上癮，23％海洛因使用者會上癮，17％Cocaine（可卡因）使用者會上癮，15％的喝酒者會上癮，使用大麻者只有9％會上癮。這項研究也指出，大麻不是「入門」藥物……真正的「入門」藥物是煙草與酒精，年輕人在嘗試大麻之前就接觸了它。   西方很多媒體在有關Marijuana（大麻）的報導不再用Illegal drugs（非法藥物）或Banned drugs（禁藥），而是只用Marijuana。而服用Marijuana也不會成癮或上癮，那何需勒戒？美國主張Marijuana合法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政府不必要花大筆的錢監禁那些不會傷害到任何人的人；此外又可抽到稅，將不再是犯罪的行業。台灣媒體以那麼多時間報導誰用大麻，政府花納稅人的錢去勒戒一種不會成癮的行為，有如此荒謬的事，難道只是認為那是「禁藥」或「毒品」？還是只為了社會觀感這些莫名的理由？   烏拉圭在去年12月立法通過成為全球第一個將大麻正式合法化的國家，美國西岸華盛頓州與中部科羅拉多州在今年也陸續大麻合法化，該州人民可以抽大麻消遣娛樂。英國「經濟學人」週刊7月有一期報導，美國將有23州陸續開放大麻視為藥物使用，而且大多數（超過50％）的人支持立法大麻合法化，反對者正逐年下跌至今年的40％。從這趨勢看來，大麻正式合法化將是下屆美國總統與聯邦政府的重大議題。   有錢有勢總是要做些游走當地法律邊緣的事才能證明自己「有辦法」。事實上吸食大麻沒那麼神奇，神奇的是因為法令規定不可以。我再度引述Lost Generation（失落世代）、垮掉世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知名美國詩人Allen Ginsberg（1926－97艾倫 金斯柏格的名言，有些時候吸食大麻產生的偏執效應，並非它有甚麼麻醉效果而是法令的禁止。

投書胸大就是有行情有沒有大腦暫時擺一邊

有人問我「喜歡哪種女人？」我通常毫不思索的回答「胸大腿長」。我也從來不認為女人胸大就無大腦。女人有沒有大腦與胸部大小無關，若同樣都沒有大腦，那她至少還有豐滿的胸部吸引人，我始終不了解為甚麼要用「胸大無大腦」來批評一個胸部豐滿的女人。   有沒有大腦得觀察她展現的能力與才華，但外顯的胸大，可以讓女人在某些行業立即獲得市場價值與行情，或是利用豐滿的胸部創造她的市場價值(這點證明她除了胸大也是有大腦)，看看台灣電視上那些胸罩廣告的模特兒哪個不是因為有豐滿的胸部，才能代言，她也才能賺取酬勞。而台灣模特兒胸部的尺寸與酬勞是否成正比？   我不知本地的酒廊或制服店、或有女人坐陪的日式KTV酒店、或是理容院、按摩店等等可以媒介女人性交易的經營者，在挑選這些女性工作者，胸部的大小是否一項考慮的因素。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網路解放性交易產業的報導(2014/8/9)，根據男客人對女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數字，A罩杯平均每小時的行情是240美元，B罩杯比A罩杯多，C罩杯又比B罩杯多，已接近260美元，而D罩杯以及更大的尺寸則跳升到接近280美元。   看來有沒有大腦並不重要，事實是愈豐滿的胸部愈有市場行情。平胸，A罩杯以下則低於240美元就是證明。   身為男人喜歡是一回事，但若身為父母的角色又是另一回事。我欣賞豐胸的女人，也曾經是Playboy中文台灣版的總編輯，但台灣某些女性內衣胸罩的電視廣告，已可歸為Soft(軟調)色情，其「吸引」(挑逗或煽情)不亞於Playboy出版的Lingerie(女性貼身衣物)廣告專輯，有心的家長對這些廣告應該表達意見。   金髮與長髮最有市場行情 知名的已故女明星Marilyn Monroe(瑪莉蓮夢露)曾演過一部Gentlemen Prefer Blondes電影，中譯「紳士愛美女」，雖然沒有把Blondes「金髮」翻譯出來，但我們都已習慣用「金髮美女」這個名詞，似乎把金髮與美女畫上等號。   在上述這項調查也顯示，金髮的性工作者價位最高在280美元以上，其次是染成白髮的260美元以上，棕髮接近260美元，再往下為紅髮，最便宜的為黑髮，比240美元多一點。   至於頭髮長度，平均行情最高的為「非常長的頭髮」，其次為長過肩膀，再其次為「與肩同長」，行情最低為短髮。想必，買春的男人認為長髮的女人比較有性吸引力，認為短髮象徵職場幹練的女性。

投書人口買賣逼良為娼才是性市場的根本問題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8月7日對該國最普流行的行動即時服務頒布了新的禁制令，國營的「中國日報」說這項新的禁制有助於「淨化網路環境與遏止造謠者」。紐約時報引述「騰訊」的說法，從今年5月中國採取嚴厲的管制以來，已刪除了數千篇文章與移除了WeChat四百個公眾帳戶，關閉了將近2千萬個被認為與賣淫有關的帳號。   同一天下午倫敦新上市的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周刊的封面主題是「性買賣 科技如何解放世上最古老的行業」，該刊指出，經由個人網站，妓女可以將自己市場化建立自己的品牌。妓女本身的做為就像其它勞力市場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這就可以理解該期封面是一個長髮及腰、穿連身紅窄裙的女郎，右手拿一把剛剪斷她腳鐐的大鐵剪，她正檢視左手上智慧型手機的訊息。   同樣的古老「行業」延續到同樣的年代，在不同的地方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性交易是人類最古老的全球化產業，但從業者與消費者所面臨的處境，卻因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因素有明顯的差異，而中國，甚至台灣在面對色情與性的問題，總高舉著道德、善良風俗的大旗，而污名化性工作者，醜化尋春客。在中國，據「紐約時報」年初的報導指出，警方對待性工作者通常不經審理，就處以收容教育的處罰，而當事人幾乎是沒有申訴的機會。而這種收容處罰與勞改制度一樣毫無人權。   「經濟學人」指出，網路讓世上最古老的行業成為正常的服務業，對買賣雙方都有利，尤其是性從業人員。需求者從這類網站可以選擇所期待的對象、提供那一種性服務、價格、現金或刷卡、何時到何處服務等等。甚至事先買賣雙方可透過網路「徵信」。若有女性想從事這行業或「兼差」，這類網站都有有經驗的性工作者提供諮商與建議，這比Penthouse雜誌後面大剌剌張開下體的廣告，或Village Voice的「軟性」人事分類廣告實用多了。           德國性工作者有退休金可領 荷蘭與德國對性工作者都提供保障與保險，把性交易視為一種產業加以管理。以德國為例，在2001年當時社民黨與綠黨的聯合政府就立法去除性工作者的汙名化，讓她們不要生活在陰影下。性工作者得登記，並享有全部的健康保險、退休金與其它福利，提升性工作者的法律與社會地位。法律認為剝削性工作者是犯罪的行為，但提供場所給性工作者使用是合法的，目的是要經營妓院者提供一處安全又乾淨的場所，將淫媒趕出這個行業。   根據「紐約時報」去年12月的1篇報導指出，在德國約有40萬性工作者（內含極少數的男性），年服務的客人達百萬人，年收入達150億歐元。合法化後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當然包括女性主義者的抨擊。由於德國的鄰國法國與波蘭賣淫仍屬非法，因此許多人國人，包括遠從北歐都到德國尋春，在科隆、慕尼黑、柏林出現許多「超大妓院」，德國儼然成為歐洲的買春樂園。   合法化的目的是希望性工作者不被控制與剝削，買賣雙方都不需要有衛生與安全的顧慮，但事實上，許多性工作者是被迫的。「經濟學人」這篇報導指出買春者對白種女人的偏好，從價格就可反映出來。因此許多人口走私販子，就從東歐那些比較貧窮的國家走私年輕女子(鮮肉)到富有的國家賣淫，不擇手段壓榨這些女孩子，過著被剝削暗無天日的生活，成為21世紀的「白奴」。   拜現代交通的快速與方便，性工作者往富裕的國家找機會，買春者往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或地區消費。在歐洲從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更多國家成為歐盟會員國之後，許多東歐女子，不論是被迫或自願都往英國或西歐市場移動，畢竟買春是昂貴的。這些沒有經驗的「外來者」以削價競爭的手段吸引買春客，因此影響原有當地性工作者的收入與權益，這又形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人口販賣嫖童妓才是大問題但政府要積極介入的是人口販賣與嫖童妓或雛妓的問題。   年少時候，不論是從街坊耳聞或從本地影視的劇情看到有些年幼的女子為替父親償還賭債，被黑道強行押走邁入火坑；或是為家計而賣笑賣淫，背後都有吸血鬼從這些出賣皮肉的弱女子獲取不人道的利益。1980至83年我參與「時報雜誌」(中國時報旗下的刊物，現已停刊)編務，當時曾撰文探討賣淫的問題，腦海就出現逼良為娼，性工作者被迫害被剝削的畫面；加上當時延平分局施志茂警官曾帶我走一趟保安街那一帶的紅燈區，讓我深刻認知，性工作者的無奈與無法翻身，但販賣人口、逼良為娼、用暴力或用藥物控制這些女子、或剝削它們的皮肉錢，才是性產業的「黑洞」。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古今中外的買春客都有嫖童妓或雛妓的癖好；加上從1980年愛滋病被診斷出來之後，許多買春客「誤認」嫖年幼，感染愛滋的機率比較少，更凸顯這問題的嚴重，國際警察也偵破許多這類案件。

投書副總統夫人探災與低跟細跟鞋

副總統吳敦義夫人蔡令怡穿低跟細跟鞋探訪災區慰問罹難者有甚麼不可以？相較於馬英九探訪受害者在病床邊說「打斷手骨顛倒勇」，後者更顯的無知冷血。   有些女人她就是習慣穿高跟鞋，因此蔡令怡女士可以輕描淡寫的說「我習慣穿這雙皮鞋」或是「我還有下一個行程」，甚至不用回答，總比對記者說，「配合副總統身高，或那是氣墊鞋」要來的好。我雖然也曾經當過記者，但也認為，對記者未需也不必有問必答。   身為副總統夫人到災區關心受害者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她既非官員或握有行政職權能對災區做出實質的做為，只要她沒有因為穿高跟鞋需別人攙扶、或影響救災穿高跟鞋有何不可。最重要的是身為副總統夫人在災區的言談、肢體語言能表達關懷之心，比穿甚麼皮鞋要來的重要。   穿著裝扮當然需看場所，但怎樣的身分也需有怎樣的穿著。第一夫人或副總統夫人需有符合身分的裝扮與穿著，以當日副總統夫人的洋裝一件式穿著行動也滿俐落的，有何不可？我倒是很好奇問那些記者，副總統夫人該怎麼穿你(妳)們才認為適當？   我曾經參加民間社團的年會之類的活動，總統或副總統以貴賓身分應邀致詞，許多採訪記者的穿著都很不得體，男記者穿圓領衫、牛仔褲、布鞋或便鞋，穿西裝打領帶少之又少；女記者穿著更離譜，穿短褲，有的還是緊身短牛仔褲，有的上衣斜露一個肩膀，穿布鞋或露出腳跟的便鞋比比皆是，只有極少數記者的穿著適合當日的活動。   後記：1，目前執政的國民黨應全力幫高雄市政府救災與復建。2，我的票沒有投給目前執政的國民黨。3，蔡令怡女士那套深藍色洋裝滿漂亮的，給人落落大方之感。

投書台北文華東方酒店Bencotto義大利餐廳的火腿

義大利人的廚房少不了Ham（火腿）、Salame（義大利文的Salami，臘腸）、Cheese（乳酪）。義大利的臘腸或是火腿不只是該國人民的食物，在國際享有盛名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論在國內外每到義大利餐廳，我總先點幾樣Salami、Prosciutto、一杯義大利酒，與朋友邊聊天邊看菜單再決定要吃什麼菜。   剛開幕的台北Mandarin Oriental（文華東方）酒店6樓的Bencotto義大利餐廳，在單頁兩面印製的菜單左上方就從「火腿與臘腸」類開始，包括5種Salami與Ham，可單點或是任選3種做成一道併盤。   如同葡萄酒，義大利的Salami與Ham及其它食物也是有產區規定。這5種等於來自不同的產區與風味，它是Prosciutto di Parma、Coppa、Culatello、Mortadella、Salame Milano。   義大利文Prosciutto就是簡單樸實的鹽醃火腿，幾乎義大利各地都有製造各有風味的Prosciutto，其中以Parma、Veneto、Friuli這3個產區最有名，尤其是產自北部阿爾卑斯山下Emilia Romagna省Parma鎮的火腿最有名，也就是所謂的Prosciutto di Parma，其中又以產自靠近Parma鎮一個名叫Langhirano的地方更受老饕喜愛。   只有北義特定的豬隻如Lambrea才能飼養來做Prosciutto，而且從繁殖、飼養、醃製等過程都有嚴格的規定；只能用穀物、玉米、大麥為飼料。豬隻最好不超過350磅重，屠宰後取豬後腿部位，用粗粒的海鹽鹽醃，冷藏幾星期之後再第二次鹽醃，兩個月之後，將鹽洗淨，接著風乾最少10個月，有的長達36個月，由於得天獨厚享有從阿爾卑斯山吹來的乾燥冷空氣，風乾過程讓肉體的結構達到更精密細緻的境界，特別是Parma 它呈現豐富飽滿的赤紅色澤、口感如絲般的細膩、散發出鹹中帶甜的豐富口感，十分迷人，通過產區標準的Ham則貼上一個印有5個尖頂的王冠標誌與Parma這個字。由於它沒有經過煙燻處理，是屬Raw Ham（生火腿）。   更不能錯過的是，有Parma火腿之王封號的Culatello火腿，它產自Parma鎮附近。義大利文Culatello就是小背部的意思，它取自豬Hindquarter（後臀及腿）的瘦肉，外層用活結綑綁固定，也是用鹽鹽醃，但它又增加葡萄酒的醃漬，呈現粉紅色澤，口感更柔順，喉韻更細緻，又帶有哈密瓜、無花果迷人的香氣，因此Culatello火腿價錢通常都很昂貴，在Bencotto單點為1600元。它也歸為Raw Ham。   Coppa是義大利文「頸背」之意，取自豬頸部的生肉加以緊壓灌入腸衣醃製而成，這是義大利中部與科西嘉（法國）最常見的肉製品，它的外型雖然粗糙其貌不揚，但卻有很高的評價，價位也不低。它有生火腿Coppa Crude（Raw）與Cotta（Cooked）兩種，後者用來烹飪。   Mortadella臘腸是Emilia Romagna省首都Bologna（波隆那）的代表做，它以70％的瘦肉、30％肥肉剁碎後製成讓人印象深刻的粉紅色豬肉香腸，帶有黑胡椒、荳蔻、橄欖等迷人的香氣，這是一道很「跨國性」的冷熟食，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製品，有的用牛肉豬肉混雜在一起，如美國。除當開胃或「零食」，它也可與其它食物烹煮，增加菜的風味。   義大利有許多知名的Salame，大多與地名相彷彿，如熱那亞的Genovese、Parma附近的Felino、佛羅倫斯、薩丁尼亞、那波里、米蘭的Salame Milano（即Milanese）等等。其中以Salame Milano聞名國際，Salame Milano主要是用豬肉加上牛肉與大蒜製成，口味適中，很容易被接受，因此最廣為世人熟知。   Prosciutto di Parma、Culatello再加上Prosciutto di San Daniele可說是義大利火腿的「三雄」。每次到紐約市我都會到Eataly（一家義大利食物、葡萄酒、餐具的主題店）吃喝，也都會點產自Friuli的Prosciutto di San Daniele。     左圖：三種義大利知名的火腿Parma、Coppa、Culatello；右圖：頂級的義大利Prosciutto di San Daniele   Prosciutto di Parma只享有阿爾卑斯山的風，但位在義大利東北角的Friuli，北邊有阿爾卑斯山，南邊有亞得里亞海，山風與海風相互交替，與其它產區的火腿相比，這種獨一無二的天然條件－－北邊阿爾卑斯山的冷風與亞得里亞海溫暖而帶有鹹味的海風更增添San Daniele肉質的甜美，加上豬隻有限，以及最少得12個月的陳年，而造就了舉世聞名的火腿肉。此外還得具備以下3個條件才是Prosciutto di San Daniele：豬隻來源需選自義大利中部以北的10個產區；須遵照該區傳統的飼養方法；製作與陳年過程都必須在San Daniele這個地方。

投書現代版的貴遠賤親

一個悲傷的母親低頭瞻仰躺在棺材裡的男孩，這個已過世的孩子雙手還捧著一個iphone。這是刊在「紐約客」雜誌內頁的漫畫，圖說是He looks so natural. (他的樣子如此自然)想必iphone或ipad是現代人的陪葬品，遺言是請line給我。   約在10年前，「紐約客」有張封面，一對男女面對面享用燭光晚餐，眼睛不止沒有相望，彼此還各拿一個早期的行動電話，各談各的，另一隻手相疊在一起，在桌邊演奏的小提琴手露出滿臉尷尬的神色。   我對日新月異的電信科技始終持保留的看法，對這張封面的解讀是，現代人只忙著跟不在身旁的人談話或line，不想與周邊的人對話。「貴遠賤親」是最貼切的描述。但我周圍那些重度愛用或依賴新電信產品的朋友，對這張封面充滿樂觀的解釋：這對愛人真現代化，知道使用行動電話談情說愛。從line問世之後，我常聽說許多夫妻或家人在同一個房間是用line而不是談話。   從遠古到今天，在追求配偶的過程，飲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男女單獨進食未必是約會求愛，但戀愛求偶必然有吃喝。食色性也，古今中外皆然。吃喝是一種媒介與過程，最重要是談話聊天、眼神的交流。看來當下男女談戀愛吃飯喝酒已不重要，兩人坐下後，先拿出iphone擺在垂手可及之處：餐酒上桌後，先上傳桌上的餐點再談話；當line聲響，妳(你)的眼神立即從他(她)移開，優先回應對方超過眼前跟你用餐的這個人。   我不是吃醋，沒必要也不值得。我只是在想，這些重度依賴iphone的人，在做愛的時候iphone是開著還是關上？當正上氣接不上下氣的時候，line。

投書Candy的少女願望與她的宜蘭「食光」餐酒館

每天下午4點剛過，Candy照例暫時離開Le Temps 1998店面，開著那部深紫色的March，載著主廚Patrick一起到不到5分鐘車程的「通青」鮮魚批發店，兩人一起挑剛上岸的海鮮漁獲，做為當日晚間客人上門的食材。   身材高挑、還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的Candy(張雅雯)邊挑魚邊告訴我，宜蘭有兩個鮮漁港，北大里、南南方澳。就在這個晚上，我點的冷前菜「筊白筍、甜蝦、海鮮風味美乃滋」、「蘭陽市場尼斯沙拉」與主菜「義大利麵疙瘩」所吃到的胭脂蝦、鯖魚、黑喉，就是不到3小時前他們才挑回來的鮮貨，Candy說「宜蘭有那多的海鮮，我不給客人吃解凍的魚」。我喝完一瓶她店裡唯一的一種啤酒，法國1664，又從店裡兩瓶白葡萄酒挑其中產自法國波爾多Sauvignon Blanc，它那清新而又討喜的酸氣，非常適合當開胃酒－－此刻室外溫高33度，當然也很適合我的餐盤裡的魚蝦。   步出宜蘭火車前站，左前方原先是鐵路局員工宿舍，目前是「丟丟噹公園」的一大片綠地、枝葉茂盛的老樹，只留下獨棟的三層樓水泥建物，Candy說，它的屋齡約四五十年、原先是鐵路員工餐廳。」幾個月前她承租下來保留外表木頭格子窗的古樸，內部經過一番整理布置，成為一家開放廚房、有吧檯的現代感法式小酒館(Bistrot) ，法文店招Le Temps 1998、中文店招「食光」終於在宜蘭市(和睦路6巷，03－931－1197)開幕。她的店門口有兩排老芒果樹與老榕樹、後頭有蓮霧樹與日據或「反共抗俄」時期留存下來的防空洞、水泥溜滑梯與掉落滿地的蓮霧。很難以想像離火車站不到5分鐘腳程有如此悠閒的空間，讓我想起有一年與女兒、當時還是她男友的Jimmy，我們開車探訪加州Napa葡萄酒鄉在Yountville鎮的Bouchon法式小酒館。有田園風味的悠閒寧靜，又有Bistro取自當地食材的佳餚，也能與廚師、服務人員、主人聊天互動。   女主人Candy是宜蘭員山鄉人，成長在一個販賣雞肉中盤商的家庭，這就可以了解Le Temps 1998的Logo是一隻公雞，店裡面也用各式各樣的公雞裝飾，她說，父母依賴雞養活一家五個姊妹，雞提醒她父母持家的辛勞；另一方面，台語的「雞」有「起家」的諧音與含意，如今她創業意味要自立「起家」。   Candy在小學6年級，那時候是1998年，第一次自己做甜點想對一個男生告白，那男生喜歡白巧克力優格塔，「但我做失敗、告白也沒告成，卻發覺自己愛上做甜點與做菜。」法文店名Le Temps 1998即「1998年那時候」的意思。她說，從此就決定要以餐飲為職志，為向父母明志，她高中休學重考職校。從景文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科畢業後，她先後到礁溪老爺、台北亞都酒店與獨立的餐廳工作，自己存錢到法國尼斯學法文與廚藝「我住在法國人的家中，彼此交換做菜的經驗。」   回台之後，Candy決定在自己的家鄉用當地的食材開一家法式餐酒館。那黑色硬殼的菜單封面，以白色的線條呈現三星蔥、金棗、魚蝦、雞等宜蘭的特產，其中還點綴一些錯落、斜斜的細微白線條「那代表宜蘭的雨。我愛宜蘭雨與海鮮，我在法國想家的時候，就到尼斯的菜市場聞聞海鮮的味道略解鄉愁。」   除上市場採買，她自己也與兩位廚師下廚或開發甜點，但花更多在經營管理，從店招、店面設計擺置、廚房、餐具、菜單、名片等等，Candy都請專業人士展現她的構思，可以體會到Le Temps 1998的一致性與系統化。Candy笑著對我說「我愛做菜又學餐飲管理，但老闆總是把我安排外場的工作，如今裡裡外外都得兼顧。」我常在亞都的Bar吃喝，幾年前就認識她，對她的專業、談吐與企圖心當時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8年那時候」對Candy 或許是一個遙遠的起點；「食光」對張雅雯是她理想的實現「不論是親人或情侶一起用餐，那就是快樂的時光；客人把食物吃光光，那就是我快樂的時光。」她說。   晚餐前，Candy帶我看當年宜蘭鐵路局員工宿舍的痕跡，如今只留下她經營「食光」的這棟老建築、後頭的防空洞，還有約50公尺距離的一棟平房「是當時的鐵路工會」。沒想到讓我一頭掉入久遠的年代，我是鐵路員工的子女，老爸在嘉義鐵路局服務，就住在靠近火車站旁的鐵路宿舍，我對員工餐廳、工會會址、防空洞並不陌生。   Le Temps對我是更遠的1960那時候；「食光」對我是想起年輕時候與家人住在鐵路宿舍、「看火車」的時光。這趟宜蘭行，我是搭電聯車，也就是每站都停靠，當年所稱的「慢車」前往。

投書香檳早午餐重現亞都麗緻酒店

多數人對Brunch（早午餐）並不陌生，但假如有香檳或Blood Mary搭配，那又另當別論。   過去這些年台北的國際酒店也曾在週休假日推出早午餐，但「香檳早午餐」是少有，更不用提搭配多樣選擇的Blood Mary早午餐。目前台北亞都麗緻酒店在它的招牌餐廳Paris 1930，推出「夏日精選早午餐 香檳輕鬆飲」，享用一杯Lanson香檳。特別的是，到7月27日之前這段時間，每天上午11點半到下午兩點半都有香檳早午餐（每人1850元＋10％），不限定只在週休假日才有。   Lanson創立於1760年，是「老」品牌之一；年產兩千多萬瓶，也是一家「大」香檳公司。歷經過起起伏伏的階段，到1990年代初期浴火重生，當時台灣就有廠商代理進口。1998年我參加米其林法籍三星主廚Alain Ducasse在台北西華酒店的餐宴，搭配Lanson Nobel Cuveé 1988。當時Ducasse是Lanson的品牌大使。   Lanson是一款Light-bodied風格的香檳，給人充滿清新的果香，愉悅而不膩口的酸氣，很適合做開胃酒，代表作是它的經典款沒有年份的Black Label Brut（瓶身的商標為黑色而來），這款在英國市場非常成功。也是這些年我常喝的香檳。   台北有些國際酒店所謂的「早午餐」（包括下午茶），都當成另類的自助餐，這種只滿足口腹之慾的吃飯習慣，談不上「餐飲」，更毫無早午餐的悠閒與下午茶的優雅。   「香檳早午餐」常見於元旦（一月一日）這天，真是美好的開始。當然，若是週五、週六晚上狂歡或宿醉，隔天與伴侶吃個早午餐，搭配香檳或Blood Mary，保證回魂。或是在度假酒店，經過前一夜的狂歡，點Room service，加一瓶香檳或Blood Mary，與愛侶在床上共享早午餐，更讓魂飛九重天。

投書擁有兩百多種啤酒的巴西ABInBev集團

前言：在台灣市面上諸多進口啤酒，大多屬於當今世上最大的巴西AB InBev集團旗下所有。   我正在看巴西世足賽的轉播，一邊喝我經常喝的Stella Artois，它雖然是比利時名聞國際的啤酒，但卻屬於巴西AB InBev集團旗下兩百多種啤酒其中的一種，原來它不只從我或台灣市場賺進不少鈔票，從世界各地賺的更多。世界十大暢銷啤酒，該集團就占了7瓶（Stella Artois排名第6）。   目前在台灣常見的進口啤酒就以AB InBev集團的種類居多，如美國Budweiser（排名第2，Bud light第1名）或墨西哥的Corona（第4名）或比利時Hoegaarden與Stella Artois或在台灣超商架上的德國Beck's（第10名），美國Busch、Michelob，本地韓國餐廳有賣的OB啤酒等等都是AB InBev的成員。   巴西名列「金磚四國」，經濟表現有亮點，但還是給國人好享樂、不守時等刻板印象；但總部位於聖保羅的AB InBev集團可說是世界最大的啤酒集團，而且還在拓展之中。該集團CEO，現年54歲的巴西人Carlos Alves de Brito是一個直率又充滿幹勁、能掌握市場趨勢的人。   畢業於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獲有美國史坦福大學MBA的Brito，於1989年進入巴西規模龐大老牌的啤酒公司Brahma從事推銷工作，他騎著摩托車跑業務，1999年Brahma與Antarctica合併組成AmBev公司，2004年他出任AmBev的CEO；同年AmBev與當時世界第3大啤酒集團比利時的Interbrew合併成為InBev公司（Interbrew是由Artois與Piedbouf 於1987合併組成的）。InBev除核心啤酒事業外，在拉丁美洲的軟性飲料市場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最震撼國際商場的是InBev在2008年以520億美元吃下銷路廣大、象徵美國的Budweiser啤酒的母公司Anheuser-Busch，於是世界最大的啤酒集團AB InBev誕生。   以人均年啤酒消費量，巴西雖然排不進前15名，但產量排第3，僅次於第1的中國與第2的美國。但透過AB InBev公司在巴西啤酒市占率高達69％、美國為48％、在俄國為第二大、在中國為第三大。中國的哈爾濱啤酒與福建莆田的雪津啤酒都屬於AB InBev的成員。   AmBev旗下的巴西啤酒Skol在十大暢銷榜上排名第5、Brahma啤酒排名第8。3家非AmBev集團的荷蘭Heineken（排第3名）、愛爾蘭的Guinness（第4名，屬英國Diageo公司）、美國SABMiller公司旗下的Miller lite（第9名）。   除了Skol與Brahma其它8大品牌啤酒在台灣都可喝得到。

投書來自巴西的Ramos調杯巴西國飲Cachaça觀看世足

沒有比喝巴西的國飲Cachaça(卡夏莎)更適合在觀賞本屆世足賽的時候飲用。Cachaça與足球再加上Samba，可以說是巴西的三位一體。   2014世界杯足球賽於這個星期5(13號)在巴西舉行，不論在現場、或是在家中的沙發、還是在外頭的pub，喝杯Cachaça或以Cachaça調的Caipirinha，與幾位足球同好觀看賽事比喝啤酒更有巴西的氛圍。    Cachaça是巴西版的Rum（藍姆）酒。Cachaça與Rum都是甘蔗釀成的飲料，Cachaça是用甘蔗第一次榨取未經提煉的汁所釀成；Rum是以色澤深沉液體凝重的蔗糖蜜蒸餾釀造。在口感上Cachaça比Rum粗獷強烈，Rum比較細膩。Cachaça是Rum的火爆版、激情版，就如巴西人一樣的熱情；Cachaça是Rum一位爆烈的堂兄弟。巴西餐飲界認為全球烈酒消費量Cachaça排名第3。   巴西有諸多品牌的Cachaça，一般勞動階層最普遍的飲料是純喝Cachaça與啤酒；但以Cachaça調成的Caipirinha是國際知名的一款Cocktail，在歐美國際酒店的Bar容易喝到Caipirinha。遺憾的在台北不容易。       幸運的是我認識一位在台北成家立業的巴西人Ivan Ramos，他目前是兩家The Brass Monkey餐廳酒吧的總經理。總面帶笑容熱情的Ivan在開幕不久的Brass Monkey信義店，親自為我調一杯Caipirinha。他先將一顆檸檬切片放進玻璃杯，再以木棒擠壓淬取汁，沒有Cachaça他說可以用白色的Rum取代，於是用2盎司的Rum，糖漿與冰塊。接著倒入攪拌器Shaken，完成後倒入Highball杯，再加入冰塊滿杯，就做成一杯Caipirinha。   Ivan說，Caipirinha有各種不同的配方與版本。檸檬的部分可以用鳳梨、草莓、葡萄等水果取代；基酒Cachaça也可以選用Rum、Vodka、Sake。而在巴西聚餐場合常有人用整顆鳳梨，取出部分的果實，再注滿Cachaça，任何人自己取用。   去年夏日我帶老媽到The Landis（麗緻）酒店用餐，我攙扶著行動不便的老媽走進大廳，就看到帶滿笑容的Ramos走過來一起幫我攙扶著老媽慢慢走道位置上，之後每次在該酒店的Bar喝酒，從聊天中知道他來自巴西，5年前跟台灣女友來到台灣結婚，目前在台北士林定居育有一個兒子。   Ramos說，5年前他對台灣毫無印象，若有的話，台灣是生產一大堆便宜的仿冒品的國家，來了之後讓他大開眼界，人很多，摩托車很多「我在台灣見過的摩托車超過我過去三十幾年的數字」他以有趣的口吻告訴我。   我喝著他調的Caipirinha更好奇這位來自遙遠巴西的旅館餐飲從業人員。出身位在聖保羅南邊約有1千公里的Caxias do Sul（南卡基亞斯）市的Ramos說，這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冬天有雪有時冷到零下十度十幾度都有；Caxias do Sul是一個蓬勃的工商業城市，19世紀有許多義大利移民到此務農，是巴西葡萄酒鄉的起點。他在故鄉附近的Canela（卡內拉）市一所學校讀旅館餐飲，10年前離開故鄉「我已去過四十幾個國家與都市」並曾經在倫敦這個以Cocktail聞名的都市當過Barman，難怪我看他在Bar台也非常靈活俐落。   Ramos通曉英語、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也能說一些法語、德語與華語。來台灣後他先後到西華飯店與麗緻酒店擔任駐店經理的職位，約3個月前轉到以餐廳與Bar為主軸的Brass Monkey擔任總經理。   2000年Brass Monkey餐廳在台北捷運南京東路站下方的復興北路上開幕，從餐廳明亮的落地窗，可以看人或被看；店內一個L型的Bar從黃昏時段就開始擠滿了「老外」，我習慣在靠近窗戶的位置或站或坐喝Beer等女兒下課一起喝個酒。14個年頭過去，台北一些老外常喝酒的Pub餐廳，如信義路與基隆路交會的Tavern、安和路上的Saint＆Sinner也都歇業了，僅存的一些以前「老外」常出入的店生意也都不如前，但每次從復興北路的Brass Monkey經過，生意仍相當活絡，尤其每逢各種球類比賽，更是高朋滿座，擠滿了老外與本地球迷，連廁所的牆壁都張貼最近會在店內播出的賽程。   除了足球，我對運動沒甚麼興趣。周間的上班日，偶而我會在下午6－7這時間到復興北路的Ramos去Happy hour一下（許多酒水買一送一），喝個兩個round的Carlsberg。有天有一個「老外」帶著我似曾相似的微笑向我走過來，原來是Ramos。他給我新的名片，管理兩家Brass Monkey。   位在信義區「威秀影城」一樓、5月才剛開幕的Brass Monkey信義店，是一家比較年輕的Bar餐廳，當然還是有一個Bar，有高腳座位區與一般座位區。Ramos說，信義店從中午就開始營業，比復興店更偏重餐點，因此從中午11點到下午3點半有Brunch。平日周遭有許多上班族，中午用個簡餐喝個Beer，甚至邊吃邊開會也有；此外有許多酒店從業人員也選擇到此聚會。年輕人在去附近的夜店玩樂之前，把信義店當個中介點，先吃點東西或小喝幾杯。這種「老外」較常出入的餐廳，當然會有Happy hour時段，從下午5點到7點。   從國際酒店的高階管理人，到掌管兩家Bar餐廳，Ramos說，對他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要看管的層面更廣，從Bar到廚房，從餐飲到行政都得注意，店內各部門的人員等等。不過對這位來自巴西的Ramos，沒有比今年更適合投入Sport Bar與餐廳，因為本屆世足賽在巴西舉行，又是喝酒的高峰時期。Brass Monkey復北店已排出比賽轉播的節目表，門票非常搶手，不過可以確保有位置可座，與交換飲料。   這個月全球看是足賽與巴西，在Brass Monkey看來自巴西的Ramos。

投書為紐約時報添增活力與色彩的人

友人從美國回台，有時會問我需要甚麼東西可以幫我帶回來的？我最常的答案是，登機前在機場內的書報攤幫我帶一份紐約時報與一本「紐約客」(十幾年前是Playboy，想必自己已不是血氣方剛的年齡)。   不論朋友幫我帶回來的是哪一天的紐約時報，除了前面A套「重要新聞」、B套「財經版」外，我都可以知道該天C套那個獨立的專刊版是哪個主題，除周一的體育專刊外，其餘的如周2的科學版、周3的餐飲、周4的家庭與時尚等等都非常吸引我。這些每天不同的專刊版從1970年代推出後一直延續至今，當時開創這些版面的報人Arthur Gelb(蓋爾博)於5月下旬病逝於紐約曼哈頓住家，享年90歲。   Gelb開創這些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版面，一掃讀者對紐約時報不苟言笑、嚴肅的The Gray Lady（灰色女士）刻版形象，受到讀者與廣告客戶的青睞，也為紐約時報帶進豐碩的數字。更重要的，1977年8月15日美國版「時代」雜誌以該報發行人Arthur Ochs Sulzberger（薩茲伯格）為封面故事，薩茲伯格早起坐在床上，穿著淺藍條紋睡衣、雙手翻閱Home（家庭）版，深入報導這次改版。今日紐約時報的面貌是從約40年所奠定與「與時俱進」而成的。   後來很多報紙模仿Gelb的創意，包括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報紙張數不受限制與創刊的新報都有類似這種「每周一次」的軟性新聞專刊版。如今，很多讀者已習慣這些內容，特別這些年的台灣媒體充斥這類吃喝玩樂的新聞，浮濫有之，深度廣度都談不上；但紐約時報，縱使是軟性生活新聞不論是請專家執筆或報社培養專業的記者，建立該領域的權威與影響力。   1924年出生的Gelb，20歲那年進入紐約時報，從copy boy(送稿生，台灣的報社在網路化之前也有這種工作)做起，終其一生他是一位「時報人」，寫評論、擔任首席文化記者、紐約都會版主編、從1986年擔任執行主編至1989年底退休。   Gelb在紐約時報這段期間正是A. M. Rosenthal（魯森索）擔任總編輯的年代，也歷經「水門事件」「五角大廈越戰文件洩密案」等重大新聞，是現代紐約時報的風光時代。   紐約時報在他的訃聞中描述Gelb是一位從來不覺得疲倦、躁動不安、對可能挖到獨家新聞充滿熱情回應的人。誠如該報現任發行人小薩茲伯格在聽到他的死訊所做的聲明說他「為我們新聞帶來無比的活力與洞見」。   在台北所閱讀到的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雖然無法閱讀到美國本土版這些專刊的完整內容，但有部分文章在文化欄與周末的旅遊版刊出。當然，上紐約時報網站就可閱讀到這些每周一次的專刊內容。

投書集團商務型酒店與Luxury級酒店

據傳希爾頓旗下的Garden Inn將在新北市開幕。若是如此，於2003年離開台北的希爾頓酒店集團將再回台北，希爾頓酒店於1973年在台北開幕，當年是第一家國際連鎖集團風風光光的登台，這40年來台灣的經濟已沒有當年「四小龍」的風光。而對岸的中國從世界的工廠演進到世界精品的消費大國，以希爾頓集團為例，在上海、北京都有該集團Luxury級的Waldorf Astoria（華爾道夫）酒店。中國人不只購買名牌，國際Luxury級的酒店集團早已搶商機登陸，除台灣人熟知的半島、文華東方外，Fairmont、Four Seasons、Rosewood、Ritz-Carlton、St. Regis、Park Hyatt等高檔Luxury級酒店早已遍佈中國。而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兩家在台的會員酒，亞都與西華也都相繼退出這個組織。   與中國相比台灣的國際酒店缺少Luxury等級。之前一篇「文華酒店終於在台北開幕」文中提到目前台北的國際酒店集團以Starwood、Hyatt、Shangri-La、Okura為主，這篇談談不在台北市區在國際也享有盛名的法國Accor與英國IHG集團旗下在台的酒店。   去澳門時我常選擇老市區的Sofitel酒店，它是法國名揚國際Accor集團旗下Luxury的等級；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法國籍總裁Dominique Strauss-Kahn（史特勞斯-卡恩）對酒店女服生性騷擾案（之後法院還他清白），當時他就下榻在紐約的Sofitel。Accor集團的酒店分14個系列與4個等級，如Sofitel屬Luxury（奢華級），以下還有高檔（Upscale）、中級（Midscale，Novotel等系列，如桃園機場的Novotel）與經濟型。   Sofitel有3種Luxury級酒店，常見的是Sofitel，澳門、上海等都市都有。不能錯過的是比較稀有的Sofitel Legend和Sofitel So系列。既然是Legend（傳奇）系列，該酒店當然是充滿許多歷史的古老建築，離台灣最近的越南首都河內Metropole酒店、柬埔寨的Cartagena Santa Clara酒店等就屬這系列。Legend帶你走入歷史時光，而Sofitel So系列則是超現代而且是名設計師參與設計的精品酒店，喜歡名牌的消費者So系列是一個選擇。曼谷是Christian Lacroix、模里西斯是高田賢三（Kenzo Takada）、新加坡是Karl Lagerfeld。   位在新北市深坑的Holiday Inn、台中與桃園的Holiday Inn Express是屬Holiday Inn的兩個系列，Express是最基本款的酒店。在不重視商標的年代，台灣有許多以Holiday、假日或假期為名的酒店，而且字體與正統的美國Holiday Inn相同也是綠色。正統的Holiday Inn曾斷斷續續出現在台灣，1980、90年代台北市南京東路上的Crowne Plaza酒店就屬Holiday Inn的高檔酒店。1990年代末我曾住過台南市的Express，同時間嘉義市也有一家。   Holiday Inn目前的母公司是英國InterContinental（IHG，洲際酒店集團，台北林森北路的「華國飯店」曾有一段期間是「洲際」的一員。）Holiday Inn是我最早「了解」的一家美國連鎖酒店，1972年我才訂閱Time，不久就收到以該集團董事長Kemmons Wilson與Holiday Inn為封面的報導，標題是「一個有30萬張床的人」。至今我仍保留這期雜誌，該期的廣告有台北「統一飯店」（位於德惠街，現已不存在。在台灣以加工出口外銷的年代、國際連鎖酒店未進台、越戰於1975年結束之前，該酒店風光一時，它與當年的「華國」、雙城街的Pub，構成台北的不夜城。）、Sheraton Hotels ＆ Motor Inns（當年的Sheraton還獨立經營，有酒店有今日國人熟知的汽車旅館）、日本的國際牌（National，從2008年10月起成為今日的Panasonic）、TWA（美國環球航空，現已消失）、美國西北航空（NW airline，2010年與Delta達美航空合併）、MSA（馬星航空，1972年分成馬航與新航）、SAS（北歐航空）等等。   長期以來台灣的媒體在報導國際消費新聞時常不吝惜讚美，甚至溢美。只要是異國料理來台舉辦活動，媒體最常見的報導是某國「美食」；只要是品牌，一定是冠上「名牌」。這種現象若不是有遠來的佛尚會唸經的心理，就是下筆總要「語不驚人死不休」，特別是在公關與大眾媒體當道的消費市場，動不動就是名牌、高檔、美食已習以為常。   國內記者「似乎」不滿足西方（主要還是在美國）行之多年的分級標準，也就是說旅館最高用「五顆星」來分類或評比，而「創造」所謂的「超五星」這類的報導，如之前國內媒體提到杜拜的Burj Al Arab（帆船酒店），甚至出現「七星級」的形容詞。其實這些集團對旗下酒店自有其分等級的標準，用某集團的某某酒店比用幾星還來的精確，也讓讀者認識這些酒店與集團，酒店不是只有幾顆星而已。

投書Luxury級的文華東方酒店終於在台北開幕

不論在業界或Sophisticated消費者公認Luxury級的Mandarin Oriental（以下簡稱MO，文華東方）酒店終於在千呼萬喚的期盼下以華麗的身影，在台北市敦化北路開幕迎賓，自此台灣終於有一家道地國際級、Luxury級、豪華級的旅館。   MO台北終於在5月18日要啟用，說「終於」或「千呼萬喚」是有些原因的。過去兩三年在旅館圈就不斷盛傳MO要開幕的消息，但只聞樓梯響，不見佳人來；另一個私人原因是，女兒2012年在台北的婚禮，就說MO若開幕，MO是她的首選，因為從1990年代末期不論是與我或如今成為夫婿的他都陸續住過倫敦、華府、麥阿密、曼谷、香港、澳門等地的MO，包括現已不存在的澳門Bela Vista（峰景）酒店與紐約的The Mark酒店；她也曾在紐約的MO上班過，我們一家就如MO廣告所說的He's（She's）a fan（他/她是文華東方的愛好者）。   以一把張開扇子為Logo的MO，旗下所有的酒店不論是集團完全擁有（如香港或倫敦、巴黎的MO）或不同比例的持有（如紐約）還是管理經營（如台北與中國境內的MO），只有一種等級，那就是Luxury；不像有些旅館集團如Hilton、Starwood等包含不同品牌，有其自己的分級，從Luxury到經濟型無所不包。   Luxury等級的酒店集團有大有小。像Mandarin Oriental、Four Seasons（四季）或Ritz-Carlton（如今是Marriott旗下的Luxury系列）還是Belmond公司（原先的「東方快車」集團，於今年3月10日才變更品牌名稱）或加拿大的Fairmont集團（如倫敦的The Savoy、紐約中央公園的The Plaza、舊金山的Fairmont，這些酒店常出現在電影電視）都佈局全球，屬於大型的Luxury集團。   中小型的Luxury集團，如國人耳熟能詳的香港Peninsula（半島）集團則佈局亞洲與美國，或我在蘇格蘭愛丁堡住過的The Balmoral酒店（屬Rocco Forte集團，以歐洲為主）。英國的Maybourne集團（含倫敦的Claridge´s酒店才3家）、或目前由婆羅乃貴族擁有的Dorchester Collection（以歐美為主，如倫敦的The Dorchester、洛杉磯的The Beverly Hills），這些Luxury集團擁有的飯店雖不多，但每家都有響噹噹的知名度與歷史。   美國Rosewood集團（如紐約的The Carlyle）原先在亞洲並沒有酒店，但自2011年被香港「新世界集團」買下後這些年積極在中國與東南亞發展，北京Rosewood酒店將於今年開幕。類似這些集團或組織旗下的酒店已超越星級的分類，因為它只經營Luxury級，而能稱得上Luxury等級的每一家酒店本身就有許多故事與傳奇，若該都市有這類酒店，那是我旅遊的目的地的首選，甚至是唯一的。            ※※※ 在1943年Conrad Hilton（希爾頓）建立全美第一家、從東岸到西岸的Chain Hotel（連鎖酒店）版圖之後；在1957年首架噴氣式民用客機－波音707－問世進入現代的觀光世代之後，特別是亞洲四小龍之後的時代，這半世紀以來－特別是亞洲幾乎成為連鎖酒店的世代。但當Luxury酒店或商品已成為Baby Boomer享受的選擇與目標，連鎖酒店也開發或經營Luxury系列的旅館，不論是自創，如Hyatt的Park Hyatt；或是透過併購或取得股份經營，如Starwood的St. Regis、Hilton集團的Waldorf Astoria、美國Marriott集團的Ritz-Carlton與Bvlgari（分別於1998與2004年成為Marriott的Luxury系列）。   目前在台北的Sheraton、Westin、W、Le Mériden、Four Points都同屬於同一個Starwood集團，它還有尚未引進台灣的The Luxury Collection、St. Regis、Aloft、Element這些酒店品牌。連鎖集團要在哪個都市開設適合哪個系列的酒店、或同一個都市能胃納哪些系列的酒店，都有其專業的評估、對每個系列都有它的市場定位與標準，不是簡化到像國內媒體或公關慣用的「星」來分級，不僅不貼切也不切實際。   有趣的是，Four Points、Aloft、Element這3個系列可說是Starwood的「第三代」產品。在新北市中和的Four Points是小字號的Sheraton；在台北南京東路上的Westin酒店也有一個小Baby稱之為Element；這些年成為本地年輕人與媒體寵兒的W酒店，近年再創出中型、都市的精品酒店Aloft系列。每次到紐約我一定會去St. Regis吃喝一番，St. Regis有都市商務酒店也有休閒酒店（如在西藏拉薩或巴里島）。我到印度Jaipur旅遊，住在ITC Rajputana酒店，就屬Starwood的The Luxury Collection，後兩個系列若以台灣媒體的習慣，必然又是「超六星級」「超五星級」的形容。   Hyatt酒店集團在台灣只有Grand Hyatt這個等級，但該集團還包括Luxury級的Park Hyatt、Hyatt Regency、Hyatt Place、Hyatt House、Hyatt Residence Club、Andaz、Hyatt Zilava and Hyatt Ziva。。   有些集團是以Luxury酒店建立知名度，再推出一般商務酒店。如印度名聞世界的Taj Hotels Resorts and Palaces（酒店勝地與宮殿）的Taj集團，從酒店名稱就可以了解它是以「豪華」起家。我到新德里參加一場冗長的傳統印度婚禮，住進Taj Palace酒店、婚禮是在Taj集團旗下較具現代感的Vivanta系列一家名為Ambassador酒店的庭園舉行，晚間在Taj Palace酒店宴會廰舉行喜宴。在紐約，我也常去第5大道鳥瞰中央公園的The Pierre酒店享受它待客如王公的服務，目前也是Taj的家族。至於Gateway系列是屬Taj中價位的酒店。   這兩年我喜愛到台北南京東路中山分局旁Okura酒店一樓的Pearl Bar喝酒，Okura是日本Luxury等級的連鎖酒店，它與原有的日系連鎖酒店Nikko（台北中山北路上的老爺酒店）、JAL City整併成日航（JAL）旗下的旅館集團，吸引不同需求的客人。   另一種更具有歷史、但不是集團而是一種Luxury級的組織。在歐洲或美洲有些存在已久又具有特色、歷史傳統的獨立酒店，形成某種形式的組織，因此造就了像Relais＆Châteaux（1954年成立，目前在台灣擁有2家酒店1家餐廳）、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1928年成立）這類享譽國際的組織，其會員酒店或餐廳都可說是Luxury等級，與現代的Luxury酒店集團相比更具有特色與魅力，而不是以「幾顆星」來歸類。

投書誰在撕裂社會

意見不同，不等於也不代表關係撕裂。 家人，同一個屋簷下，常對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或觀點，難免爭論一番，吵吵鬧鬧，但終究還是一家人，何來關係撕裂。專斷蠻橫的父母就會撕裂親子關係。   人民對社會、國家的議題，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觀點，縱有爭論，甚至立場壁壘分明，但說「關係撕裂」那太沉重了；民主社會不是只有一種聲音，「統一口徑」也不是民主的常規。   看到聯合報（4月8日A4版）登出教育部長蔣偉寧看學運的3個憂心，他語重心長的表示（以下引述）「他有三個憂心，首先是觀察到『撕裂』慢慢出現，社會上、家庭親子間、校園裡的同學關係、朋友之間都受到衝擊。」   蔣偉寧「言重」了。我對他用「撕裂」來描述社會不同意見的衝突，才感到憂心。任何一個社會議題，本來就會出現不同的觀點與意見，縱有衝突，何懼之有。教育不就是訓練學生要有獨立的判斷，我們也一直鼓勵年輕人要表達意見。如今他們訴求了－－「318學運」聚集了一群理念相同的學生，勇於站出來，強力表達反對馬英九的黑箱作業，並透過「多數暴力」要與中國簽訂「服貿」。教育部長居然對學運的訴求說他們「撕裂」社會、親子、朋友關係。我不懂蔣偉寧的心態與觀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生走上街頭不是突發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由人民選出，但卻得遵從主席馬英九的意志，這是哪門子的民主？馬英九用民主的包裝挾持了「公權力」，行寡頭決策才是「撕裂」台灣社會的根由。蔣偉寧請看清事情的本質。   我活的年代，看過1968年的法國學運、英國工會反柴契爾首相的國營事業民營化、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越戰以及1960、70年代的諸多社會議題等等，這些國家的年輕人、人民無不占據街頭、校園，與政府衝突對立流血，但最後找到妥協落幕，這些國家依舊強勝，民主制度經得起一波又一波的洗禮粹鍊。   能表達不同意見的社會，社會不會被撕裂；一意孤行的決策者才是撕裂社會的元凶。

投書民主政治不只是多數決

民主政治不只是選舉或多數決。19世紀法國哲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Democracy in America（民主在美國，1835）書中就指出，民主雖然能帶來更平等的好處，但他也警告民主可能帶來「多數暴政」（the tyranny of majority）與可能壓抑個人的危險，除非有「中介」或「次級」權力機構作為政府與個體之間的緩衝。今日在西歐與美國有許多公會、社團與專業組織扮演這類角色，民主政治得以運作，政黨不是唯一能代表選民的組織。   1949年之後來台的國民黨政權，雖然陸續開放地方與中央的選舉，在1987年「解嚴」之後甚至開放黨禁，但社團與專業組織的功能仍然不彰，許多類似的「民間社團」仍然由國民黨把持，甚至長期接受政府經費的補貼，一到選舉常成為國民黨的輔選機構。因此，縱使政黨曾有輪替，但台灣，從中央的國會到地方議會長期以來大多由國民黨控制；加上民主根基薄弱，與政黨的操作與惡鬥，民主在台灣只流於選舉，與「少數服從多數」的淺顯道理，因此「多數暴政」在台灣比比皆是。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在「民主出了甚麼差錯」（3月1日）這個封面主題指出，近來許多新興國家民主失敗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太強調選舉，太少注意民主的其他基本要素。國家需要被牽制，個人的權利如言論的自由與組織的自由是需要被保障的。民主的成功主要是能防止「多數主義」的考驗，贏得了選舉不代表能為所欲為。於2013年垮台的Morsi政權就是一例。他雖是埃及首位經由民主選出的總統，但他將民主視為一種「贏者全拿」的制度，無限制擴張自己的權限，最終被軍方趕下台。   民主不只是一張選票。西方很多國家的人民在有選舉權之前，他們已建立了成熟的政治體系，有效的文官體系與確保憲政權利、社會各組織均有理念能珍惜個人的權利與獨立的審判。   台灣的「318學運」有許多現象可以解讀與啟發。我覺得最珍貴的是打破國民黨長期訴求「少數服從多數」這種表象、淺碟子的假民主。特別是，台灣的國防、外交與兩岸事務，是屬總統的權限，加上國會是國民黨多數，馬英九想透過多數決要立法院當個橡皮圖章通過這次服貿；馬英九這種心態與作為就如埃及被趕下台的總統Morsi，或如逃亡到俄國的烏克蘭前總理亞努柯維奇，以民主之名但完全無視民意而為所欲為。   烏克蘭的國民由於反對前總理亞努柯維奇執意親俄疏遠歐盟的政策，從年初起在冰天雪地裡示威抗議與鎮暴警察對抗。我非常佩服該國人民長期對抗的意志，反觀台灣的公民，相較於過去，這次的台灣的「318學運」雖獲得不少國民的支持，如「330凱道示威」，但兩個星期之後，經常散佈「學生要見好就收」，並配合「學運」會影響股市、把簽定服貿與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連結在一起等似是而非的與論要學生解散（我一向主張要與中國簽訂各類經貿條約，但須透明與國會監督；也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人）。   今天，假如有更多的公民與公民團體作為學生的後盾，台灣的國民是應該站到街頭爭取自己的未來與命運，學生就不會那麼辛苦，學生也就不會長期占據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