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觀察中國社會的人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 ICU 簽下器官捐獻同意書那一秒，你不會知道一件事：剛剛告訴你「他已經腦死」的那位醫師，職稱晉升評分表上會因此多零點二分。2026 年 1 月起，甘肅定西、廣東汕尾、山東東營、濱州、泰安以及河南漯河同步出台規定，把人體器官捐獻納入見義勇為評定範圍，捐獻者及推動成功的醫師可在職稱晉升、醫療服務上享優先權。一份流出的醫師晉升評分表顯示：發表一篇 SCI 加 0.5 分、參加院內無償獻血加 0.5 分、在院內發現供體並成功捐獻每次加 0.2 分。每兩到三例供體，等於一篇 SCI。這個換算意味著什麼？要看出問題，得先看世界其他地方怎麼避開它。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贈率最高的國家，PMP 達 49，做法的核心是移植協調員制度——這個角色獨立於 ICU 主治醫師之外，專責跟家屬談捐獻事宜，目的就是把判定病人是否腦死的人，與從病人身上取得器官的人徹底分開。國際移植學會 2008 年通過的伊斯坦堡宣言，以及 WHO 移植指導原則，都把這條利益隔離視為現代移植醫學的最低底線。中國這套見義勇為加分制度做了相反的事。它把找到供體的成績綁在主治醫師身上，而主治醫師同時握有腦死診斷權與最關鍵的家屬說明權。當一個 ICU 重症病人能否成為供體，取決於同一位醫師同時做臨床判定與職涯精算，制度設計本身就推著診斷往「可摘」那一邊偏移。支持者會說，中國公開捐贈率長期偏低（PMP 3.86，全球第 48），需要激勵機制提高轉化率，這是合理公衛政策。問題不在激勵存在，在激勵對象。把獎勵給協調員、推廣志工、民間倡議者，沒人有意見。把獎勵給判定生死的醫師，是把利益衝突嵌進臨床判斷的源頭。這個設計只要存在一天，每一個進入這幾個省份 ICU 的重症病人，都成了潛在績效指標。家屬被告知「沒救了」的那一刻，他們無法判斷對方說的是醫學事實，還是零點二分。長期以來關於強摘器官的指控，焦點集中在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這些政治敏感群體。這套績效制度把問題擴大了——它不挑信仰，不挑民族，只挑沒人替你說話的時刻。

上海有多少顆監控攝影機？ 一千五百零六萬顆。常住人口兩千四百八十萬，算下來每一點六人頭上就掛著一顆。北京每兩人一顆，廣州每兩點五人一顆，重慶每三點五人一顆。網友把全國監控密度前十的城市排出來，驚呼這不是治安系統，是人頭點名簿。 有趣的問題是：這麼多鏡頭，真的在做治安嗎？ 山東滕州一位張先生苦笑，車被刮了找不到，孩子走失了也找不到。上海鄭先生則是親身經驗：他被列為重點人群，住家外圍、上班路上多了好幾顆鏡頭，從出門到上大路無一死角。一邊是小市民跑遍派出所查不到肇事車牌，一邊是異議人士連買包菸的路線都全程留影。這不叫治安不均，叫資源精準分配，問題是分配給了誰。 基準率可以對比。倫敦是西方監控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千人約十三顆；上海每千人六百顆，差了快五十倍。全倫敦鏡頭總數大約只是上海的百分之一點六。密度差這麼多，偵破率差幾倍？沒有看到相應改善。邊際效用早就遞減到可以忽略。鏡頭繼續加，不是為了多抓一個扒手，是為了把人臉辨識資料庫養得更肥一點。 也許有人會說，公共安全本就需要監視器，民主國家也在裝。這話沒錯。差別在於英國裝鏡頭有公民團體抗議、有資訊委員辦公室審查、有法院可以告。中國的鏡頭裝在你家巷口，你沒地方問為什麼、沒人可以申訴，連資料存多久、給誰看都不能查。鏡頭的數量不是問題，鏡頭背後有沒有節制的權力才是。 多數國家的監控邏輯是事後查案，鏡頭是被動的。中國的邏輯反過來，鏡頭是主動的：事前辨識、即時比對、預測性維穩。每一張臉被標記過，每一條路徑被計算過，每一次抗議苗頭在走上街頭前就被預警。從防盜到防人，差的不是技術，是政權對自己人民的信任。 千萬顆鏡頭看起來是基礎建設，其實是政治投資。當局投的不是硬體，是對「人民可能反抗」這件事的長期保險。鏡頭越密，保費越高，也越說明政權心虛。一個真心覺得自己受擁戴的政府，不需要每一點六人就派一顆鏡頭站崗。

黎智英被判了二十年。七十多歲的人，在獄中度過餘生，差不多了。但北京覺得不夠。4 月 2 日，香港律政司依國安法第 32 條向高等法院申請充公黎智英的罪行相關財產。7 月 8 日聆訊。一個已經關起來的人，當局還要清空他最後一分錢。回頭看時間表。2021 年凍結資產，防止轉移。2024 年逮捕起訴，讓他閉嘴。2025 年定罪判刑二十年，讓他消失。2026 年充公財產，讓他在經濟意義上也不存在。凍結、審判、監禁、破產，每一步踩得精準。不是回應司法需求，是一份完工報告。國安法第 32 條的意思是：你辦報紙賺的錢就是犯罪工具。你一輩子的商業積累，現在叫犯罪資金鏈。恐怖之處不在黎智英本人。他的結局在蘋果日報停刊那天就寫好了。恐怖之處在先例。充公獲批，國安法就完成了從言論管控到經濟清洗的全鏈條閉環。任何被定罪者的財產都可以循此路徑被國家收走。黎智英案被高調處理，因為它是一面鏡子。讓所有香港人看清楚：批評的代價不是坐牢，是整個人的社會存在被連根拔除。俄羅斯的尤科斯案有過相似劇本。霍多爾科夫斯基被判刑之後，公司被拆分國有化。但他的家屬在海牙國際仲裁庭拿到了 500 億美金的賠償裁決。國際法留了一條退路。黎智英有這條路嗎？他持英國國籍，家屬可以嘗試在海外法院挑戰充公令。但倫敦的外交空間正在收縮，英中關係還有多少籌碼能壓在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身上。對香港工商界，信號更直接。辦報紙的錢可以被沒收，投資人的錢呢？誰界定危害國安的邊界？今天是黎智英，明天？一個制度如果需要把反對者清零到連財產都不留，它害怕的不是這個人，是這個人曾經代表的東西。蘋果日報的每一分營收都曾證明：香港人願意為獨立的聲音付費。當局要沒收的，不只是財產。是那個證據。

在網購平台買下凍乾草莓時，你買回家的只是零食嗎？凍乾草莓重金屬與農藥超標，不是單一廠商不守規矩，而是食安問題的致命進化。以前是商人惡意添加；現在，就算農夫不投毒，種出來的東西依然有毒。幾十年的粗放式工業發展，早讓水土遭到鎘鉛污染。環境崩壞是死結，任何天然加工都洗不掉。毒物供應鏈，早靠著跨境電商找到破口。過去，進口農產品必須通過海關檢驗；現在，毒零食透過網購小包裹寄到超商。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就這樣繞過防線，餵進台灣孩子的嘴裡。重金屬在人體排不掉，長期累積是致命的。政府不能只靠抽驗交差。不對跨境電商設下攔截機制，等於用台灣人的健康填補對岸的污染黑洞。

「發燒在家躺了兩天，想到如果有老公孩子的話，這會兒應該要扶著牆起來給他們做飯了。」這是維吾爾族脫口秀女演員小帕近日在個人微博上發布的一則短文。這本是一句帶著黑色幽默的病中自嘲，卻意外招致中國官方的重手整肅。依據網信辦清朗行動的指示，微博官方指控小帕「挑動性別對立、製造婚姻恐懼和生育焦慮」，將其帳號祭出禁言處分。這起看似荒謬的懲處事件，暴露出中共面對人口衰退與生育率崩跌時，已經陷入了極度的制度性恐慌。刺痛官方神經的，並非所謂的反婚反育口號，而是那句「扶著牆起來做飯」過於寫實。它一針見血地點出了中國女性在傳統婚姻與家庭分工中，被迫承擔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沈重照護勞動。當局不去正視並改善女性的結構性困境，不去減輕年輕世代高昂的婚育成本，反而選擇在第一時間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種將反映社會痛點的言論直接定性為違規樣本的做法，無疑是用公權力強行抹平社會真實存在的矛盾。掩耳盜鈴式的言論審查，或許能讓網上的牢騷一時銷聲匿跡，卻無法消解現實中沈重的生活壓力。當連一句對病中免於做飯的卑微慶幸，都要遭到全網封殺時，當局所忌憚的生育焦慮，早已在這種步步緊逼的禁言操作中，被親手鎔鑄成年輕世代最堅決的無聲抵抗。

義大利政府近期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八名涉嫌監控與騷擾異議人士的中國公民驅逐出境。此項決策顯示義大利在處理中國「跨境鎮壓」議題，正採取較過往更為明確的法律立場。長期以來，中國在義大利境內持續威脅「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等異議人士，而且相關行為已從單純網路騷擾延伸至線下實體攻擊。此次驅逐行動，反映出義大利政府在維護領土主權與法治社會原則上，已逐步建立起更為嚴謹的防禦標準。回顧過往，義大利曾參與中國「一帶一路」計畫，並與中國公安部推動聯合警務巡邏與引渡合作。儘管歐洲人權法院曾提醒中國司法體制中的潛在風險，但義大利政府在中國外交官持續遊說情況下，仍偶爾會根據中國向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拘押相關人員。然而，隨著全球政治環境變遷，這種合作模式已成逐漸改變。115年2月報載義大利負責保護異議人士的「政治調查與特別行動部門（DIGOS）」國家警察資料遭中國駭客入侵竊取外流，可能也是促使義大利執法單位重新評估與中方合作風險的關鍵轉折。制度性干預與灰色地帶之影響力活動，往往在不經意間侵蝕民主政體之防衛邊界。中國過去藉由在義大利設立「海外警僑服務站」與遍布民間的各類統戰關聯組織，試圖將其執法權力與政治意志延伸至國境之外，其本質乃是對主權國家司法獨立之公然蔑視。隨著駭客入侵事件導致雙邊行政合作趨於冷淡，義大利對外政策之轉折點已隱然成形。民間輿論對此發展多持關注態度，並傾向認為過去之行政便利不應以犧牲國家安全與人權價值為代價。唯有透過透明揭露機制與制度化安全審核，方能有效應對中國潛藏的外部干預。義大利目前展現出的決心，雖然仍處於轉型與磨合階段，但已對外傳遞出捍衛法治價值的清晰信號。義大利政府未來應持續審視境內的影響力網絡，並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優化國安防衛機制，以確保自由社會之根基不因外部干擾而動搖。

本該是放鞭炮、吃大餐的中國新年，今年卻安靜得嚇人。在河北，往年象徵富貴的八道大菜悄悄縮水了；以前人擠人的臘月市集，現在門可羅雀。 中國人突然轉性變節儉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正在全面降臨：當大池塘裡再也沒有魚，連撒網的力氣都省了。 現在有錢沒錢的，都不敢花。 看看數字：1月 CPI 原地踏步，PPI 連續三年跳水。更絕的是，去年底中國家庭債務年增率跌到 0.5% 的歷史新低，下半年甚至是 1995 年以來首次負成長。換句話說，中國家庭正在瘋狂去槓桿。大家寧可勒緊褲帶、拼老命把房貸還清，也死都不肯再借一分錢消費。他們對未來，已經死心了。 眼看通縮要命，北京當然急了。降息、發消費券、搞3000 億以舊換新，花招百出。結果？銀行1月放貸數字創七年新低。一堆政策強心針打下去，全扎在一個失去造血功能的死肉上，毫無反應。 青年失業率高掛 17%，當滿街都在降薪裁員，普通人每天都在切膚感受「財富蒸發」的痛。眼看著大環境沉沒，官方還在發這種塞牙縫的補貼。 當老百姓買東西從淘寶一路退守到拼多多，當過年只剩下對未來的盤算與焦慮，北京高層如果不肯面對體制裡的財富壟斷，還妄想靠大撒幣跟喊口號混過去，那他們終會明白： 人民最可怕的抵抗從來不是上街抗議，是用無奈的不消費、不借貸、不投資，把這台龐大僵化的國家機器，活活拖垮。

當中國政府正焦慮地審視著連續四年下跌的出生率，試圖用各種政策將年輕女性推入婚姻殿堂時，21歲的大學生張女士正對著螢幕裡的軍官男友傾訴心事——這位男友永遠不會發脾氣、永遠隨傳隨到，而且，他是一個人工智慧。這看似科幻電影的情節，正成為中國年輕女性逃離現實壓力的避難所。北京當局將 AI 伴侶視為阻礙生育政策的科技毒藥，並試圖祭出嚴格審查；然而，這種強制干預不僅無法挽救人口危機，反而戳破了低生育率的真正病灶：一個無法提供女性經濟與情感安全感的社會結構。在躺平思潮蔓延的當下，年輕一代感到前所未有的疏離。小小螢幕背後，是無數需要情緒價值卻在現實中屢屢碰壁的女性。現實中男性的父權凝視與不穩定性，與 AI 男友的「情緒穩定、成熟、秒回」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AI 填補了一個冷漠社會留下的情感黑洞。正如香港學者閭丘露薇所言，這些平台提供了一個相對更安全的空間。但這股現象正挑戰著北京當局的核心利益。隨著新規範的陸續上路，政府開始要求平台干預所謂的不健康依賴，女性與虛擬男友的戀愛甚至會彈出消息已被屏蔽的冷酷提示。 當國家需要人口紅利時，即使是你手機裡的虛擬戀愛，也被視為對國家人口戰略的背叛。有人或許會批評，這些沉迷 AI 的女性是在逃避現實的社交責任，是科技造就的鴕鳥。然而，這難道不是一種清醒的選擇嗎？當現實的世界往往意味著女性要犧牲發展空間、承擔不對等的家庭勞動，甚至面臨生育帶來的職場懲罰時，選擇極低成本、極高回報的虛擬愛情，恰恰是對不公平結構的抵抗。國家或許可以輕易拔掉 AI 伴侶的伺服器插頭，或者強制在對話框裡植入主旋律的勸婚演算法。但是，沒了 AI 男友，這些身處大城市的年輕女性就會乖乖走入婚姻嗎？恐怕不會。北京說和平，手上卻握著管制大刀；切斷虛擬幻夢，只會讓她們更清楚地看見現實的荒蕪。只要社會無法提供真正的安全感，愛上 AI，就只是這場寧靜抗議的序曲而已。

江蘇鹽城那一聲巨響，直接把這塊神主牌給砸了。昨天下午五點，月港大橋轟然倒塌，兩條人命沒了，還有三個人到現在還找不到。當大家看到承包商名字寫著「中鐵十二局」的時候，中國網友的火氣全上來了：「又是中鐵？這兩年怎麼這麼野？」翻開中鐵十二局的履歷，黑歷史精彩得都能出書了。去年八月，青海尖紮黃河特大橋斷成兩截，12個人就這麼走了；再看看泰國曼谷審計總署大樓的倒塌案，也是他們的傑作。這些血淋淋的案例拼在一起，講了一個恐怖故事：作為國家級基建主力，中鐵早就控制不住工程品質。為什麼又是中鐵？在當局保增長、促投資的大旗下，這些國營巨頭背著沈重的工程指標，只能像瘋了一樣趕工。為了拼政績、趕工期，安全規範只是寫在牆上給領導看的標語罷了。當項目一層層轉包下去，監管單位也只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擺爛，比混凝土裡的裂縫更難補。肯定會有人跳出來護航：「中國基建量體這麼大，出一兩次事很正常，那是機率問題。」別鬼扯了。把人命當成分母，把頻繁發生的致命事故歸咎於「機率」，這是沒良心。沒有安全底線的基建是詛咒。中國如果再不放慢腳步，學會敬畏生命，那麼下一次倒塌的，恐怕不只是橋樑。

2024年3月的一個清晨。戴高樂機場第一航廈。 26歲的中國異議人士凌華湛被七個人包圍著走向登機口。目的地：廣州。這七人裡面，有兩個是中國駐法大使館的國安官員。 凌華湛拒絕登機。法國邊境警察趕到，把他攔下來。 法國國內安全總局上個月自己承認的：他們關閉了至少九個設在法國境內的中國秘密警察站。有的藏在中餐廳裡，有的掛著「華人服務中心」的招牌。做什麼的？監控海外華人、蒐集情報、執行所謂的「勸返」——就是把不聽話的人抓回去「再教育」。 凌華湛正是這套機制的受害者。他被誘騙從德國跑到法國，護照被沒收，關在巴黎的「幽靈警察站」裡寫自我批評、看央視新聞聯播。機場強押失敗後，法國要求兩名大使館國安人員離境。 法國的反應是：關閉據點，但是不驅逐那些運作據點的人。 什麼意思？房子清空了，人還在法國晃，他們可以換個身份繼續幹活。法國情報機構自己都說了：這些人可能以其他掩護繼續為北京工作。 在巴黎的政策天平上，紅酒訂單和空中巴士的合約，比幾個流亡者的安危更重。法國不是美國，它沒有跟中國翻臉的本錢。  歷史其實講過類似的故事，只是大家都忘了。 1970年代，南美洲六國獨裁政權搞了個兀鷹行動，跨境追殺流亡異議者。當時的民主國家全裝死，法國也是其中之一。受害者家屬花了幾十年，才終於在法院討回一點公道。 法國現在對中國秘密警察站的「選擇性反制」，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下一個凌華湛，誰救？這個問題，法國人不用回答。但台灣人，得想清楚。 

中央軍委七個人，現在只剩兩個。 別以為這是危言聳聽——這是北京剛剛發生的事。1月底，張又俠、劉振立雙雙被查；加上之前的何衛東、李尚福、苗華，七人軍委裡除了習近平，只剩一個張升民。 何衛東呢？據說自殺了。 政治哲學有個概念叫客觀敵人——極權政權清洗的不是反對它的人，而是它決定反對的人。張又俠是習近平的老戰友，父親是開國上將，軍中資歷最深。如果有人應該是自己人，就是他。但這能保護他嗎？不能。何衛東呢？軍委副主席，解放軍二號人物。有用嗎？一樣被幹掉。 這就是極權的邏輯：誰是敵人，老大說了算，而且隨時會變。今天是同志，明天就是叛徒。你的過去不重要，重要的是領導此刻怎麼想。 更可怕的是，這種清洗停不下來。一旦停了，等於承認之前殺錯人。所以對象只會越來越大——從火箭軍的中層，到國防部長，到軍委副主席。 史達林時代有個人叫葉若夫，主導大清洗，殺了三個元帥、六十個軍長。1938年他自己被抓，1940年被槍斃。為什麼？因為他知道太多，而且任務完成了。 清洗完之後，剩下什麼人？ 剩下的是馬屁精。是那些知道說錯話會死所以只說好聽話的人。是那些高估自己、低估敵人、迎合上意的人。當這些人負責評估台海戰力，當這些評估交到習近平桌上，「報告主席，我們一定贏！」 一個不信任自己軍隊的人，只會越來越依賴恐懼。但對台灣來說，這不是好消息。一個被恐懼吞噬的政權，一個只敢說好聽話的軍隊，一個聽不到真話的領導人——這組合太危險了。恐懼失控的人，行為沒辦法預測。 

站在東方明珠塔下抬頭看，陸家嘴的那些摩天大樓還是在那裡，光鮮亮麗得刺眼。但在這些玻璃帷幕的陰影裡，一場沒人敢大聲說的崩塌正在發生。回顧數年前上海房市的過熱現象，如今已面臨嚴峻的市場修正。核心地段房價已回落至 2016 年水平，這並非所謂的「技術性調整」，而是實質性的資產價值崩跌。過去單價達 13 萬且一房難求的盛況不再，現今即便降至 4 萬仍乏人問津。這不僅是數據的變動，更是對普通家庭財富的沉重打擊。當上海房市的神話破滅，象徵著中國中產階級的願景已面臨全面瓦解。所謂的「週期性波動」本質上這是中國長達三十年「債務驅動增長」模式的清算，它正系統性地瓦解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網路上那個斷供的軟體工程師就是最好的例子。夫妻雙薪、外企光環、年收三十萬——標準的「人生勝利組」吧？結果呢？裁員加上房價腰斬，瞬間從雲端掉進地獄。房價從 430 萬跌到 200 萬，房子沒了、首付沒了，最後還倒欠銀行 130 萬，外加一個「失信黑名單」。他不是運氣不好碰上個案，他是成千上萬上海中產階級的縮影——或者該說是「祭品」。這些人最悲哀的地方在哪？在於他們乖乖聽話，書讀最好、工作最拚，政府叫你買房你就買單，最後才發現，自己不過是替土地財政接最後一棒的倒霉鬼。在沒有個人破產保護的體制下，這種債務是對你一輩子的追殺令。再更令人心寒的是街邊的景象。那些曾經排隊排到天荒地老的網紅餐廳，現在午餐時間連個鬼影都沒有；理髮店開七天業績不到一百塊，這就是現實。房價暴跌把大家的錢包都鎖死了，沒人敢花錢，商家就得死，商家死了就更多人失業，更多人失業就更多人斷供。經濟學家稱之「資產負債表衰退」，講白話點就是：大家都破產了，只是有人還在硬撐。別人的蕭條是要錢，這裡的蕭條是要命。在其他國家，生意失敗了、房子斷供了，至少還有個人破產機制讓你重新做人；但在這裡，債務是你脖子上拿不掉的枷鎖。就像那位市民憤怒的質問：「全民負債，誰的責任？」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當土地增值的暴利都被上面拿走了，泡沫破裂的代價卻要由百姓用一生的血汗來填補。上海的現況宣告了那個靠房地產狂飆突進的時代徹底玩完了。當一個社會最勤奮、最守規矩的一群人，僅僅因為買了一套房就萬劫不復，這個社會的運行邏輯顯然已經壞掉了。話說到底，如果上位者繼續裝睡，不解決這種把債務硬塞給百姓的「體制之惡」，那上海現在的慘況，恐怕還只是剛開始的預告片而已。在債務的大山面前，別以為你能置身事外——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能倖免於難。

去年十一月的某個深夜，台北市某條巷弄裡，一間泰拳工作室的鐵門被潑上了刺眼的紅漆。工作室的主人湯偉雄——香港人稱「赴湯」的抗爭者——隔天才發現這份來自老家的「問候」。幾天前，他才因為呼籲港人杯葛立法會選舉，被香港廉政公署發布通緝。 「紅漆還沒乾，我就知道，他們已經追到台灣了。」湯偉雄說。 這不是電影情節。陸委會日前證實，這起潑漆案的嫌犯是兩名從香港專程飛來的人士，犯案後當天便從桃園機場離境。更令人不安的是，據湯偉雄透露，中共的觸手遠不止於此——港方甚至付錢給台灣的徵信社，請他們偷拍港人活動的參與者名單。 來台灣做生意的徵信社，竟成了威權政府的眼線。這才是真正令人毛骨悚然之處。 從「外包恐嚇」到「在地化協力」 回顧近年的跨境鎮壓案例，中共的手法正在進化。過去，他們找台灣人對銅鑼灣書店林榮基等人進行恐嚇；如今，他們直接從香港派人來台犯案，甚至建立起一套「商業外包」的監控網絡——透過台灣合法登記的徵信社，蒐集流亡港人的情報。 這種模式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利用的是台灣社會的開放與信任。徵信社接案、收錢、交差，在商業邏輯裡似乎無可厚非。但當委託方是境外政權、監控對象是政治異議者，這條「生意」就成了跨國鎮壓的共犯結構。 根據 Freedom House 的研究，跨國鎮壓的常見手法包括：直接暴力、脅迫家屬、監控海外公民、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等。湯偉雄的遭遇，涵蓋了其中多項：通緝、潑漆、偷拍、炸彈恐嚇。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系統性的壓迫。 法律的灰色地帶 面對這樣的威脅，台灣能做什麼？ 陸委會的聲明語氣強硬：「若配合中共對台滲透及威脅，政府一定依法嚴懲、絕不寬貸。」然而，現實卻是：兩名潑漆嫌犯早已離境，而那些接受港方委託的徵信社，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 現行《反滲透法》主要針對選舉介入與政治獻金，對於「受境外勢力委託監控特定人士」的行為，規範仍有模糊空間。湯偉雄呼籲修法，「因為這是中國侵害另一個國家的國安案件，不單只是潑紅漆」。 這呼籲並非無的放矢。當威權政府學會利用民主社會的法律漏洞，當商業機構可以被外國政權輕易收買，我們面對的就不只是個案，而是制度性的脆弱。 下一個會是誰？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事只會發生在政治活躍人士身上，一般人不需要擔心。但湯偉雄透露的細節推翻了這種僥倖：徵信社偷拍的對象，是去看《自殺通告》電影的普通觀眾、是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一般民眾。 今天是湯偉雄的工作室，明天會不會是你常去的咖啡廳？今天監控的是香港人，明天會不會是任何一個「不聽話」的台灣人？ 台灣自詡為「民主燈塔」，吸引了許多追求自由的人前來。但如果我們無法保護那些因為信任台灣而來到這裡的人，這座燈塔的光芒還能照多遠？ 威權的長臂已經伸進了台灣。問題是：我們要讓它繼續摸索，還是果斷斬斷它？

北京市醫保局與財政局近日聯手推出新規，宣告退休人員正式納入產前檢查费用的報銷體系。官方專家對此高調背書，聲稱此舉旨在健全生育保險的覆蓋面，確保每位國民的生育權益獲得制度性保障，甚至正色澄清這絕非忽悠老年人生育。這番說辭隨即在民間激起驚濤駭浪。精算的血肉零件威權體制對人口崩塌的極度焦慮，在官僚體系的試算表裡，年齡僅僅是冰冷的數位，生理構造則是被公文隨意調度的生產工具。這種無視生物客觀事實的補助方案，實為權力對身體剩餘價值的末路盤剝，讓福利政策淪為粉飾太平的政治工具。權力的生物鐘擺這種生物政治的轉向顯得既冷酷又窒息。回顧過往，同樣的機構曾以暴力手段將子宮封鎖；如今面對人口紅利歸零，卻又以補貼之名，誘使本該安享晚年的身軀重返育齡戰場。在黨的邏輯框架中，國民的身體從不屬於個人，而是隨國家需求隨時切換功能的戰略資產。官方資源的錯配讓這場戲碼顯得格外諷刺。當年輕族群因房價與職場壓力而集體躺平，國家不思優化基礎分配，轉而將公帑揮霍在機率趨近於零的銀髮產檢神話中。

語言的末日：當一個國家連諧音都感到恐懼被閹割的修辭與文字的外科手術網信辦最近那場名為清朗的專項行動，說是為了淨化網路，不如說是對當代中國語言進行的一場手術，過去的刁斤干或細頸瓶，或「十口廿一」(苦字的拆解)已成絕響。官方明令禁止那些躲避審查的諧音梗、變體字，甚至是對經濟現狀的側寫。這政策邏輯其實很荒唐：只要牆內不再有人提起失業、斷供與蕭條，這些痛苦彷彿就能從現實中蒸發。這種對符號的病態執著，正將 2026 年的中國網路推向一個集體失語的境地。焦慮的權力與被圍剿的幽默感這種對文字的極限絞殺，反映的是體制對民意失控的深層焦慮。在過去，網民利用諧音或隱喻在審查的指縫間求生存，那是社會矛盾的一種低壓排放。如今，權力者決定連這些小小的出氣孔都要封死。當文字不再具備描述真實的能力，轉而成為必須隨時自我閹割的危險品，整個社會的智識與創造力便開始加速枯萎。這種強制性的語言淨化，剝奪了人民最後一點幽默感，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行政指令。壓力閥的崩毀與地下暗流的醞釀資深媒體人對於 2026 年社會矛盾可能一次爆發的預警，絕非危言聳聽。當人們在現實中遭遇房市崩盤與生計困頓，卻在網路空間裡找不到任何可以寄託苦悶的字眼時，這種被強行壓制的憤怒不會消失，只會轉化成更危險的地下暗流。權力者以為剷除了諧音梗就能換來耳根清靜，卻忘了語言是社會的壓力閥。這種對表達權的極致霸凌，正在親手拆掉穩定社會的最後一道防護網。

（一）繁華假象下的恐懼治理：耶誕紅衣成禁忌上海向來被視為中國接軌國際之櫥窗，惟今年平安夜，這座城市竟淪為公權力恣意展演的場域。依據媒體報導與社群影像紀錄，中國不僅在徐家匯天主堂等宗教場所周邊部署重兵，更將執法觸角伸向一般市民的節慶生活。多名在街頭裝扮成耶誕老人、發送蘋果的民眾，竟遭警方以「奇裝異服」為由帶回盤查並製作筆錄。與此同時，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沈斌發布牧函，將宗教活動與「從嚴治教、崇簡戒奢」之政治口號緊密綑綁；內陸省分如雲南、山西等地教育機構，更明令禁止師生慶祝耶誕，甚至刻意將該節日與「長津湖戰役」75週年等民族主義敘事對立操作。此類現象突顯中國在社會治理上，已從針對政治異議的精準打擊，全面擴散至對常民文化生活的無差別監控與清洗。（二）法治虛無化與社會信任的崩解本次整肅行動讓世人看見的是公權力邊界的全面失守與法治精神的蕩然無存。上海警方援引「奇裝異服」作為拘留依據，實則缺乏明確法律授權，此舉徹底暴露威權體制所謂「維護秩序」，實為侵害人權與恫嚇市民的萬能藉口。而在宗教領域，透過官方認可的主教傳達政治指令，將「愛黨愛國」置於信仰教義之上，顯示中共推動的「宗教中國化」本質即為「宗教黨國化」。教育體系亦淪為仇恨動員工具，強迫學童在「愛國敘事」與「節慶歡愉」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不僅剝奪了人民追求快樂的基本權利，更在社會內部製造了人為的對立與撕裂。這種透過製造內部敵人與外部威脅來轉移施政焦點的手段，雖能暫時壓制異議，卻也同時摧毀了社會原本就脆弱的互信基礎，讓「法治」徹底淪為「人治」的遮羞布。（三）極權體制的脆弱本質與反思對於崇尚自由民主的臺灣與國際社會而言，中國對耶誕節的肅殺不僅是一則文化新聞，更是極權體制走向末路的警訊。一個坐擁九千萬黨員、掌控龐大維穩機器的超級政權，竟需動用國家力量來對抗一位虛構的白鬍子老人與民間的節慶氣氛，這正暴露了專制權力核心深處極度的不安全感與自信匱乏。真正的強國應能包容多元文化，而非以清洗異己來展示力量；當統治者只能依靠恐懼、禁令與隨意逮捕來維持穩定，其展現的並非強大，而是色厲內荏的虛弱。我們必須看清此種體制對人性尊嚴的踐踏，並警惕此類控制手段向外擴張的風險。唯有堅守民主法治與多元價值的防線，方能抵禦這股試圖將世界染成單一顏色的威權逆流。

 國寶的「偽作」大變身這是一場跨越半世紀的文化變戲法。1959年，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後人將137件家藏古畫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孰料近期一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拍賣預展，估價高達8800萬人民幣。面對社會質疑，南博的劇本寫得極其平庸：他們宣稱這幅畫在六十年代就被鑑定為贗品，隨後依規處置，並在2001年以6800元人民幣的地攤價，賣給了一位姓顧名客的神祕人士。權力護航的洗白產業鏈這種一手證偽、一手交易的戲法，本質上是將公信力當作洗錢的工具。在體制的高牆內，只要權威定調它是假貨，國寶便能在帳冊上合法蒸發，隨即轉入一條隱祕的利益輸送帶。這不只是鑑定失準，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監守自盜。當初專家們一致判死刑的贗品，一出館門便身價翻萬倍，這種點石成金的魔術，若沒有管理層的默許與制度的漏洞配合，斷難在眾目睽睽下完成跨越數十年的資產轉移。博物館成了私人提款機南博宣稱2001年才處置畫作，紀錄卻顯示該畫早在1996年就已流轉在外，這種連日期都對不上的說法，顯得既傲慢又滑稽。當博物館不再是文明的守護者，而是變成了權貴與買辦的私人超市，那些流失海外、被指責為掠奪的文物，在異鄉反而得到了某種尊嚴。當自家人忙著把捐贈者的赤誠拆骨吸髓，那些宏大的文化口號，聽起來更像是一場荒誕的黑色幽默。

中國政府宣布自 2026 年起正式對避孕藥具徵收 13% 增值稅，終結長達 30 年的免稅待遇。這項政策表面是稅務調整，實則宣告：在中共眼中，國民的子宮與身體從非自由意志的載體，而是國家的戰略資源與財政提款機。回首半世紀，中共對生育的態度經歷了極端的兩極擺盪，核心邏輯始終是身體屬於國家。一胎化時代，國家透過強制引產、結紮，將子宮視為必須封印的威脅；如今面對人口崩塌，國家反手將避孕用品課以重稅，試圖以提高避孕成本達成變相催生。這種將避孕藥具從公共衛生物資降格為奢侈消費品的做法，本質上就是一種子宮稅。如果你不願為政權提供未來的勞動力，就必須為你的避孕選擇支付贖金。這種生物政治邏輯極其冷酷。在中共統治框架下，人是被物化的零件。當零件短缺，國家不願改善人權或減輕負擔，轉而利用行政與稅收手段，強迫零件自我增殖。這場徵收傳遞了一個訊號：國家正在監視你的避孕行為，且不再支持你的身體自主。中共一方面宣稱體制優越，另一方面卻為了短視的生育指標，不惜以公共衛生為代價，增加意外懷孕與性病傳播風險。從過去的強行墮胎到今天的加稅催生，中共對子宮的管轄權從未放手。這種竭澤而漁的身體政治，或許能換取微薄財政，但其背後對人權的踐踏，終將成為威權統治下最沉重的負資產。

2025年11月，社群平台X推出「關於此帳號」新功能，向全球用戶開放帳號來源資訊，包括所在地、創建地、名稱更改紀錄及VPN使用狀態。此功能推出後，大批自稱「海外學者」、「新疆人士」的中文帳號接連「翻車」。這些帳號長期發布吹捧中國政策、攻擊西方民主的內容，卻被平台數據揭露登錄IP來自中國境內，且透過中國App Store下載。此技術性暴露不僅揭穿個別虛假身分，更系統性證實中國政府透過特許管道進行大規模「奉旨翻牆」，執行國家級網路宣傳任務。此波翻車浪潮揭露的核心在於中國政府的雙重標準。對內，普通公民使用VPN瀏覽境外資訊即遭行政處罰，異議人士更因翻牆獲罪；對外，各級宣傳部門公開招標境外社交媒體運營服務，承包商以百萬合約取得翻牆特權。北京一網互通公司以124萬人民幣中標中國新聞社Twitter推廣案，各省市國際傳播中心公開招募熟悉境外平台員工並配備國際網路專線，2024年安洵信息洩密案更揭露公安部門採購X平台監控工具。這些證據共同指向:翻牆在中國不是公民權利而是體制特權，只有執行國家任務者方能合法跨越防火長城。當操作員因使用個人手機、忽視資安細節而在平台地理功能下暴露真實位置，此種「翻車」便成為雙重標準在技術層面的崩塌。法律的普遍性與平等性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於政治需求的選擇性執法。而X推出的透明度機制反映全球平台治理從內容審查轉向來源可信度的新階段，回應歐盟《數位服務法》等監管框架要求，與Meta推動之粉絲專頁透明資訊、Instagram「關於此帳號」功能相互呼應。這標誌著國際社會對資訊來源真實性的重視日益提升。「數位翻車」揭示的不僅是技術漏洞，更是威權統治根本矛盾的縮影。當統治者需要透過封鎖、謊言與特權維持話語壟斷，當所謂「講好中國故事」實為預算支持的虛假敘事工程，當聲稱位於海外的獨立聲音實則是坐在北京辦公室領薪的網軍，其制度正當性早已破產。民主社會應正視此類國家級宣傳網絡對國際輿論環境的污染，透過平台透明度機制、數位鑑識技術持續識別並標記此類帳號，避免公共討論空間遭系統性操控，維護資訊環境的健康與真實。

中國國防部近日大張旗鼓在社交平台X（前推特）開設官方帳號，揚言要向世界「講好中國軍隊故事」。豈料，這場精心策劃的「大外宣」首秀，卻因評論區湧入的「靈魂拷問」而瞬間翻車。數百條留言並非外國網友的讚嘆，而是中國網民的集體嘲諷：「為什麼你可以翻牆？」、「請問官方VPN哪裡下載？」。這一幕，不僅是宣傳戰術的挫敗，更赤裸裸地揭開了中共威權體制下，資訊控制與特權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數位鐵幕下的特權階級：從「防火長城」看統治者的雙標中國長年耗費鉅資構築「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將X、Facebook、YouTube等國際主流平台隔絕於牆外，凡民若自行「翻牆」接觸外部資訊，輕則被喝茶訓誡，重則面臨行政處罰。然而，就在這道數位鐵幕之下，中共的統治階層卻享有一條暢行無阻的「綠色通道」。從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到官媒《環球時報》、新華社，乃至如今的軍方機構，這些體制內的「特權階級」不僅能合法直連外網，更在牆外大肆開設帳號。這種「只許州官推特，不許百姓翻牆」的雙重標準，並非行政疏失，而是極權統治的內在邏輯：對內，必須維持資訊封閉以確保思想統一；對外，則需積極滲透以爭奪國際話語權。然而，當統治者公然展示百姓被剝奪的權利與自由時，其政權的道德正當性便已蕩然無存。二、大外宣的「翻車」現場：資訊斷層與信任崩塌更為諷刺的是，當國防部開通X帳號的消息傳回中國內部的抖音平台時，竟有大量民眾茫然詢問：「X是什麼？」、「為什麼我搜不到？」這突顯了中國資訊封鎖已造成嚴重的社會認知斷層。官方在海外搖旗吶喊，國內民眾卻連「戰場」在哪都無從知曉。這種資訊割裂，最終導致了官方公信力的全面崩盤。中共習慣了牆內「一言堂」的舒適圈，以為將同樣的宣傳套路搬到牆外依然能奏效，殊不知海外平台缺乏言論審查的保護傘，恰恰成為了照妖鏡。評論區裡出現的「共產黨下台」呼聲，以及關於「六四」、「于朦朧案」的質問，讓習慣刪帖封號的中共宣傳機器束手無策。網民一句「你一定很失望吧？這裡不能刪留言」，精準地戳破了中共在失去強制力後的窘境。這不僅是「大外宣」的笑話，更是真相被壟斷後，民間對官方敘事徹底不信任的總爆發。三、制度性虛偽：威權統治的流沙地基中共的網路管制論述向來建立在「維護國家安全」、「抵禦有害資訊」的藉口之上。然而，官方機構大舉進駐這些「危險平台」的行為，恰恰構成了邏輯上的死結：如果這些平台充斥著毒害，為何官方可以毫無顧忌地使用？如果這些平台是無害的溝通工具，又為何要嚴禁百姓接觸？這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制度性虛偽」，徹底瓦解了中共的話語邏輯。網民在評論區的戲謔與質問，實則是對體制荒謬的覺醒。威權統治或許能靠高壓手段維持一時的靜默，但當統治者一邊享受著資訊自由的特權，一邊將人民囚禁於資訊孤島，這種巨大的相對剝奪感，勢必催生更深層的社會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