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的某個深夜,台北市某條巷弄裡,一間泰拳工作室的鐵門被潑上了刺眼的紅漆。工作室的主人湯偉雄——香港人稱「赴湯」的抗爭者——隔天才發現這份來自老家的「問候」。幾天前,他才因為呼籲港人杯葛立法會選舉,被香港廉政公署發布通緝。
「紅漆還沒乾,我就知道,他們已經追到台灣了。」湯偉雄說。
這不是電影情節。陸委會日前證實,這起潑漆案的嫌犯是兩名從香港專程飛來的人士,犯案後當天便從桃園機場離境。更令人不安的是,據湯偉雄透露,中共的觸手遠不止於此——港方甚至付錢給台灣的徵信社,請他們偷拍港人活動的參與者名單。
來台灣做生意的徵信社,竟成了威權政府的眼線。這才是真正令人毛骨悚然之處。
從「外包恐嚇」到「在地化協力」
回顧近年的跨境鎮壓案例,中共的手法正在進化。過去,他們找台灣人對銅鑼灣書店林榮基等人進行恐嚇;如今,他們直接從香港派人來台犯案,甚至建立起一套「商業外包」的監控網絡——透過台灣合法登記的徵信社,蒐集流亡港人的情報。
這種模式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利用的是台灣社會的開放與信任。徵信社接案、收錢、交差,在商業邏輯裡似乎無可厚非。但當委託方是境外政權、監控對象是政治異議者,這條「生意」就成了跨國鎮壓的共犯結構。
根據 Freedom House 的研究,跨國鎮壓的常見手法包括:直接暴力、脅迫家屬、監控海外公民、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報等。湯偉雄的遭遇,涵蓋了其中多項:通緝、潑漆、偷拍、炸彈恐嚇。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系統性的壓迫。
法律的灰色地帶
面對這樣的威脅,台灣能做什麼?
陸委會的聲明語氣強硬:「若配合中共對台滲透及威脅,政府一定依法嚴懲、絕不寬貸。」然而,現實卻是:兩名潑漆嫌犯早已離境,而那些接受港方委託的徵信社,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
現行《反滲透法》主要針對選舉介入與政治獻金,對於「受境外勢力委託監控特定人士」的行為,規範仍有模糊空間。湯偉雄呼籲修法,「因為這是中國侵害另一個國家的國安案件,不單只是潑紅漆」。
這呼籲並非無的放矢。當威權政府學會利用民主社會的法律漏洞,當商業機構可以被外國政權輕易收買,我們面對的就不只是個案,而是制度性的脆弱。
下一個會是誰?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事只會發生在政治活躍人士身上,一般人不需要擔心。但湯偉雄透露的細節推翻了這種僥倖:徵信社偷拍的對象,是去看《自殺通告》電影的普通觀眾、是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一般民眾。
今天是湯偉雄的工作室,明天會不會是你常去的咖啡廳?今天監控的是香港人,明天會不會是任何一個「不聽話」的台灣人?
台灣自詡為「民主燈塔」,吸引了許多追求自由的人前來。但如果我們無法保護那些因為信任台灣而來到這裡的人,這座燈塔的光芒還能照多遠?
威權的長臂已經伸進了台灣。問題是:我們要讓它繼續摸索,還是果斷斬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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