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辰平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國家人權委員會發布〈檢視校園師對生暴力處理機制〉專案報告，以《兒童權利公約》（CRC）為核心，檢討我國校園不當管教事件的通報、調查與究責制度。保障兒童免於暴力，當然是現代教育不可動搖的價值；然而，當人權論述逐漸成為單向審判的工具，而政策分析在立場設定與數據詮釋上失去平衡時，教育現場反而可能因此更加噤聲，甚至陷入更深的治理困境。這份報告真正值得被檢視的問題，不在於是否關懷兒童權利，而在於研究設計本身已預設結論，並將高度複雜的教育互動，過度簡化為「制度失靈」的證據。一、結論先行的研究，難以產生可信的政策建議通讀報告不難發現，其研究問題一開始便假定「師對生暴力處理機制不足」，研究任務並非開放性地探問制度在不同情境下的成效與限制，而是蒐集資料以佐證既定前提。這種「先射箭、再畫靶」的研究取徑，使數據不再是用來理解現實，而是被用來服務特定價值立場。人權研究固然具有規範性，但當政策建議缺乏對反例與替代解釋的檢證，分析便容易從理解走向審判。二、數據被過度道德化解讀，卻忽略案件本質差異報告以數千件通報案件作為制度失靈的證據，卻未對案件性質進行關鍵區分，例如：即時制止危險行為，是否被與懲罰性對待混為一談？教學管理中的語言管教，是否一律被等同於暴力？濫訴、情緒性申訴與具體違法行為，是否被同等看待？在教育現場，沒有分類的案件數據，幾乎不具實質解釋力。然而報告卻將「案件多、成案少、處分輕」，直接推論為制度偏袒教師，這不僅是統計上的過度推論，也忽略了法律構成要件、證據門檻與比例原則的存在。三、教師專業與現場風險，在報告中幾乎失語更令人憂心的是，報告幾乎未正面處理第一線教師所面對的真實處境，包括：行為與情緒困擾學生比例持續上升班級支持系統與輔導人力長期不足匿名檢舉與校事會議制度擴權，造成明顯寒蟬效應在這樣的環境下，教師每日承擔的是即時風險與高度責任，但報告的論述卻隱約將教師定位為「潛在加害者」，其專業判斷與程序性申辯反而成為需要被高度防範的對象。這種單向的人權論述，並未真正體現人權應有的「相互性」與「比例性」精神。四、真正的兒童最佳利益，需要回到教育現場保障兒童權利，不應以削弱教師專業與教育功能為代價。若制度設計只剩究責、監控與懲處，卻缺乏對教學現場的理解與支持，最終受害的，仍然是學生。真正符合兒童最佳利益的改革，至少應包括：對不當管教案件進行更精緻的專業分類與判準同時保障學生權利與教師合理程序的雙軌機制將資源投入教師支持、班級輔導與校園人力，而非僅加重調查與處分人權不該成為單向指責的工具，而應是協助制度更貼近現實的指南。結語當人權報告無法理解教育現場，只剩理想化的價值尺規時，政策將難以落地，教師將更加噤聲，而學生也未必因此更安全。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看似正確」的制度，而是能在教室裡實際運作的改革。

行憲紀念日，是我們回顧憲法精神是否真正落實於社會各個角落的時刻。然而，若把視角拉回教育現場，許多第一線教師心中恐怕會浮現一個疑問：校園裡的程序正義，還在嗎？憲法所強調的程序正義，核心精神在於權力行使必須合乎比例、尊重當事人權益，並在公平與理性下運作。然而在近年的校園實務中，調查程序卻逐漸成為壓迫教師的來源。只要一封匿名檢舉、一項尚未釐清的指控，教師便可能立刻被啟動調查機制，承受反覆說明、配合訪談的壓力，甚至在事實尚未明朗前，就已被貼上標籤。制度設計的初衷，原是為了防弊與保障學生權益，但當程序啟動的門檻過低、配套保護不足，程序本身便可能偏離正義的軌道。當「被檢舉」幾乎等同於「被懷疑」，程序正義便不再是保護弱勢的工具，而成為一種制度性的消耗。身為第一線國小教師，同時也是教育產業工會的工作者，我看過太多類似情況：教師最終證明並無違失，卻已在漫長的調查過程中耗盡心力，專業尊嚴與教學熱情也隨之流失。這些傷害往往不具新聞性，卻在校園中一再重演，成為教師集體噤聲的原因之一。程序正義從來不只是「有沒有流程」，而是「流程是否合理」。在校園治理中，調查制度若缺乏比例原則、忽略對教師基本權利的保障，最終不僅無助於教育品質，反而會讓教師在恐懼與自我保護中教學。當老師每天進教室前，先想的是如何避免風險，而非如何引導學生學習，這樣的校園環境，顯然已偏離憲法所期待的樣貌。也正因如此，工會的角色顯得格外重要。工會並非制度的對立面，而是確保制度不致失衡的防線。當權力運作過於傾斜，當程序成為壓力來源，工會所扮演的，正是提醒制度回到憲法精神的角色。行憲紀念日不該只是象徵性的紀念，更應是反思與校正的時刻。若校園中的程序正義持續流於形式，最終受傷的，從來不只是教師，而是整個教育體系。唯有真正守住程序正義，教師的工作權才能被保障，學生的受教權，也才不會淪為口號。

2025 年，對許多教師而言，是「撐著過完」的一年。當教育部不斷推出新政策、新口號，教育現場卻同時面臨史上最嚴重的教師荒、行政負擔持續暴增，以及校園信任快速流失的現實。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在年末發起「2025 十大教育新聞—金驢獎」票選活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這不是嘲諷，也不是情緒宣洩，而是一種來自教育現場、被迫發出的集體警訊。攤開金驢獎的候選項目，幾乎每一項，都能在校園中找到清楚而具體的對應場景：老師明明身心俱疲，卻拿不到實際可用的身心調適假；雙語政策與活動課持續加碼，卻無視學校人力早已見底；教師待遇長期凍漲，師培生一批批離開，政府卻仍以「彈性聘任」作為權宜之計；更嚴重的，是校事會議制度被濫用，讓沒事找事、小事變大事，逐漸侵蝕校園中的親師信任。這一年，教育政策最大的盲點在於：將教師視為可以無限承擔的緩衝器。政策出問題，由學校自行消化；制度有漏洞，由老師用時間與情緒補上；一旦發生爭議，責任卻迅速回到第一線個人身上。當產業界以薪資與制度積極留才，教育體系卻仍要求教師用使命感撐住一切，這樣的結構性落差，正在快速掏空整個系統。教師不是不願意付出，而是制度早已超出可承受的極限。金驢獎真正想指出的，從來不是哪一項政策「最荒謬」，而是整體決策邏輯出了問題：政策不斷向前推進，卻從未真正確認，教育現場是否還站得住。2025 年即將結束，教育現場不需要更多漂亮的口號，而是需要一個明確的轉向——停止把政策風險下放給教師，停止用改革之名製造新的壓力。如果教育部願意傾聽，金驢獎其實是一張善意的成績單；如果繼續忽視，那麼明年流失的，恐怕不只是教師人力，而是整個教育體系最關鍵的信任基礎。

近兩個月，台灣再次出現多起教師在校內輕生的事件。台北大安區、桃園、新竹、南投……不同縣市、不同學段，卻呈現相同的結構性脈絡。事件發生後，主管單位常以「個人情緒問題」作結，彷彿教育現場一切無恙。但只要真正站在第一線，就會知道——崩潰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制度。 行政、濫訴、校事會議：三股力量正長期侵蝕現場第一，是 行政流程的失衡與過度細化。許多本可簡化或合併的程序，卻在不同系統間反覆搬移，耗掉大量教學能量。第二，是 濫訴文化。一封匿名投訴，就可能啟動壓力極大的調查程序。教師在毫無準備的狀態下，被要求反覆寫說明、錄影、蒐證，卻得不到專業支持。第三，是 校事會議制度的全面失能。原本設計保障教師參與，卻在許多學校變成行政推責、壓力集體化的工具。實務上不僅難以反映專業，更成為教師背負風險的機制。這三股力量，使得教師每天都在為「自我保護」而工作。 近期的輕生事件，呈現驚人一致的脈絡近兩個月的悲劇，各縣市背景幾乎一致：臨時行政要求、突襲性公開觀課投訴後大量說明與補件負擔為了自保而持續錄影、蒐證校內支持薄弱、期待教師獨自承擔「依法行政」成為掩蓋壓力的統一說法官方說是「個案」，但每位現場教師都知道——這是體制性壓力累積到臨界點的結果。 屏東現場也在崩裂：不是不堅強，是被拖到極限身為屏東第一線教師，我看到太多老師在壓力下掙扎：有人清晨五點起床準備臨時觀課；有人深夜還在填寫第三份說明書；有人因為害怕投訴而不敢管教；有人在制度空白裡獨自承擔風險。這不是「抗壓差」，而是制度毫無緩衝。 要救現場，不靠勵志語錄，而靠五大改革要結束教師身心健康危機，不能只靠口號。以下五點才是真正的緊急改革方向：整合行政流程，減少不必要的重複性與碎片化負擔。建立濫訴防火牆，調查時必須有完整、專業的陪同制度。廢除已失能的校事會議制度，回到「教學專業本位」重新打造新的參與機制。心理支持系統要真正可近用、即時、保密，而非形式化。建立具效力的職場霸凌防治機制，尤其要能處理權力不對等的情形。這些不是對誰開戰，而是為了讓教育現場能正常呼吸。 請不要再問「老師怎麼了」請開始問：「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每一位離開的老師，都不是突然崩潰。他們是被制度一點一滴推向邊緣。 教育不能再靠現場的犧牲維持運作。如果制度不改革，下一個倒下的，不只是某位老師，而是整個教育體系的信任。

鳳凰颱風來了，大家除了關心是否放颱風假，也關心它是否會再帶來一場像堰塞湖一樣、令人難以想像的災害。我不禁想問：教育現場會不會也正醞釀著一場無聲的堰塞湖？那些治標不治本的教育政策、注重表面效度的訪視與評鑑制度、以及缺乏真誠對話的行政文化，是否也一樣，終有一日會帶給整個教育界一場制度性的震撼災難？ 政策如暴雨，評鑑成淤泥當教育政策層出不窮、方向頻繁更動，學校現場往往還來不及適應，就得開始準備下一輪報告與資料。每一次新政策的推動，都像一場暴雨傾盆：大量的公文、指標、績效、訪視報告傾瀉而下，老師與行政人員忙著撐傘、排水、應付，卻無暇問一句——這場雨究竟為誰而下？當政策未能回應現場真實需求，當評鑑僅重視文件與數據而非學生的成長，整個教育系統便陷入泥濘——人人疲於奔命、卻無力前進。教育堰塞湖的形成堰塞湖不會一夕形成，而是長期的阻塞累積。在教育現場中，那些看似小小的壓力——來自不合理的評鑑指標、突如其來的方案推動、行政流程的層層審核——都在不斷堆積。教師的專業意見被忽視、學生的需求被統計化、行政的困境被數據掩蓋。水位一點一滴上升，而當上游的決策者毫無疏導之意，終有一天，這片平靜的水面將潰堤成災。教育需要的不是「防災簡報」，而是「疏導工程」教育改革若只是更換口號與指標，終究只是颱風過境的暫時清涼。真正能讓教育免於崩塌的，不是新的方案，而是讓專業能自由流動的通道：讓教師能說話、讓行政能誠實面對現場、讓決策能回到教育的本質——學生的學習與人的成長。堰塞湖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習慣了它的存在。當制度堵塞已久、而我們卻以為那是正常，那才是教育最大的危機。

十月的校園，南瓜燈、披風與面具滿天飛。萬聖節幾乎成為學校年度例行的大活動——走秀、闖關、糖果、拍照。孩子興奮、老師忙碌、家長瘋狂拍照上傳。但當這股「節慶浪潮」一年比一年盛大，我們也該停下來想想：這場派對，究竟教會了孩子什麼？一、從模仿開始，也該回到「意義」萬聖節原是歐美文化的民俗節日，蘊含對生死的敬畏與宗教象徵。然而在台灣，它逐漸變成一場「角色扮演競賽」——誰的服裝最吸睛，誰的糖最多，誰的照片最亮眼。孩子們學會模仿、裝扮、表演，但未必理解這個節日的文化脈絡。教育的任務，不只是「辦活動」，更是「轉化文化」。我們可以從萬聖節談「多元文化」、「包容差異」、「生命教育」——這才是節慶教育的核心價值。二、從「造型」到「創意」，讓孩子不只是消費者很多班級花了不少錢買道具、租服裝。但如果教育只是複製商業節慶，我們容易讓孩子成為「文化消費者」。若能讓孩子自己動手設計服裝、用回收物創作造型、自己發想角色故事，那麼萬聖節就不只是「扮演」，而是一次關於「想像與創造」的課。教育不是讓孩子買一套角色，而是讓他能成為創作者。三、從「派對」到「共融」，讓每個孩子都有角色有的孩子因為家庭經濟條件，沒有華麗服裝；有的孩子因為身心狀況，不擅參與熱鬧遊行。若我們真相信教育的本質是「共融」，那麼節慶活動就該設計出「每個孩子都能參與的方式」。一張手繪面具、一句勇氣的祝福、一段團體合作的小劇——這些都比昂貴的造型更能體現教育的溫度。四、萬聖節，不只是「玩」家長們總說：「孩子開心最重要。」但教育若只剩「讓孩子開心」，久而久之，我們可能會失去那份引導他們思考與感受的勇氣。萬聖節的背後，也能是一次哲學課：「我們為什麼害怕？」「死亡是不是一種轉化？」「面具能不能代表真實的自己？」當孩子開始提問，萬聖節才真正成為教育的一部分。結語：節慶活動不是教育的附屬品，而是教育的鏡子。它讓我們看見，我們如何陪孩子看世界——是教他們模仿潮流，還是學會創造？是讓他們競爭亮眼，還是學會共融？如果能從一場萬聖節活動中，讓孩子體驗文化、尊重差異、發揮創意——那麼教育，才真的有魔法。

教育不是服務業，老師不是客服—當老師不敢教，孩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近年來，教育現場出現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越來越多老師，不敢教了。原因並非老師怠惰，而是當「要求學生」可能成為被投訴的理由，當「家長不滿」就能啟動調查程序，老師最安全的選擇，往往是——不多要求、不多介入，只求平安下班。當教育被當成「客服服務」在各校「校事會議」或投訴機制下，老師可能因為：• 沒在半小時內回家長訊息，被指「冷漠」；• 在課堂上糾正學生，被說「情緒失控」；• 要求孩子重做作業，被批評「管教太嚴」。這些事件一旦進入校事會議，就得耗費時間說明、對話、備查，即使最後調查結果「不成立」，老師的精神壓力與名譽傷害卻早已造成。久而久之，老師們學會了「不碰風險」——教學不再以「孩子學會什麼」為中心，而是以「不被檢舉」為最高原則。教師失去信任，孩子也失去成長的機會教育不是服務業，老師也不是客服。孩子的受教權固然重要，但「教學權」同樣是教育的基石。當老師失去被信任的空間，不再敢堅持規範與要求，受害的，終究是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需要被引導與磨練，需要犯錯與修正。若孩子習慣用投訴解決不適應，那他們進入社會後，又該如何面對更現實的挑戰？真正的教育，應該讓孩子學會面對要求、承擔責任、與人合作。而這些，必須建立在老師被信任與支持的前提下。讓教育重新回到平衡點我們不否認制度的重要，但制度需要回歸初衷：保障雙方權益，而非懲罰教師。因此，我呼籲——1、對匿名濫訴應停止受理。2、同案不得重複投訴，避免疲勞式調查。3、建立投訴責任機制，讓投訴者也須承擔適度成本。4、重新檢視校事會議運作模式，讓教育回到教學，而非辦案。唯有如此，老師才能安心教，孩子才能快樂學。結語一位老師曾無奈地說：「我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敢教。」這句話或許比任何統計數據都真實。教育不該變成恐懼現場。請還給老師教學的信任，也還給孩子學習的力量。

每到學期末，特教老師都忙於整理資料、迎接評鑑。這些評鑑本是為了「提升品質、促進成長」，但在實務上卻早已變成「資料競技場」──老師花大量時間在格式、文件與報告上，真正的教學與陪伴反而被擠壓到角落。在屏東，許多特教家長來自弱勢家庭，他們必須請假才能配合訪談，卻沒有任何交通或補助；反觀到校評鑑的委員，卻能領取出席費與旅費。這樣的制度設計，讓「專業」成了不平等的象徵──出力最多的老師與家長，反而最被忽視。更諷刺的是，那些夜以繼日、加班準備評鑑資料的特教老師，從未領過一毛加班費；卻要看著坐在會議室裡的評鑑委員，領著鐘點費與出席費。現場老師加班不領錢，評鑑委員卻能領出席費，這不是專業，是制度的荒謬。如果我們真相信教育的核心是「愛與專業」，那麼請評鑑委員與第一線教師一樣，以「教育愛」投入，發揮功德心，採「無給職」制度。評鑑委員無給職，特教經費更充足；讓教育回歸初心，讓孩子回到舞台中心。省下來的經費，應該讓孩子與家長受益──補助家長陪同參與、改善教學設備、增加專業人力支援。教育經費有限，卻該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讓特教評鑑不再是「誰做得漂亮」的表面競賽，而是「誰讓孩子更好」的真實行動。教育不是表演，評鑑不該成為補助的競賽。當我們把教育資源重新分配回現場，讓教師能專心教學、家長能安心參與，孩子才能真正被看見。這才是教育的「光復」——讓制度回歸良心，讓教育回歸人心。

文／蔣辰平（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屏東縣教師會理事、彭厝國小教師）近年教育部與地方政府推動「教學正常化」，目的原本是良善的：希望回到穩定、可預期、尊重學生學習節奏的教學現場，不再把學校帶向「考試班」、「競賽班」或不當補強文化。這本是一件值得肯定的教育方向。然而，值得擔憂的是——在政策落地後，許多學校卻開始收到來自地方教育局處的「到校訪視通知」，要求準備教學計畫、巡堂紀錄、教室日誌、課程評量紀錄、簡報資料……等大量紙本與佐證資料。教學正常化是值得讚許的理念，但若只是流於「到校紙本訪視」，儼然讓剛被廢止的校務評鑑，藉屍還魂。從「支持教學」變成「檢查教師」？原定的教學正常化精神，是保障學生學習不被額外占課、突襲考試或盲目追求成績波動所綁架。但當它變成「列管項目」與「佐證資料清冊」時，前線教師看到的不是教學本質，而是再熟悉不過的「評鑑模式」：不是為了教好，而是為了「可被看見已教好」不是改善教學，而是「備好資料、過關即可」不是減少不必要行政，而是「回到資料生產線」校務評鑑剛因「過度形式、無助專業」被廢止不久，如今卻換個名稱、換套流程又回來了。一刀切的要求，忽略了學校差異台灣存在大量小校、複式班、偏鄉教師兼多職的現實。在這些學校中，老師常一人身兼導師、行政兼任、輔導工作甚至社團教學。當教學正常化變成「每一項都要可供檢視的書面證明」時，小校與偏鄉的負擔將是加倍的。這不是促進教學正軌，而是讓學校被迫挪用更多時間與人力，堆砌紙本、填補格式。我們不能假裝所有學校條件都一致，卻要求同一套標準。真正的教學正常化，應該是讓老師回到教室；而真正的教學正常化應該包含三件事：給老師時間備課、反思、交流，而不是填表、備審、被抽查。讓學生的學習節奏能被看見，而不是被量化成「可供檢核項目」。督導機制要回到「協助」而非「查核」。教學正常化不是「證明你有教」，而是「讓教學真正發生」。結語：不要讓好政策變成壞執行教學正常化，是回到教育初衷。而不是回到評鑑文化。我們支持政策方向，但反對「把理念變成紙本作業」。教育現場需要的從來不是更多的檢查，而是更多的信任、支持與時間。呼籲教育部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請明確界定教學正常化的訪視目的，回歸輔導與支持，而非再度將教師推入行政泥沼。唯有如此，教學才能真正正常；教育，才能真正前進。

讓特教從評鑑制度中解放——在光復節談教育的自由十月二十五日，是臺灣光復節。這一天，我們紀念自由與尊嚴的回歸。然而，當社會不斷向前、制度不斷翻新，有一群人卻仍困在無形的枷鎖裡——那就是特教現場的教師與家長們。我們仍在等待另一場「教育的光復」。特教評鑑制度原意良善，希望促進學校品質與專業成長。但實際上，評鑑早已變質。每逢評鑑來臨，教師忙於製作資料、佈置環境、排演流程，一切都為了滿足外部審查的「視覺要求」，而非孩子的學習需求。這不再是教育改進，而是教育表演。當評鑑的焦點離開了學生與課室，制度也就失去了靈魂。以屏東為例，特教評鑑還要求「家長訪談」。這些家長多半來自弱勢家庭，為了配合學校時程必須請假，卻沒有任何出席費或交通補貼；相對地，那些前來進行評鑑的「專家學者」、「家長團體代表」與「校長委員」，卻都能領取出席費與車馬費。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僅不公，更是對弱勢家庭的二度剝削。如果特教評鑑真的要繼續存在，那麼請讓經費回歸到最該被照顧的人——家長與孩子。讓那些高舉「教育愛」的評鑑委員，能以無給職的方式，懷抱專業與良心到校協助，而非靠評鑑維繫出席費。教育改革，不能建立在不對等的利益上。光復節提醒我們：自由不是天賜，而是掙脫壓迫之後的覺醒。同樣地，特教也需要被「光復」——從繁瑣、浮面的評鑑中解放出來，讓教師能回到真實的教學，讓家長能感受被理解的尊重，讓孩子能擁有不被表格束縛的學習權。教育的自由，不該只存在於紀念日的口號裡。願我們在這個光復節，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教育真正的「解放」：不是更多評鑑、更多檢核，而是讓教師專業回歸、讓孩子學習自由、讓特教現場得以真正呼吸。

賴清德總統在國慶談話中指出，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超越中國，並強調「經濟發展的果實應為全民共享，把好的數字變成好的日子，不遺漏任何一個人。」然而，在這份亮眼的經濟成績單下，教育現場的教師，卻仍被遺漏在共享名單之外。多年來，教師薪資調整幅度遠落後於物價漲幅。主計總處資料顯示，近十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上漲逾一成，但教師薪資僅調整兩次，實質購買力持續下滑。導師費多年維持三千元未變，形同凍漲。當通膨壓力不斷攀升，教育工作者的生活品質卻在下降，這樣的落差實在難以合理化。更令人憂心的是，教師的工作強度與壓力不斷上升。從教學、輔導到家長溝通，導師幾乎成了學校的「萬用行政員」。許多年輕人因此放棄進入師資培育體系，有媒體甚至形容教職是「笨蛋抉擇」——選擇當老師，往往意味著放棄高薪與升遷機會。若待遇持續停滯，教育將難以留住優秀人才。此外，教師薪資調整制度缺乏透明與專業化。現行「軍公教一體適用」的機制，忽略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待遇審議委員會的決策過程資訊不公開、討論基準不明確，教師代表參與有限，使教育現場難以發聲。教育並非一般行政工作，教師的責任與專業應有獨立的評估與設計。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根基。若教師待遇過低，專業發展與教學品質勢必受影響。社會期待教師以熱情與創新引領孩子，但熱情需要被支持，專業也需要被尊重。當我們談論經濟繁榮時，更應看見支撐繁榮的教育基石。沒有穩定的教育，就沒有長久的成長。政府若真要實踐「不遺漏任何一個人」的承諾，應從教育現場開始。建議政府在 2026 年啟動教師薪資調整機制，與物價指數（CPI）掛勾，並優先檢討導師費與職務加給，讓調薪不再是政治決策，而是制度保障。唯有讓教師也能共享經濟成果，才能讓「好的數字」，真正變成老師與孩子的「好日子」。

免師培可任教：教育部又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教育部預告開放「免師培可任教」制度，只要具備專業背景或業界經驗，就能進入學校教書。理由很簡單——要解決教師荒。但問題也一樣簡單——這不是第一次教育部用「權宜之計」補洞。短視的政策，熟悉的劇本二十年前，教育部為了解決教師過剩，放寬師培招生；如今，為了解決教師短缺，又放寬任教資格。教育政策就像擺盪的鐘，一邊喊「專業」，一邊又自己拆掉門檻。結果是什麼？師資市場大亂，教育現場更亂。當初喊著「縮減師培」的部門，如今又要「放人進來」。這樣的政策循環，像止痛藥，只能讓問題暫時不痛。教師專業不是誰都能取代「會專業」不等於「會教」。教育現場的挑戰，不只是知識傳授，更是情緒支持、輔導溝通、危機處理。師培制度的存在，正是為了培育這些教育現場的能力。國外早有警示。美國部分州開放「替代教師制度」後，教師離職率飆升、學生學習落差加大。台灣若貿然跟進，後果可想而知——教室裡的人越換越快，留下的問題越來越多。真正的問題在制度，而不是人教師荒的根源，不是「沒人願意教」，而是「制度讓人待不下」。我們缺的是什麼？不是人數，而是願意留下來的條件。偏鄉薪資低、行政負擔重、支援系統少，許多年輕教師一年就想轉職。教育部若不從制度修起，再多「臨時教師」也只是流動的數字。政策需要整體思考真正的解方，不在開後門，而在整體設計。教育部應該：1、建立「全國師資需求預測系統」，讓培育、甄選與任用能連動；2、強化偏鄉留才制度與在職支持；3、檢討現行考選流程與待遇設計，讓教職重拾吸引力。教育是長期工程，不該靠權宜之計維持。每一次放寬門檻，都是在削弱教師專業的尊嚴。教育不能靠臨時工思維當教育部用「短期人力」應急，就等於承認自己沒有長期藍圖。教師不是臨時工，教育也不該是修修補補的工程。解決教師荒，靠的不是放寬門檻，而是讓有志之士願意留下。教育需要穩定，需要願景，需要尊重專業。否則，我們補上今天的空缺，明天又會出現新的洞。教育不能靠臨時政策撐起來。這句話，教育部該好好記住。

每到國慶，政府都會高喊「行政效率」、「國家進步」，但在教育現場，教師卻深陷行政泥沼。當國家追求效率時，教師卻愈來愈難專心教學；當政府談轉型、談創新時，學校的行政負擔卻越來越重。這樣的矛盾，正是教育現場的真實寫照。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而教師是教育的靈魂。若教師無法專注教學，教育的品質自然難以維持。如今，行政工作早已成為教師最大的負擔：各種報表、計畫書、回報系統層出不窮，甚至一個活動要填三種不同格式的紀錄。教師在「表單海」中漂浮，教學時間被壓縮，熱情被消磨。許多人無奈地說：「我不是在教學生，而是在應付行政。」行政減量喊了多年，卻越減越多教育部喊出「行政減量」已經十多年，卻始終淪為口號。紙本減少了，雲端卻倍增；從表格變成線上填報，從地方改成中央登錄，看似方便，實則更繁瑣。每一項教育政策都附帶數不清的回報、評鑑與照片上傳，教師們不是在教孩子，而是在「教系統」怎麼運作。更諷刺的是，減量方案一波接一波，卻總伴隨新的表單誕生。許多縣市教育局要求學校定期上傳政策執行情形、校務評鑑資料、研習照片與績效報告。校內主管與導師忙於開會、截圖、上傳，真正的教育現場卻逐漸被行政浪潮淹沒。小校教師更是「萬用行政員」在偏鄉與小校，這種情況更為嚴重。人力不足，一名老師往往兼任多個職務：導師、組長、課發、資訊、安全衛生、性平、環保、特教……樣樣都得包辦。教師的工時早已超過八小時，卻仍得利用晚間或假日整理公文與回報資料。行政的「分工不均」，正成為壓垮基層教師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教師連喘息的空間都沒有，還如何談教學創新與學生關懷？許多老師不是不想努力，而是沒有力氣再努力。行政減量，必須從「信任教師」開始教育現場最需要的不是更多制度，而是更多信任。真正的行政減量，不只是少一張表，而是相信教師能自主做好工作。當教師必須為每一堂課上傳佐證照片、為每一項活動寫報告、為每一場家長會列管成果，這樣的制度其實是一種「不信任」。若教育行政單位不願放手，教師永遠無法專注在最重要的事情──陪伴孩子成長。政府口中的「行政簡政」若沒有實質作為，只會變成基層的加壓。要讓教育現場恢復活力，請先讓教師從行政中解放。讓每一個老師能安心教學、用時間陪伴學生，而不是被電腦系統倒數計時。國慶日是慶祝國家自由與民主的日子。但當教師被繁瑣行政綁住雙手時，教育又談何自由？真正的國家進步，不在煙火與口號，而在讓每位教師都能自由教學、專業被尊重、時間回歸學生。行政減量不是恩惠，而是教育改革的起點。請讓教師從行政中解放，讓教育回到教育。當教師重新專注在孩子身上，國家的未來，才會真正被點亮。

在教師節前夕，社會各界紛紛向老師致敬、送上祝福。但在偏鄉和小校裡，許多特教老師最期待的禮物卻不是鮮花與掌聲，而是「足夠的師資與資源」，讓他們能真正專心在教學與輔導上，守護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權益。長期以來，偏鄉與小型學校的特教師資不足問題始終懸而未決。一位特教老師往往要同時負責多個學校、跨不同年級，甚至兼顧巡迴支援與行政工作；工作量不只「雙倍」，更是「多倍」。這樣的師資缺口，背後是孩子權益被稀釋、家長焦慮、老師超時超載，也讓特教老師承擔遠超過合理範圍的責任。以屏東縣為例，甚至有學校設置資源班已經兩年，卻始終沒有正式特教老師；連要聘到具有特教專業背景的代理教師都極其困難。這樣的現況，使得原本需要專業協助的孩子，只能仰賴臨時支援或非特教專長教師「勉力代打」，學習需求得不到真正落實。家長擔憂、教師無奈、學生權益被稀釋，形成惡性循環。台灣雖然推動融合教育多年，也制定特教學生支持政策，但資源與師資的城鄉落差依然存在。偏鄉學校往往招不到專業老師，只能由非特教專長的教師暫代，導致孩子的需求得不到真正專業的支持。更有家長形容：「孩子一年換三個老師」，學習與情感連結被迫重來。特教學生需要的不只是「名義上的服務」，更需要穩定、持續與專業的支持。當特教老師無法專心在一個學校、無法長期陪伴同一群孩子時，「融合教育」就淪為口號，教育正義也難以落實。在教師節的此刻，我們要問：國家與社會能否給這群特教老師更堅實的後盾？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宣示，而是實際行動：1、補足師資：確保偏鄉與特教班級每年都有穩定的專任教師，逐步減少代課與臨時聘任比例。2、合理配置：檢討跨校巡迴制度，避免一人身兼多校、多年級造成品質不穩定。3、增加支持：提供偏鄉特教老師更多專業津貼、進修機會與跨專業團隊協作資源。補足師資與資源支持，不只是給老師的禮物，更是給孩子們一個更公平、穩定的學習環境。真正的融合教育，必須從師資穩定開始。在教師節前夕，願社會看見特教老師的辛勞，也看見偏鄉孩子的需要。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師資補足」不再只是口號，而成為實際行動──這才是送給老師與孩子們最好的禮物，也是對台灣教育的最大祝福。

導護不是教師的責任：該由制度解決，而不是個人冒險文／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副秘書長 蔣辰平9月28日教師節將至，社會談尊師重道，但對第一線老師來說，最真切的心願並不是祝福，而是擺脫長年的「導護困境」。一、導護風險高，教師專業被稀釋每天上下學時段，教師常被要求站在馬路口導護，但教師既不是交通專業人員，也無交通指揮權。過去已有教師因此發生事故，甚至留下終身傷害，卻缺乏完善的保險與補償。教育部雖曾函釋教師原則上可拒絕與教學無關的工作，但導護是否屬於必要校務協助，始終存在灰色地帶。教師的安全與尊嚴，長期遭制度不合理對待。二、不是「誰來做」，而是「怎麼做」教師團體提出導護問題，並非要把責任推給家長或警察。事實上，教師、家長、志工、警察都同樣辛苦，大家的目標一致：保障孩子安全。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缺乏制度設計，讓不同角色互相矛盾。老師被迫站路口，家長質疑學校消極，警察則人力不足，這樣的惡性循環無助於解決問題。三、工會四大訴求：制度化解困境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呼籲政府：1、教師免除路口指揮，僅限校門內護導。2、導護專業化、制度化，由警察、義交或專責人力執行。3、政府統一提供保險與補償，包含意外險、誤餐費、補休等。4、教育部、內政部與地方政府應跨部會合作，盤點高風險路口並改善工程。教師的專業在於教學，而不是冒險當「臨時交警」。孩子的安全應靠制度來保障，而不是依靠老師用肉身擋車流。在教師節，我們呼籲教育部與各級政府：真正的「尊師重道」，不是口頭感謝或一日假期，而是立即解決導護問題，讓老師回到課堂、孩子走在安心的通學路。這，才是最實際的教師節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