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辰平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最近，我在一個特教相關社群看到一封匿名來信。來信者用了非常強烈的文字，描述學校曾聘任一名代理教師後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其中有一句話，讓我特別有感：現在學校找代理教師，愈來愈像在「開盲盒」。我無從查證這封匿名來信描述的個案全貌，也不認為我們應該僅憑一方說法，就對特定教師的人格、能力或適任性下定論。但撇開個案不談，「開盲盒」這三個字，卻意外說中了近年許多學校面對代理教師甄選時的無奈。首先必須說清楚，問題從來不是「代理教師比較差」。恰恰相反，教育現場有非常多優秀的代理教師，長年承擔導師、行政、教學甚至偏鄉教育的重要工作，有些人的專業與投入絲毫不遜於正式教師。真正值得擔心的是：當一所學校連「有人願意來應徵」都逐漸成為奢求時，我們還剩下多少選擇人才的空間？依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代理教師，本來就設有資格順位。原則上先以具有相應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甄選；如果沒有前一順位人員報名，或報名後甄選未通過，才可以依規定往下一順位，招考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再到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資格者。換句話說，我們常在教育現場聽到的「一招、二招、三招」，背後其實就是當前教師人力供需最直接的縮影。如果第一次公告就有足夠合格教師報考，學校當然可以從中比較教育理念、教學能力、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與親師溝通能力，選出最適合孩子的人。但當第一次沒人、第二次沒人，資格一再往後放寬，甚至公告多次仍乏人問津時，甄選現場最現實的問題，就可能從「這幾位應試者，誰最適合我們的孩子？」逐漸變成「今天到底有沒有人願意來？」前者是選才，後者是求人。而當教師甄選從「選才」走向「求人」，真正受到侵蝕的，就是校園最後一道品質防線。這封匿名來信也帶出了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學校聘任教師之前，究竟有沒有背景查核機制？答案其實是有，而且不只是要求應聘者繳一張俗稱「良民證」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而已。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5條，各級學校、機構在聘任教育人員之前，應確實查詢應聘者是否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教師法》所規定的不得聘任情事；而第6條更進一步規定，查詢範圍包括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以及教育部建立的涉性別事件學校不適任人員、短期補習班、教保服務機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不適任人員資料庫，並有轉請法務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查詢的制度，相關查詢也得視需要透過資料庫介接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中央社政主管機關辦理。甚至在相關查詢結果確認以前，規定也要求擬聘任人員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並以書面具結自己沒有不得聘任或任用的情事。因此，把問題簡化成「學校為什麼不Google名字」、「為什麼不去司法院查判決」或「為什麼良民證查不到」其實都不足以呈現現行制度的全貌。學校本來就有法定查核程序，真正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現行這套查核機制，能不能有效辨識真正可能危及學生安全或不適任教育工作的人員？各種資料庫與不同機關之間的資訊能否即時銜接？第一線承辦人員是否充分了解查詢程序？當制度出現時間差或資訊落差時，又由誰負責補上這個缺口？同樣需要釐清的是，一個人曾經涉及刑事案件，甚至曾受到刑事處分，並不能直接推論他依法終身不得擔任教師；反過來說，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沒有記載，也不能簡化理解成一個人一生從未涉及任何刑事案件。哪些情形構成不得聘任，仍然必須回到《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法規所設定的具體要件判斷。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被簡化成「有前科的人為什麼可以當老師？」因為這樣的問法不僅可能忽略法律對更生與再社會化的考量，也會讓真正值得討論的制度問題失焦。我們更應該問的是：哪些紀錄與教師適任性、學生安全確實具有高度關聯？學校依法可以掌握哪些資訊？現有制度又是否足以在個人權利與兒少保護之間取得合理平衡？然而，即使我們把查核制度設計得再完整，仍然不能迴避更上游的問題——教師荒。因為再好的甄選制度，都必須建立在「有人可以選」的前提之上。假設一個教師職缺有二十個人報名，學校當然可以透過資格審查、試教、口試及相關查核，仔細比較不同應試者。但如果一個職缺公告數次，始終只有一個人報名，甚至連一個人都沒有呢？這時候學校面對的，就不再只是教育專業問題，而是一場非常現實的人力危機。不聘，班級明天可能沒有人上課；聘了，學校又必須承擔「這是不是目前能找到最適合的人」的不確定性。而如果最後真的找不到人，工作也不會憑空消失，課還是要有人上、學生還是要有人帶、導師工作還是要有人承擔。於是現職教師超鐘點、行政人員協助代課、課務重新調整，原本就已經沉重的工作，再分攤到留下來的人身上。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今天台灣面對的不能只用「缺老師」三個字理解，而是一場更深層的「教師職業吸引力危機」。當一份工作同時面對親師溝通壓力、行政負擔、學生輔導責任、校園申訴與調查風險，以及社會對教師角色不斷增加的期待，卻未必能提供相對應的待遇、支持與專業尊重，我們就不能一方面讓願意投入教育的人逐漸卻步，一方面又在招不到人的時候質問：「為什麼現在找老師愈來愈難？」人才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當一個職業具有足夠吸引力，自然會有更多人願意投入，也才有競爭、有選擇、有淘汰與品質把關的空間。反過來，當愈來愈少人願意走進校園，再嚴密的甄選制度，也很難解決「根本沒有人來」的問題。所以，那封匿名來信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或許不是某一名代理教師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是「像在開盲盒」這句令人不安的形容。如果有一天，學校招募教師真的只能期待「至少有人願意來」，那麼教師荒所付出的代價，就不只是統計表上又多了一個待聘缺額，而會出現在孩子每天面對的教室裡、被迫增加授課負擔的老師身上、疲於一次又一次辦理招考的行政人員身上，也出現在家長對教育品質的不安裡。因此，我們真正該擔心的，不是某一名代理教師的履歷，而是一個正在讓學校逐漸失去「選擇教師」能力的教育人力制度。教師荒最可怕的，從來不是教室裡少了一個人，而是有一天，我們對站上講台的人，已經沒有選擇。（作者為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

教師工會最容易得到掌聲的地方，往往就是教師自己的同溫層。談行政負擔過重，老師懂；談家長訊息轟炸，老師懂；談校事調查壓力、超時工作、教師荒與代理教師權益，第一線教師更是感同身受。於是，一篇文章只要說出教師心裡的委屈，很容易得到大量按讚、分享與「說得太好了」。但我愈來愈覺得，教師工會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就是這些掌聲。因為「教師都認同」，從來不等於「社會已經認同」。如果我們的論述只能讓原本就支持教師的人叫好，一離開教師社團、教師粉專與教育圈，就沒有人理解，甚至立即引發反感，那麼再高的按讚數，可能都只是同溫層裡的自High。教育，從來不只有教師教師工會當然應該捍衛教師權益。如果一個教師工會連教師權益都不敢談，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教育是一個高度公共性的領域，一項教育政策牽涉的不只是教師，還有學生、家長、學校行政、主管機關，以及更多透過新聞與公共議題觀看教育的社會大眾。所以教師工會提出一項訴求時，不能只問：「老師支不支持？」還要繼續問：學生會受到什麼影響？家長聽得懂我們為什麼這樣主張嗎？學校行政執行上會遇到什麼問題？主管機關有哪些制度限制？一個與教育現場沒有直接關係的普通民眾，看完之後會認為這是合理的教育改革，還是只覺得「老師又在替自己爭福利」？這不是要求教師工會討好所有人，而是公共倡議本來就不能只說給自己人聽。把「教師權益」翻譯成「公共利益」我認為，教師工會最重要、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項能力，就是把「教師權益」轉譯成「公共利益」。例如，教師要求行政減量。如果我們只說「老師事情已經很多了」，教師當然有感，但一般民眾未必能理解；可是如果進一步告訴社會，當教師每天花大量時間填寫重複表格、製作成果資料、處理與教學沒有直接關係的行政工作，被排擠掉的是備課、輔導學生與專業成長的時間，那麼行政減量就不再只是「老師想少做一點事」，而是「如何把教師的時間還給學生」。教師爭取合理工時也是一樣。如果只說「老師下班後不想回家長LINE」，很容易被解讀成教師不願意服務家長；但真正的問題是，一個專業工作者是否應該擁有合理的工作與休息界線？如果教師長期處於下班後仍必須隨時回應訊息的狀態，這樣的工作環境能不能讓優秀人才願意長期留在教育現場？教師的勞動條件，最後一定會反映在教育品質上。這才是教師工會應該向社會說清楚的事情。按讚很多，不代表真的改變了什麼社群媒體讓同溫層問題更加明顯。演算法會把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教師追蹤教師、加入教師社團、閱讀教師議題，自然會不斷看到與自己觀點相近的內容。於是我們很容易看到一種現象：一篇談教師辛苦的文章，幾百、幾千名教師按讚；留言區裡一片「老師辛苦了」、「終於有人敢說」、「教育真的病了」。這些支持當然重要，但教師工會畢竟不是在經營粉絲團。如果一項倡議得到一萬個本來就認同我們的教師按讚，卻沒有讓任何一個原本不理解教師的家長改變看法，也沒有讓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制度，那麼這一萬個讚究竟代表多少政策影響力？反過來說，如果一篇文章只有幾百個讚，卻讓一些原本不理解教師處境的家長開始思考：「原來老師面對的是這個問題」，甚至讓主管機關願意重新檢視制度，那可能反而更接近工會真正應該追求的成果。工會的目標不應該只是讓自己人叫好，而是要有能力讓原本不理解我們的人，開始理解我們。理解不同立場，不代表背叛教師教師圈裡有時候還存在另一種危險的想像：只要試著站在家長、行政或主管機關角度思考，好像就是不夠挺教師。其實恰恰相反，真正有力量的公共論述，往往建立在充分理解不同立場之後。我們可以反對一項政策，但至少應該理解政府為什麼這樣設計；可以認為部分家長要求不合理，但也要知道家長真正焦慮的是什麼；可以要求行政減量，但也必須回答，如果取消某項程序，原本希望達成的行政目的可以如何替代。理解對方，不代表同意對方，而是只有理解對方在想什麼，我們才知道自己的論述缺了什麼。如果教師永遠只站在教師的位置說話，家長也只在家長社群裡互相取暖，主管機關則繼續用行政體系自己的語言回應，最後就只會形成幾個彼此無法溝通的同溫層。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對的，教育卻沒有因此變得更好。教師工會真正要走出去的，是論述因此，我認為教師工會每提出一項重大訴求之前，都應該試著換幾個位置重新看一次：站在教師的位置看一次，也站在學生的位置看一次；站在家長的位置看一次，再站在行政與主管機關的位置看一次；最後，站在一個與教育工作沒有直接關係的普通公民位置，再看一次。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保障教師，最後也能保障學生與教育品質？如果我們回答不了，那麼問題可能不一定出在社會「不懂老師」，也可能是我們還沒有把自己的主張說清楚。教師工會當然需要凝聚教師，也需要自己的基本盤。但如果永遠只待在最容易得到掌聲的地方，我們最後可能擁有一個非常團結的同溫層，卻失去了改變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社會支持。同溫層可以給我們掌聲，卻不一定能帶來改變。教師工會真正需要突破的，不只是政府築起來的政策高牆，有時候，也是自己築起來的同溫層。當我們談教師權益時，不只是教師按讚，而是學生、家長乃至一般社會大眾都能理解：「原來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也是在改善孩子的教育環境。」那時候，教師工會才真正從「替教師發聲」，走向了「影響教育」。作者：蔣辰平／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

教師工會經常談「代表性」。當教育政策討論中，某些家長團體長期由資深家長代表發聲，而其中一些人的孩子早已離開國民教育階段，教師團體有時也會提出質疑：當一個人已經多年不是「現在進行式」的學生家長，他的經驗當然仍有價值，但他是否還能完整代表今天正在面對新課綱、數位學習、校園安全、特殊教育與升學制度的新世代家長？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如果教師工會用這樣的標準檢視家長團體，那麼有一天，我們恐怕也必須把同一面鏡子轉回來照自己：當教師工會的重要決策長期由退休教師或少數資深幹部主導時，他們是否仍然足以代表今天的現職教師？退休教師不是問題，權力不交棒才是問題我並不認為退休教師應該退出教師工會。恰恰相反，許多退休教師是台灣教師組織發展的重要推手。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一路經歷組織草創、街頭倡議、政策協商與法規攻防，他們累積的人脈、制度知識與談判經驗，是非常珍貴的組織資產。然而，「保存經驗」與「長期掌握決策權」，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退休教師當然可以繼續參與工會，可以擔任顧問、資政、法務諮詢、協商幕僚，也可以協助制度與經驗傳承。但當一個人離開第一線教育現場愈久，他所熟悉的工作條件與今天現職教師正在面對的環境，就可能逐漸出現距離。今天的教師面對校事事件處理、親師衝突、行政負擔、數位治理、社群媒體、融合教育、代理教師荒、教師職業吸引力下降，以及愈來愈複雜的校園法律責任。教育現場從來不是靜止的，五年前的學校與今天可能已經不同，更遑論十年、二十年前。因此，問題從來不是「退休教師有沒有資格關心教師權益」，而是：教師工會最重要的決策權，是否應該主要掌握在仍然承擔這些決策後果的人手上？如果我們認為，孩子早已畢業多年的家長長期代表「現在的家長」，可能產生代表性的落差；那麼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離開教育現場多年的退休教師若長期代表「現在的教師」，同樣可能產生代表性的落差。這不是年齡歧視，更不是否定任何人的歷史貢獻，而是民主組織最基本的治理問題：參與，不等於代表；經驗豐富，也不等於永久的決策權。「我們以前也是這樣」不能成為今天的答案世代交替之所以重要，還有另一個原因：經驗可以成為組織最珍貴的資產，卻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拒絕改變的理由。「以前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以前沒有這些制度，我們一樣把事情做完」、「以前大家都是犧牲自己的時間做會務。」這些話的背後，或許都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歷史，但它們不能直接成為今天制度選擇的答案。如果前一代工會工作者曾經必須在下班後開會、犧牲休息時間、依靠熱情與使命感支撐公共事務，那麼工會努力爭取制度保障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下一代不必再依靠相同的犧牲？如果今天已經取得更合理的會務假、減授課或其他制度空間，真正的進步應該是善用制度，建立可以長久運作的工會，而不是反過來把「不用制度、自己犧牲」視為更高尚的道德標準。教師工會如果要求政府與學校尊重教師的勞動，就更應該從自己的組織文化開始，承認工會會務同樣是一種真實的勞動。前輩篳路藍縷的價值，不應該是要求後來的人重新走一次泥濘的路，而是讓下一代可以走在前人好不容易鋪好的道路上。工會民主，也需要權力流動任何組織只要缺乏權力輪替，都可能逐漸產生路徑依賴。同一批人長期掌握制度知識、人脈、會務資訊與決策權之後，即使沒有任何惡意，也可能自然形成強大的話語優勢。久而久之，「我們以前怎麼做」可能比「現在會員需要什麼」更有力量，資歷也可能在無意間轉化成決策權威。這不是退休教師才會發生的問題，更不是哪一個教師工會特有的現象，而是所有民主組織都必須警覺的風險。因此，比起簡單討論「退休教師能不能擔任工會幹部」，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制度：重要職務是否需要合理的任期與輪替？決策機關是否應確保現職教師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工會是否建立青年與中生代幹部的培育、授權與接班機制？重大政策立場形成之前，是否真正回到會員與第一線教師的意見？當組織內部出現不同聲音時，能不能被充分討論，而不是因為挑戰既有做法就被視為破壞團結？真正的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重要的是權力願不願意流動。最好的傳承，是有一天願意交棒教師工會當然需要前輩。沒有上一代教師運動工作者的努力，今天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教師權益，可能根本不存在。因此，世代交替從來不應該是一場「退休教師退出、現職教師接管」的鬥爭，而應該是一場角色的轉換。退休之後，仍然可以陪著工會走，可以提供法律與政策經驗，可以協助談判，可以在重要時刻提醒後進，更可以成為新一代工會幹部最可靠的後盾。只是，方向盤應該逐漸交出去。因為今天站在教室裡面對學生的是現職教師；接受家長陳情、行政要求與校園制度規範的是現職教師；承受教育政策改變所帶來後果的，也仍然是現職教師。所以，當教師工會問「誰能代表教師」，答案恐怕不能只是誰資歷最深、誰做工會最久、誰最熟悉制度。我們更應該問：誰還站在今天的教育現場？誰正在承擔今天政策決定所帶來的後果？經驗值得尊重，但經驗不應自動轉化為永久的權力。一個真正成熟的教師工會，不只要有能力向外爭取教師權益，也應該有能力向內完成世代交替。退休不是退出教師運動，而是從掌舵者成為領航員。一個前輩留給組織最珍貴的遺產，或許不是證明「沒有我不行」，而是有一天能夠放心把方向盤交給下一代，讓仍然站在教育現場的人，擁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文／蔣辰平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

近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公開活動時，前新竹縣長范振宗因選舉布局問題表達不滿，談話過程中朝鄭麗文臉部方向揮掌，鄭麗文也明顯向後閃躲。事後，有人以兩人多年交情、「愛之深、責之切」解釋；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李乾龍則出面緩頰，認為「摸一下，沒那麼嚴重」。看到這段新聞，身為第一線教師，我想到的卻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果今天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教室裡，我們會怎麼教孩子？假設兩個學生發生爭執，其中一個孩子情緒激動，突然朝另一個人的臉揮手。老師制止後，他說：「老師，我們很熟啦！」「我又沒有真的打到他。」「我只是跟他玩而已。」我們會因此告訴另一個孩子：「沒關係啦，他只是摸一下，沒有那麼嚴重」嗎？我想，多數老師都不會。因為教育現場真正要教孩子的，從來不只是「到底有沒有打到」，而是一個更基本的概念：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界線，關係再熟，也不代表可以任意跨越。沒有真的打到，就沒關係嗎？處理孩子衝突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結果論：「所以到底有沒有打到？」有打到，才叫動手；沒有打到，好像就可以被解釋成玩笑。但教育不能只看最後有沒有造成傷害。一個人在憤怒時握拳逼近、朝對方臉部揮手，甚至做出具有威嚇意味的肢體動作，即使最後沒有造成實際傷害，也可能讓另一個人感到害怕、不舒服或受到威脅。我們真正應該教孩子的是：當你生氣的時候，可以怎麼表達自己的情緒，而不是用身體去威嚇另一個人。你可以說：「我很生氣。」可以說：「我不同意你。」也可以選擇暫時離開現場。但不能因為情緒上來了，就認為自己的手也可以跟著出去。這是我們每天在校園裡教孩子的事。「我們很熟」不是跨越界線的通行證更值得討論的是，事件發生後有人強調兩人的多年交情。但這句話在教育現場同樣非常熟悉。孩子推了同學一下，說：「我們在玩。」拿走別人的東西，說：「我們是好朋友。」做出讓對方不舒服的肢體接觸，也可能解釋：「我們平常就這樣啊！」可是，熟悉從來不等於同意。真正的尊重，不是「因為我們很熟，所以我可以這樣對你」，而是「即使我們很熟，我仍然在意你舒不舒服」。這不只是孩子需要學習的人際界線，也是成年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比揮掌更值得警惕的，是「沒那麼嚴重」因此，這起事件真正讓我在意的，甚至不只是那一個揮掌動作，而是事情發生後，大人如何解釋它。「只是開玩笑。」「大家很熟。」「又沒有真的打到。」「摸一下而已。」「沒那麼嚴重。」這些話，在校園裡其實一點都不陌生。當一個孩子告訴老師：「他一直弄我，我不喜歡。」如果大人回答：「他只是跟你玩啦！」我們其實正在傳遞一個危險的訊息——只要沒有造成明顯傷害，別人的不舒服似乎就不重要。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學到：只要彼此夠熟，界線就可以模糊；只要最後沒有受傷，前面的威嚇就可以忽略；甚至只要補上一句「我開玩笑的」，就能替越界行為找到出口。這才是教育上真正值得擔心的地方。孩子不只聽我們怎麼教，也看我們怎麼做我們一直告訴孩子：生氣不能打人不同意可以好好說尊重別人的身體不能用暴力解決問題可是孩子不只聽大人說了什麼，也一直在看大人怎麼做。當成年人發生衝突時，我們怎麼表達憤怒？當有人做出越界的肢體動作時，我們怎麼評價？尤其當做出這些行為的是自己的朋友、同黨同志，甚至自己支持的人，我們還能不能維持相同的標準？這才是最真實的公民教育。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不必因為支持或反對鄭麗文，而有兩套標準。今天對象是鄭麗文，朝別人臉部揮掌的行為不適當；明天換成民進黨、民眾黨，或任何一個我們不喜歡的人，標準也應該相同。尊重別人的身體界線，不應該有政黨之分。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懂得「生氣可以，但不能傷害別人」、「關係再好，也必須尊重對方的界線」，那麼真正需要先示範這件事情的，恐怕不是孩子，而是我們這些大人。因為教育從來不只發生在教室。每一次成年人如何面對衝突、如何看待越界，其實都在告訴下一代：當你生氣的時候，你可以選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人。（作者為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

「有錢人家的孩子，什麼都比較會。」這幾天，因為台北市長蔣萬安之子蔣得立參加台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引發爭議，電影《魯冰花》裡這句經典台詞，又被不少人拿出來引用。不過，這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其實是電影版才有的台詞，鍾肇政的小說原著《魯冰花》並沒有這句話。如果重新回到原著，會發現《魯冰花》真正尖銳的地方，或許不只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得到比較多」，而是另一個六十多年後依然值得追問的問題：當權力、制度與教育資源交織在一起時，一切符合程序，就代表結果足以讓人相信公平嗎？《魯冰花》真正批判的，不是孩子《魯冰花》裡，古阿明擁有驚人的繪畫天分，卻出生在貧困家庭；與他競爭學校美術代表資格的林志鴻，則是鄉長的兒子。如果用今天社群媒體習慣的二分法來看，很容易把古阿明當成受害者，把林志鴻視為既得利益者，但鍾肇政寫得沒有這麼簡單。林志鴻其實也是一個認真的孩子。他努力學畫、努力完成老師的要求，也希望得到師長的肯定。他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做錯了什麼，而是出生在一個擁有較多資源的家庭，也長期在大人的審美與教育方式下，學會如何畫出一幅「大人認為是好畫」的作品。真正出問題的，從來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建立的世界。美術老師郭雲天發現古阿明的天分，原本也獲得校方授權，可以決定參賽人選。然而到了最後階段，校長卻突然告訴他，現在是「講民主的時代」，這麼重要的事情，最好還是由大家一起決定。於是，一場看似再合理不過的會議出現了：有校長、有主任、有老師，有討論、有表決，也有完整的程序，最後卻由鄉長的兒子林志鴻出線。這正是《魯冰花》六十多年後讀來依然令人不舒服的地方：程序存在，不代表公平的疑慮就會自動消失。蔣得立有沒有錯？或許一開始就問錯問題回到2026年的台北市交換學生爭議。蔣得立參加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的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因為父親正是台北市長蔣萬安，加上他本身具有美國國籍，因此引起不少討論。台北市教育局對外說明，這項計畫並未限制雙重國籍學生申請，過去也有雙重國籍學生錄取；蔣萬安則表示，孩子是依照公開規定報名、參與甄選，自己沒有介入。爭議發生後，蔣家也決定不領取原本可獲得的7.5萬元補助。如果相關程序確實都符合規定，那麼有一件事情必須先說清楚：不能只因為一個孩子的爸爸是市長，就直接推論孩子一定靠特權取得資格。政治人物必須接受公共檢驗，但未成年子女不應因此成為政治攻防的箭靶。孩子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如果符合資格，也依照規定完成甄選，他當然有追求學習機會與探索世界的權利。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蔣得立憑什麼可以去」，而是當首長的孩子參與自己所主管政府提供、名額有限的公共教育計畫時，我們的制度有沒有做到足以讓其他參與者相信公平？這兩個問題看似相近，其實有根本差異。前者把矛頭指向孩子，後者才是在檢驗制度。放棄7.5萬元，問題就結束了嗎？蔣家決定不領7.5萬元補助，當然有助於降低「市長家庭領取市府補助」所造成的觀感爭議。但如果討論到這裡就結束，可能反而把問題看小了，因為公共教育資源從來不只有錢。名額是資源，機會是資源，政府提供的平台本身也是資源。當一項教育計畫名額有限，真正需要被檢驗的，就不只是誰最後領了多少補助，而是甄選制度是否具有足夠的透明度與公信力。尤其當參與者是該政府最高行政首長的子女時，制度本來就必須承受比平常更高程度的檢驗。這並不是說「市長的孩子不能參加」。恰恰相反，正因為市長的孩子也應該擁有與其他孩子相同的權利，所以制度更需要透過清楚的資訊揭露、甄選程序，以及必要的利益迴避設計，讓社會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錄取與父親的職位無關。從這個角度來看，利益迴避真正保護的，不只是其他競爭者，也包括政治人物的孩子本人。一套值得信任的制度，應該讓任何一個錄取的孩子都能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自己爭取來的。」而不是讓一名未成年孩子在取得機會之後，還必須承受「是不是因為爸爸」的質疑。「符合規定」應該是討論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在教育現場，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我們都是按照規定辦理。」這句話當然重要，因為沒有規則與程序，公平根本無從談起。然而，《魯冰花》真正值得今天的我們重新閱讀的地方，就是它提醒了一件事：程序合法，是公平的重要條件，卻不代表所有關於公平的問題都因此得到回答。小說裡的校長並沒有直接宣布「因為林志鴻是鄉長的兒子，所以讓他參賽」，他談的是「民主」，是「大家共同決定」。但讀者也看得出來，制度背後存在著權力關係，而這些權力未必需要直接下達命令，仍然可能影響最後的結果。到了故事最後，古阿明的作品獲得世界兒童畫展肯定，人卻因病離世。更諷刺的是，那位鄉長甚至還在古阿明的葬禮上慷慨激昂地宣布，要成立「天才兒童教育基金委員會」，好好培養下一代。每一句話單獨拿出來，都冠冕堂皇。然而真正令人難過的是，當古阿明最需要一個機會時，制度沒有接住他。當然，這並不表示今天的蔣得立事件就等同於《魯冰花》的情節，我們更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把蔣萬安直接類比為小說中的鄉長。文學之所以值得被重新閱讀，不是因為現實世界一定會原封不動地重演小說，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我們重新思考權力、程序與公平之間的關係。教育公平，不是讓「有背景的孩子」失去機會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個孩子出生在完全相同的家庭。有人從小有機會出國，有人第一次離開家鄉可能就是畢業旅行；有人擁有豐富的文化與教育資源，也有人的父母每天為生計奔波。家庭背景造成的差異客觀存在，公共教育真正應該努力做到的，不是假裝這些差異不存在，而是當孩子進入公共制度、競爭有限資源時，盡可能讓家庭所擁有的權力與位置，不成為左右結果的力量。所以，蔣得立事件最後值得留下來的，不應該只是「7.5萬元」、「美國籍」，更不應該變成對一個未成年孩子的獵巫。真正值得公共討論的是：當政府首長本人或其配偶、子女參與自己所主管政府提供的有限公共資源時，我們是否需要更明確的資訊揭露、利益迴避與透明機制？目的不是懲罰政治人物的孩子，而是保護所有孩子，也包括政治人物的孩子。2026年了，我們還活在《魯冰花》裡嗎？《魯冰花》在1960年代開始連載，電影則在1989年上映。照理來說，那應該已經是一個距離我們很遙遠的台灣。然而六十多年後，當「有錢人家的孩子，什麼都比較會」再次因為一場教育資源爭議而被大量引用時，我們或許不該只是懷舊，而應該感到一點不安。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讓「有背景的孩子」因此失去所有機會，那同樣不是公平。真正的教育公平，是讓古阿明不因為家境而失去機會，也讓林志鴻不必因為父親是鄉長而背負原罪。同樣地，我們不需要因為蔣得立是市長的兒子，就否定他的努力與選擇。但公共制度有責任回答所有人的疑問：不管你的爸爸是誰，我們如何確保每一個站在這套制度裡的孩子，都受到同一套規則的對待？六十多年前，鍾肇政把問題留給了《魯冰花》裡的大人。六十多年後，輪到我們回答。因為真正需要接受檢驗的，從來不是孩子是誰的孩子，而是我們這些大人，究竟為孩子建立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文／蔣辰平（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

近日台中特殊教育學生攻擊教師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位老師因此身受重傷，也讓許多人開始質疑融合教育是否出了問題。有人主張應該更嚴格管教，有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不適合留在普通班，也有人要求老師應該更有耐心、更理解特殊需求學生。然而，身為一名第一線特殊教育教師，我認為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融合教育該不該存在」，而是我們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讓融合教育真正能夠成功。融合教育，從來不是把學生安排進普通班就算完成任務。真正的融合，是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中學習，也讓每一位老師都擁有足夠的專業支持與安全保障。遺憾的是，教育現場常常不是如此。我們希望孩子在普通班學習、與同儕互動，建立社會適應能力，這樣的理念沒有錯，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努力的方向。但理念若缺乏制度支撐，就可能讓第一線教師承擔本來不應由個人承擔的風險。許多普通班教師並非沒有愛心，也不是拒絕接納特殊需求學生。他們每天都在努力兼顧教學進度、班級經營、學生差異、家長期待以及各項行政工作，還要隨時面對學生情緒、行為與突發事件。然而，當班上出現高支持需求或高風險行為學生時，老師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請多包容」，而是有人可以一起承擔。第一線教師最常遇到的，不是理念不足，而是支持不足。特殊教育教師通常需要服務多位學生，不可能全天陪伴每一個班級；心理師、社工師與相關專業人員受限於人力配置，也難以及時介入；特教助理員不足，更是許多學校共同面臨的困境。當危機真正發生時，站在學生面前的，往往只有授課老師一個人。這不是任何一位老師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把風險留在了最前線。融合教育是一套完整的支持系統，而不是一個安置決定。如果學生具有較高的情緒或行為支持需求，學校是否完成完整的轉銜？是否透過功能性行為評量了解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否建立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是否召開跨專業團隊會議共同研商？普通班教師是否知道如何辨識危機徵兆、採取降階策略並適時求援？如果這些支持沒有到位，融合教育就容易淪為「把學生放進普通班，其他交給老師想辦法」。真正成熟的融合教育，不應該讓老師獨自承擔所有責任。近年來，我們持續推動融合教育，也希望更多特殊需求學生能在普通班學習。我始終支持這個方向，因為教育的價值，本來就是尊重差異、接納多元，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公平受教的機會。但支持融合教育，不代表可以忽視教師安全。保障教師安全，也不代表否定特殊需求學生的受教權。兩者從來不是對立，而是可以透過完善制度共同實現。教育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融合教育的支持系統，包括充實特殊教育人力、增加助理員配置、強化普通班教師專業培訓、完善跨專業合作、建立危機事件應變流程，以及針對高支持需求學生提供更完整的行為支持與心理介入。唯有支持系統足夠，融合教育才能真正落實，而不是停留在理念。此外，社會也應停止將所有期待放在第一線老師身上。老師不是超人，也不是危機處理專家，更不能只憑熱忱承擔制度不足帶來的風險。我們期待老師理解每一位孩子，也應該理解老師同樣需要被支持；我們期待孩子在安全環境中成長，也應該讓老師在安全環境中教學。每一次令人遺憾的校園事件，都應該成為制度改革的契機，而不是一次次要求老師更加勇敢、更加包容。真正成熟的融合教育，不是把所有責任交給第一線教師，而是讓教師、學生、家長與專業團隊共同形成一張完整的支持網。因為，當老師能安心教學，學生才能安心學習；當制度願意承擔責任，融合教育才能真正走得長遠。融合教育，不該把所有風險留給第一線老師。

少子化，正在重新定義臺灣的教育現場。過去，學校只要把孩子教好，自然就能累積口碑；家長選擇學校，多半依據學區、親友介紹或地方評價。然而，當學生人數逐年下降，教育環境已悄悄改變。今天，家長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資訊，而是主動比較各校的課程特色、辦學理念、校園文化與親師互動；教師也會透過網站、社群平台及同儕交流，了解一所學校是否值得投入。教育的競爭，已不只是課程品質的競爭，更是信任的競爭。然而，許多學校依然抱持著一種想法：「把教育做好就夠了。」這句話沒有錯，但在今日的環境裡，卻已經不夠完整。教育是一項公共事業，不只是教室裡的教學，更需要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如果一所學校長期缺乏與家長、社區及社會大眾的對話，再好的辦學理念，也可能因為沒有被理解，而無法建立應有的信任。近年來，招生壓力逐漸成為不少學校必須面對的課題。有些學校明明教師認真、課程多元、行政團隊投入，卻始終無法讓更多家長認識自己的特色。原因未必是教育做得不好，而是教育的價值沒有被有效傳達。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代理教師招募愈來愈困難。近年來，不少縣市都出現代理教師甄選多次辦理、甚至無人報名的情形。造成原因當然很多，包括少子化、工作壓力、待遇條件與職涯發展等因素。然而，從教師的角度來看，除了薪資與制度之外，一所學校的辦學理念、行政文化、團隊氛圍與社會形象，也逐漸成為是否願意加入的重要考量。今天，不只是家長在選擇學校，教師同樣也在選擇學校。因此，公共溝通已不再只是行政工作的附屬品，而應成為現代學校治理的重要能力。所謂公共溝通，不是粉飾太平，不是誇大成果，更不是把教育商品化；而是真誠地分享教育現場的努力與改變。分享教師如何陪伴孩子克服學習困難，分享學生在課堂上的成長故事，分享學校如何結合社區資源、發展特色課程，甚至分享教育工作者每天面對的挑戰與堅持。這些內容，不只是學校新聞，更是在建立社會對教育的理解。AI 與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也讓公共溝通有了更多可能。一篇文章、一段短影音、一張照片，都可能讓家長重新認識一所學校，也可能讓一位正在尋找工作的教師，看見一個值得投入的教育團隊。真正需要被傳遞的，不是漂亮的包裝，而是真實的教育故事；真正需要累積的，也不是網路流量，而是社會信任。教育終究是一份相信人的工作。而所有的信任，都始於理解；所有的理解，都來自持續而真誠的公共溝通。行銷不是把平凡說成偉大，而是讓真正的價值，有機會被更多人理解。教育如此，學校亦然。當價值能被看見，理解才能深化；當理解逐漸累積，信任便會建立。而信任，始終是教育最重要的基礎，也是學校永續發展最珍貴的資產。

當兩個教師工會都說自己是在守護教育時，真正需要被守護的，或許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教育制度本身。近期高雄岡山國小校長去留事件，引發兩個教師工會公開交鋒。一方陪同校內教師、家長與志工前往教育局陳情，主張多數教職員支持校長留任；另一方則認為，個別教師長期遭受不公平對待，工會有責任為教師權益發聲。雙方都強調自己是在守護教育，也都相信自己代表教育現場真正需要被聽見的聲音。然而，這起事件真正值得社會討論的，或許不是哪一方的聲音比較大、誰掌握了更多輿論支持，而是教師工會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在民主社會中，教師工會的價值、理念與定位，又應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個案的是非，終究應回歸主管機關依法調查，由完整事證與法定程序作出判斷，而不是由新聞稿、媒體報導或社群平台決定結果。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藉由這起事件，重新思考教師工會存在的真正意義。教師工會的成立，從來不是為了製造對立，而是希望透過集體力量改善教育環境，保障教師專業與勞動權益。當教師遭遇不公平對待、行政程序失衡、權益受損或專業自主受到侵害時，工會理應成為教師最堅強的後盾，協助會員獲得公平對待，並推動制度改革。這是工會存在最重要的價值，也是教師願意支持工會的原因。然而，工會的使命不應只停留在「保護會員」，更重要的是守護制度。真正成熟的工會，不會因為會員提出主張就全盤接受，也不會因為對方是校長或行政人員，就預設其必然有錯。工會應協助會員蒐集事證、尋求法律協助、走完正當程序，而不是急於替任何一方貼上標籤。近年來，社群媒體改變了公共討論的方式。教師工會除了協商、倡議與政策監督之外，也透過新聞稿、直播、短影音與社群平台發聲，公共影響力遠比過去更大。然而，影響力愈大，責任也愈大。若工會過度依賴媒體操作與輿論攻防處理個案，甚至讓社會在調查完成之前，就已經認定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工會便可能從制度改革者，逐漸走向輿論審判者。教育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程序正義。我們教導孩子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不可以霸凌，也不能未審先判。如果教育團體自己卻讓聲量凌駕程序，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削弱社會對教育的信任。真正值得守護的，不只是某一位教師、某一位校長，而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能在公平程序中受到保障。同樣地，多數支持與少數權益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概念。岡山國小事件中，多數教師支持校長留任，當然值得主管機關重視；但這並不表示個別教師提出的申訴就不需要調查。民主重視多數意見，法治保障少數權利，兩者本來就應同時存在。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讓其中一方消失，而是讓兩者都能透過公平程序被充分看見。因此，工會真正應該努力的，不是讓社會相信自己代表的一方，而是要求主管機關建立一套公開、透明、可信賴的調查與救濟機制。唯有程序足以服人，教育現場才能避免陷入各說各話、彼此質疑的惡性循環。教師工會的核心價值，也不應只是維護特定身分，而是守護公平原則。教育現場除了教師之外，還有學生、家長、行政人員、主任與校長。不同角色都可能在不同事件中成為弱勢，也都可能需要制度保障。若工會只依身分決定立場，而忽略個案事實與程序，便容易讓工會失去社會信任，也偏離教育專業的初衷。台灣有不同的教師工會，是民主社會多元發展的自然結果。不同工會可以有不同理念、不同政策主張，也可以彼此競爭、相互監督。但競爭不應建立在相互抹黑、羞辱或貼標籤之上，更不應把個案變成組織角力的工具。當工會之間的競爭逐漸演變成聲量競賽，受傷的不只是當事人，更可能是整個教育環境。同樣值得檢視的，還有主管機關的角色。當教育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時，教育行政不能只是等待風向，更不能讓不同團體透過新聞稿各自詮釋真相。主管機關應勇於依據事證作出決定，清楚說明程序與理由，讓教育現場相信，決策來自制度，而不是來自輿論壓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社會對教育行政的信任。我始終相信，教師工會是教育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無論是爭取合理待遇、改善行政負擔、維護專業自主，或推動教育政策改革，工會都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真正值得社會敬重的工會，不是因為它擁有最多會員、最大的聲量或最強的動員能力，而是因為它始終願意把程序正義放在立場之前，把教育公共利益放在組織利益之前，把制度改革放在個案攻防之前。岡山國小事件終將有調查結果，校長是否留任也終將有答案；但這場風波留給教育界的課題，不應隨事件落幕而消失。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當下一次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時，教師工會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存在？是彼此較量聲量、搶占話語權的組織，還是願意共同守護程序、專業與教育信任的力量？答案，不只影響教師工會的未來，也將影響整個教育環境的成熟度。因為工會真正守護的，不只是教師的權益，更應該是教育最珍貴、也最難重建的——社會信任。

暑假開始，教育部舉辦的115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也為新學年度揭開序幕。會議中討論了教師支持、社會情緒學習（SEL）、行政減量、代理教師制度及校園安全等議題。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如果老師無法被支持，又如何期待老師接住每一位孩子？近年來，社會愈來愈重視學生權益，這是教育進步的重要表現。然而，在追求學生保障的同時，我們是否也逐漸忽略了教師同樣需要被支持？許多第一線教師最大的壓力，早已不是課程設計，而是來自繁重行政、親師衝突，以及層層疊疊的調查程序。當教師花愈來愈多時間回覆公文、填寫資料、接受調查，真正能投入教學、陪伴學生的時間，反而愈來愈少。值得肯定的是，今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正後，教育部指出，案件進入正式調查的比例已有明顯下降。這代表制度開始建立更合理的案件分流機制，也降低了部分教師因程序而產生的壓力。教育部此次也提出建立教師法律支持機制、研訂職業安全指引、明確化輔導管教規範等方向，這些改革都值得肯定。因為保護老師，從來不是給予特權，而是維護教育品質。當老師害怕管教、害怕提醒學生、害怕與家長溝通時，最後受影響的，往往不是老師，而是孩子。此次會議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是持續推動社會情緒學習（SEL）。會中分享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老師沒有電了，很難再當孩子的行動電源。」這句話，道出了教育現場最真實的處境。教師每天承接學生的情緒、家長的期待、行政的要求，以及社會對教育的各種期待。但教師本身的心理支持系統，卻始終相對不足。SEL若只停留在學生課程，仍是不完整的教育改革。真正的SEL，應該同時包含教師心理健康、同儕支持系統、專業成長社群，以及情緒調適資源。因為只有情緒穩定的老師，才能建立情緒穩定的班級；只有被支持的老師，才能真正支持孩子。除此之外，行政減量更是多年來教育現場共同的期待。近年各項跨部會宣導、統計填報及行政作業不斷增加，使教師投入大量時間處理與教學無直接相關的工作。此次會議提出運用AI協助行政作業、建置共用平台等構想，值得進一步推動。但科技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教育行政必須重新思考：哪些工作真正屬於教育？哪些業務應該回歸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教育行政存在的目的，是支持教學，而不是消耗教學。身為屏東第一線教師，我也特別關注偏鄉師資穩定的議題。近年教師甄選仍有不足額錄取的情形，代理教師已成為許多學校的重要人力。如果優秀代理教師能在公開、公平的制度下穩定續聘，不僅能減少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能讓孩子持續在熟悉且信任的師生關係中成長。教育最珍貴的資源，從來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而人才，需要被留住；信任，更需要時間累積。教育改革，不應只是增加更多規範，而應建立更多支持。一位被信任的老師，才能勇於創新；一所支持教師專業的學校，才能培養真正幸福且有韌性的孩子。期待115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所提出的各項方向，不只是停留在政策簡報與會議紀錄，而是真正走進每一間教室，成為第一線教師最實際、最有感的支持。因為教育真正的起點，不只是接住孩子，而是先接住老師。老師站得穩，孩子才能走得遠。

今天，全台各級學校完成休業式，正式迎接暑假！對孩子而言，暑假代表暫時離開課堂；對許多家長而言，則開始思考孩子兩個月的生活該如何安排：要不要參加夏令營？要不要補習？要不要安排旅行？該如何兼顧工作與陪伴？然而，比起討論暑假該安排多少課程，我更想問一個問題：當學校放暑假，教育是否也跟著放假了？近年來，臺灣持續投入許多教育資源。從學習扶助、偏鄉教育、雙語政策、數位學習到人工智慧教育，我們努力縮短孩子之間的學習落差，也期待教育成為改變未來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教育只存在於九月到六月，只存在於教室裡、課本裡和考卷裡，那麼它就不是完整的教育。教了十多年的書，我發現真正影響孩子成長的，不只是上了多少課，而是在沒有課表的日子裡，他們是否仍然持續學習。每年九月開學，我總能看見暑假留下的痕跡。有些孩子帶著旅行的見聞、閱讀的收穫、新培養的興趣回到教室；有些孩子則因長時間接觸3C、作息失序，需要重新適應學校生活。真正拉開差距的，往往不是少學了多少課本內容，而是在這兩個月裡，累積了多少生活經驗、閱讀習慣、自主規劃能力，以及面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因此，我始終認為，暑假的價值，不是把孩子的時間排得更滿，而是讓學習走出教室，走進生活。陪著家人一起上市場、閱讀一本喜歡的書、完成一次家庭旅行規劃、學會一道料理、騎腳踏車探索社區、參加圖書館活動、認識一座博物館，甚至只是每天規律運動、陪祖父母聊天，都是教育的一部分。因為教育真正培養的，不只是知識，更是一個人理解世界、解決問題與面對生活的能力。當然，我們也必須看見不同家庭面臨的現實。不是每一位家長都有時間陪伴孩子，也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力安排多元活動。有些家長必須工作，有些孩子受限於交通、經濟或居住環境，能接觸到的公共資源相對有限。正因如此，暑假不能只是家庭各自努力，更需要公共教育持續接力。近年來，各地方政府、公共圖書館、學校及民間團體持續辦理閱讀推廣、藝文體驗、科學教育、運動營隊及暑期照顧服務，這些資源的重要性，不只是提供活動，而是在不同家庭條件之間，盡可能提供更多公平的學習機會。未來，我們更應思考如何讓偏鄉、弱勢家庭及教育資源不足的孩子，更容易接觸這些公共資源，而不是因交通、資訊或費用，再次形成新的學習落差。休業式，是一個學期的結束。但教育，不應該在今天畫下句點。真正重視教育的社會，不是把所有責任都交給學校，也不是把孩子的暑假排得滿滿，而是在孩子離開校園之後，家庭、學校、社區與社會仍然願意共同接力，讓每一位孩子都持續擁有閱讀、探索、體驗與成長的機會。暑假可以開始，但教育不能跟著放假。

最近，一則來自東京的消息引起我的關注。長期在南部大學任教的日文講師、性別教育工作者郭育志教授（筆名狗志、Nick Sensei），成為 Mr. Gay Japan 創辦八年來首位闖入決賽的台灣人。對許多人而言，這或許只是一場國際賽事。但在我眼中，這更像是一段從屏東出發、走向世界的故事。因為在站上東京舞台之前，狗志教授早已在另一個舞台努力多年。多年來，他在大學校園裡舉辦「愛情沙龍」，陪伴學生討論感情、認同與人生課題；也參與屏東彩虹祭等公共活動，透過一次次對話與交流，讓不同背景的人有機會彼此理解。這些工作或許不像大型活動那樣受到關注，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許多人。身為教育工作者，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改變的力量。因為教育的影響往往不是立刻看見成果，而是在一次談話、一場活動，甚至是一句鼓勵之中，慢慢發生。許多時候，我們以為改變來自政策或制度，但真正改變一個人的，往往是有人願意理解他、傾聽他，並告訴他：「你並不孤單。」我想起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性別議題的討論。從同婚合法化到校園性別教育，從網路上的公共辯論到地方社區的實際對話，台灣在制度上已經取得不少進展。然而，制度的進步並不代表理解已經完成。我們仍然看見偏見與標籤，也仍然看見許多人因為害怕不被理解，而選擇隱藏真實的自己。正因如此，我認為狗志教授站上 Mr. Gay Japan 決賽舞台的意義，並不只是個人成就。這背後反映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長期投入公共參與的累積，也是台灣社會多年來推動多元與平權價值的縮影。很多人會問，這樣的比賽重要嗎？我認為，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名次。重要的是，有人願意站出來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人願意透過教育、透過活動、透過公共參與，讓更多人理解彼此的差異；也有人願意讓世界看見，台灣除了科技與民主之外，還有一群持續推動理解與包容的人。從屏東到東京，狗志教授帶出去的不只是個人的夢想。他帶出去的，是一個關於台灣的故事。一個相信多元、尊重差異、願意傾聽的故事。或許，Mr. Gay Japan 決賽終究只是一場比賽。但那些在教室裡、在愛情沙龍裡、在屏東彩虹祭裡累積的理解與對話，才是真正值得被世界看見的風景。而這樣的台灣，也正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今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後，屏東縣共有17名學生取得5A++成績，創下歷年新高。對許多關心教育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項值得喝采的消息。然而，同一份成績單中，還有另一個數字同樣值得關注。今年屏東縣5C學生人數由去年的626人增加至689人，占全縣應屆畢業生13.44%，明顯高於全國平均的5.82%。於是，「減C」成為近期教育討論的重要焦點。但當社會開始關注5C增加時，我們是否也該先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找對教育問題了嗎？根據新聞報導，教育主管機關表示將持續透過科技化評量、學力檢測與數據分析，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並透過數據與教師進行專業對話，以提升教學成效。從教育專業角度來看，評量本來就是教學的一部分。透過評量了解學生學習困難、調整教學策略，原本就是教師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然而，如果我們將學生學習成果的責任過度集中在教師身上，甚至將學生的考試結果直接等同於教師教學成效，那麼問題恐怕不但無法解決，反而可能讓教育改革走向錯誤方向。教育從來不是工廠！同樣的課程、同樣的教師、同樣的教室裡，學生之間仍然存在極大的差異。有的孩子放學後能獲得家長陪伴與課業支持；有的孩子則必須面對隔代教養、單親照顧或家庭經濟壓力。有的孩子具備良好的閱讀習慣與學習動機；有的孩子則可能伴隨學習障礙、注意力困難、情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這些因素，都會深刻影響學習表現！因此，當689名學生被歸類為5C時，我們真正該思考的，不只是教師教了什麼，而是整個教育系統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近年來，教育現場面對愈來愈多的評量與數據要求。從學力檢測、科技化評量到各種績效指標，教師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進行分析、填報與說明。然而，數據本身並不會自動改善學生的學習。如果評量之後缺乏後續資源投入，如果學習落後的學生仍然得不到足夠的補救教學、輔導支持與特教服務，那麼再精細的數據分析，也只是知道問題存在而已。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學力檢測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指標時，是否會衍生學校排名、班級比較、教師壓力等副作用？當數據成為目標，教育往往容易偏離原本的目的。學生需要的是學習成長，而不是成為統計數字！教師需要的是專業支持，而不是被數據追趕！教育政策需要的是系統改善，而不是責任轉嫁！如果屏東縣真的希望在未來幾年有效降低5C比例，那麼除了評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補強偏鄉教育資源、增加學習扶助經費、強化特教與輔導人力配置，以及減輕教師行政負擔，讓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時間陪伴學生。17位5A++的孩子值得掌聲！689位5C的孩子更值得關心！因為教育的成功，不只是讓少數孩子站上頂峰，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都擁有向上成長的機會。當5A++與5C同時增加時，這不只是成績單上的數字變化，更是一個提醒：教育改革若只看見分數，往往看不見孩子；只看見結果，往往忽略了問題真正的成因。而這，或許才是屏東教育最需要面對的課題。文／蔣辰平（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昨日，高雄市一所明星國小發生令人震驚的悲劇。一名年近六十歲、長年深受學生喜愛的自然科教師，在請假三個月後返回校園，卻於校內墜樓身亡。這不只是一起社會事件，更像是一記沉重的警鐘。當新聞畫面快速切換、輿論開始討論校安與學生輔導時，許多仍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其實心裡都浮現同一個問題：「如果連這樣資深、幽默、受學生歡迎的老師，都可能走到崩潰邊緣，那麼現在的教育現場，究竟正在消耗什麼？」近年來，台灣教育不斷強調學生權益、校園安全與友善環境，這些改革方向當然重要。但在制度逐漸完善保護學生的同時，教師的心理健康與人格保障，卻始終停留在口號階段。尤其在少子化壓力下，所謂「明星學校」背後，往往代表更高密度的行政工作、更龐大的家長期待，以及更沉重的績效壓力。老師除了教學，還必須不斷面對各式會議、評鑑、計畫、檢核與行政文書。許多第一線教師真正疲憊的，不只是學生，而是長期處於「永遠不能出錯」的高壓狀態。更令人憂心的是，外界也開始關注，教師長期承受的學生互動壓力，是否可能成為其身心狀態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幾年，校園裡其實出現一種越來越難被討論的現象：當教師遭受學生言語羞辱、挑釁、錄影公審，甚至長期情緒攻擊時，多數老師往往只能選擇隱忍。因為一旦教師試圖自我保護，社會輿論很容易立刻質疑「是不是老師管教不當」；但如果完全不處理，教師的人格尊嚴與情緒狀態，卻可能持續被消耗。我們愈來愈懂得如何保護學生，卻愈來愈不敢承認：老師也可能是需要被接住的人。許多教師不是不願求助，而是不敢求助。因為在現行文化裡，「請心理假」常被視為抗壓性不足；接受諮商，甚至可能擔心被貼上情緒不穩定的標籤。於是很多老師只能在校園裡繼續撐著，把情緒藏進教案、藏進笑容、藏進每日例行的教學裡。直到某一天，再也撐不住。身為教育工作者與工會幹部，我認為這起事件至少揭露三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第一，教師心理支持制度仍過於薄弱。目前許多縣市雖設有教師諮商資源，但多數教師並不熟悉，也缺乏真正友善、匿名且低壓力的使用環境。教師心理支持不應只是出事後的補救，而應成為常態性的制度設計。第二，教師人格權保障機制明顯不足。當教師遭遇學生或家長長期言語羞辱、情緒暴力時，目前校園處理流程往往缺乏明確支持系統。教育現場不能只強調單向保護，更應建立彼此尊重的互動界線。第三，教育行政持續過度消耗教師。從校事會議、評鑑、檢核，到層層疊加的行政要求，許多老師真正失去的，其實是好好教學與好好生活的能力。當教育體系長期以燃燒教師熱情作為運作代價，最終受傷的，絕不只是老師個人。教育不該是一個讓人孤軍奮戰的職業。如果一個教育體系，連最資深、最受學生喜愛的老師，都可能孤獨地走向崩潰，那麼我們真正該被檢討的，恐怕早已不是某位教師的情緒管理，而是整個制度對教師耗損的集體沉默。我們當然要保護孩子。但別忘了，站在孩子面前的老師，也是一個需要被理解、被支持、被接住的人。文／蔣辰平（第一線教師、教育產業工會幹部）------珍惜生命，自殺不能解決問題。若您或身邊的人正面臨心理困擾，可撥打：* 安心專線：1925* 生命線：1995* 張老師：1980

教育部近日宣布，未來4年將推動全台22縣市達成「生生用平板」1人1機，並同步啟動「AI方舟計畫」，投入超過百億元經費，大量建置AI教材、數位平台與智慧學習系統。台灣，正在全面加速AI教育。但同一時間，世界另一端卻出現完全相反的方向。近年來，瑞典、芬蘭、丹麥等北歐國家，陸續重新檢討「全面數位化教育」政策，開始限制學生在校使用手機與平板，重新大量採購紙本教材，甚至直接禁止中小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原因並不複雜。他們發現，當教育過度螢幕化後，學生的閱讀能力、數學能力與專注力，反而明顯下降。孩子越來越習慣快速滑動資訊，卻越來越難長時間閱讀；越來越依賴搜尋答案，卻越來越缺乏深度思考；甚至有些學生，開始逐漸失去基本書寫能力。這並不是「反科技」。而是當數位工具全面進入教育現場後，人類終於開始反思：科技，究竟是在幫助學習？還是在改變學習本身？台灣現在的焦慮，其實不難理解。AI、半導體、資料中心，已經成為國家競爭力核心。當全球都在搶AI人才時，教育系統自然也希望孩子越早接觸科技越好，希望從小建立數位素養與AI能力。但問題是——如果教育最後只剩下「更早接觸科技」，那孩子是否會失去更重要的能力？因為真正決定未來競爭力的，從來不只是「會不會使用AI」。而是：能不能長時間閱讀？能不能深度思考？能不能獨立判斷？能不能在資訊爆炸時，仍保有專注與理解能力？這些能力，恰恰都需要「慢」。需要紙本閱讀。需要沉浸式思考。需要不被通知打斷的專注時間。也需要孩子願意忍受「不知道答案」的過程。然而現在許多教育現場，已經開始出現另一種危機——學生越來越習慣直接向AI索取答案，而不是自己思考。作業變得更漂亮了，但理解可能更空洞。報告變得更快速了，但思辨可能更薄弱。如果缺乏足夠引導，AI很容易從「輔助學習工具」，變成「替代思考工具」。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事。因此，「生生用平板」真正重要的，從來不只是設備數量，而是教育理念。不是孩子有沒有平板，而是孩子如何使用平板。不是教室有沒有AI，而是學生有沒有能力駕馭AI，而不是被AI駕馭。科技可以進入教育，但教育不能只剩科技。AI可以幫助孩子更快找到答案，但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始終是培養孩子提出問題、理解世界與思考人生的能力。否則有一天，我們可能會發現：孩子什麼都查得到，卻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思考！

賴政府今日拋出少子化新政策，提出從0歲到18歲，每名孩子每月補助5000元，等於一個孩子成年前，政府將投入超過108萬元資源。消息一出，引發社會高度討論。平心而論，願意正面面對少子化問題，並且用長期財政支出支持家庭，這樣的方向值得肯定。畢竟，台灣生育率長年探底，年輕人不敢生、不願生，早已不只是家庭問題，而是國安問題。但諷刺的是，當政府願意大撒幣鼓勵人民生孩子時，另一場早已在教育現場蔓延的危機，卻始終沒有人真正處理——教師荒。現在的教育現場，有多缺人？偏鄉正式教師招不到，代理教師一年比一年難聘；行政工作沒人願意接，年輕老師能閃則閃；特教、輔導與資源班長期人力吃緊；不少第一線教師則在評鑑、填報、計畫、會議與校事調查之間，被行政工作消耗殆盡。更可怕的是，這些問題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長年累積。許多人以為少子化後，老師應該變輕鬆，但實際上，教師工作量並沒有因為學生減少而下降。相反地，融合教育、親師溝通、情緒行為問題、校園事件處理與行政責任，反而一年比一年更多。老師少了，事情卻更多了。於是，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想投入教育現場，越來越多老師只想趕快退休，甚至不少人開始懷疑：「這份工作，還值得撐下去嗎？」然而，面對這樣的現象，政府有提出什麼真正的結構改革嗎？沒有。教師待遇調整至今沒有法制化；行政減量喊了很多年，第一線感受卻依然有限；校園支持系統長期不足；教師心理壓力與職場耗損，更幾乎被視為「老師自己要承受」。政府願意花錢讓孩子出生，卻不願花錢讓老師留下來。但問題是——孩子不是只要出生就好。真正決定國家未來的，不只是出生人口數，而是這些孩子，會在什麼樣的教育環境中長大。如果學校裡留下來的，只剩過勞、疲憊與不斷流失的人力，那麼十八年後，台灣要面對的，恐怕不是少子化，而是更嚴重的人才斷層與社會失衡。少子化政策，不能只有「催生」。因為沒有老師願意留下來的教育現場，再多的育兒補助，也撐不起下一個世代。——第一線教師 蔣辰平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生習慣將校園生活分享到 Threads。但也開始出現另一種令人憂心的現象——老師的一句提醒、一個管教動作，甚至只是站在講台上的畫面，都可能被學生偷拍後上傳網路，搭配情緒化文字，引來大量陌生網友留言、公審與攻擊。而這樣的擴散速度，往往遠超過當事人能承受的範圍。Threads 與過去 Facebook 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更依賴演算法推播，而非熟人社交。也就是說，即使只是沒有太多粉絲的新帳號，只要內容能引發情緒反應、停留觀看與留言互動，就可能瞬間被大量陌生人看見。在這樣的平台機制下，情緒，往往比事實更容易被看見。這也讓校園衝突，開始出現新的樣貌。過去，學生對老師的不滿，也許停留在同學間的抱怨；如今，一張照片、一段片面敘述，卻可能迅速演變成陌生網友集體參與的「網路審判」。更令人擔心的是，許多年輕學生並不知道，這類行為其實可能已涉及法律責任。若學生在貼文中使用辱罵、羞辱、貶低人格的文字，且公開於不特定多數人可見的平台，便可能涉及《刑法》中的公然侮辱罪。若內容進一步涉及不實指控，例如刻意扭曲事件、散布足以毀損教師名譽的說法，甚至暗示教師有不當行為，也可能構成誹謗罪。除此之外，老師的照片本身，也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素材。未經同意拍攝並公開散布可辨識的影像，尤其是帶有「公審」目的時，可能已侵害肖像權與名譽權。若導致當事人精神痛苦、社會評價受損，老師也可依法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要求刪文、道歉，甚至請求精神慰撫金。而照片若足以辨識特定個人，在法律上，也可能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許多人以為：「只是發個文而已。」但當影像結合學校、職稱、情境描述，甚至刻意引導網友攻擊時，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情緒抒發，而可能已經踩進法律紅線。當然，這並不代表學生不能表達意見。教育現場本來就應該允許孩子表達感受，老師也不是不能被批評。真正的問題在於：當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不斷鼓勵情緒、衝突與對立時，我們是否也正在默默習慣，用最片面的資訊，去快速審判一個人？尤其校園並不是匿名的網路世界。老師與學生之間，本來就建立在長時間互動與信任之上。一旦「偷拍、上傳、公審」逐漸成為學生處理衝突的方式，受傷的，往往不只是某一位老師，而是整個教育現場的信任關係。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孩子開始習慣透過演算法獲得情緒認同時，我們是否也該重新思考：現在的媒體素養教育，到底教會了孩子什麼？是如何獲得流量？還是如何理解責任？社群平台放大的，不只是情緒，更是對人的獵巫速度。而在按下發文鍵之前，也許我們更該教孩子學會的是——如果今天被偷拍、被放上網路公審的人是自己，會是什麼感受？這或許，才是真正重要的法治教育與同理教育。

近年來，「缺師潮」幾乎成了教育新聞的固定關鍵字。從偏鄉學校招不到正式教師，到代理教師比例逐年升高；從師培生報考意願下降，到越來越多年輕教師萌生離職念頭，台灣教育現場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人力危機。然而，社會似乎仍習慣用過去的印象理解教師這份工作。許多人以為老師「工作穩定、寒暑假多」，卻忽略如今教育現場早已與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現在的老師，除了教學，還必須同時扮演輔導者、社工、危機處理者與情緒支持者。面對學生情緒問題、特殊需求增加、家庭功能弱化，以及日益複雜的親師溝通壓力，教師承擔的早已不只是「上課」而已。更令人疲憊的是，近年教育現場逐漸瀰漫一種高度不信任氛圍。從動輒錄影蒐證、社群公審，到校事會議與申訴制度風險擴大，許多第一線教師最大的壓力，早已不是如何教好學生，而是「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檢舉的人」。當老師開始擔心「做越多、風險越高」，教育現場自然會變得保守、冷漠，甚至只求自保。另一方面，教師薪資雖然表面看似穩定，但若放在當前房價、物價與育兒成本快速上升的環境下，其實早已失去過去的吸引力。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高工時、高責任與高情緒勞動，未必能換來相對應的生活品質與職業尊嚴。於是，越來越多優秀人才轉向科技業、企業界或其他更具彈性與發展性的工作領域。不是年輕人不願意奉獻，而是當「熱忱」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最終只會被制度慢慢消耗殆盡。更諷刺的是，少子化原本應該讓教育更有機會精緻化，但實際情況卻是學校減班、正式缺額縮減、代理教師增加，讓許多年輕教師長期處於流動與不安定狀態。有人代理多年仍無法取得正式職缺，有人不斷跨縣市流浪，只為等待一個不確定的機會。當一個職業無法提供穩定感與未來性，又如何期待年輕人願意投入？台灣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沒有人能當老師」，而是越來越多真正有能力、有熱情的人，開始選擇離開教育現場。如果制度仍持續把教師的熱忱視為無限供應的資源，那麼缺師潮恐怕不會只是短期現象，而將成為整個教育體系長期且不可逆的隱憂。

這幾年，教育現場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現在老師越來越難當。」但真正的問題，恐怕不是「難當」，而是——這份工作，已經逐漸撐不起生活。當社會仍習慣用「熱忱」、「使命感」、「老師要有愛」來期待教育工作者時，許多年輕人卻早已用更現實的方式在思考：這份工作，值得投入一輩子嗎？二十年前（民國95年），初任教師起薪約40,690元，當時基本工資僅15,840元，教師薪資約為基本工資的2.5倍。即便工作壓力不小，但教師仍被視為一份具備專業尊嚴與穩定生活的職業。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初任教師薪資約48,130元，而基本工資已提高至29,500元，兩者差距只剩下約18,000元，教師薪資相對於基本工資的領先幅度，從過去的150%，萎縮到只剩約39%。這代表的，不只是數字變化。而是教師整體購買力與社會位置的明顯下滑。房租漲了、物價漲了、育兒成本漲了，但教師薪資的成長速度，卻遠遠追不上現實生活的壓力。根據相關數據推估，若要維持二十年前的實質購買力，現在初任教師起薪至少應達55,000元以上。然而現況卻是，許多年輕教師在扣除房租、交通與基本生活開銷後，所剩無幾。於是，我們開始看到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越來越多持有教師證的人，選擇不進入教育現場。目前全台已有高比例持證教師放棄教職，不是因為他們不愛教育，而是因為這份工作給不起未來。當科技業或其他民間企業願意用更高薪資對抗高壓環境時，教育體系卻仍期待老師用「理想」填補制度問題。甚至在年金改革、行政負擔增加、親師壓力升高的情況下，教師待遇卻長期停滯，專業價值被不斷稀釋。全教總近期主張116年度公教整體調薪10%，並提高專業加給20%，並非獅子大開口，而是希望逐步補回這十多年來教師被通膨侵蝕、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待遇缺口。因為當台灣GDP不斷創新高時，教師卻逐漸成為「實質新貧」。教育從來不是只靠熱忱就能撐起來的。如果我們希望老師在面對愈來愈複雜的教學現場時，依然能維持專業、穩定與熱情，那至少應該給予相對應的待遇與尊重。否則，當教學現場再也留不住人才時，受影響的，絕對不只是老師。而是整個世代的教育品質與未來。別再問「為什麼沒人想當老師」。因為當一份工作，連生活都撐不起來時，熱忱終究會被現實耗盡。

2024年，馬來西亞超級富豪丹斯裡阿南達辭世。外界原本關注的是龐大商業帝國的繼承布局，卻意外出現另一個焦點——他的兒子，南傳佛教僧人阿姜斯裡帕諾，早在18歲時便出家修行，並不繼承家族財富。那筆財產約81億美元。在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當下，這不僅是金額，更象徵權力與成功。然而，這些對一名僧人而言，已失去吸引力。這則新聞之所以震撼，不在於「有人不要錢」，而在於它動搖了我們對成功的想像。當代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愈發單一化——擁有更多資產、創造更多收入、累積更多影響力。從投資論壇到社群媒體，「變有錢」幾乎成為唯一答案。這樣的價值排序並非全然錯誤，但當財富成為唯一衡量標準，焦慮便隨之而來。台灣近年來的社會氛圍，正瀰漫著一種「財富焦慮」。高房價、世代流動停滯、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使「賺得更多」成為心理補償機制。人們在比較中內耗，在競逐中疲憊，卻很少停下來思考：我們究竟要的是財富，還是安全感？歷史並不缺乏放下權勢的人。佛陀原為王子，摩哂陀為太子，金地藏、阿底峽尊者、義天、安世高……不同文明中，總有人選擇離開權力核心，追求精神自由。他們的選擇並非否定世俗，而是證明一種可能：當內在穩定時，外在得失不再決定價值。農曆初四迎財神，祈求財源廣進，本屬人之常情。但在迎接財富之前，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它？財富從來不是問題，失去節制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什麼都有，而是即使擁有，也不被牽引。真正的強大，不是擁有81億美元，而是81億美元已經無法再誘惑你。當整個社會只剩「如何變有錢」的討論時，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金錢失去意義，我們還剩下什麼？

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 所屬的日本自由民主黨 ，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多數席次。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意味著修憲門檻、重大法案與國防政策都將更容易推動。這不僅是一場選舉勝利，更是一場權力結構的重新排列。許多人關心的是：這對台灣意味著什麼？在印太戰略格局下，日本的政治走向與 臺灣密切相關。強化國防、提高軍費支出、深化同盟關係——這些政策方向對臺海安全而言或許是正面訊號。然而，若我們只從地緣政治角度理解這場選舉，恐怕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民主不是只看勝負，而是看制度是否仍有監督機制。超級多數能帶來效率，卻同時考驗制衡。當行政與立法高度整合，政策推動會更加順暢，但社會對話是否仍然存在？反對意見是否仍能進入制度？權力是否願意接受監督？這個問題，其實也在提醒臺灣。近年來，東亞各國都面臨相似壓力：國安焦慮升高、國際競逐加劇、社會期待政府更有效率。在這樣的氛圍下，「強勢政府」往往獲得支持。然而，民主的成熟度，不在於政府多強，而在於制度多穩。身為教育工作者與教師工會幹部，我更關心的是——當權力集中時，公民社會是否更需要站穩位置？工會存在的價值，從來不是為了對抗政府，而是為了確保政策形成過程中仍保有協商與監督空間。當政府席次穩固、政治穩定時，社會反而更容易鬆懈。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權力真正的風險，不在失敗時，而在勝利之後。選舉的激情會退去，但制度的影響會留下來。對臺灣而言，日本這場選舉既是戰略訊號，也是民主教材。它提醒我們：安全可以強化，國防可以提升，但民主品質不能因此退讓。真正的國安，不只是軍費比例，而是制度是否透明、權力是否可被質疑、公民是否仍有發聲空間。在教室裡，我常告訴學生：民主不是誰贏，而是贏的人願不願意被監督。當超級多數誕生，民主才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