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辰平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台中特殊教育學生攻擊教師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位老師因此身受重傷，也讓許多人開始質疑融合教育是否出了問題。有人主張應該更嚴格管教，有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不適合留在普通班，也有人要求老師應該更有耐心、更理解特殊需求學生。然而，身為一名第一線特殊教育教師，我認為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融合教育該不該存在」，而是我們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讓融合教育真正能夠成功。融合教育，從來不是把學生安排進普通班就算完成任務。真正的融合，是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中學習，也讓每一位老師都擁有足夠的專業支持與安全保障。遺憾的是，教育現場常常不是如此。我們希望孩子在普通班學習、與同儕互動，建立社會適應能力，這樣的理念沒有錯，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努力的方向。但理念若缺乏制度支撐，就可能讓第一線教師承擔本來不應由個人承擔的風險。許多普通班教師並非沒有愛心，也不是拒絕接納特殊需求學生。他們每天都在努力兼顧教學進度、班級經營、學生差異、家長期待以及各項行政工作，還要隨時面對學生情緒、行為與突發事件。然而，當班上出現高支持需求或高風險行為學生時，老師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請多包容」，而是有人可以一起承擔。第一線教師最常遇到的，不是理念不足，而是支持不足。特殊教育教師通常需要服務多位學生，不可能全天陪伴每一個班級；心理師、社工師與相關專業人員受限於人力配置，也難以及時介入；特教助理員不足，更是許多學校共同面臨的困境。當危機真正發生時，站在學生面前的，往往只有授課老師一個人。這不是任何一位老師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把風險留在了最前線。融合教育是一套完整的支持系統，而不是一個安置決定。如果學生具有較高的情緒或行為支持需求，學校是否完成完整的轉銜？是否透過功能性行為評量了解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否建立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是否召開跨專業團隊會議共同研商？普通班教師是否知道如何辨識危機徵兆、採取降階策略並適時求援？如果這些支持沒有到位，融合教育就容易淪為「把學生放進普通班，其他交給老師想辦法」。真正成熟的融合教育，不應該讓老師獨自承擔所有責任。近年來，我們持續推動融合教育，也希望更多特殊需求學生能在普通班學習。我始終支持這個方向，因為教育的價值，本來就是尊重差異、接納多元，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公平受教的機會。但支持融合教育，不代表可以忽視教師安全。保障教師安全，也不代表否定特殊需求學生的受教權。兩者從來不是對立，而是可以透過完善制度共同實現。教育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融合教育的支持系統，包括充實特殊教育人力、增加助理員配置、強化普通班教師專業培訓、完善跨專業合作、建立危機事件應變流程，以及針對高支持需求學生提供更完整的行為支持與心理介入。唯有支持系統足夠，融合教育才能真正落實，而不是停留在理念。此外，社會也應停止將所有期待放在第一線老師身上。老師不是超人，也不是危機處理專家，更不能只憑熱忱承擔制度不足帶來的風險。我們期待老師理解每一位孩子，也應該理解老師同樣需要被支持；我們期待孩子在安全環境中成長，也應該讓老師在安全環境中教學。每一次令人遺憾的校園事件，都應該成為制度改革的契機，而不是一次次要求老師更加勇敢、更加包容。真正成熟的融合教育，不是把所有責任交給第一線教師，而是讓教師、學生、家長與專業團隊共同形成一張完整的支持網。因為，當老師能安心教學，學生才能安心學習；當制度願意承擔責任，融合教育才能真正走得長遠。融合教育，不該把所有風險留給第一線老師。

少子化，正在重新定義臺灣的教育現場。過去，學校只要把孩子教好，自然就能累積口碑；家長選擇學校，多半依據學區、親友介紹或地方評價。然而，當學生人數逐年下降，教育環境已悄悄改變。今天，家長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資訊，而是主動比較各校的課程特色、辦學理念、校園文化與親師互動；教師也會透過網站、社群平台及同儕交流，了解一所學校是否值得投入。教育的競爭，已不只是課程品質的競爭，更是信任的競爭。然而，許多學校依然抱持著一種想法：「把教育做好就夠了。」這句話沒有錯，但在今日的環境裡，卻已經不夠完整。教育是一項公共事業，不只是教室裡的教學，更需要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如果一所學校長期缺乏與家長、社區及社會大眾的對話，再好的辦學理念，也可能因為沒有被理解，而無法建立應有的信任。近年來，招生壓力逐漸成為不少學校必須面對的課題。有些學校明明教師認真、課程多元、行政團隊投入，卻始終無法讓更多家長認識自己的特色。原因未必是教育做得不好，而是教育的價值沒有被有效傳達。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代理教師招募愈來愈困難。近年來，不少縣市都出現代理教師甄選多次辦理、甚至無人報名的情形。造成原因當然很多，包括少子化、工作壓力、待遇條件與職涯發展等因素。然而，從教師的角度來看，除了薪資與制度之外，一所學校的辦學理念、行政文化、團隊氛圍與社會形象，也逐漸成為是否願意加入的重要考量。今天，不只是家長在選擇學校，教師同樣也在選擇學校。因此，公共溝通已不再只是行政工作的附屬品，而應成為現代學校治理的重要能力。所謂公共溝通，不是粉飾太平，不是誇大成果，更不是把教育商品化；而是真誠地分享教育現場的努力與改變。分享教師如何陪伴孩子克服學習困難，分享學生在課堂上的成長故事，分享學校如何結合社區資源、發展特色課程，甚至分享教育工作者每天面對的挑戰與堅持。這些內容，不只是學校新聞，更是在建立社會對教育的理解。AI 與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也讓公共溝通有了更多可能。一篇文章、一段短影音、一張照片，都可能讓家長重新認識一所學校，也可能讓一位正在尋找工作的教師，看見一個值得投入的教育團隊。真正需要被傳遞的，不是漂亮的包裝，而是真實的教育故事；真正需要累積的，也不是網路流量，而是社會信任。教育終究是一份相信人的工作。而所有的信任，都始於理解；所有的理解，都來自持續而真誠的公共溝通。行銷不是把平凡說成偉大，而是讓真正的價值，有機會被更多人理解。教育如此，學校亦然。當價值能被看見，理解才能深化；當理解逐漸累積，信任便會建立。而信任，始終是教育最重要的基礎，也是學校永續發展最珍貴的資產。

當兩個教師工會都說自己是在守護教育時，真正需要被守護的，或許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教育制度本身。近期高雄岡山國小校長去留事件，引發兩個教師工會公開交鋒。一方陪同校內教師、家長與志工前往教育局陳情，主張多數教職員支持校長留任；另一方則認為，個別教師長期遭受不公平對待，工會有責任為教師權益發聲。雙方都強調自己是在守護教育，也都相信自己代表教育現場真正需要被聽見的聲音。然而，這起事件真正值得社會討論的，或許不是哪一方的聲音比較大、誰掌握了更多輿論支持，而是教師工會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在民主社會中，教師工會的價值、理念與定位，又應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個案的是非，終究應回歸主管機關依法調查，由完整事證與法定程序作出判斷，而不是由新聞稿、媒體報導或社群平台決定結果。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藉由這起事件，重新思考教師工會存在的真正意義。教師工會的成立，從來不是為了製造對立，而是希望透過集體力量改善教育環境，保障教師專業與勞動權益。當教師遭遇不公平對待、行政程序失衡、權益受損或專業自主受到侵害時，工會理應成為教師最堅強的後盾，協助會員獲得公平對待，並推動制度改革。這是工會存在最重要的價值，也是教師願意支持工會的原因。然而，工會的使命不應只停留在「保護會員」，更重要的是守護制度。真正成熟的工會，不會因為會員提出主張就全盤接受，也不會因為對方是校長或行政人員，就預設其必然有錯。工會應協助會員蒐集事證、尋求法律協助、走完正當程序，而不是急於替任何一方貼上標籤。近年來，社群媒體改變了公共討論的方式。教師工會除了協商、倡議與政策監督之外，也透過新聞稿、直播、短影音與社群平台發聲，公共影響力遠比過去更大。然而，影響力愈大，責任也愈大。若工會過度依賴媒體操作與輿論攻防處理個案，甚至讓社會在調查完成之前，就已經認定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工會便可能從制度改革者，逐漸走向輿論審判者。教育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程序正義。我們教導孩子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不可以霸凌，也不能未審先判。如果教育團體自己卻讓聲量凌駕程序，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削弱社會對教育的信任。真正值得守護的，不只是某一位教師、某一位校長，而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能在公平程序中受到保障。同樣地，多數支持與少數權益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概念。岡山國小事件中，多數教師支持校長留任，當然值得主管機關重視；但這並不表示個別教師提出的申訴就不需要調查。民主重視多數意見，法治保障少數權利，兩者本來就應同時存在。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讓其中一方消失，而是讓兩者都能透過公平程序被充分看見。因此，工會真正應該努力的，不是讓社會相信自己代表的一方，而是要求主管機關建立一套公開、透明、可信賴的調查與救濟機制。唯有程序足以服人，教育現場才能避免陷入各說各話、彼此質疑的惡性循環。教師工會的核心價值，也不應只是維護特定身分，而是守護公平原則。教育現場除了教師之外，還有學生、家長、行政人員、主任與校長。不同角色都可能在不同事件中成為弱勢，也都可能需要制度保障。若工會只依身分決定立場，而忽略個案事實與程序，便容易讓工會失去社會信任，也偏離教育專業的初衷。台灣有不同的教師工會，是民主社會多元發展的自然結果。不同工會可以有不同理念、不同政策主張，也可以彼此競爭、相互監督。但競爭不應建立在相互抹黑、羞辱或貼標籤之上，更不應把個案變成組織角力的工具。當工會之間的競爭逐漸演變成聲量競賽，受傷的不只是當事人，更可能是整個教育環境。同樣值得檢視的，還有主管機關的角色。當教育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時，教育行政不能只是等待風向，更不能讓不同團體透過新聞稿各自詮釋真相。主管機關應勇於依據事證作出決定，清楚說明程序與理由，讓教育現場相信，決策來自制度，而不是來自輿論壓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社會對教育行政的信任。我始終相信，教師工會是教育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無論是爭取合理待遇、改善行政負擔、維護專業自主，或推動教育政策改革，工會都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真正值得社會敬重的工會，不是因為它擁有最多會員、最大的聲量或最強的動員能力，而是因為它始終願意把程序正義放在立場之前，把教育公共利益放在組織利益之前，把制度改革放在個案攻防之前。岡山國小事件終將有調查結果，校長是否留任也終將有答案；但這場風波留給教育界的課題，不應隨事件落幕而消失。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當下一次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時，教師工會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存在？是彼此較量聲量、搶占話語權的組織，還是願意共同守護程序、專業與教育信任的力量？答案，不只影響教師工會的未來，也將影響整個教育環境的成熟度。因為工會真正守護的，不只是教師的權益，更應該是教育最珍貴、也最難重建的——社會信任。

暑假開始，教育部舉辦的115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也為新學年度揭開序幕。會議中討論了教師支持、社會情緒學習（SEL）、行政減量、代理教師制度及校園安全等議題。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如果老師無法被支持，又如何期待老師接住每一位孩子？近年來，社會愈來愈重視學生權益，這是教育進步的重要表現。然而，在追求學生保障的同時，我們是否也逐漸忽略了教師同樣需要被支持？許多第一線教師最大的壓力，早已不是課程設計，而是來自繁重行政、親師衝突，以及層層疊疊的調查程序。當教師花愈來愈多時間回覆公文、填寫資料、接受調查，真正能投入教學、陪伴學生的時間，反而愈來愈少。值得肯定的是，今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正後，教育部指出，案件進入正式調查的比例已有明顯下降。這代表制度開始建立更合理的案件分流機制，也降低了部分教師因程序而產生的壓力。教育部此次也提出建立教師法律支持機制、研訂職業安全指引、明確化輔導管教規範等方向，這些改革都值得肯定。因為保護老師，從來不是給予特權，而是維護教育品質。當老師害怕管教、害怕提醒學生、害怕與家長溝通時，最後受影響的，往往不是老師，而是孩子。此次會議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是持續推動社會情緒學習（SEL）。會中分享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老師沒有電了，很難再當孩子的行動電源。」這句話，道出了教育現場最真實的處境。教師每天承接學生的情緒、家長的期待、行政的要求，以及社會對教育的各種期待。但教師本身的心理支持系統，卻始終相對不足。SEL若只停留在學生課程，仍是不完整的教育改革。真正的SEL，應該同時包含教師心理健康、同儕支持系統、專業成長社群，以及情緒調適資源。因為只有情緒穩定的老師，才能建立情緒穩定的班級；只有被支持的老師，才能真正支持孩子。除此之外，行政減量更是多年來教育現場共同的期待。近年各項跨部會宣導、統計填報及行政作業不斷增加，使教師投入大量時間處理與教學無直接相關的工作。此次會議提出運用AI協助行政作業、建置共用平台等構想，值得進一步推動。但科技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教育行政必須重新思考：哪些工作真正屬於教育？哪些業務應該回歸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教育行政存在的目的，是支持教學，而不是消耗教學。身為屏東第一線教師，我也特別關注偏鄉師資穩定的議題。近年教師甄選仍有不足額錄取的情形，代理教師已成為許多學校的重要人力。如果優秀代理教師能在公開、公平的制度下穩定續聘，不僅能減少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能讓孩子持續在熟悉且信任的師生關係中成長。教育最珍貴的資源，從來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而人才，需要被留住；信任，更需要時間累積。教育改革，不應只是增加更多規範，而應建立更多支持。一位被信任的老師，才能勇於創新；一所支持教師專業的學校，才能培養真正幸福且有韌性的孩子。期待115年度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所提出的各項方向，不只是停留在政策簡報與會議紀錄，而是真正走進每一間教室，成為第一線教師最實際、最有感的支持。因為教育真正的起點，不只是接住孩子，而是先接住老師。老師站得穩，孩子才能走得遠。

今天，全台各級學校完成休業式，正式迎接暑假！對孩子而言，暑假代表暫時離開課堂；對許多家長而言，則開始思考孩子兩個月的生活該如何安排：要不要參加夏令營？要不要補習？要不要安排旅行？該如何兼顧工作與陪伴？然而，比起討論暑假該安排多少課程，我更想問一個問題：當學校放暑假，教育是否也跟著放假了？近年來，臺灣持續投入許多教育資源。從學習扶助、偏鄉教育、雙語政策、數位學習到人工智慧教育，我們努力縮短孩子之間的學習落差，也期待教育成為改變未來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教育只存在於九月到六月，只存在於教室裡、課本裡和考卷裡，那麼它就不是完整的教育。教了十多年的書，我發現真正影響孩子成長的，不只是上了多少課，而是在沒有課表的日子裡，他們是否仍然持續學習。每年九月開學，我總能看見暑假留下的痕跡。有些孩子帶著旅行的見聞、閱讀的收穫、新培養的興趣回到教室；有些孩子則因長時間接觸3C、作息失序，需要重新適應學校生活。真正拉開差距的，往往不是少學了多少課本內容，而是在這兩個月裡，累積了多少生活經驗、閱讀習慣、自主規劃能力，以及面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因此，我始終認為，暑假的價值，不是把孩子的時間排得更滿，而是讓學習走出教室，走進生活。陪著家人一起上市場、閱讀一本喜歡的書、完成一次家庭旅行規劃、學會一道料理、騎腳踏車探索社區、參加圖書館活動、認識一座博物館，甚至只是每天規律運動、陪祖父母聊天，都是教育的一部分。因為教育真正培養的，不只是知識，更是一個人理解世界、解決問題與面對生活的能力。當然，我們也必須看見不同家庭面臨的現實。不是每一位家長都有時間陪伴孩子，也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力安排多元活動。有些家長必須工作，有些孩子受限於交通、經濟或居住環境，能接觸到的公共資源相對有限。正因如此，暑假不能只是家庭各自努力，更需要公共教育持續接力。近年來，各地方政府、公共圖書館、學校及民間團體持續辦理閱讀推廣、藝文體驗、科學教育、運動營隊及暑期照顧服務，這些資源的重要性，不只是提供活動，而是在不同家庭條件之間，盡可能提供更多公平的學習機會。未來，我們更應思考如何讓偏鄉、弱勢家庭及教育資源不足的孩子，更容易接觸這些公共資源，而不是因交通、資訊或費用，再次形成新的學習落差。休業式，是一個學期的結束。但教育，不應該在今天畫下句點。真正重視教育的社會，不是把所有責任都交給學校，也不是把孩子的暑假排得滿滿，而是在孩子離開校園之後，家庭、學校、社區與社會仍然願意共同接力，讓每一位孩子都持續擁有閱讀、探索、體驗與成長的機會。暑假可以開始，但教育不能跟著放假。

最近，一則來自東京的消息引起我的關注。長期在南部大學任教的日文講師、性別教育工作者郭育志教授（筆名狗志、Nick Sensei），成為 Mr. Gay Japan 創辦八年來首位闖入決賽的台灣人。對許多人而言，這或許只是一場國際賽事。但在我眼中，這更像是一段從屏東出發、走向世界的故事。因為在站上東京舞台之前，狗志教授早已在另一個舞台努力多年。多年來，他在大學校園裡舉辦「愛情沙龍」，陪伴學生討論感情、認同與人生課題；也參與屏東彩虹祭等公共活動，透過一次次對話與交流，讓不同背景的人有機會彼此理解。這些工作或許不像大型活動那樣受到關注，卻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許多人。身為教育工作者，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改變的力量。因為教育的影響往往不是立刻看見成果，而是在一次談話、一場活動，甚至是一句鼓勵之中，慢慢發生。許多時候，我們以為改變來自政策或制度，但真正改變一個人的，往往是有人願意理解他、傾聽他，並告訴他：「你並不孤單。」我想起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性別議題的討論。從同婚合法化到校園性別教育，從網路上的公共辯論到地方社區的實際對話，台灣在制度上已經取得不少進展。然而，制度的進步並不代表理解已經完成。我們仍然看見偏見與標籤，也仍然看見許多人因為害怕不被理解，而選擇隱藏真實的自己。正因如此，我認為狗志教授站上 Mr. Gay Japan 決賽舞台的意義，並不只是個人成就。這背後反映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長期投入公共參與的累積，也是台灣社會多年來推動多元與平權價值的縮影。很多人會問，這樣的比賽重要嗎？我認為，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名次。重要的是，有人願意站出來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人願意透過教育、透過活動、透過公共參與，讓更多人理解彼此的差異；也有人願意讓世界看見，台灣除了科技與民主之外，還有一群持續推動理解與包容的人。從屏東到東京，狗志教授帶出去的不只是個人的夢想。他帶出去的，是一個關於台灣的故事。一個相信多元、尊重差異、願意傾聽的故事。或許，Mr. Gay Japan 決賽終究只是一場比賽。但那些在教室裡、在愛情沙龍裡、在屏東彩虹祭裡累積的理解與對話，才是真正值得被世界看見的風景。而這樣的台灣，也正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今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後，屏東縣共有17名學生取得5A++成績，創下歷年新高。對許多關心教育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項值得喝采的消息。然而，同一份成績單中，還有另一個數字同樣值得關注。今年屏東縣5C學生人數由去年的626人增加至689人，占全縣應屆畢業生13.44%，明顯高於全國平均的5.82%。於是，「減C」成為近期教育討論的重要焦點。但當社會開始關注5C增加時，我們是否也該先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找對教育問題了嗎？根據新聞報導，教育主管機關表示將持續透過科技化評量、學力檢測與數據分析，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並透過數據與教師進行專業對話，以提升教學成效。從教育專業角度來看，評量本來就是教學的一部分。透過評量了解學生學習困難、調整教學策略，原本就是教師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然而，如果我們將學生學習成果的責任過度集中在教師身上，甚至將學生的考試結果直接等同於教師教學成效，那麼問題恐怕不但無法解決，反而可能讓教育改革走向錯誤方向。教育從來不是工廠！同樣的課程、同樣的教師、同樣的教室裡，學生之間仍然存在極大的差異。有的孩子放學後能獲得家長陪伴與課業支持；有的孩子則必須面對隔代教養、單親照顧或家庭經濟壓力。有的孩子具備良好的閱讀習慣與學習動機；有的孩子則可能伴隨學習障礙、注意力困難、情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這些因素，都會深刻影響學習表現！因此，當689名學生被歸類為5C時，我們真正該思考的，不只是教師教了什麼，而是整個教育系統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支持。近年來，教育現場面對愈來愈多的評量與數據要求。從學力檢測、科技化評量到各種績效指標，教師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進行分析、填報與說明。然而，數據本身並不會自動改善學生的學習。如果評量之後缺乏後續資源投入，如果學習落後的學生仍然得不到足夠的補救教學、輔導支持與特教服務，那麼再精細的數據分析，也只是知道問題存在而已。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學力檢測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指標時，是否會衍生學校排名、班級比較、教師壓力等副作用？當數據成為目標，教育往往容易偏離原本的目的。學生需要的是學習成長，而不是成為統計數字！教師需要的是專業支持，而不是被數據追趕！教育政策需要的是系統改善，而不是責任轉嫁！如果屏東縣真的希望在未來幾年有效降低5C比例，那麼除了評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補強偏鄉教育資源、增加學習扶助經費、強化特教與輔導人力配置，以及減輕教師行政負擔，讓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有更多時間陪伴學生。17位5A++的孩子值得掌聲！689位5C的孩子更值得關心！因為教育的成功，不只是讓少數孩子站上頂峰，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都擁有向上成長的機會。當5A++與5C同時增加時，這不只是成績單上的數字變化，更是一個提醒：教育改革若只看見分數，往往看不見孩子；只看見結果，往往忽略了問題真正的成因。而這，或許才是屏東教育最需要面對的課題。文／蔣辰平（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昨日，高雄市一所明星國小發生令人震驚的悲劇。一名年近六十歲、長年深受學生喜愛的自然科教師，在請假三個月後返回校園，卻於校內墜樓身亡。這不只是一起社會事件，更像是一記沉重的警鐘。當新聞畫面快速切換、輿論開始討論校安與學生輔導時，許多仍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其實心裡都浮現同一個問題：「如果連這樣資深、幽默、受學生歡迎的老師，都可能走到崩潰邊緣，那麼現在的教育現場，究竟正在消耗什麼？」近年來，台灣教育不斷強調學生權益、校園安全與友善環境，這些改革方向當然重要。但在制度逐漸完善保護學生的同時，教師的心理健康與人格保障，卻始終停留在口號階段。尤其在少子化壓力下，所謂「明星學校」背後，往往代表更高密度的行政工作、更龐大的家長期待，以及更沉重的績效壓力。老師除了教學，還必須不斷面對各式會議、評鑑、計畫、檢核與行政文書。許多第一線教師真正疲憊的，不只是學生，而是長期處於「永遠不能出錯」的高壓狀態。更令人憂心的是，外界也開始關注，教師長期承受的學生互動壓力，是否可能成為其身心狀態惡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幾年，校園裡其實出現一種越來越難被討論的現象：當教師遭受學生言語羞辱、挑釁、錄影公審，甚至長期情緒攻擊時，多數老師往往只能選擇隱忍。因為一旦教師試圖自我保護，社會輿論很容易立刻質疑「是不是老師管教不當」；但如果完全不處理，教師的人格尊嚴與情緒狀態，卻可能持續被消耗。我們愈來愈懂得如何保護學生，卻愈來愈不敢承認：老師也可能是需要被接住的人。許多教師不是不願求助，而是不敢求助。因為在現行文化裡，「請心理假」常被視為抗壓性不足；接受諮商，甚至可能擔心被貼上情緒不穩定的標籤。於是很多老師只能在校園裡繼續撐著，把情緒藏進教案、藏進笑容、藏進每日例行的教學裡。直到某一天，再也撐不住。身為教育工作者與工會幹部，我認為這起事件至少揭露三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第一，教師心理支持制度仍過於薄弱。目前許多縣市雖設有教師諮商資源，但多數教師並不熟悉，也缺乏真正友善、匿名且低壓力的使用環境。教師心理支持不應只是出事後的補救，而應成為常態性的制度設計。第二，教師人格權保障機制明顯不足。當教師遭遇學生或家長長期言語羞辱、情緒暴力時，目前校園處理流程往往缺乏明確支持系統。教育現場不能只強調單向保護，更應建立彼此尊重的互動界線。第三，教育行政持續過度消耗教師。從校事會議、評鑑、檢核，到層層疊加的行政要求，許多老師真正失去的，其實是好好教學與好好生活的能力。當教育體系長期以燃燒教師熱情作為運作代價，最終受傷的，絕不只是老師個人。教育不該是一個讓人孤軍奮戰的職業。如果一個教育體系，連最資深、最受學生喜愛的老師，都可能孤獨地走向崩潰，那麼我們真正該被檢討的，恐怕早已不是某位教師的情緒管理，而是整個制度對教師耗損的集體沉默。我們當然要保護孩子。但別忘了，站在孩子面前的老師，也是一個需要被理解、被支持、被接住的人。文／蔣辰平（第一線教師、教育產業工會幹部）------珍惜生命，自殺不能解決問題。若您或身邊的人正面臨心理困擾，可撥打：* 安心專線：1925* 生命線：1995* 張老師：1980

教育部近日宣布，未來4年將推動全台22縣市達成「生生用平板」1人1機，並同步啟動「AI方舟計畫」，投入超過百億元經費，大量建置AI教材、數位平台與智慧學習系統。台灣，正在全面加速AI教育。但同一時間，世界另一端卻出現完全相反的方向。近年來，瑞典、芬蘭、丹麥等北歐國家，陸續重新檢討「全面數位化教育」政策，開始限制學生在校使用手機與平板，重新大量採購紙本教材，甚至直接禁止中小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原因並不複雜。他們發現，當教育過度螢幕化後，學生的閱讀能力、數學能力與專注力，反而明顯下降。孩子越來越習慣快速滑動資訊，卻越來越難長時間閱讀；越來越依賴搜尋答案，卻越來越缺乏深度思考；甚至有些學生，開始逐漸失去基本書寫能力。這並不是「反科技」。而是當數位工具全面進入教育現場後，人類終於開始反思：科技，究竟是在幫助學習？還是在改變學習本身？台灣現在的焦慮，其實不難理解。AI、半導體、資料中心，已經成為國家競爭力核心。當全球都在搶AI人才時，教育系統自然也希望孩子越早接觸科技越好，希望從小建立數位素養與AI能力。但問題是——如果教育最後只剩下「更早接觸科技」，那孩子是否會失去更重要的能力？因為真正決定未來競爭力的，從來不只是「會不會使用AI」。而是：能不能長時間閱讀？能不能深度思考？能不能獨立判斷？能不能在資訊爆炸時，仍保有專注與理解能力？這些能力，恰恰都需要「慢」。需要紙本閱讀。需要沉浸式思考。需要不被通知打斷的專注時間。也需要孩子願意忍受「不知道答案」的過程。然而現在許多教育現場，已經開始出現另一種危機——學生越來越習慣直接向AI索取答案，而不是自己思考。作業變得更漂亮了，但理解可能更空洞。報告變得更快速了，但思辨可能更薄弱。如果缺乏足夠引導，AI很容易從「輔助學習工具」，變成「替代思考工具」。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事。因此，「生生用平板」真正重要的，從來不只是設備數量，而是教育理念。不是孩子有沒有平板，而是孩子如何使用平板。不是教室有沒有AI，而是學生有沒有能力駕馭AI，而不是被AI駕馭。科技可以進入教育，但教育不能只剩科技。AI可以幫助孩子更快找到答案，但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始終是培養孩子提出問題、理解世界與思考人生的能力。否則有一天，我們可能會發現：孩子什麼都查得到，卻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思考！

賴政府今日拋出少子化新政策，提出從0歲到18歲，每名孩子每月補助5000元，等於一個孩子成年前，政府將投入超過108萬元資源。消息一出，引發社會高度討論。平心而論，願意正面面對少子化問題，並且用長期財政支出支持家庭，這樣的方向值得肯定。畢竟，台灣生育率長年探底，年輕人不敢生、不願生，早已不只是家庭問題，而是國安問題。但諷刺的是，當政府願意大撒幣鼓勵人民生孩子時，另一場早已在教育現場蔓延的危機，卻始終沒有人真正處理——教師荒。現在的教育現場，有多缺人？偏鄉正式教師招不到，代理教師一年比一年難聘；行政工作沒人願意接，年輕老師能閃則閃；特教、輔導與資源班長期人力吃緊；不少第一線教師則在評鑑、填報、計畫、會議與校事調查之間，被行政工作消耗殆盡。更可怕的是，這些問題不是突然發生，而是長年累積。許多人以為少子化後，老師應該變輕鬆，但實際上，教師工作量並沒有因為學生減少而下降。相反地，融合教育、親師溝通、情緒行為問題、校園事件處理與行政責任，反而一年比一年更多。老師少了，事情卻更多了。於是，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想投入教育現場，越來越多老師只想趕快退休，甚至不少人開始懷疑：「這份工作，還值得撐下去嗎？」然而，面對這樣的現象，政府有提出什麼真正的結構改革嗎？沒有。教師待遇調整至今沒有法制化；行政減量喊了很多年，第一線感受卻依然有限；校園支持系統長期不足；教師心理壓力與職場耗損，更幾乎被視為「老師自己要承受」。政府願意花錢讓孩子出生，卻不願花錢讓老師留下來。但問題是——孩子不是只要出生就好。真正決定國家未來的，不只是出生人口數，而是這些孩子，會在什麼樣的教育環境中長大。如果學校裡留下來的，只剩過勞、疲憊與不斷流失的人力，那麼十八年後，台灣要面對的，恐怕不是少子化，而是更嚴重的人才斷層與社會失衡。少子化政策，不能只有「催生」。因為沒有老師願意留下來的教育現場，再多的育兒補助，也撐不起下一個世代。——第一線教師 蔣辰平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生習慣將校園生活分享到 Threads。但也開始出現另一種令人憂心的現象——老師的一句提醒、一個管教動作，甚至只是站在講台上的畫面，都可能被學生偷拍後上傳網路，搭配情緒化文字，引來大量陌生網友留言、公審與攻擊。而這樣的擴散速度，往往遠超過當事人能承受的範圍。Threads 與過去 Facebook 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更依賴演算法推播，而非熟人社交。也就是說，即使只是沒有太多粉絲的新帳號，只要內容能引發情緒反應、停留觀看與留言互動，就可能瞬間被大量陌生人看見。在這樣的平台機制下，情緒，往往比事實更容易被看見。這也讓校園衝突，開始出現新的樣貌。過去，學生對老師的不滿，也許停留在同學間的抱怨；如今，一張照片、一段片面敘述，卻可能迅速演變成陌生網友集體參與的「網路審判」。更令人擔心的是，許多年輕學生並不知道，這類行為其實可能已涉及法律責任。若學生在貼文中使用辱罵、羞辱、貶低人格的文字，且公開於不特定多數人可見的平台，便可能涉及《刑法》中的公然侮辱罪。若內容進一步涉及不實指控，例如刻意扭曲事件、散布足以毀損教師名譽的說法，甚至暗示教師有不當行為，也可能構成誹謗罪。除此之外，老師的照片本身，也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素材。未經同意拍攝並公開散布可辨識的影像，尤其是帶有「公審」目的時，可能已侵害肖像權與名譽權。若導致當事人精神痛苦、社會評價受損，老師也可依法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要求刪文、道歉，甚至請求精神慰撫金。而照片若足以辨識特定個人，在法律上，也可能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許多人以為：「只是發個文而已。」但當影像結合學校、職稱、情境描述，甚至刻意引導網友攻擊時，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情緒抒發，而可能已經踩進法律紅線。當然，這並不代表學生不能表達意見。教育現場本來就應該允許孩子表達感受，老師也不是不能被批評。真正的問題在於：當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不斷鼓勵情緒、衝突與對立時，我們是否也正在默默習慣，用最片面的資訊，去快速審判一個人？尤其校園並不是匿名的網路世界。老師與學生之間，本來就建立在長時間互動與信任之上。一旦「偷拍、上傳、公審」逐漸成為學生處理衝突的方式，受傷的，往往不只是某一位老師，而是整個教育現場的信任關係。更值得深思的是，當孩子開始習慣透過演算法獲得情緒認同時，我們是否也該重新思考：現在的媒體素養教育，到底教會了孩子什麼？是如何獲得流量？還是如何理解責任？社群平台放大的，不只是情緒，更是對人的獵巫速度。而在按下發文鍵之前，也許我們更該教孩子學會的是——如果今天被偷拍、被放上網路公審的人是自己，會是什麼感受？這或許，才是真正重要的法治教育與同理教育。

近年來，「缺師潮」幾乎成了教育新聞的固定關鍵字。從偏鄉學校招不到正式教師，到代理教師比例逐年升高；從師培生報考意願下降，到越來越多年輕教師萌生離職念頭，台灣教育現場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人力危機。然而，社會似乎仍習慣用過去的印象理解教師這份工作。許多人以為老師「工作穩定、寒暑假多」，卻忽略如今教育現場早已與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現在的老師，除了教學，還必須同時扮演輔導者、社工、危機處理者與情緒支持者。面對學生情緒問題、特殊需求增加、家庭功能弱化，以及日益複雜的親師溝通壓力，教師承擔的早已不只是「上課」而已。更令人疲憊的是，近年教育現場逐漸瀰漫一種高度不信任氛圍。從動輒錄影蒐證、社群公審，到校事會議與申訴制度風險擴大，許多第一線教師最大的壓力，早已不是如何教好學生，而是「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檢舉的人」。當老師開始擔心「做越多、風險越高」，教育現場自然會變得保守、冷漠，甚至只求自保。另一方面，教師薪資雖然表面看似穩定，但若放在當前房價、物價與育兒成本快速上升的環境下，其實早已失去過去的吸引力。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高工時、高責任與高情緒勞動，未必能換來相對應的生活品質與職業尊嚴。於是，越來越多優秀人才轉向科技業、企業界或其他更具彈性與發展性的工作領域。不是年輕人不願意奉獻，而是當「熱忱」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最終只會被制度慢慢消耗殆盡。更諷刺的是，少子化原本應該讓教育更有機會精緻化，但實際情況卻是學校減班、正式缺額縮減、代理教師增加，讓許多年輕教師長期處於流動與不安定狀態。有人代理多年仍無法取得正式職缺，有人不斷跨縣市流浪，只為等待一個不確定的機會。當一個職業無法提供穩定感與未來性，又如何期待年輕人願意投入？台灣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沒有人能當老師」，而是越來越多真正有能力、有熱情的人，開始選擇離開教育現場。如果制度仍持續把教師的熱忱視為無限供應的資源，那麼缺師潮恐怕不會只是短期現象，而將成為整個教育體系長期且不可逆的隱憂。

這幾年，教育現場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現在老師越來越難當。」但真正的問題，恐怕不是「難當」，而是——這份工作，已經逐漸撐不起生活。當社會仍習慣用「熱忱」、「使命感」、「老師要有愛」來期待教育工作者時，許多年輕人卻早已用更現實的方式在思考：這份工作，值得投入一輩子嗎？二十年前（民國95年），初任教師起薪約40,690元，當時基本工資僅15,840元，教師薪資約為基本工資的2.5倍。即便工作壓力不小，但教師仍被視為一份具備專業尊嚴與穩定生活的職業。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初任教師薪資約48,130元，而基本工資已提高至29,500元，兩者差距只剩下約18,000元，教師薪資相對於基本工資的領先幅度，從過去的150%，萎縮到只剩約39%。這代表的，不只是數字變化。而是教師整體購買力與社會位置的明顯下滑。房租漲了、物價漲了、育兒成本漲了，但教師薪資的成長速度，卻遠遠追不上現實生活的壓力。根據相關數據推估，若要維持二十年前的實質購買力，現在初任教師起薪至少應達55,000元以上。然而現況卻是，許多年輕教師在扣除房租、交通與基本生活開銷後，所剩無幾。於是，我們開始看到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越來越多持有教師證的人，選擇不進入教育現場。目前全台已有高比例持證教師放棄教職，不是因為他們不愛教育，而是因為這份工作給不起未來。當科技業或其他民間企業願意用更高薪資對抗高壓環境時，教育體系卻仍期待老師用「理想」填補制度問題。甚至在年金改革、行政負擔增加、親師壓力升高的情況下，教師待遇卻長期停滯，專業價值被不斷稀釋。全教總近期主張116年度公教整體調薪10%，並提高專業加給20%，並非獅子大開口，而是希望逐步補回這十多年來教師被通膨侵蝕、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待遇缺口。因為當台灣GDP不斷創新高時，教師卻逐漸成為「實質新貧」。教育從來不是只靠熱忱就能撐起來的。如果我們希望老師在面對愈來愈複雜的教學現場時，依然能維持專業、穩定與熱情，那至少應該給予相對應的待遇與尊重。否則，當教學現場再也留不住人才時，受影響的，絕對不只是老師。而是整個世代的教育品質與未來。別再問「為什麼沒人想當老師」。因為當一份工作，連生活都撐不起來時，熱忱終究會被現實耗盡。

2024年，馬來西亞超級富豪丹斯裡阿南達辭世。外界原本關注的是龐大商業帝國的繼承布局，卻意外出現另一個焦點——他的兒子，南傳佛教僧人阿姜斯裡帕諾，早在18歲時便出家修行，並不繼承家族財富。那筆財產約81億美元。在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當下，這不僅是金額，更象徵權力與成功。然而，這些對一名僧人而言，已失去吸引力。這則新聞之所以震撼，不在於「有人不要錢」，而在於它動搖了我們對成功的想像。當代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愈發單一化——擁有更多資產、創造更多收入、累積更多影響力。從投資論壇到社群媒體，「變有錢」幾乎成為唯一答案。這樣的價值排序並非全然錯誤，但當財富成為唯一衡量標準，焦慮便隨之而來。台灣近年來的社會氛圍，正瀰漫著一種「財富焦慮」。高房價、世代流動停滯、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使「賺得更多」成為心理補償機制。人們在比較中內耗，在競逐中疲憊，卻很少停下來思考：我們究竟要的是財富，還是安全感？歷史並不缺乏放下權勢的人。佛陀原為王子，摩哂陀為太子，金地藏、阿底峽尊者、義天、安世高……不同文明中，總有人選擇離開權力核心，追求精神自由。他們的選擇並非否定世俗，而是證明一種可能：當內在穩定時，外在得失不再決定價值。農曆初四迎財神，祈求財源廣進，本屬人之常情。但在迎接財富之前，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擔它？財富從來不是問題，失去節制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什麼都有，而是即使擁有，也不被牽引。真正的強大，不是擁有81億美元，而是81億美元已經無法再誘惑你。當整個社會只剩「如何變有錢」的討論時，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金錢失去意義，我們還剩下什麼？

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 所屬的日本自由民主黨 ，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多數席次。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意味著修憲門檻、重大法案與國防政策都將更容易推動。這不僅是一場選舉勝利，更是一場權力結構的重新排列。許多人關心的是：這對台灣意味著什麼？在印太戰略格局下，日本的政治走向與 臺灣密切相關。強化國防、提高軍費支出、深化同盟關係——這些政策方向對臺海安全而言或許是正面訊號。然而，若我們只從地緣政治角度理解這場選舉，恐怕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民主不是只看勝負，而是看制度是否仍有監督機制。超級多數能帶來效率，卻同時考驗制衡。當行政與立法高度整合，政策推動會更加順暢，但社會對話是否仍然存在？反對意見是否仍能進入制度？權力是否願意接受監督？這個問題，其實也在提醒臺灣。近年來，東亞各國都面臨相似壓力：國安焦慮升高、國際競逐加劇、社會期待政府更有效率。在這樣的氛圍下，「強勢政府」往往獲得支持。然而，民主的成熟度，不在於政府多強，而在於制度多穩。身為教育工作者與教師工會幹部，我更關心的是——當權力集中時，公民社會是否更需要站穩位置？工會存在的價值，從來不是為了對抗政府，而是為了確保政策形成過程中仍保有協商與監督空間。當政府席次穩固、政治穩定時，社會反而更容易鬆懈。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權力真正的風險，不在失敗時，而在勝利之後。選舉的激情會退去，但制度的影響會留下來。對臺灣而言，日本這場選舉既是戰略訊號，也是民主教材。它提醒我們：安全可以強化，國防可以提升，但民主品質不能因此退讓。真正的國安，不只是軍費比例，而是制度是否透明、權力是否可被質疑、公民是否仍有發聲空間。在教室裡，我常告訴學生：民主不是誰贏，而是贏的人願不願意被監督。當超級多數誕生，民主才真正開始。

近期，教育部長鄭英耀在立法院談及校事會議制度的發言，以及賴清德總統於台北國際書展談閱讀與教育的致詞，相繼引發爭議。表面看來，兩起事件分屬不同層次，一個關於制度改革，一個關於文化價值；但從教育現場的角度觀察，它們卻指向同一個更值得被正視的問題——斷章取義，正在傷害公共討論，也正在傷害教育本身。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並不急著為任何發言者辯護。公共人物的言論，本來就應該接受檢視與批評。然而，當一段完整的論述被切成一句話、被抽離語境，再被放入高度對立的情緒框架中時，討論的重點往往不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你站哪一邊」。教育語言本來就不適合被單句理解。無論是制度改革的說明，還是價值理念的鋪陳，往往都需要前後脈絡才能成立。在立法院答詢中，官員回應的是制度問題；在書展致詞中，總統談的是閱讀文化與學習想像。這些語言本身，都建立在特定場域與對象之上。然而，當媒體或社群只擷取其中一句最容易引發情緒反應的話，原本應該被理解的討論，便迅速轉化成對立的素材。斷章取義真正的危險，不只是讓某個人被誤會，而是逐步侵蝕公共討論的信任基礎。當任何談教育、談制度、談價值的發言，都可能被剪成一句「可攻擊語句」，那最安全的選擇，反而是少說、甚至不說。這不是監督權力，而是一種寒蟬效應。更令人憂心的是，這樣的媒體操作，孩子們其實都看在眼裡。在教室裡，我們努力教學生查證來源、辨識立場、理解脈絡；但在真實的媒體環境中，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句話就足以定義一個人，一個片段就能引爆對立。當社會缺乏示範如何回到原始脈絡，孩子學到的往往不是思辨，而是情緒站隊。因此，媒體識讀若只停留在「真的假的」，其實遠遠不夠。我們更應該問：這句話原本出現在哪裡？是在回應什麼問題？又是由誰轉述、如何下標？每一次轉述，都是一次再製；而再製，從來不是中性的。教育當然可以被批評，公共人物的言論也必須接受檢驗。但當教育議題只能用一句話被審判，受傷的從來不只是某位官員或某個團體，而是整個社會理解複雜問題的能力。或許，我們都該慢一點。當一句話讓人立刻憤怒時，先暫停一下，找回原始脈絡。這不是為誰護航，而是為了守住一個社會仍能理性討論教育的空間。

談校事會議制度，越來越多人選擇把問題簡化為立場之爭，卻刻意避開一個更困難、也更必要的問題：制度造成寒蟬效應時，誰該負起政治責任？如果必須指認關鍵責任者，那麼前教育部長 潘文忠 無可迴避。這並不是因為他「發明」了校事會議制度，而是因為他作為任內教育部長，正是在他任內，校事會議制度完成成形、快速擴張，並在第一線反覆出現失衡警訊時，卻未被即時修正。這是一種典型的治理責任，而非情緒性的道德定罪。制度設計的初衷，或許是為了處理不適任教師、回應社會對校園安全的期待；但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初衷，而在於制度如何運作。在實務現場，校事會議逐漸演變為一套高度行政主導、程序懲罰先行的機制。教師只要被投訴，即可能長期陷入調查流程，在專業尚未被釐清之前，壓力、標籤與自我審查已先一步發生。「調查即懲罰」不再是個案，而是被反覆複製的結構性風險。當第一線持續回傳這樣的訊號，真正的關鍵不再是「制度是否完美」，而是掌權者是否願意承認制度正在傷人。潘文忠任內最大的問題，不是缺乏教育理想，而是過度相信制度本身的善意，低估行政權力失衡的後果，也誤判了恐懼對教育現場的侵蝕速度。當校園開始出現「少做、保守、不出頭」的自我保護文化，這已不只是教師權益問題，而是整個教育品質的警訊。然而，責任的討論不應停留在過去。現任教育部長 鄭英耀，正站在一個關鍵轉折點上。制度的後果已經清楚浮現，現場的反饋也不再零星分散，下一步不再是「是否知情」，而是「是否選擇行動」。繼續以「個案處理」回應結構性問題，等同於默認寒蟬效應是可以被接受的治理成本；反之，若能正視程序不對等、防禦權不足與行政權力失衡，啟動制度性修正，才是真正為教育現場踩煞車。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發明了校事會議，而是——當制度已經造成寒蟬效應時，是誰選擇視而不見？又是誰，願意為此負起修正的責任？教育改革若只不斷向前推進，卻從不回頭檢視制度是否正在耗損現場，那麼再多的改革口號，終究只會換來更深的沉默。文／蔣辰平（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這幾年，台灣教育改革最常出現的一句潛台詞是：「老師再撐一下。」回顧 潘文忠部長 任內的教育政策，問題從來不在於方向錯誤，而在於一個被反覆忽略的事實——改革的成本，幾乎被制度性地轉嫁給第一線教師承擔。 108 課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核心素養、探究學習、自主學習，這些理念本身並不空洞，甚至可以說方向正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教育部選擇在治理能力尚未到位之前，就急著推動高度理想化的課綱設計。教學要翻轉、評量要多元，行政要求卻只增不減；考招制度仍高度集中，卻要學校承擔「去中心化」的後果。於是，改革沒有落實在制度，而是落在老師的下班時間。當一個改革只能靠燃燒個人熱情才能運作，那不是改革，是透支。 更令人不安的，是校事會議制度所展現的治理思維。名義上，校事會議是為了保護學生、淘汰不適任教師；實務上，卻逐漸變成一套高度行政主導、懲罰先行的程序機器。教師只要被投訴，即可能長期陷入調查與審議之中，在事實尚未釐清前，專業早已被懷疑，壓力與污名先行到位。這不只是程序設計瑕疵，而是一種將風險管理凌駕於教育專業之上的治理選擇。 結果是什麼？不是更多好老師被保護，而是更多老師學會自保：少做一點、不出頭、不碰灰色地帶。這樣的校園，真的比較安全嗎？當雙語政策、數位學習、SEL、AI 教育一波波推出，教育部反覆強調「接軌國際」、「培養未來能力」，卻始終沒有誠實面對一個問題：制度是否已經超載？ 城鄉資源差距依舊存在，行政與師資配套明顯不均，改革的成果因此高度分化——條件好的學校累積更多資源，基層學校則承受更多壓力。潘文忠最大的治理盲點，不是沒有理想，而是過度相信制度的善意，卻低估權力失衡對人的傷害。他選擇用程序回應風險，用口號包裝改革，卻遲遲不願正視：當教育現場被長期消耗，制度本身才是最不適任的存在。一個真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政策，不該建立在讓教師長期處於恐懼、過勞與自我審查之中。如果改革的成果，是讓願意付出的老師一個個沉默退場，那我們該問的不是「老師為什麼抗拒改革」，而是——這樣的改革，究竟是為了教育，還是為了管理？文｜蔣辰平（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屏東縣教師會理事）

生命教育，不是教人別跌倒，而是跌倒後還有人願意留下——一位教育工作者看《陽光女子合唱團》在校園裡，「生命教育」早已不是陌生名詞。課綱裡有、研習中談、活動週必辦，但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我們談的生命教育，是否只適用於「還沒出事的人」？《陽光女子合唱團》是一部背景設在監獄的電影，卻意外地，讓我看見一個比許多校園更真實的教育現場。片中的合唱團，並不是為了矯正誰、改造誰，更不是一套勵志計畫，而只是媽媽想留給孩子一個美好的回憶——卻也因此，讓那些已經犯錯、已經被制度標記的人，暫時不再只是「過錯」，而是被當作一個仍在呼吸、仍能與他人連結的生命。這樣的畫面，反而照出了我們熟悉的教育現場的矛盾。當孩子在情緒、人際、行為或選擇上出現偏差時，我們是否太快進入評估、輔導、通報、處理的流程，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句：這個人，是不是已經覺得自己被放棄了？生命教育若只剩下「要珍惜生命」、「要想開一點」、「要撐過去」，卻沒有一個可以容納痛苦、錯誤與混亂的關係空間，那它不但無法支持生命，甚至可能成為另一種壓力來源。孩子學到的，往往不是如何活著，而是如何在痛苦時保持沉默。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是合唱的過程，而不是成果。合唱的本質，正是一種生命教育的隱喻——人生不是獨唱。有人唱女高音、有人唱女中音、有人唱女低音，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承擔不同的聲部，卻缺一不可。也有人五音不全，其他人不是否定或排擠她，而是想辦法拉她一把，陪她反覆練習，直到她也能一起站上舞台。這樣的教育邏輯，在校園裡其實並不常見。我們太習慣用表現與結果來衡量價值，卻很少為「暫時失序的人」保留位置。但《陽光女子合唱團》提醒我們：真正能讓生命走下去的，從來不是說教，而是關係。電影沒有否認錯誤的存在，也沒有美化暴力或傷害，而是誠實呈現：犯錯的人，仍然需要承擔後果；但承擔後果，並不等於被剝奪被理解、被修復的可能性。這正是教育最困難、卻也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教育只願意接住表現良好的人，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如果生命教育只在風平浪靜時才成立，那它在風暴來臨時，便毫無作用。《陽光女子合唱團》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卻提出了一個教育工作者無法迴避的提問：當生命已經跌倒、已經走到邊緣，我們的教育，還在不在？或許，這才是生命教育真正該教會我們的事——不是如何避免失敗，而是在失敗之後，仍然有人願意留下來，陪著那個生命，把下一段唱完。文｜蔣辰平（教育工作者）

在多數社會中，「勤奮」向來被視為一種無可質疑的美德。努力工作、願意付出、能撐能忍，常被當成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但問題在於，當勤奮不再通往改善，只剩下「不被淘汰」的功能時，它就不再只是美德，而是一種被制度利用的工具。問題，往往不是不夠努力公共討論中，我們經常把結構性困境，簡化成個人問題：不夠努力、不夠拚、不夠認真。然而，許多衝突真正的根源，恰恰相反——是因為太多人被迫不能停下來。當一個制度持續要求更長工時、更高投入、更低彈性，而「退出」卻意味著被淘汰、被貼標籤、被視為不合群，所謂的勤奮，其實早已變質。這不是良性競爭，而是一種沒有退場機制的競爭。內捲的本質，是努力與回饋脫鉤近年被頻繁討論的「內捲」，並非來自個人不夠認真，而是整個系統只剩下一種生存邏輯——投入越多，卻換不到更多。在這樣的結構中：多做，未必被肯定撐住，不代表有未來停下來，反而成為最大的風險當努力無法帶來尊嚴與改善，只剩下勉強留下來的功能，衝突與對立，就成為必然結果。被排斥的，往往不是人，而是勞動模式回顧歷史，許多看似針對特定群體的排斥與限制，其核心往往不是文化或血統，而是某一種勞動方式，正在破壞既有的社會平衡。當一群勞動者被迫接受：無止盡工時極低報酬不參與公共事務不建立長期社會連結社會反彈終究會出現。不是因為這些人不努力，而是因為這樣的努力方式，讓整個制度無法承受。台灣，其實並不陌生這樣的結構在許多第一線勞動現場——不論是教師、醫護，或其他公共服務工作者，「再撐一下、多做一點」早已成為不成文的規則。但問題是：當所有人都被要求更勤奮，卻沒有人能停下來問：這樣的制度，是否合理？如果制度只要求付出，卻不提供對等保障；只要求忍耐，卻不給修正與退場的空間；那麼衝突的出現，不是意外，而是結構性結果。該被檢討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從來不是「太努力的人」，而是那些把勤奮視為可無限消耗資源的制度設計。一個健康的社會，至少應該確保：勞動者能合理休息勞動者能參與公共事務勞動者有退出與轉換的選擇勞動者的努力，能換得實質改善否則，再高尚的美德，也可能在制度之下，被扭曲成壓迫的工具。勤奮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一個只允許勤奮，卻不允許停下來的制度。文／蔣辰平（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