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1 日剛過，世界母語日再次提醒我們，語言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語言會死亡，而且往往比我們想像中更快。復振卻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與意志。1952 年的孟加拉語言運動，學生在達卡街頭為了母語權倒下，最終促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9 年將 2 月 21 日定為世界母語日。這個紀念日並不溫馨，而是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語言尊嚴。
對照台灣的處境，語言問題同樣牽動歷史與權力。戰後數十年的國語政策，不只是一套行政規範，更是一種價值排序。母語被標籤為不正式、不高級、不利競爭。這種低俗化與邊緣化的心理結構，深深內化在幾代人的認知之中。即使後來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法律承認多元語言地位，社會心態的轉型卻遠未完成。
許多家長仍直覺認為，國語與英語才是向上流動的工具。母語在家庭中逐漸退場，往往不是因為被禁止，而是被主動放棄。這種結構性選擇，比行政命令更難扭轉。當語言失去家庭場域支撐，學校每週 1 小時的課程顯得格外單薄。
語言習得理論早已指出，語言需要沉浸，而不是零碎補強。若母語僅存在於課表的一小時，卻缺席於日常生活、媒體內容與同儕互動，學生很難建立情感連結。教室裡的背誦與測驗，無法替代真實交流的經驗。當學生感受不到語言的功能性與價值，自然會把學習視為負擔。
更嚴峻的是世代斷層正在加深。祖父母輩能說能聽，卻難以與孫輩順暢溝通。父母輩多半聽得懂卻說不流利，成為語言傳承的斷裂帶。學生輩對母語的聽說能力快速流失，語言從生活語碼退化為考試科目。家庭這座最重要的堡壘若崩塌，校園教育再努力也難以逆轉趨勢。
語言復振需要從教學思維轉向生活思維。沉浸式教學是關鍵方向，讓體育、美術或地方文化課程以母語進行，而非只學習語言本身。數位環境同樣重要，年輕人主要透過影音平台與遊戲建立語感。若母語缺席於數位市場，便會從日常感知中消失。職場與公共服務的正常化也不可或缺，讓在政府機關、醫院或銀行使用母語成為理所當然的權利，而非對長者的特別照顧。
世界母語日的精神提醒我們，語言權從來不是附屬權利，而是文化與尊嚴的核心。當一種語言消失，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隨之消逝。台灣的轉型正義若要真正完成，不能只停留在歷史道歉或法條制定，而是要讓被壓抑的語言重新成為有功能、有價值、有未來的選擇。
語言復振是一場長期工程，需要政策決心，也需要社會共識。當更多教師、家長與創作者願意投入，母語才有可能重新回到生活現場。2 月 21 日不只是紀念日，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