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泰國公布一項新規定，2026年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可以直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甚至能先行取得賠付。這則消息之所以在台灣引起震盪，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讓我們不得不對照自身的社會文化。每當詐騙新聞曝光，留言區總會湧現熟悉的聲音，「誰叫你貪」、「這也會信」。騙子當然可惡，被騙的人卻往往同時承受輿論審判。久而久之，羞辱受害者幾乎成為公共討論的預設立場。

這種嘲諷文化表面上是在強調警覺，實際上卻轉移了焦點。當討論集中在個人是否貪心、是否判斷失準，制度設計的責任便悄悄退到背景。社會將詐騙理解為道德失誤，而不是風險管理失靈。防詐宣導鋪天蓋地，簡訊提醒不斷跳出，ATM貼滿警語，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何大量異常門號可以長期存在，為何可疑金流未能即時攔阻。當所有批評都指向受害者，掌握通訊與金融通道的產業便不必承受同等程度的檢視。

詐騙手法早已高度專業化。詐騙集團可以掌握精準個資，模擬官方語氣，甚至偽裝成銀行或電信客服。分工細緻、話術訓練完整，背後往往有跨境組織運作。面對這樣的產業化犯罪結構，單靠個人提高警覺難以形成有效防線。當犯罪技術不斷進化，若制度與監理標準停留在宣導層次，風險自然會落在最末端的個人身上。

泰國的新制度提供了另一種方向。2026年起受害者可以向電信商或銀行申請賠償，報案後能先行取得部分補償。這項設計不只是賠償機制，更是一種文化與制度的轉向。焦點不再是受害者是否足夠聰明，而是產業是否盡到合理風控義務。當賠償責任與經濟成本明確落在業者身上，風險不再完全由個人吸收。制度訊號會影響社會訊號，當法律承認結構責任，公共討論的語氣也會改變。

有人擔心，將責任擴及電信與金融業者，可能提高營運成本，甚至轉嫁給消費者。這確實是政策辯論必須面對的議題。風險重新分配並不等於無限制擴張責任，而是建立清楚標準與合理比例，例如在重大疏失或未達基本風控要求時啟動賠償機制。透過監理規範與準備金制度，可以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是否完全免責或全面負責，而是如何讓風險分配更符合現代數位社會的實際權力結構。

當制度開始承擔責任，社會態度自然會調整。若法律與政策明確指出詐騙防制是系統工程，輿論就較難再輕易把責任推給個人。當門號審核更嚴格，當異常金流能即時凍結，社會會理解詐騙防制是一場集體治理，而不是單兵作戰。羞辱文化往往源於無力感，當制度提供清楚的責任架構，無力感才有機會轉化為具體改革的要求。

台灣在數位化程度與科技能力上並不落後，卻長期讓詐騙討論停留在道德層次。停止羞辱受害者，不代表否定個人警覺的重要，而是承認風險早已超出個人可以完全掌控的範圍。若修法方向能從教育宣導轉向結構問責，從個人責任轉向制度設計，反詐政策才可能真正進入理性辯論的階段。與其在每一次新聞事件後重複指責，不如正面檢視風險如何分配，這才是台灣需要展開的公共討論。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