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自問世以來，外界對其法理定位的質疑從未停歇，尤其圍繞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的「歡迎」措辭，批評者認為這與正式授權之間仍有落差。這樣的觀察並非全無道理，然而若將視野拉得更寬，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套架構的設計邏輯，或許會看到一種刻意為之的制度創新，而非單純的法理漏洞。
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將和平委員會納入整體加薩方案的框架，並明確表示歡迎，這在國際政治上已具備相當的正當性基礎。這份背書固然不等同於將和平委員會轉化為聯合國正式機構，但正是這個「不等同」，反而可能是整個設計中最關鍵的一步棋。

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安理會運作機制的挫折感，並非今日才有。長期以來，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屢屢在關鍵時刻阻擋國際行動，無論是敘利亞、烏克蘭還是加薩，現實政治的博弈往往使聯合國集體行動陷入僵局。川普選擇以聯合國決議作為政治背書的起點，同時刻意將和平委員會保持在聯合國正式體系之外，這並非規避責任，而是一種務實的制度設計，讓行動本身得以擺脫否決權的拘束，在各方取得共識的框架下靈活推進。

委員會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其集資能力。在首屆會議上，川普宣布已籌集超過7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其中美國承諾貢獻100億美元，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籌集20億美元，國際足總（FIFA）貢獻7,500萬美元用於加薩體育項目。此外，九個成員國，包括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摩洛哥、巴林等，額外承諾70億美元用於加薩人道主義和重建工作。這些資金遠低於估計的700億美元加薩重建總需求，但已展現出委員會在短期內動員資源的一定效率。

這樣的思路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許多成功的國際合作機制，最初都並非依賴嚴格的條約授權，而是在既有國際法框架的默許與背書下，逐步建立運作慣例、積累行動正當性，最終形成有效的協調平台。波士尼亞和平實施委員會的完整法律基礎，也是在衝突各方反覆磋商後才逐步成形，而非一開始便完備。和平委員會目前的法理模糊，未必是終點，更可能是一個制度建構過程的起點。

從實際成果來看，和平委員會在短時間內已展現出相當的動員能量。超過45個國家加入或承諾參與，首屆會議籌得逾70億美元重建資金，五個國家承諾派兵參與國際穩定部隊，這些都是具體且可量化的進展。批評者固然可以指出這距離700億美元的加薩重建總需求仍遠，但任何大規模國際合作機制在初期都必然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重要的是方向是否正確、動能是否持續。

對台灣讀者而言，觀察這個機制的演變有其現實意義。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既有的多邊機制在面對複雜衝突時愈來愈顯得力不從心，新型態的合作架構是否能填補這個空缺，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在摸索的問題。和平委員會的嘗試，無論最終成效如何，都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觀察的案例。

質疑並不因此消失。治權安排、部隊部署的法律基礎、資金分配的問責機制，這些都需要在推進過程中逐步釐清和補強。然而制度的成熟往往需要時間，在法理框架尚未完備之前便斷言失敗，恐怕過於倉促。這套以聯合國背書為起點、以美國主導為動力、以多邊參與為形式的新架構，究竟能否在加薩乃至更廣泛的衝突地區創造真正的和平紅利，答案尚未揭曉。值得做的，或許是保持開放的眼光，靜觀這場制度實驗如何走向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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