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南極無限期礦業禁令背後的人類共識與地緣關卡

南極無限期礦業禁令背後的人類共識與地緣關卡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馬德里議定書》（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自1991年簽訂、1998年生效後，由其第7條（Article 7）所構築的南極地區無限期礦業禁令，一直是全球環境治理史上最具標誌性的條文之一。這條以絕對、無條件方式凍結商業性礦產開發企圖的法規，既簡短卻又極具約束力，成為南極「自然保護區」法律地位的重要基礎。從目前資料可見，在全球陸續見證資源壓力、地緣角力升溫與氣候變遷的大背景下，Article 7仍維持著對南極開發「零容忍」的基本態度，但相關架構所面臨的新挑戰與潛在隱憂不容忽視。要理解Article 7的現代意義，必須回顧其立法背景。1980年代，隨全球技術躍進與能源轉型，各國對極地資源—包括鐵礦、煤炭、石油、稀土甚至貴金屬等—的想像從未止息。當時國際社會曾經試圖以《南極礦產資源活動管理公約》（CRAMRA）建立可控開發架構，但這套機制因為沒有得到主要國家內部與國際環保團體的支持而胎死腹中。轉折點來自冷戰結構崩解後全球環保主義的興起。尤其在澳洲與法國等國牽頭下，最終1991年南極條約諮詢會議達成的《馬德里議定書》，不僅將南極明確定位為「自然保護區」，更以Article 7為核心徹底封殺一切商業性礦產與相關活動。除了經過嚴格審核與環境評估的科學研究例外，所有礦產活動一律禁絕，這在全球任何一個資源豐富地區幾乎難以想像。制度設計上，Article 7條文非但適用於南緯60度以南整個南極大陸及其冰架、島嶼，也明確授予無限期效力，不預留任何過渡或例外條款。即便到了2048年經過Article 25規定的50年「期滿」，除非所有諮詢國達成共識並同時建立全新的有約束規範，禁令仍持續發揮效力，事實等同永久凍結南極礦業。這種高門檻的修正機制，也反映出國際治理上對於「不可逆破壞」風險的集體高度警覺。執行上雖然沒有中央性的超國家強制力，卻充分仰賴各締約國國內法配合，在南極站點活動上須提前通報、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維持高度透明。違規時通過外交壓力、舉報及站點檢查機制達到實質監督效果。目前仍未出現嚴重破壞禁令的跨國事件，整體上可以說這項制度為南極地區維持了獨到的和平秩序。不過輿論必須正視地緣與科學發展對Article 7穩定性的雙重考驗。在理論上，南極扮演著氣候穩定、生態緩衝和「未來資源庫」多重角色。隨著全球暖化而加速的冰層融解，不僅揭露出更多潛在礦產，連帶也進一步激發大國科學據點擴張的地緣企圖。例如中國於近年完成第五個南極科考站，俄羅斯則重啟鑽探、新增設施，許多研究均指這些行動很可能具有「雙重用途」，即表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實際借機掌握資源資訊與未來開發優勢。與此同時，老牌諮詢國如美國、澳洲、英國等，近年在條約實際運作與檢查制度上加強透明化與規範化，強調「紅線」不容觸碰，以確保環保安定壓倒一切資源誘因。可以預見這一動態博弈在中長期將持續升溫，成為環保法制之外一大地緣焦點。此外，西方智庫與政策圈早已指出，雖然Article 7目前可說運作平穩，但「審議減堅」的爭議點隱藏在未來。到2048年，即便觸發審議程序，欲打破現有禁令的門檻極高，但國際形勢若產生劇變，部分新興強權可能主張以全球資源需求或技術突破為由推動鬆綁。屆時南極礦產（尤其是稀土、貴金屬等對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戰略價值資源）將成為另一波國際談判的籌碼。如同現在北極地區因氣候變遷逐漸開啟新的商業航線與能源疆界，南極一旦開放資源利用，對全球供應鏈、生態安全的影響將極為深遠。這種動態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小經濟體來說，意義不僅限於遠方極地，更涉及產業安全與永續發展的戰略配置。值得注意的是，Article 7雖明顯具備高度環保色彩，但同時也賦予小國家或非條約國以和平與科學外交爭取話語權的典範。台灣雖非南極條約締約國，但在極地科考如冰架監測、生態資料蒐集上有長期貢獻。由於南極冰層融解對全球海平面、生物多樣性，以及亞洲沿岸地區氣候風險日益重大，台灣參與南極研究不僅有助於提升國際科學形象，也直接連帶防災減害政策。本地產業供應鏈與能源安全結構，尤其對中國稀土依賴程度偏高，更可藉由支持南極生態維護與科學資訊透明化，間接促進全球綠色轉型、分散接近壟斷的戰略原物料風險。文章建議台灣可進一步擴大與澳洲、挪威等國合作，不但增加國際可見度，也利用和平與科學的外交路徑，在資源地緣競爭中爭取未來主體性。從現行資料分析，Article 7的巨大意義不僅止於南極現實的環保成效，其簡潔而堅決的條文設計，也是多邊主義運作的經典範例。它將某一區域的資源野心，以法治與全球共識合力加以凍結，展現了國際社會對「人類共同財產」保護的最高規格。這套機制雖然無力對抗全球結構性的資源壓力，但至少提供了一個人類對未來世代負責、文明自我約束的治理想像。氣候危機與科技加速發展預計將給該機制帶來複雜考驗。西方陣營需長期保持嚴密檢查，防範灰色地帶擴大。中國與俄羅斯等新興強權則會維持在「科學研究」框架下測試制度邊界。由於國際局勢難以預測，除非全球性災難或重大政治變局，現有框架預期仍將維持，但需在操作層面持續加強透明與查核機制。最終《馬德里議定書》Article 7的強大力量來自於簡潔明確的限制，而這種限制不只是法律設計，更是人類理性共同體對自身慾望邊界的一種集體協商。對台灣而言，這條文提醒我們，全球性和平與永續機制並非大國專利。以科學和環保為名，尋求國際合作及抗衡壟斷，是台灣這類中小國家拓展國際空間的現代戰略選擇。南極經驗證明，只要理性底線堅定、集體監督綿密，即使面對再大的資源誘惑，也能用簡單的條文遏止分裂與爭奪的原始本能，造就人類共處共榮的一道極地防線。

投書全球競爭力躍升世界第4，台灣迎向新的黃金年代

全球競爭力躍升世界第4，台灣迎向新的黃金年代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社會近年充滿各種政治攻防與內部爭論，許多人每天接收到的資訊，多半聚焦在各種衝突與問題，容易忽略一件正在發生的重要事實，世界對台灣的評價，正持續向上提升。如果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約10.5%，將寫下開國以來最亮眼的經濟成績之一，這不只是單一年度的景氣循環，更代表台灣已逐漸建立起新的國際競爭優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評比也印證了這項變化。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台灣一舉躍升至全球第4名，不僅創下歷史最佳成績，也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瑞士。IMD從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及基礎建設四大面向評估全球70個經濟體，台灣能夠名列前茅，代表國際社會已普遍肯定台灣整體競爭力，而非只是半導體產業表現突出。 近年網路流傳的一系列數據，也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確實出現重大改變。人均GDP持續提高，出口總值大幅成長，基本工資逐年提升，長照預算快速增加，台股站上歷史新高，企業海外布局更加多元，對中國投資占比則持續下降。雖然不同統計數據仍應以政府及國際機構公布資料為準，各項指標也會受到全球景氣循環、匯率及產業景氣影響，但整體趨勢相當一致，台灣經濟正在朝向更高附加價值、更高韌性的方向發展。 台灣今天的成績，不是來自廉價勞力，而是建立在科技創新能力。全球人工智慧快速發展，高效能運算、先進半導體、AI伺服器及資通訊設備需求持續增加，台灣完整的產業聚落正好成為全球供應鏈最重要的一環。從晶片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到電子零組件，台灣企業幾乎參與了每一項AI基礎建設，也因此帶動出口、投資及經濟成長同步攀升。 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台灣企業的全球布局更加成熟。過去數十年，台商大量投資中國市場，形成高度集中風險。近年在地緣政治變化與供應鏈重組下，企業逐步擴展至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及印度，降低單一市場依賴，也提升整體經濟韌性。這種供應鏈重組，不只是企業經營策略，更成為台灣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公共政策同樣反映出國家整體實力。基本工資提高、長照制度擴充、社會福利增加，代表經濟成長開始逐步轉化為公共服務能力。當然，房價偏高、所得差距、青年居住負擔及少子化等問題依然存在，不能因為GDP成長而忽略。真正成功的經濟，不只是總量增加，更必須讓更多人民共享成長成果。GDP也不是唯一衡量國家進步的指標。一個成熟國家的競爭力，還包括教育品質、法治制度、科技創新、企業治理、人才培育、社會信任與永續發展。IMD世界競爭力排名之所以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正因為評估的不只是經濟規模，而是整體制度能否支持長期發展。台灣能夠排名世界第4，代表國家的整體治理能力已獲得國際高度肯定，而不是僅依靠單一產業支撐。 長久以來，台灣社會有一種習慣，就是容易放大自己的缺點，卻低估自己的成就。自我反省固然重要，但如果長期陷入悲觀情緒，反而容易削弱社會信心。今天的台灣，已是全球AI供應鏈的重要核心，也是世界競爭力排名前段班的經濟體，更逐步成為民主國家可信賴的合作夥伴。這些成果並非偶然，而是數十年教育累積、產業升級、企業努力及民主制度共同建立的成果。真正值得台灣人建立的，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建立在事實與數據上的信心。當世界正在重新認識台灣，台灣人民更應該重新認識自己。未來的挑戰仍然存在，但只要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培育人才、深化民主治理、落實永續發展，並把經濟成果轉化為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質，台灣就有機會把眼前這一波AI帶來的成長，轉化為下一個二十年的國家競爭力。真正的崛起，不只是GDP創下新高，也不是世界排名向前推進，而是全體國民開始相信，台灣有能力在全球舞台上持續向前。

投書AI強化民主的關鍵力量在於擴大參與、提升透明、優化政策決策

AI強化民主的關鍵力量在於擴大參與、提升透明、優化政策決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技術迅速擴展，社會上常有人討論AI是否可能取代民主，但真正需要理解的是，AI無法取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參與、價值辯論與權力制衡始終是民主的本質。AI能做的不是替代，而是補強，讓民主更透明、更有效率、更能照顧到被忽略的人群。當AI從資訊處理工具成為參與式政治的基礎設施，民主反而能變得更加可及與可監督。以下從民主運作的不同階段整理AI短期可帶來的實際貢獻，也呈現可能的風險與所需的防火牆。AI能讓資訊透明與公民教育變得更易取得。選舉期間的事實查核與假訊息辨識是最直接的例子。AI能針對政見、廣告或社群貼文即時比對資料來源並標註可信度，避免選民受到誤導。台灣的MyGoPen與Cofacts在2024年已以AI輔助查核並可望未來直接嵌入常用通訊平台。AI也能協助建立個人化政策模擬器，讓公民輸入收入、家庭成員或居住地後即可模擬不同政見對自身生活的具體影響。美國Vote.org已有雛形，未來若結合政府開放資料，將使公共議題理解不再只是專家能力，而是每個選民都能享有的民主權利。AI也能擴大參與並降低政治參與門檻。AI代理投票顧問能協助選民透過語音詢問哪些候選人支持托育或哪些法案涉及地方發展，AI再根據政見逐字稿與歷史投票紀錄給出客觀比對。新加坡在2025年試行的PolicyBot已踏出第一步。地方議會若能整合AI字幕系統、即時翻譯或手語生成，將讓聽障者、移工與語言不通者也能即時參與政治討論。歐盟議會已用AI支援24種語言的同步翻譯，顯示技術已具備推廣條件。AI也能提升立法與行政效率。法案審查若能使用AI進行影響預測，立委可在審議前掌握政策對GDP、就業或碳排放的影響程度。丹麥在2024年以AI模擬能源稅改革對不同所得階層的影響，讓政策討論更有數據基礎。行政流程也因AI自動化而能縮短等待時間。公民申請補助或提出陳情時，AI先行分類資料並比對法規，可減少約70%的處理時間。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系統已用AI處理八成行政申請，行政效率大幅提升。AI協助防範民主病灶的效果同樣重要。深度偽造技術愈趨普及，AI偵測工具可標記選舉期間的假影片與假語音，避免資訊戰扭曲選民決策。Google的SynthID與各種開源偵測模型已能辨識多數影像生成特徵。AI也能協助檢測不公平選區劃分，透過數學模型找出最公正的選區方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GerryChain開源工具已被多州採納作為輔助分析。更往未來看，AI也可能推動民主結構的創新。區塊鏈結合AI的流動民主模型讓公民能隨時把票委託給信任的專家或AI代理，若受託者違背承諾AI可自動撤回委託。台灣g0v社群的vTaiwan已在部分議題中進行小規模試驗。AI也能執行預測式治理，透過社群情緒與經濟數據，預測三個月後可能浮現的抗議議題，協助政府提前對話與回應。AI帶來的風險同樣需要被放在民主治理核心來看。偏見可能被放大，隱私可能遭濫用，民意也可能因AI生成內容而被操縱。科技治理必須同步建立防火牆，以確保民主不被侵蝕。訓練資料必須多元並接受第三方稽核，以避免偏見系統化。隱私保護則需運用邊緣運算與聯邦學習，使資料盡量不離開個人裝置。內容若由AI生成必須強制標示並對爭議案件由人工複核，避免公共討論被不透明的演算法帶偏。AI不該也不會替民主做決定。AI民主的功能在於把民主從每四年按一次按鈕的制度型參與，轉向每天都能加入討論的動態參與模式。民主的未來不是科技取代人，而是科技讓更多人能進入公共討論。關鍵在於技術開放、資料公共與演算法可稽核。如果能做到這三點，AI將成為民主史上最強大的參與放大器，也是讓政治重新回到公民手中的關鍵力量。

投書從GPU利用率看台灣產業升級的策略挑戰

從GPU利用率看台灣產業升級的策略挑戰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AI浪潮席捲下，企業爭相升級運算基礎設施，GPU（圖型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需求因此大幅成長，特別是在AI模型訓練與推論的高速運算場景。不過從目前資料可見，產業界存在明顯的資源浪費問題。報告顯示，不僅GPU，連帶CPU（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與記憶體資源利用率也持續下滑，企業運算基礎設施投資產生了嚴重效率偏差。對高度數位化需求、力拼升級轉型的台灣產業而言，這個現象值得高度關注並思考策略對應。AI產業基礎設施的結構性資源浪費，預示著企業決策與管理模式正遭遇轉型壓力。報告內容提到，企業平均GPU利用率僅5%，等於有95%的容量閒置，這樣的數據直接說明公司購買GPU的數量約為實際需求的20倍。這不單造成高昂的設備資本投入，其每小時數美元的運算硬體閒置成本，也讓企業難以承受AI轉型初期的資金消耗。產業界過度配置運算資源的模式，誘因來自供應鏈因素與市場預期心理。原始資料提到Nvidia GPU交貨期普遍需36到52週，這使許多企業認為「先囤先贏」，進而以恐慌性心理提前下單、簽長期合約。這種「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過恐懼症候群）驅動的囤積行為，導致價格持續上漲、有效分配困難，企業反而陷入更惡性的成本循環。尤有甚者，隨著AWS等雲服務業者預計在2026年再度調漲H200 Capacity Block價格，結束過去20年運算成本持續下降的黃金期，產業將被推向資本使用效率的瓶頸。AI轉型未能同步導入高效率自動化資源管理系統，企業運算設施操作模式多停留於靜態配置。根據報告，比較基準，健康的GPU利用率需達到約50%。事實上，僅有頂尖企業藉由動態調整、自動擴展器（Auto Scaler）、節點生命週期管理等自動化解決方案，成功將H200型GPU做到49%利用率，H100達30%，但多數企業離此水平甚遠。這正暴露出一個結構性難題：傳統IT管理思維與AI超大算力需求之間，仍有顯著鴻溝。當企業平均僅5%的GPU利用率時，即使擁有最尖端的AI硬體，實質產能都被綁死，資金調度的靈活性與競爭力大受局限。尤其在台灣這樣強調「高密度ICT（資訊與通訊技術）產業群聚」、「全球供應鏈核心」的產業環境下，資本投資錯配代表的不只是短期成本負擔，還示警國家戰略資源配置的長期隱憂。AI基礎設施建置的資源效率問題，顯然不能視為單次性優化項目。報告指出，企業除了不應迷信單次硬體採購或靜態規格設定，還必須把「提升資源利用率」納為持續自動化管理與數據驅動調度流程的核心部分。也就是，運算資源的管理要像供應鏈或生產線優化一樣，成為每天都需要反覆檢討與動態調校的標準作業流程。台灣產業於過去數十年間，靠著IT硬體設計、製造與全球出貨能力馳名國際。當進入AI運算主導的新效能競爭時代，若只依賴傳統採買硬體、確保產能的直線思維，極有可能面臨投資報酬率低落與競爭力流失困境。尤其產業界一旦受制於全球性缺貨與供應商調漲價格，資本支出結構將愈加吃緊。這代表不只單一企業需調整策略，整體產業政策與創新生態圈都必須將「智能優化、動態資源管理」作為競爭力核心。技術層面可以參考國際領先企業的做法，推動AI基礎設施導入自動擴展、即時資源調度與預測性維護等新型管理架構。產業端可和雲服務提供商、軟體開發業者深度合作，打造跨企業、跨雲平台的高彈性資源分配網絡，提升整體利用率並分散單一企業被困於硬體囤積的高風險。如果企業只是照著預期模型，按最大運算負載一次購足大批GPU，反而將自己鎖進供應緊張與價格高點的惡性迴圈。再者，政策設計端也應納入「資源調度效率」作為產業發展與創新補助的評核要件。政府相關單位可考量推動AI產業基礎設施公私協作模式，例如虛擬共享運算平台、分時租用機制，協助中小企業突破自建AI算力瓶頸，促進資源有效周轉。透過產業標竿案例分享與跨域人才培訓計畫，讓企業加速導入實時動態資源管理成為普遍認知，也能擴大產業升級的基礎盤。從全球供應鏈動態與台灣產業競爭定位來觀察，AI運算資源的高效使用，非只是成本面考量，更牽動長期創新動能培養與數位主權維護。只有持續檢視並優化硬體資源分配結構，逐步轉型為AI數據驅動、彈性管理的新型基礎設施格局，台灣才有機會在AI技術全面滲透產業升級的時代，真正掌握競爭主動權。此刻產業界與政策端都該以數據現實為鏡，認真回頭檢驗資源錯置的狀況，把供給與需求的落差轉化為推動智能化管理與運算價值創新的新契機。

投書當國會程序成為戰場，誰來承擔台灣錯失無人機產業契機的代價

當國會程序成為戰場，誰來承擔台灣錯失無人機產業契機的代價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無人機產業正快速成長，軍事應用與民間應用同步擴大，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國家都積極建立自主供應鏈，希望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台灣憑藉半導體、資通訊與精密製造的基礎，已逐步建立無人機國家隊，也開始進軍國際市場，爭取全球合作機會。在這樣的重要時刻，國內政策能否提供穩定的法制與資源支持，將直接影響產業競爭力與國家安全布局。令人關注的是，在野黨先前於國防特別條例中刪除無人機相關預算，隨後又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聯手阻擋《無人載具產業創建特別條例》草案進入實質審查。與此同時，台灣無人機產業正積極赴日本等國參展，爭取國際合作與市場訂單，國外正在尋找值得信任的合作夥伴，國內卻讓法案持續停留在程序階段，形成相當鮮明的反差。民主政治中，在野黨監督政府本來就是重要職責。要求財政紀律、避免行政部門濫用特別預算，也具有合理性。任何重大法案都應接受公開討論與國會審查，而不是因為政策目標值得支持，就可以免除監督程序。這是成熟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環。問題在於，監督並不等於全面阻擋。當在野黨一方面表示支持國防自主與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卻持續利用程序延後相關法案，社會自然會開始質疑，究竟反對的是法案內容、預算編列方式，還是單純因為朝野對立而採取全面杯葛策略。如果真正反對的是特別條例，就應提出具體替代方案，例如如何改由年度預算推動、如何維持產業發展速度、如何確保企業投資信心，而不是只讓法案停留在程序攻防。產業界最擔心的不是嚴格監督，而是不確定性。企業投入研發、生產線建置、人才培育與國際合作，都需要數年的規劃。如果法源遲遲無法確定，政府政策反覆延宕，企業自然降低投資意願，國際合作夥伴也可能轉向其他國家。全球無人機供應鏈正快速重組，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搶占市場先機，時間成本往往比資金成本更高。當其他國家持續推進政策，台灣如果仍陷入長期政治僵局，失去的不只是幾項法案，而是整個產業發展節奏。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無人機早已不是單純的軍事項目，而是結合AI、半導體、資通訊、智慧製造與自主控制技術的戰略產業。民主國家近年積極建立非紅供應鏈，希望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台灣正好具有參與重組的重要條件。如果國內政治持續消耗改革能量，外部市場不會因為等待台灣完成朝野協商而放慢腳步。國民黨與民眾黨若認為目前阻擋法案的策略符合公共利益，就必須向選民提出完整說明。究竟哪些條文存在重大問題，哪些預算配置需要調整，哪些制度設計可能造成財政風險，都應公開論述並接受社會檢驗。民主政治重視責任政治，每一次程序表決都代表一項公共政策選擇，也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對執政黨而言，同樣不能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在野黨。行政部門必須提出更完整的政策說明、更清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更具說服力的執行規畫，降低社會對特別條例與特別預算的疑慮。只有建立充分透明的制度設計，才能提高跨黨派合作的可能性。台灣未來真正需要的，不是讓國會持續陷入程序攻防，而是讓政策回到實質討論。支持或反對都可以成為民主的一部分，但任何立場都必須提出可以接受公眾檢驗的理由與替代方案。如果各政黨長期以阻擋作為主要政治策略，而無法提出具體政策選項，選民最終評價的不只是一次表決結果，而是整體治理能力與國家競爭力是否因此受到影響。民主可以有競爭，但不能讓競爭持續削弱台灣把握全球戰略機遇的能力。

投書瑞士能和中國對話，為何不能和台灣對話

瑞士能和中國對話，為何不能和台灣對話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7月5日，瑞士義大利語公共媒體RSI播出對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的專訪。吳志中在訪談中提出一個直接的問題。瑞士長期表示希望維持中立，實際上卻能與中國政府進行政治對話，對台灣高階官員的訪問與政治接觸則設下許多限制。這樣的差別待遇，究竟還能不能稱為中立。吳志中強調，台灣並不是要求瑞士轉向支持台灣，也不是要求瑞士立即改變外交承認政策。台灣期待的是更公平的接觸空間。若中立代表不預先判斷爭議雙方，瑞士至少應該允許台灣官員與瑞士政府進行正常對話。吳志中也提到，台灣政治人物前往瑞士並不容易，台灣過去希望在日內瓦刊登支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廣告，也曾遭遇限制。RSI刊出的完整訪談⁠顯示，吳志中的重點不是責難瑞士，而是要求瑞士重新檢查中立原則在台灣議題上的實際運用。這場對話很快在瑞士國會引起反應。瑞士人民黨國會議員Piero Marchesi表示，瑞士確實應該盡可能維持公正，面對台灣時是否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則，值得瑞士社會討論。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Jon Pult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瑞士中立主要是指不參與戰爭，並不代表所有外交關係都必須保持完全等距。Jon Pult同時承認，瑞士政治人物確實因為擔心激怒北京，對台灣採取過度保守的態度。瑞士應該更有勇氣，在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發展具體而穩定的經濟、文化及社會交流。Piero Marchesi也坦言，瑞士在中國擁有重要經濟利益，瑞士是否公平對待台灣仍然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兩位國會議員來自不同政治陣營，對中立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卻都承認瑞士對台政策存在過度自我限制。這項交集比單純支持台灣更有意義。瑞士內部已經有人開始區分一中政策、中立原則與對北京的政治顧慮，不再把3個不同問題混成同一件事。從國際法與瑞士政治制度來看，吳志中的說法具有政治穿透力，也需要更精確地理解。瑞士的永久中立主要規範戰爭與軍事參與，一中政策則屬於外交承認與國家利益的選擇。瑞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承認台灣，並不是中立原則必然產生的結果。瑞士政府若以中立為理由限制台灣官員訪問或阻止正常對話，便可能把軍事中立擴張成政治沉默。瑞士外交部公布的政策資料顯示，瑞士自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便不再與台灣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瑞士政府同時明確表示，與台灣進行技術層級合作是可能而且受到歡迎的，台灣也是瑞士在亞洲第5大出口市場。瑞士外交部的官方說明⁠證明，一中政策並未禁止瑞士與台灣往來。真正的問題在於，瑞士把許多原本可以進行的交流，長期限制在低政治敏感度的技術與民間層級。台灣必須承認這項現實。瑞士不太可能因為一次訪談便改變延續數十年的外交承認政策。中國是瑞士重要的經貿夥伴，北京也會對任何提升台灣政治地位的行動施加壓力。瑞士政府需要考量經濟利益、外交傳統與國內政治，政策轉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承認現狀不代表接受現狀永遠不變。外交關係的改變很少從正式承認開始，往往先從國會訪問、媒體對話、學術交流、產業合作與公共政策討論逐步累積。每一次公開對話，都會讓台灣從抽象的中國議題，轉變成具有民主制度、產業能力與社會經驗的合作夥伴。瑞士國會下院早在2023年便通過動議，主張深化與台灣國會的交流，並擴大貿易、創新、文化、科技、研究及教育合作。中國駐瑞士使館隨即表達反對，瑞士國會議員並未放棄相關主張。瑞士國會表決的相關報導⁠顯示，台灣與瑞士的政治關係並非完全沒有空間，瑞士政府、國會兩院與不同政黨之間仍存在可以推動改變的政策縫隙。台灣現階段不宜把目標只設定為正式建交，也不應把每次交流簡化成親台或親中的選邊。更實際的目標，是讓台灣與瑞士的接觸逐漸正常化與制度化。國會議員互訪、地方政府合作、大學研究計畫、智庫對話及產業交流，都可以降低瑞士政治人物與台灣接觸的成本。台灣也需要提出瑞士無法忽視的合作內容。瑞士在精密製造、製藥、金融、職業教育與科研體系具有優勢，台灣則在半導體、人工智慧、數位治理、公共衛生、資安與防災領域累積重要能力。雙方若能建立定期政策對話，將合作從單次訪問推進到共同研究、人才培育與供應鏈布局，政治關係便會獲得更穩定的實質基礎。現在也是台灣擴大與國際民主夥伴對話的重要時機。烏克蘭戰爭、關鍵供應鏈風險與中國對外政治施壓，已使歐洲國家重新思考經濟安全、民主韌性與對中依賴。台灣不需要要求歐洲國家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立刻選邊，台灣應該要求民主國家保有自主決策的空間，不要讓北京替歐洲政府決定誰可以進入、誰可以發言，以及誰能參與國際合作。台灣外交的成效不能只用邦交國數量衡量。政治人物能否正常互訪，國會支持能否跨越政黨，合作計畫能否編列預算，媒體與學術界能否持續討論台灣，這些變化同樣構成國際空間。正式承認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正常對話卻可以從現在開始。吳志中與瑞士媒體的這場對話不會立即改變瑞士政策，卻已促使瑞士國會議員公開承認對北京的顧慮，也讓瑞士社會重新討論中立、公平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台灣需要持續提出問題，也需要提供合作方案與制度管道。當對話持續累積，今天看似有限的媒體訪談，才可能成為明天政策改變的起點。

投書英國國家風險登錄的新啟示，AI與民主干預納入國安治理，台灣可以學習

英國國家風險登錄的新啟示，AI與民主干預納入國安治理，台灣可以學習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英國政府於2026年7月14日公布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冊》（National Risk Register），首度將干預民主程序與數位韌性失靈列入公開的國家風險清單，也新增資料基礎設施、水利系統與警政系統遭受網路攻擊等風險。這項更新不只是增加幾個風險名稱，而是反映民主國家面對數位化、人工智慧與混合威脅時，已開始重新界定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談到國家安全，社會通常想到軍事衝突、恐怖攻擊、能源中斷、重大疫情與天然災害。新版登錄冊進一步提醒，民主制度本身、資料中心、政府資訊系統與數位服務，同樣可能成為足以造成全國性衝擊的弱點。選舉仍可如期舉行，投票所也可能正常運作，但若社會長期遭到虛假資訊、境外資金、網路攻擊與人工智慧生成內容操弄，民主程序的可信度仍可能被逐步侵蝕。英國新增的民主干預風險，涵蓋外國勢力、代理人與其他惡意行動者對民主程序的破壞。相關威脅不一定以竄改選票的方式出現，也可能透過非法政治資金、網路入侵、資訊操弄、騷擾候選人或削弱民眾對選舉制度的信任達成目的。這種風險很難只由選務機關處理，因為涉及金融監理、警政、情報、資安、平台治理與社會溝通等不同領域。數位韌性失靈則是另一項具有時代意義的新風險。英國政府明確指出，這項風險吸收了2024年7月CrowdStrike軟體更新事故的教訓。當時一項錯誤更新造成航空、醫療、金融與公共服務大規模中斷，事件並非敵國攻擊，產生的效果卻近似重大國家危機。這說明現代社會不只可能因駭客入侵停擺，也可能因軟體錯誤、供應鏈集中、雲端服務故障或系統相依性過高而陷入混亂。這項區分對台灣尤其重要。資安政策若只注意惡意攻擊，便可能忽略非惡意事故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醫院、銀行、電信、交通與政府服務大量依賴少數軟體、雲端平台與資訊供應商，一個核心系統失效，影響可能沿著數位供應鏈快速擴散。國家韌性不能只問防火牆是否擋住攻擊，也要問關鍵服務能否在系統故障時維持最低運作。人工智慧在新版登錄冊中的位置也需要準確理解。英國並未把AI單獨列為一項國家風險，而是指出人工智慧快速發展，正在提高網路攻擊的規模、速度與複雜程度。AI可以協助攻擊者尋找漏洞、蒐集情報、製作釣魚內容與自動化部分攻擊流程，也可以協助防守方識別異常、修補漏洞與加速事件處理。AI在這套架構中既是風險放大器，也是防禦工具。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與科學、創新暨技術部正在發展名為Cyber Shield的國家級資安藍圖，希望運用前沿AI與代理型AI建立大規模協同防禦能力。規劃中的系統將包括自動尋找漏洞的紅隊代理、即時防禦與處置的藍隊代理，以及跨組織交換威脅資訊的協作機制。相關代理仍須在政府、企業與系統所有者的控制與授權下運作，並建立資料、身分、可靠性、法規遵循與資安等基礎。Cyber Shield目前仍屬於政策藍圖與合作倡議，不是已經覆蓋全英國的完整系統。這一點反而更值得台灣注意。英國沒有假裝技術已經成熟，而是提出「測試、反覆修正、逐步擴大」的路徑，先與政府機關、關鍵基礎設施、產業界與學術機構共同試驗，再尋找可以商業化與大規模部署的方案。面對快速變化的AI風險，政策不可能等到所有答案齊備才開始行動，也不能把願景簡報當成建設完成。英國的另一項重要作法，是把新風險嵌入原有的國家韌性與危機管理制度。《國家風險登錄冊》是機密版《國家安全風險評估》的公開版本，用來協助政府、地方機關、企業與風險管理人員規劃應變。每項風險都有主管部門負責，並依未來2年至5年內的發生可能性與衝擊進行評估。這種制度讓不同部門能使用相對一致的風險語言，也使資源配置與演習設計具有共同基礎。英國政府也正在更新俗稱War Books的機密危機應變計畫。相關文件上一次大規模更新是在2004年，內容用來協助各部門準備面對國家級威脅。英國預定於2027年舉行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本土防衛演習Operation ALBISTON SHADOW，由部長、中央政府、公共部門與其他單位共同參與，測試面對混合攻擊時的應變能力，並與北約CMX27演習相互配合。這些措施顯示，英國並未把AI治理、資安治理、民主防護與危機管理分成互不相干的政策盒子。民主干預被放入國家風險評估，數位韌性被納入危機準備，AI資安被連結至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大型演習則用來檢驗跨部門協調。真正的創新不只是新增一個AI辦公室，而是讓新興風險進入既有的決策、預算、演習與問責機制。台灣面臨的風險環境比英國更加直接。中國長期運用軍事威懾、網路攻擊、假訊息、經濟壓力與統戰滲透影響台灣社會，生成式AI又降低製作假影像、假聲音、假文件與大量社群內容的成本。未來的認知作戰不一定只在選舉前突然出現，也可能圍繞戰爭、能源、疫病、金融與天然災害持續操作，目標是讓民眾在真正危機發生時，不再相信政府、媒體或公共機構。台灣目前由國安、國防、數位發展、警政、調查、選務與通訊傳播等不同機關分別處理相關問題，各部門都有專業，也累積不少經驗。真正的缺口不是完全沒有制度，而是缺少一套公開、定期更新、跨部門共用的國家風險總表。各機關可能知道自己面對哪些威脅，社會卻難以看見不同風險如何相互連動，也不容易判斷國家是否已準備好面對複合型危機。例如海底電纜中斷可以同時造成通訊障礙、金融交易受阻、政府資訊發布困難與假訊息擴散。電力系統遭到網路攻擊，可能進一步影響醫療、供水、交通與通訊。選舉期間出現深偽影音，也可能搭配境外資金、帳號網路與駭客竊取文件共同運作。若每個部門只處理自身權責中的單一事件，政府就可能錯過威脅之間的連動關係。台灣可以參考英國模式，建立公開版的國家風險登錄制度，由行政院統籌，結合國安會、相關部會、地方政府、產業界與學術專家共同評估。公開版本不必揭露敏感情報或作戰細節，但應說明主要風險、可能衝擊、主管機關、基本應變能力與民眾可採取的準備措施。機密版本則可進一步處理威脅來源、能力缺口、預警指標與資源配置。這套制度也需要建立一致的評估方法。風險不能只依政治關注度排序，也不能等事件登上新聞後才列入議程。台灣可依發生機率、衝擊程度、持續時間、受影響人口、區域範圍與恢復難度進行評估，並納入不同風險同時發生的複合情境。AI生成假訊息與電力中斷各自可能不至於癱瘓國家，兩者若同時出現，造成的社會恐慌可能遠高於單項風險相加。AI與民主干預也應納入常態演習。台灣現有防災、資安與軍事演練，可以增加跨域資訊攻擊情境。例如重大災害期間出現偽造總統談話、假冒地方政府的撤離通知、金融機構遭到網路攻擊，以及通訊平台被大量錯誤資訊淹沒。演習應測試政府能否快速查證、跨機關共享資訊、維持必要服務並向社會提出可信說明。民主防護仍須注意權力界線。政府處理境外干預與假訊息時，不能把不同意見一律視為威脅，也不能以國安名義建立不透明的言論審查制度。真正需要處理的是冒用身分、偽造證據、非法資金、協同行為、網路攻擊與受外國勢力指揮的操作。政府應公開判定標準、保留救濟程序，並接受國會、司法與社會監督。國家風險登錄的價值也不只在中央政府。英國正強化地方首長、地方韌性論壇、企業、學校與社區的角色，並準備推動全國公共韌性宣導。國家安全不是把所有責任交給情報機關，家庭、醫院、電信業者、金融機構、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都需要知道危機發生時應該如何維持基本運作。台灣可建立面向民眾的風險溝通平台，提供停電、斷網、網路攻擊、假訊息與重大災害的簡明應變指引。學校可納入資訊辨識與緊急通訊教育，企業則應定期檢查營運持續計畫、備援系統與供應鏈依賴。國家韌性不是要求每個家庭把住家改造成堡壘，而是讓社會知道危機可能如何發生，也知道遭遇中斷時能做什麼。英國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冊》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把AI寫進一份政府文件，而是開始把民主干預、數位失靈、基礎設施攻擊與人工智慧帶來的變化，放入同一套國家風險管理架構。風險評估、政策準備、跨部門演習、地方韌性與公共溝通彼此連結，國家安全才不會停留在各機關各自發布的報告。台灣已經具備資安、災防、國防與認知作戰的多項能力，下一步應該把分散能力整合成可持續檢驗的國家韌性體系。建立公開且定期更新的國家風險登錄冊，訂定跨部門共通評估方法，將AI與資訊操弄納入危機演習，並讓地方政府、企業與民眾參與準備，會比再成立一個名稱響亮卻權責模糊的委員會更有價值。AI時代的國家安全，不只在於保護機場、港口、電網與資料中心，也在於守住社會共同判斷現實的能力。當敵對勢力可以同時攻擊數位系統與人民信任，台灣需要的便不只是更強的防火牆，而是一套能看見風險全貌、整合政府能力並維持民主界線的治理架構。這才是英國新版國家風險登錄制度帶給台灣最具實務價值的啟示。

投書從《海洋奇緣》重讀台灣的南島身世

從《海洋奇緣》重讀台灣的南島身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觀看2026年上映的《海洋奇緣》，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壯闊的海洋場景或熟悉的角色，而是電影背後所呈現的文化視角。當世界各地觀眾將這部作品視為一段太平洋島嶼的冒險故事時，台灣觀眾或許更值得思考另一個問題，這部作品是否也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台灣南島文化身分的契機。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多半建立在漢文化、殖民歷史與現代國家發展的框架之中，對於原住民族所代表的南島文化傳統，相對缺乏完整的公共敘事。近年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研究逐漸形成共識，台灣在南島語族的發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台灣保存了世界最多元的南島語言，也是理解南島民族早期擴散的重要起點之一。這項研究成果在國際學界已累積數十年，但在台灣社會的文化認同中，仍未真正成為普遍理解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海洋奇緣》的價值並不只是講述一位少女航向未知海洋的成長故事，而是在全球流行文化中，首次讓數億觀眾看見太平洋島嶼民族擁有完整而成熟的海洋文明。電影所描繪的航海技術、祖先記憶、自然觀以及部落治理，都不是神話式的浪漫想像，而是建立在真實的南島文化基礎之上。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航海文化所代表的知識體系。西方近代文明往往將海洋視為需要征服的疆域，但南島民族長期將海洋理解為生活空間，也是文化交流與生命延續的重要媒介。航海不是冒險，而是一套完整的知識系統，包括星象判讀、洋流變化、季風方向、海鳥飛行、水色與雲層判讀等自然觀察能力。1970年代開始，夏威夷航海者以雙體獨木舟 Hōkūleʻa 復興傳統無儀器航海，不僅證明祖先具有跨越整個太平洋的能力，也重新恢復南島民族對自身文明的信心。這場文化復振運動的重要意義，在於重新確認知識可以透過文化延續，而不只是依靠現代科技保存。電影創作正是受到這股文化運動的影響，才將航海知識重新帶回全球觀眾的視野。從這個角度來看，《海洋奇緣》真正呈現的是一場文化復興，而不是單純的娛樂作品。電影中另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特色，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南島文化並未將自然理解為等待開發利用的資源，而是共同生活的夥伴。海洋、森林、山川與祖靈共同構成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人類必須維持彼此之間的平衡，而不是追求無限制的征服。這種世界觀與今日永續發展、生態治理以及環境倫理所強調的理念高度契合，也提供現代社會重新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要參考。這樣的文化觀點，對台灣尤其具有特殊意義。台灣四面環海，但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模式卻逐漸形成「向陸看」的社會結構，海洋更多被視為交通、漁業或軍事防線，而較少成為文化認同的重要來源。原住民族長期保存的海洋知識、祭典、口傳歷史與生活方式，也未能充分融入主流教育與公共文化。近年政府積極推動海洋國家政策，也持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復振與文化保存，但真正的文化重建，並不只是增加課程、成立博物館或舉辦文化活動，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社會理解自身歷史的方式。當台灣開始重新認識自己也是南島世界的重要一員，台灣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交流便不再只是外交合作，而具有共同文化記憶與文明連結的基礎。當然，台灣也不能因此將整個南島文明簡化為自己的文化延伸。波利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以及台灣各原住民族，都經歷數千年的獨立發展，各自形成不同語言、宗教、社會制度與文化傳統。尊重文化差異，正是理解南島文明最重要的前提。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爭論誰才是文化起源，而是在彼此尊重下，共同保存這片海洋所孕育的多元文明。《海洋奇緣》真正留給台灣的啟發，也許不是電影本身，而是一個重新理解自身文化位置的機會。全球觀眾因為一部電影開始認識南島文化，台灣更應把握這個契機，重新看見原住民族所承載的語言、航海知識、生態智慧與文化價值，並將這些珍貴資產視為台灣文化的重要組成，而不是邊緣的少數文化。未來若希望讓世界真正理解台灣，答案未必只有半導體、人工智慧或科技產業。台灣同時擁有世界最重要的南島文化資源之一，也擁有豐富的海洋文明歷史。如果能夠由原住民族作為文化主體，持續深化文化研究、教育推廣、國際交流與創作能量，台灣不只是南島文化的重要研究基地，更有機會成為連結整個太平洋文明的重要文化節點。如此一來，《海洋奇緣》帶來的價值，就不只是一次電影觀賞經驗，而是一面重新認識台灣文化身世的鏡子。

投書全球航道重組，台灣必須建立新的國家安全思維

全球航道重組，台灣必須建立新的國家安全思維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年的國際局勢持續快速變化，全球地緣政治已從單純的軍事競賽，逐漸演變成對全球交通、能源與物流命脈的競爭。從中東的荷姆茲海峽、西半球的巴拿馬運河與加勒比海，到印太地區的麻六甲海峽，美國近年的外交與軍事部署，都反映出一項愈來愈清楚的戰略方向。現代國際競爭的重點，不只是控制領土，更重要的是掌握全球資源流動與物流運輸的重要節點。誰能控制關鍵航道，誰就能影響全球能源供應、國際貿易與戰略安全。美國近年的一連串行動，也反映這種戰略思維正在成形。荷姆茲海峽向來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航道之一，美國持續強調維護國際航行自由，目的不只是維護盟友利益，更希望確保全球能源供應不受到任何國家封鎖或干擾。當國際社會認知到，美國願意投入軍事與外交資源維持航道安全，也等於向各國傳達一項訊息，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線仍然屬於國際公共利益，不容任何單一國家任意改變現狀。另一方面，美國持續強化加勒比海與巴拿馬運河周邊的安全部署，同樣具有深遠意義。巴拿馬運河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不僅是全球航運的重要樞紐，也是美國維持西半球戰略安全的重要據點。美國近年的安全政策，不只是處理犯罪、毒品或區域治安問題，更希望確保運河周邊維持穩定，避免外部勢力影響全球航運秩序。這種布局代表美國已經把重要航道安全提升到國家戰略層級。印太地區則是另一個競爭焦點。美國與印尼近年深化國防合作，最值得關注的原因，在於麻六甲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全球大量能源、原物料與貨櫃航運都必須經過麻六甲海峽，中國超過半數以上的能源進口也高度依賴這條航道。美國透過軍事合作、情報共享、無人機監測與海域監控能力建設，提高整體海域透明度，也提升對重要航道的掌握能力。當海域監控能力愈來愈完整，任何異常船舶活動或企圖規避監測的行為，都更容易被即時掌握。這些國際發展對台灣具有直接影響。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大部分原油與液化天然氣都必須經過荷姆茲海峽與麻六甲海峽，再進入台灣周邊海域。台灣海峽本身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之一，每年有大量國際商船通行。全球航道一旦受到封鎖、干擾或發生衝突，不只是國際油價上漲，台灣的能源安全、民生物資供應、出口產業與半導體供應鏈都可能受到連鎖影響。這也代表台灣未來的安全規劃不能只停留在軍事防衛，而必須同步建立國家韌性。能源政策應持續提升安全存量，建立更多元的能源來源與進口管道，降低對單一路徑的依賴。供應鏈政策也應從企業經營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深化與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建立具有韌性的供應鏈網絡，降低全球物流中斷帶來的衝擊。台灣也應積極參與國際海洋安全、航運安全與供應鏈安全等合作機制。台灣在半導體、高科技製造、智慧物流、海事資訊、無人機技術及數位治理等領域都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將科技能力結合航道安全管理，成為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重要合作夥伴。當國際社會愈來愈重視航道安全，台灣也有機會從過去被動接受保護，逐步轉型成為區域安全的重要貢獻者。全球戰略競爭已經從陸地延伸到海洋，也從軍事力量延伸到能源、物流、資訊與供應鏈。掌握航道，不只是掌握船舶航行，更代表掌握全球經濟運作的節奏。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更完整的防衛能力，而是涵蓋能源安全、供應鏈韌性、海洋治理、國際合作與科技實力的整體國家安全戰略。只有將國家發展放進全球航道重組的新格局，台灣才能在國際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中，維持安全、穩定與長期競爭力。

投書日本國會友台組織更名背後的訊號，台日關係正在進入新階段

日本國會友台組織更名背後的訊號，台日關係正在進入新階段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日本國會跨黨派最大友台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於2026年6月11日正式更名為「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以「台灣」直接取代沿用多年的「華」字稱呼。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項名稱調整，但若放在近年東亞安全局勢變化、台日合作深化以及印太戰略重組的背景下觀察，這項決定其實具有高度政治與戰略意涵。這不只是名稱的改變，更反映日本政界對台灣定位的變化，也象徵台日關係正從傳統友好交流逐步邁向更具制度性與戰略性的合作階段。回顧歷史背景，日華議員懇談會成立於台日斷交之後，長期扮演雙方國會交流的重要橋梁。在過去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使用「華」字具有歷史因素與外交考量，也反映當時各方對敏感議題的謹慎態度。如今正式改用「台灣」作為組織名稱，代表日本國會議員選擇以更直接、更明確的方式表達對台灣的認知與支持。這項調整不只是文字上的變化，也代表日本政治人物逐漸擺脫過去的模糊表述，願意以公開且清晰的方式看待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更名並非少數政治人物的個人倡議，而是獲得跨黨派廣泛支持的共識行動。更名後的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擁有超過300位國會議員參與，是日本國會規模最大的議員聯盟之一。這樣的規模代表相關主張不再只是象徵性的政治表態，而是具備影響政策討論、預算配置以及國會決策的實際力量。當支持台灣的聲音逐漸成為日本政壇主流意見之一，台日關係的發展基礎也將更加穩固。同一時間，日本國會另一個跨黨派組織「思考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國會議員之會」也正式成立，直接將「台灣海峽」納入組織名稱。這項發展顯示，日本已經不再將台海問題視為單純的兩岸議題，而是認為台海穩定與日本國家安全、區域和平以及國際航運秩序密切相關。過去幾年，日本政府與安全部門多次強調台海局勢的重要性，現在相關認知正逐漸反映在國會組織與政策討論之中。從戰略角度來看，日本國會更名反映出台日關係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最明顯的變化來自安全利益的高度連結。日本西南群島與台灣距離相近，台海一旦發生重大衝突，不僅影響區域安全，更可能衝擊日本能源運輸航線、海上交通以及整體防衛部署。近年來日本政府多次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觀點，背後反映的是現實安全利益的重新評估，而非單純的政治口號。除了安全因素之外，民主價值也是雙方關係持續深化的重要基礎。台灣與日本同樣擁有民主制度、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在印太地區民主合作架構逐漸形成的過程中，雙方具備高度價值共通性。日本國會透過更名向國際社會傳遞的訊息十分清楚，台灣不是一個需要被迴避的敏感名詞，而是一個擁有民主制度、經濟實力與國際貢獻能力的重要夥伴。經濟與科技合作則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近年來全球供應鏈重組加速進行，半導體、人工智慧、資通訊設備以及先進製造技術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台積電熊本廠的投資象徵台日產業合作進入新階段，也顯示雙方正透過供應鏈整合建立更深層的互賴關係。當日本需要台灣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台灣也需要日本的設備、材料與技術支援時，雙方合作已經超越一般經貿往來，而逐漸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夥伴關係。對台灣而言，日本國會此次更名具有重要啟示。過去多年來，台灣透過國會外交、地方交流、產業合作以及民間互動累積的成果，正在逐步轉化為具體政治支持。面對新的發展契機，台灣應進一步推動更高層級的經貿對話、強化科技合作、深化教育與文化交流，並持續爭取日本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及區域經濟整合機制。除了中央政府之間的合作之外，也應鼓勵地方政府、產業界與民間社會建立更多長期合作網絡，讓台日關係擁有更深厚的社會基礎。中國對於此次更名表達不滿並不令人意外。從近年的國際發展趨勢來看，愈來愈多民主國家開始以更務實的態度與台灣發展關係。日本國會此次更名的重要性，不在於是否引發短期政治爭議，而在於反映國際社會對台灣角色的認知正在逐步改變。當台灣在民主治理、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方面持續展現實力，國際支持也將持續增加。日本國會跨黨派友台組織完成更名，象徵台日關係正式跨越過去的模糊空間，邁向更公開、更直接且更具戰略深度的新階段。從安全合作、民主價值到產業供應鏈，台灣與日本之間已逐漸形成共同利益網絡。在全球地緣政治快速變動的今天，這項更名不只是雙邊關係的重要里程碑，也代表印太民主合作正在持續深化。未來真正值得期待的，不只是名稱上的改變，而是雙方能否將政治支持轉化為制度合作，將友好關係轉化為具體成果。當台灣與日本持續在安全、經濟、科技與國際事務領域深化合作，台日關係將不只是友好夥伴關係，而有機會逐步發展成為支撐區域穩定與民主韌性的重要戰略夥伴。

投書前線不是宿命，波蘭如何把危機轉化為戰略優勢

前線不是宿命，波蘭如何把危機轉化為戰略優勢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烏戰爭爆發後，歐洲安全局勢徹底改變，位於北約東翼、與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及白俄羅斯接壤的波蘭，直接站上歐洲安全的最前線。面對持續升高的軍事壓力，波蘭沒有把地理位置視為無法改變的劣勢，而是重新設計整個國家安全體系，透過邊境工事、軍備現代化、全民動員與聯盟整合四個方向，把原本容易遭受第一波攻擊的前線，逐步轉變成讓攻擊者必須付出極高代價的戰略地帶。波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推動「東方之盾」（East Shield）計畫。這項工程並非只是興建幾座碉堡，而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邊境防禦系統。波蘭沿著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交界約700至800公里的邊境，規畫興建反戰車障礙、龍牙、防禦壕溝、雷區、射擊陣地、掩體、監視設備及各種電子感測系統，並結合反無人機技術、熱影像、雷達及聲學監測設備，提高邊境預警能力。同時，道路、橋梁與交通設施也依照軍民兩用標準規畫，平時服務地方交通，戰時則能快速支援部隊調動與後勤補給。這種做法讓國防建設與公共建設結合，提升國家韌性，也降低社會對大型國防投資的排斥感。硬體建設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足夠的人力支撐整套防衛體系。波蘭近年積極擴充兵力，希望在2030年前建立約50萬人的軍事力量，包括約30萬名現役軍人及20萬名後備軍人，並持續增加國防預算，占GDP比重已接近5%，位居北約國家前列。大量採購美國M1A2 Abrams主戰坦克、韓國K2主戰坦克、HIMARS多管火箭系統、F-35戰機、AH-64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及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建立兼具重裝甲、遠程打擊、防空及聯合作戰能力的現代化部隊。值得注意的是，波蘭並沒有把現代化軍備視為唯一答案，而是同步提升後備戰力與動員能力。政府規畫每年訓練約10萬名公民，逐步擴大軍事訓練規模，同時推出全民危機手冊、民防教育及各類防災訓練，鼓勵民眾學習急救、避難、基礎戰術及危機應變能力。國防部也提供短期軍事課程，讓不同年齡層民眾都能參與。這種制度讓備戰逐漸成為全民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而不是只屬於軍方的專業領域。攻擊者即使突破第一道防線，仍然必須面對持續補充戰力、具備高度韌性的整個社會。波蘭另一項重要策略，就是把國家安全與北約集體防禦緊密結合。波蘭積極接受北約部隊長期駐紮，持續舉辦大型聯合演習，加強與美國、英國、德國及波羅的海國家的軍事合作，並推動區域聯合防空與聯合作戰機制。東方之盾工程也納入歐盟及北約相關安全計畫，讓波蘭邊境安全不再只是波蘭自己的問題，而是整個北約東翼共同承擔的戰略責任。任何針對波蘭的軍事行動，都可能立即引發北約集體防禦機制，大幅提高潛在攻擊者必須承擔的政治與軍事成本。從整體架構來看，波蘭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投入多少軍費，也不是採購多少武器，而是建立一套高度整合的國家防衛模式。邊境工程、軍備建設、後備動員、民防教育及國際聯盟彼此相互支援，每一項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服務同一個戰略目標，也就是提高敵方發動攻擊的成本，同時提升國家的持續作戰能力與社會韌性。對台灣而言，波蘭經驗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兩地都位於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位置，也都必須面對強大鄰國帶來的安全壓力。近年台灣積極推動後備改革、民防訓練、無人機產業發展及不對稱作戰能力建設，方向與波蘭有不少相似之處。不過，波蘭更值得借鏡的是跨部門整合能力。波蘭把國防建設、地方發展、公民教育、基礎建設及國際合作整合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讓每一項投資都同時提升軍事能力、經濟韌性及社會凝聚力。豪豬戰略強調讓攻擊者難以下口，波蘭則把這項理念進一步擴展成整個國家的治理模式。真正具有嚇阻效果的，不只是先進武器，也不是堅固工事，而是一個能夠快速動員、持續運作、獲得盟友支持，並具備高度社會韌性的國家。當前線不再只是軍隊駐守的地理位置，而是整個社會共同建構的防衛體系，任何潛在攻擊者都必須重新評估戰爭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龐大的代價。這正是波蘭近年國家安全戰略帶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示。

投書烏克蘭戰場經驗正在改變全球軍事思維

烏克蘭戰場經驗正在改變全球軍事思維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烏戰爭爆發初期，烏克蘭最大的形象就是向歐美持續爭取軍事援助，希望獲得更多武器、彈藥、防空系統與財政支持。國際社會普遍將烏克蘭定位為受援國，許多重大軍事裝備都依賴美國與歐洲提供。短短數年後，全球軍事發展卻出現令人意外的變化，美國開始積極研究烏克蘭在戰場累積的反無人機經驗，甚至將許多實戰成果納入自身戰術改革。這項轉變代表烏克蘭已經不只是接受援助，更開始向盟友輸出戰術知識與作戰經驗。真正改變國際軍事思維的，不只是無人機大量投入戰場，而是低成本武器徹底改寫戰爭的成本結構。過去各國空防系統主要設計用來攔截戰鬥機、巡弋飛彈與彈道飛彈，每一次攔截都可以接受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美元的成本。如今面對大量廉價自殺式無人機，舊有防空模式開始出現嚴重失衡。例如部分自殺式無人機造價可能僅約數千美元到數萬美元，美軍過去卻可能必須動用單價數十萬美元的 AIM-9X 飛彈，甚至超過百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進行攔截。當攻擊方不斷使用廉價無人機消耗防空飛彈，真正流失的不只是彈藥，更是整體國防預算與後勤補充能力。戰場開始從火力競賽演變成成本競賽，誰能以更低成本持續作戰，誰就更有機會取得長期優勢。正因如此，美軍近年快速調整思維，加速建立專責反無人機能力，希望用更便宜、更大量、更快速部署的方法對抗廉價無人機。整個改革方向已不再追求單一高性能武器，而是建立完整、多層次的反制體系。新一代反無人機作戰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運用電子戰能力。許多無人機高度依賴衛星導航與無線電控制，只要有效干擾導航訊號、資料鏈路或控制頻率，就能讓部分無人機偏離航線、失去控制甚至提前墜落。相較於發射飛彈，電子干擾成本極低，而且可以反覆使用，已逐漸成為反制低成本無人機的重要防線。雷射武器同樣逐漸成熟。過去雷射一直停留在技術展示階段，如今實戰需求加速相關技術發展。雷射最大的優勢並非威力，而是每次發射成本極低，只要持續供電，就能反覆攔截大量低速無人機。面對蜂群攻擊時，雷射能有效降低整體防空成本，也讓未來防空系統開始從消耗飛彈轉向消耗電力。高能微波則提供另一種全新的解決方案。不同於逐架擊落，高能微波能利用強烈電磁能量癱瘓一定範圍內大量電子設備，特別適合應對蜂群無人機。未來戰場比拼的不只是火力，更包括電子頻譜控制能力與能源管理能力。即使需要動用傳統武器，美軍也開始大量尋找價格合理的攔截方案。例如利用成本遠低於傳統防空飛彈的雷射導引火箭彈改裝為防空用途，讓每一次攔截逐步接近成本對等。當攻擊成本與防禦成本逐漸平衡，不對稱消耗戰便難以持續。另一項重要發展，是開始以低成本無人機對抗低成本無人機。過去無人機主要擔任偵察或攻擊任務，如今愈來愈多國家投入發展攔截型無人機、自主協同飛行與蜂群作戰技術。未來空域可能同時存在攻擊無人機、防禦無人機、電子干擾無人機與誘餌無人機，各種自主系統彼此對抗，人員反而退居幕後指揮。人工智慧、自主導航與群體協同能力，將成為下一階段競爭核心。烏克蘭最大的價值，不只是成功抵抗俄羅斯，更重要的是累積全球最完整的低成本無人機作戰資料。每天面對大量攻擊，每一次成功與失敗都成為寶貴的實戰數據。世界各國雖然擁有先進武器，卻沒有如此密集且長時間的戰場驗證。正因如此，烏克蘭逐漸從武器使用者轉變為戰術創新者，再進一步成為軍事經驗輸出者。這項變化對台灣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台灣長期擁有半導體、電子製造、通訊設備、人工智慧與精密機械等完整產業基礎，本來就具備發展低成本智慧無人機的能力。真正需要建立的是整體作戰思維，而不是只追求少量昂貴武器。未來國防建設應同步發展低成本攻擊無人機、反制無人機的無人機、電子干擾設備、雷射防空系統、高能微波技術，以及自主蜂群控制能力，形成完整的不對稱防衛架構。大量生產、快速更新、持續改良，將比少量高價裝備更符合未來戰場需求。俄烏戰爭證明，未來軍事競爭已經從平台性能轉向整體系統競爭，從單件武器競賽轉向產業鏈競賽，從科技領先轉向成本效率競賽。烏克蘭能夠從受援國逐漸成為戰術輸出國，真正依靠的不是經濟規模，而是在高強度戰場中快速學習、快速修正、快速創新的能力。這也是台灣最值得借鏡的地方。真正決定下一場戰爭勝負的，未必是誰擁有最昂貴的武器，而是誰能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與最大規模，持續建立具有韌性的智慧作戰體系。

投書AI代筆風波敲警鐘，從德國女部長爭議看政治人物署名文章的政治誠信

AI代筆風波敲警鐘，從德國女部長爭議看政治人物署名文章的政治誠信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德國近日爆發一場AI代筆爭議。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長萊赫（Katherina Reiche）4月分別在《商報》與《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後來遭《明鏡週刊》以AI檢測工具分析，部分段落被判定具有高度AI生成可能性。事件真正引爆輿論的關鍵，不只是AI檢測結果，而是德國經濟部面對追問時沒有正面否認，反而表示人工智慧已成為政治工作中自然而然、日常化的一部分。這句官方回應引報了更大的爭議，從單一部長的文章風波，擴大成民主政治的新問題。政治人物使用AI協助寫作，到底是正常行政工具，還是對公眾誠信的模糊處理？署名文章究竟代表本人思想，還是代表幕僚、機器與審稿流程共同加工後的政治產品？這些問題對台灣同樣重要，因為台灣政治人物、政府機關、候選人與政黨團隊，也正在快速導入AI工具。從技術角度來看，AI檢測工具本身不能被當成最後證據。Pangram、GPTZero這類工具主要透過詞彙分布、句型結構與統計特徵，推估文章由AI生成的可能性。這種判斷存在誤判風險，也可能因文章風格過於制式、官樣或平鋪直敘而提高疑似AI生成的分數。換句話說，AI檢測結果只能作為警訊，不能直接等同於判決。可悲的是，官樣文章寫得像AI，有時候不是AI太強，而是官樣文章本來就像一台缺乏靈魂的影印機，這是任何不夠用心的政治人物隨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萊赫文章是否百分之百由AI完成，而是政治人物公開署名文章的責任界線。政治人物的文章不同於一般企業文案，也不同於個人社群貼文。當部長在主流媒體發表署名評論，文章內容通常被視為政策立場、價值主張與政治責任的表達。讀者相信文章代表部長本人對公共政策的理解與承諾，媒體也因為作者具有公共職務而給予發表空間。如果文章只是由AI生成初稿，再由幕僚稍作修改，最後掛上部長姓名，問題就不只是寫作流程，而是政治責任是否被稀釋。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文字漂亮，而是人民可以追問，這個主張是誰負責？這個政策判斷來自誰的思考？這個公共承諾將由誰承擔？德國經濟部的說法具有一定現實基礎。現代政府工作本來就大量依賴幕僚協助。演講稿、政策說帖、新聞稿與專欄文章，很少完全由首長一人從零開始撰寫。AI進入這個流程，本質上只是把文字整理、資料摘要與草稿生成的效率再提高一層。從行政效率來看，禁止政府使用AI並不實際，也沒有必要。問題在於，AI輔助與AI代筆之間必須有清楚界線。AI可以協助整理資料、比較政策案例、檢查文字邏輯、提出草稿架構，也可以協助翻譯與潤飾語句。政治人物必須親自決定核心觀點、政策立場、價值判斷與最終責任。若AI只是行政工具，透明揭露不會傷害政治人物。若AI實際替代思考，透明揭露就會暴露政治人物缺乏主體判斷。台灣更應從這場爭議中提前建立規範。台灣選舉密度高，政治傳播速度快，LINE、Facebook、YouTube、短影音平台與即時新聞共同塑造輿論。未來AI不只會協助寫文章，也會協助產生政策懶人包、社群貼文、影片腳本、競選文案、攻防語句與選民分眾訊息。若沒有透明原則，政治溝通將愈來愈像自動化內容工廠，選民看到的是候選人名字，背後卻可能是AI與資料團隊不斷測試後的語言產品。台灣可以從3個層次建立基本規範。第1個層次是政府機關應建立AI使用揭露原則。政府部會若使用AI協助產生公開政策文件、首長署名文章或正式演講稿，至少應內部留存使用紀錄，明確區分資料整理、草稿生成、文字潤飾與內容決策。對外公開文件若高度仰賴AI生成，應以適當方式標示AI參與程度。這不是為了羞辱使用AI的人，而是為了保護公共信任。第2個層次是媒體應建立署名文章投稿規範。媒體可以要求作者聲明是否使用AI大量生成內文，並說明最終責任由作者本人承擔。這類規範不需要把AI視為禁忌，重點是避免讀者誤以為文章完全出自作者本人思考。當AI已能大量生成貌似有道理的文字時，媒體把關不能只看文句通順，還要看作者責任是否清楚。第3個層次是政治人物應建立自己的誠信標準。政治人物可以使用AI，但不能把AI當成逃避思考的外包工具。尤其涉及政策主張、價值立場與公共承諾時，政治人物必須能夠親自說明文章核心論點。若一位政治人物無法清楚回答自己署名文章中的主張，問題不在AI，而在政治責任已經空洞化。這場德國風波對台灣的實務戰略價值，在於提醒政府與政黨不要等到爭議爆發後才補破網。AI治理不是只管企業、學校與科技公司，也必須管到政府本身。公共部門若要推動AI應用，更應先示範透明、負責與可追溯的使用方式。否則政府一方面要求社會建立AI倫理，一方面自己在政治傳播上模糊帶過，公信力自然會被削弱。AI時代的政治寫作，不應回到手寫草稿的浪漫想像，也不必假裝每篇文章都由政治人物在深夜獨自完成。真正重要的是誠實揭露與責任承擔。AI可以協助政治人物寫得更快、更清楚、更有條理，但AI不能替政治人物承擔公共責任。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完全沒有AI的政治，而是能夠說清楚AI如何被使用的政治。當政治人物署名一篇文章，選民真正要問的不是每一個字是不是本人打出來，而是文章中的主張是否由本人理解、認可並承擔。這條界線若守不住，未來政治人物的名字可能還在文章上，政治責任卻早已消失在演算法與幕僚流程之中。

投書AI 帳單失控，企業開始學習 Token 成本控制

AI 帳單失控，企業開始學習 Token 成本控制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過去幾年，生成式AI快速崛起，許多企業擔心錯過技術浪潮，紛紛投入AI工具與平台。從客服系統、文件管理、程式開發到市場分析，幾乎所有部門都開始導入AI。市場普遍認為，AI將如同當年的網際網路與雲端運算一樣，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當企業大規模使用AI之後，一個過去較少被討論的問題逐漸浮現，也就是Token成本失控。近期國際顧問公司Accenture便要求部分員工減少不必要的AI使用。管理階層發現，大量員工使用AI執行簡單工作，例如將PDF轉換成簡報、整理會議紀錄、格式化文件或進行基礎資料查詢。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操作，在數萬名員工同時使用的情況下，累積出驚人的Token支出。Accenture內部主管甚至直接指出，企業目前看到的是AI Token成本快速上升的現象，而非對應比例的生產力提升。Uber的案例更加具有代表性。根據多家媒體報導，Uber原本編列的2026年AI開發預算，在短短4個月內便已消耗殆盡。公司將Claude Code等AI程式開發工具開放給約5,000名工程師使用，結果AI支出遠超預期。最後管理階層不得不限制員工使用額度，並重新檢討AI工具的採購與管理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Uber高層公開表示，目前仍看不出大量Token消耗與產品成功之間存在明確關聯。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微軟。部分部門曾經積極導入Claude Code等AI開發工具，但由於使用量快速增加，相關授權成本超出預期，最後不得不重新評估授權策略與使用規範。企業管理者開始發現，AI的問題不在於單價昂貴，而在於使用量成長速度遠遠超過預期。旅遊平台Priceline同樣面臨類似挑戰。根據企業資訊主管分享的經驗，原本的AI工具續約報價竟比前一年度高出4至5倍。原因並非模型價格上漲，而是企業內部使用量快速增加，使得整體帳單持續擴大。這些案例顯示，AI產業正在從「授權經濟」進入「消耗經濟」。過去企業購買軟體，多半採用固定授權模式。企業每年支付固定費用後，成本大致可以預測。生成式AI則完全不同。無論是輸入資料、生成內容、執行分析或啟動AI代理人，每一次操作都會消耗Token。當使用規模擴大後，成本將呈現非線性成長。瑞銀近期訪談多家大型企業資訊主管後發現，約60%的企業已開始限制AI支出。部分企業建立Token預算制度，部分企業限制高成本模型使用權限，也有企業減少AI工具數量，以避免年度預算失控。這代表市場正在從追求使用量成長，轉向追求投資報酬率。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是AI產業的根本矛盾。過去幾年，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等企業透過補貼與低價策略快速擴大市場規模。大量投資人願意投入資金，是因為相信未來企業將願意支付更高價格使用AI服務。當市場進入實際營運階段後，企業開始要求證明AI是否真的創造價值。企業管理者真正關心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每月花費100萬元購買AI服務，能否創造超過100萬元的效益。如果答案無法被證明，再先進的模型也難以長期獲得企業支持。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AI產業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競爭。第一階段比的是模型能力與市場聲量。第二階段比的則是成本效率與商業價值。未來勝出的企業不一定擁有最大的模型，而是能夠以最低成本創造最大價值的企業。這對台灣企業具有重要啟示。過去兩年許多企業將AI視為數位轉型的象徵，只要導入AI似乎就代表企業具有創新能力。未來這種思維將逐漸失效。企業需要建立新的管理能力，也就是AI財務治理能力。企業在導入AI時，應建立明確的Token預算制度，針對不同部門設定使用上限。高成本模型應優先用於高價值工作，例如研發、策略分析或技術開發。行政文書、資料整理與一般查詢則可採用成本較低的小型模型或開源模型。所有AI專案都應建立投資報酬率指標，包括節省工時、增加營收、降低錯誤率與提升客戶滿意度等具體成果。未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可能不在於誰擁有最多AI工具，而在於誰最懂得管理AI成本。過去企業管理水電費、設備折舊與雲端資源，未來還要管理Token消耗。董事會、財務長與資訊長必須共同參與AI治理，因為AI已經不只是技術議題，而是經營管理議題。AI技術仍然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但市場已經開始進入現實階段。當企業開始逐筆檢查AI帳單，當財務部門開始追蹤每一個Token的支出，產業競爭的焦點將從技術神話回到商業本質。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再是企業用了多少AI，而是企業透過AI創造了多少價值。

投書黃仁勳一句台語，照見台灣語言傳承的危機

黃仁勳一句台語，照見台灣語言傳承的危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日前，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台北與供應鏈夥伴聚餐後離場，現場有家長帶著孩子上前互動。黃仁勳以台語和孩子交談，孩子一時聽不懂，旁邊的大人立刻提醒黃仁勳改用英文。黃仁勳接著問了一句，「你袂曉講台灣話喔？」最後還用英文鼓勵孩子學習台語。這段不到幾分鐘的互動，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次街頭偶遇，實際上卻反映出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語言認同問題。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孩子會不會說台語，而是大人在面對國際知名企業家時，為何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展示孩子的英文能力，而不是珍惜一次使用母語交流的機會。黃仁勳長年在美國生活，管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企業之一。英文是他的工作語言，也是每天使用最頻繁的溝通工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回到台灣，他經常主動以台語與民眾、市場攤商及媒體互動。對黃仁勳而言，英文代表全球競爭能力，台語則代表成長記憶與文化連結。正因如此，他選擇用台語與台灣孩子對話，背後傳達的不只是語言，而是一種對土地與文化的認同。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共鳴，是因為許多台灣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矛盾。台灣社會長期重視英文教育，家長願意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培養孩子的外語能力。英文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無論科技、貿易、學術研究或國際交流，都需要良好的英文能力作為基礎。問題在於，當英文逐漸被視為地位、階級與競爭力的象徵時，本土語言的價值卻被不斷弱化。從政府統計資料來看，這種現象並非個別案例，而是整體社會趨勢。根據人口普查資料，許多台灣人的第一個語言其實是台語，但成年後主要使用的語言卻變成華語。更值得關注的是世代差異。高齡人口仍普遍使用台語，年輕世代使用比例卻快速下降，顯示語言傳承正面臨明顯斷層。客語與原住民族語的情況更加嚴峻，部分族群語言甚至已被國際組織列為瀕危語言。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自然演變，而是歷史、教育與社會制度長期作用的結果。過去數十年間，台灣曾實施以華語為核心的語言政策，學校教育與公共空間對本土語言的使用有所限制。許多上一代台灣人都有共同記憶，在校園裡說台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往往會受到糾正甚至懲罰。長期累積下來，本土語言逐漸退出正式場合，進而影響家庭傳承。即使今日法律已經保障各種國家語言的平等地位，社會深層的語言階級觀念仍然存在。許多人仍然認為華語才是正式語言，本土語言只能存在於家庭、地方或文化活動之中。這種觀念不僅限制語言發展，也影響台灣社會對自身文化的認識。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工具。語言承載歷史記憶、生活經驗、價值觀念與文化情感。台語保存著不同世代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客語記錄著客家族群的歷史文化，原住民族語則蘊含各族群對自然、土地與社會的獨特理解。當一種語言逐漸消失，失去的不只是詞彙與發音，更是一個族群累積數百年的文化資產。從國際經驗來看，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國家往往也是高度重視本土文化的國家。日本人在全球市場使用英文與世界交流，仍積極維護日語的主體地位。法國人推動國際合作，同時堅持法語文化的價值。北歐國家擁有極高的英文能力，也持續保存自己的母語體系。國際化從來不是放棄自己的語言，而是在保有文化根基的前提下與世界接軌。對台灣而言，未來最重要的課題不是在母語與英文之間二選一，而是建立多語並存的能力。孩子可以學習台語，也可以精通英文；可以認識客語，也可以學習日文、法文或其他外語。母語與外語之間不存在衝突，反而能夠形成更完整的文化與國際競爭力。從教育政策角度來看，台灣未來需要思考的已經不是如何保存母語，而是如何讓母語重新回到生活場域。家庭願意使用母語交流，學校願意創造自然使用環境，媒體願意增加本土語言內容，政府持續落實國家語言平權政策，才能真正形成語言復振的力量。否則即使法律保障再完整，語言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消失。黃仁勳當天只是簡單地問了一句，「你袂曉講台灣話喔？」這句話之所以觸動人心，不是因為語言本身，而是因為許多人從中看見了台灣社會長期忽略的問題。台灣要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需要世界級的科技產業，也需要優秀的外語能力。同時，台灣更需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記憶與語言資產。真正的國際化，不是用英文取代母語，而是在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礎上走向世界。母語是文化認同的起點，也是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當一個社會能夠自在地使用自己的語言，理解自己的歷史，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傳承，才有足夠的自信面對全球競爭。黃仁勳提醒孩子學習台語，表面上是在談語言，實際上是在提醒台灣社會，不要在追求國際化的過程中遺忘自己的根。因為真正能夠走得遠的國家，從來不是失去自我的國家，而是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也知道要往哪裡去的國家。

投書AI發展進入驗證時代，模型追求聰明轉向追求可靠

AI發展進入驗證時代，模型追求聰明轉向追求可靠楊聰榮（時事評論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近年來人工智慧發展幾乎都圍繞著同一條主軸，也就是不斷擴大模型規模、增加參數數量，以及投入更多算力資源。從 OpenAI 的 GPT 系列到 Google DeepMind 的 Gemini，再到各種大型語言模型，市場普遍相信只要模型夠大、資料夠多、算力夠強，人工智慧就能持續提升能力，甚至逐步接近通用人工智慧（AGI）。然而最新的技術發展顯示，這條道路可能並非唯一答案，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方向。近期人工智慧研究領域出現一項值得高度關注的突破。Google DeepMind 推出的 AlphaProof Nexus，挑戰匈牙利傳奇數學家保羅．埃爾德什（Paul Erdős）留下的350個著名數學難題。從結果來看，系統未能解出絕大部分題目，表面成功率只有約2.6%。如果按照傳統產業思維，這樣的成績似乎並不突出。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系統成功解決的9個問題都屬於頂尖數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難題，而且每個問題所消耗的計算成本遠低於過去同類研究。這項成果的重要性不在於解出多少題，而在於展現出一種全新的人工智慧發展路線。過去大型語言模型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容易出現所謂的「幻覺現象」（Hallucination）。人工智慧能夠產生流暢且看似合理的內容，卻可能在關鍵事實、邏輯推理或數學計算上出現錯誤。原因很簡單，大型語言模型本質上並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預測下一個最有可能出現的字詞。因此模型可以模仿人類思考的表面形式，卻不一定真正理解問題本身。數學領域恰好是檢驗這項缺陷最嚴格的場域。數學證明沒有模糊空間，一個步驟錯誤，整個結論就失去成立基礎。Google DeepMind 研究團隊選擇的策略並不是單純增加模型規模，而是在人工智慧之外建立一套絕對客觀的驗證機制。所有推理步驟都必須接受形式化數學系統 Lean 的檢查，每一個邏輯環節都需要被驗證，任何錯誤都無法被掩蓋或合理化。Lean 是由微軟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主導發展的形式化定理證明系統，本質上是一種能夠讓數學命題轉化為機器可驗證程式碼的語言環境。在 Lean 的世界裡，沒有「大概正確」這種模糊空間，只要邏輯出現漏洞，系統就會立即拒絕通過。這項變化看似只是技術細節，實際上可能代表人工智慧發展的重要轉折點。過去人工智慧產業普遍追求打造一個無所不知的超級大腦，希望透過增加參數來提升能力。現在出現的新方向則是承認模型本身並不完美，甚至會持續犯錯，但透過外部監督系統、驗證機制以及反覆修正流程，最終仍然能夠產生可靠結果。換句話說，未來人工智慧的關鍵不只是讓模型變得更聰明，而是讓整個系統變得更可靠。這種思維其實與現代工程學發展歷程高度相似。飛機引擎、核電系統、太空科技甚至金融交易平台，都不是依靠零錯誤元件運作，而是依靠層層檢查、備援機制與風險控制來確保整體系統安全。人工智慧正在走向同樣的道路。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項技術揭露出未來產業競爭的新規則。大型模型與超級算力仍然是人工智慧的主流，人工智慧產業並沒有擺脫算力競賽，而是進入新的競爭階段。未來企業不只要思考如何建立更大的模型，也必須思考如何建立更有效率的驗證系統。真正的競爭優勢將來自算力與制度設計的結合，而不是單純追求參數規模。對台灣而言，這項變化尤其值得重視。過去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占據重要地位，主要優勢來自晶片製造能力。人工智慧進入驗證時代之後，需求將不只是更多 GPU 與更大資料中心，還包括形式驗證、數位孿生（Digital Twin）、自動測試、模擬系統以及可信任人工智慧架構。這些領域都與台灣既有的資訊產業、軟體工程、電子設計自動化以及半導體產業高度相關。在軟體產業方面，未來程式設計工作的重心可能發生重大改變。當人工智慧能夠快速生成程式碼，人類工程師的核心價值將逐漸從撰寫程式轉向設計測試規格、建立驗證流程以及定義系統品質標準。真正重要的不再是寫出多少程式，而是能否建立一套讓人工智慧無法產生錯誤結果的檢查機制。在晶片產業方面，人工智慧能夠在虛擬環境中快速測試數百萬種設計組合，大幅降低實體試產失敗風險。由於一次先進製程流片成本可能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任何能夠提高設計成功率的技術，都將具有極高商業價值。這也意味著人工智慧與半導體設計工具的整合，將成為下一波產業競爭焦點。法律、金融、醫療與政府治理領域同樣可能受到深刻影響。當法規、契約條文、行政流程以及風險控制規則逐漸被形式化與數位化之後，人工智慧不只是提供建議，而是能夠在明確規則下進行反覆驗證與模擬推演。這將改變專業服務產業的工作模式，也可能提高決策品質與執行效率。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這項技術發展帶來最重要的啟示是，人工智慧產業的競爭焦點正在改變。過去大家討論的是誰擁有更大的模型，未來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誰能建立最可靠的驗證體系。誰能夠將商業規則、技術標準、法律規範以及產業知識轉化為可以被機器驗證的形式化架構，誰就可能掌握下一個階段的競爭優勢。人工智慧的未來未必是打造一個無所不知的超級大腦，而是建立一個能夠持續發現錯誤、修正錯誤並驗證結果的智慧系統。這種從「追求聰明」轉向「追求可靠」的轉變，可能比任何一次模型參數的成長都更具歷史意義。對企業、政府以及教育體系而言，現在需要思考的已經不是如何使用人工智慧，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能夠約束人工智慧、驗證人工智慧並信任人工智慧的制度架構。這很可能就是下一個 AI 時代真正的競爭起點。

投書AI數位分身正在改寫身分認同，台灣必須及早建立信任與治理規則

AI數位分身正在改寫身分認同，台灣必須及早建立信任與治理規則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與數位分身快速發展之後，台灣社會即將面對的核心問題，不只是技術能做到什麼，而是人們如何確認「我是誰」、「誰代表我」以及「誰必須負責」。過去的數位生活，大多只是把人的行為延伸到網路上。現在的AI技術已經能模仿語氣、分析偏好、生成內容，甚至替使用者在不同平台上進行互動。這代表數位身分不再只是帳號名稱，而可能成為一種具備影響力、行動力與社會後果的新型存在。數位分身改變自我認同的方式，關鍵在於真實身分與虛擬角色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一位台灣民眾可能同時使用本名帳號、匿名帳號、AI生成化身與自動化代理人，在社群平台、金融服務、醫療諮詢、教育系統與公共討論中活動。這些身分雖然來自同一個人，卻可能呈現不同語氣、立場與功能。當不同數位角色產生衝突時，社會就必須回答一個新問題，哪一個身分才真正代表當事人的意思。這場變化不只是個人生活問題，更會影響公共領域的運作。公共討論過去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發言者是可被辨識、可被追問、可被負責的人。AI數位分身大量進入網路空間後，輿論形成、政策回饋與社會信任都會受到衝擊。政府收到的意見，可能來自真實公民，也可能來自AI代理人、自動化帳號或商業操控的虛擬群眾。若無法辨識來源與責任歸屬，民主討論便可能被稀釋，公共決策也會失去可靠依據。產業面同樣受到重大衝擊。媒體、設計、教育、金融、客服、醫療與內容產業，都會因AI生成內容與虛擬人格而重新洗牌。AI可以降低內容生產成本，提升服務效率，也能創造新的個人化商業模式。問題在於，當文章、影像、聲音、人物形象與專業建議都能被AI大量生成，原創、專業、著作權與責任界線就必須重新定義。若制度沒有跟上，創新會被濫用，市場信任也會快速流失。台灣尤其需要重視數位身分的透明化與信任機制。過去健保卡、自然人憑證與數位身分證的討論，已經讓社會看到個資保護、資料集中、政府監督與資安風險的敏感性。AI時代的問題更加複雜，因為數位分身不只是儲存個人資料，而是可能代表個人說話、消費、簽約、投票、諮詢與影響他人。這種情況下，台灣不能只靠事後追究，而應建立事前辨識、透明標示、授權紀錄與責任追蹤制度。青少年與年輕世代的身分認同也需要被納入政策討論。許多年輕人在社群平台、遊戲世界與虛擬社群中建立自我形象，甚至透過AI化身表達情緒、展現才華與尋求認同。這種模式提供更多表達自由，也可能造成現實人際關係疏離、心理壓力增加與虛擬評價依賴。教育現場若只把AI視為工具，卻不處理身分認同、情緒健康與數位倫理，學生可能學會使用科技，卻沒有能力辨識科技如何改變自己的價值判斷。法律體系也必須面對新的責任難題。現行法律大多以自然人、法人與平台責任為基礎，對AI生成的虛擬人格缺乏清楚定位。若數位分身散布不實訊息、進行詐欺、侵犯肖像、冒用聲音或造成名譽損害，責任應由使用者、開發商、平台業者還是資料提供者承擔，必須有更明確的規則。跨國平台與境外服務更增加執法困難，台灣若缺乏前瞻法制，很容易在全球數位治理中陷入被動。AI數位分身並不只有風險，也具有明確的公共利益潛力。醫療照護可以透過AI虛擬助理協助長者追蹤健康狀況，教育服務可以利用AI分身提供偏鄉學生個別化學習支持，政府服務也可以透過可信任的數位代理人提升行政效率。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要用什麼規則發展。若台灣能把資料安全、倫理責任、透明標示與弱勢保護納入設計核心，AI數位分身就可能成為提升社會韌性的工具。台灣的戰略價值，在於同時具備科技產業基礎與民主社會經驗。台灣不應只把AI數位分身視為軟體服務或商業產品，而應把這項技術放入國家治理、產業升級與民主防衛的整體架構中思考。未來政策應強化數位身分管理、個資保護、AI生成內容標示、虛擬人格責任歸屬與平台透明義務。產官學也應培育同時理解AI技術、法律規範、社會心理與倫理治理的跨域人才。更重要的是，台灣需要參與國際規範制定。AI數位分身牽涉跨境資料流動、平台責任、著作權、詐欺防治與民主治理，單靠國內法規難以完整處理。台灣若能提出兼顧創新與人權的治理模式，就能在新興數位秩序中取得更多話語權。這不只是科技競爭，也是制度競爭與價值競爭。AI數位分身正在重新定義自我、責任與公共領域。台灣不能等到詐騙、假訊息、身分冒用與社會信任崩壞之後，才開始補破網。真正有戰略眼光的做法，是現在就建立可信任的數位身分制度、明確的責任規則與公民數位素養。未來的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更強的AI，而是誰能讓AI在可信、可管、可問責的制度中運作。這才是台灣在AI時代可以建立的真正優勢。這版主軸放在「數位分身不是炫技，而是身分、信任、法律與民主治理問題」，並把台灣的實務戰略收束到數位身分、責任歸屬、平台治理、教育與國際規範。

投書從代工走向規則輸出，AFACT為台灣開啟數位出口新契機

從代工走向規則輸出，AFACT為台灣開啟數位出口新契機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正式接掌亞太貿易便捷化與電子商務理事會（AFACT）常設秘書處，被許多人視為一項國際參與的重要成果。不過，如果將這項發展僅僅視為外交突破，恐怕低估了背後真正的戰略價值。對於正面臨產業轉型壓力的台灣而言，AFACT帶來的最大機會不只是提升國際能見度，而是讓台灣有機會從過去的標準遵循者，逐步轉型為標準參與者，甚至成為數位服務規則的重要推動力量。回顧過去數十年，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來自製造業與資訊電子產業。無論是個人電腦、手機、網通設備或半導體產品，台灣企業大多依循國際品牌制定的規格進行生產。這種模式創造了龐大的出口產值，也讓台灣建立完整供應鏈體系。數位經濟時代的競爭邏輯已經出現變化。產品固然重要，規則與標準的重要性卻持續提升。誰能制定資料交換格式、電子文件規範、數位身分驗證機制與跨境資訊交換架構，誰就更有機會掌握市場主導權。許多國家開始將數位標準視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盟推動數位產品護照，美國推動可信任供應鏈架構，新加坡積極發展智慧貿易平台，日本則大力投入跨境數位治理合作。全球競爭已逐漸從產品競爭延伸到制度競爭與標準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AFACT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AFACT長期扮演聯合國貿易便捷化與電子商務中心（UN/CEFACT）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推動平台，負責促進電子文件標準、單一窗口系統、供應鏈數位化以及跨境資料交換機制的實際應用。許多國際標準能否真正落地執行，往往取決於區域組織的推動能力與會員經濟體的參與程度。台灣掌握秘書處運作權之後，最大的價值並非增加幾場國際會議，而是能夠更深入參與亞太數位貿易標準的討論與發展方向規劃。當台灣能夠參與規則形成過程，未來產業布局將不再只是被動配合，而是有機會主動提出符合產業需求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台灣應該將這項優勢進一步轉化為數位服務出口的新動能。過去談到出口，多數人想到的是機械設備、電子零組件或半導體產品。未來國際市場需要的不只是硬體設備，而是完整的數位解決方案。電子發票系統、智慧物流平台、供應鏈追蹤系統、數位通關服務、跨境電子商務管理平台、金融科技應用以及碳足跡管理系統，都可能成為新的出口項目。台灣其實已經累積大量成功經驗。例如電子發票制度推動多年，相關技術架構與管理制度相當成熟。海關電子化作業、物流資訊整合以及供應鏈管理能力，也具備相當程度的國際競爭力。如果能夠透過AFACT平台，將這些成熟經驗轉化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數位服務產品，就有機會將台灣的實務經驗輸出到其他亞洲國家。要達成這項目標，產業界與政府需要共同推動三項重要工作。第一項工作是標準化與產品化。許多台灣企業擅長客製化服務，但國際市場真正需要的是可快速部署、可複製、可擴充的標準化產品。未來應鼓勵更多業者參與AFACT相關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將台灣現有的數位服務架構與UN/CEFACT國際標準接軌。當系統能夠符合共同標準規範，跨國導入成本將大幅降低，也更容易進入不同市場。第二項工作是建立示範場域與最佳實踐案例。許多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正在推動數位轉型，但缺乏完整經驗與技術能力。台灣可以利用自身產業優勢，將成熟的電子通關、物流整合、供應鏈管理與電子商務平台建構經驗整理成示範模組。當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尋求數位轉型方案時，台灣就有機會成為優先合作對象。第三項工作是建立跨產業數位服務聯盟。數位服務輸出很少依靠單一企業完成。跨境電子商務涉及支付系統、物流系統、身份驗證機制、電子文件交換以及資訊安全管理。碳足跡管理則需要供應鏈資料整合、驗證機制與永續揭露平台。未來若能結合金融科技、物流科技、軟體服務、雲端平台與顧問服務業者，共同打造整體解決方案，國際競爭力將遠高於單一產品輸出模式。從更長遠的角度觀察，AI時代的到來將讓AFACT的重要性進一步提高。未來跨境交易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可能是AI代理人與AI代理人之間的互動。旅遊預訂、物流安排、採購管理、供應鏈協調甚至金融服務，都可能透過人工智慧系統自動完成。當AI開始參與商業決策，背後所需要的資料交換格式、API規格、電子憑證機制與可信任驗證架構，將成為全球數位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台灣如果能夠利用AFACT平台，結合自身在資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與軟體服務領域的優勢，進一步推動符合AI時代需求的新型國際標準，不僅能提升國際影響力，也能為台灣企業創造新的市場機會。接掌AFACT秘書處只是起點，而非終點。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台灣能否把國際參與轉化為產業競爭力，把標準制定轉化為市場優勢，把數位治理能力轉化為出口產品。當全球經濟逐步走向數位化、智慧化與永續化，未來最具價值的出口項目未必是看得見的硬體設備，而是支撐國際貿易運作的制度、標準與數位服務。AFACT提供的正是一個讓台灣從硬體出口邁向規則輸出、從產品競爭走向標準競爭的重要機會。能否把握這項契機，將決定台灣下一個階段的國際競爭力與經濟發展高度。

投書談判桌外的旁觀者：歐盟在中東戰略中的自我邊緣化

談判桌外的旁觀者：歐盟在中東戰略中的自我邊緣化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當美國與伊朗透過阿曼與卡達的斡旋，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MOU）並啟動新一輪核談判時，中東局勢迎來了罕見的戰略窗口。然而，這場直接關乎歐洲大陸安全與地緣穩定性的博弈，歐盟卻連入場券都拿不到。華盛頓與德黑蘭以絕對的效率達成共識，將歐盟完全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使這場曾經由歐洲主導的核談判，徹底淪為一場「大國與區域強權」的雙邊戲碼。在談判程序啟動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試圖以「技術優勢」作為護身符，強調歐洲在核查機制上的專業性，並警告缺乏監督將導致協議崩塌。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外交主張，不如說是對自身邊緣化的無力辯解。當談判的核心邏輯已簡化為「制裁解除」與「核凍結」的赤裸交易時，歐盟那些繁瑣的制度經驗與技術官僚式的倡議，顯得既迂腐又脫節。專業，從來不是在強權政治中換取話語權的籌碼。事實上，歐盟的邊緣化並非偶然，而是其長期戰略錯判的必然結果。歐盟此前寄望透過聯合國「快速恢復制裁」機制展現所謂的「硬實力」，結果卻因為缺乏配套的談判槓桿，導致該舉措淪為一場蒼白的政治秀，不僅未能制約伊朗，更反向削弱了自身的可信度。更可笑的是，在連談判桌邊緣都摸不到的情況下，卡拉斯仍執意主張將彈道飛彈、區域代理人與網路行動納入議程。這種「在談判桌外試圖重塑議程」的傲慢心態，不僅反映了歐盟對現實政治的極度遲鈍，更暴露了其「戰略脫節」的深層危機。對美國而言，繞開歐洲不僅是為了追求控制力，更是為了規避歐洲內部——特別是英法德（E3）長期以來的搖擺與分裂。美國早已看穿，歐盟對伊政策既無長期一致的願景，也缺乏足以影響華盛頓決策的集體意志。當伊朗公然稱歐洲為「無關緊要」，這不僅是對歐盟外交官的羞辱，更是對其戰略失能最直接的註腳。如今，距離談判窗口關閉僅剩60天，歐盟若仍沉溺於「應該被納入」的道德優越感中，而非反省「為何沒人需要我們」，那麼結局已定：歐洲將再次淪為被動的旁觀者，被迫接受一套由他人設計、且未必符合歐洲安全利益的安全安排。

投書日本修憲聲音再起，東亞局勢再現波動

日本修憲聲音再起，東亞局勢再現波動楊聰榮（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隨著日本自民黨重要派系人物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公開主張修憲，尤其針對現行憲法第九條中「放棄武力」的條文，東亞地區的安全動態再次引起關注。憲法九條自1947年施行以來被視為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象徵，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不應保持陸海空軍以及其他戰力，也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樣的規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政策下形成，目的在預防日本再次走向軍國主義，確保區域長遠和平。近期修憲討論重新升溫，反映出日本國內外情勢巨變與戰略思維的新調整。對台灣而言，日本修憲動向具有高度戰略意義，不僅牽動東亞整體軍事平衡，也與台日關係和台海安全息息相關。隨著冷戰結束與區域安全環境劇烈變化，日本戰後所依憑的「和平主義」與「單一安全保障架構」開始面臨現實壓力。冷戰期間，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下，以「經濟成長換取安全依賴」作為國家戰略核心，依靠《美日安保條約》與駐日美軍的存在，得以在不大幅擴軍的前提下維持國家安全，同時專注於經濟發展。然而，進入21世紀後，地緣政治局勢產生明顯轉折：中國崛起與軍力現代化、北韓飛彈與核武試驗頻仍、俄羅斯在東北亞的軍事活動增加，都使日本周邊威脅感顯著升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被視為「鉗制日本軍力」的憲法九條，逐漸被日本國內某些政治勢力與安全戰略學者視為「限制正常防衛能力」的結構性瓶頸。特別是在安倍晉三政府時期，透過「集體自衛權」的解釋修憲，已經為自衛隊在國際及區域安全合作中扮演更積極角色打開大門。高市早苗等人現今進一步主張的，是將這種「解釋上的鬆綁」制度化、明文化，讓自衛隊的法律地位更清晰，同時強化日本行使軍事力量的正當性與彈性。對支持者而言，這是一種「讓憲法追上現實」的必要調整；但對反對者來說，這則是「和平主義防波堤的倒塌」，恐怕將推動日本一步步走向「正常國家化」的軍事擴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國內社會對修憲的態度並不單一。雖然近年受到周邊安全威脅與國際局勢緊張的影響，支持加強防衛力的人口比例有上升趨勢，但對於是否應該從根本上修改憲法九條，民意仍然存在明顯分歧。一方面，有人主張在美中競逐加劇之際，日本若不提升軍事與外交自主性，恐在關鍵時刻喪失主動權；另一方面，仍有大量民眾與知識界堅持，戰後七十餘年來，日本憑藉和平憲法塑造了「非軍事威脅國家」的形象，這不僅降低軍事衝突風險，更為日本在國際社會累積相當軟實力與道德資本。一旦修憲過度傾向軍事正常化，將可能削弱這項重要資產。日本修憲的程序本身相當嚴格，需要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經全民公投，這也使修憲不只是權力菁英的政治工程，更是攸關全民價值選擇的重大決定。正因如此，當高市早苗等人積極倡議修改憲法九條時，其實同時引發的是一場關於「日本應成為何種國家」的深層辯論：是應該成為能夠獨立運用武力的「普通國家」，還是持續以克制軍事力量、強調和平貢獻的「特殊國家」自我定位？這樣的抉擇，不僅將重塑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戰略，也將在東亞形成長遠影響。對台灣而言，理解這場日本內部的價值拉鋸與戰略思維轉變至關重要。因為一旦日本在憲法層級放寬武力運用限制，未來在涉台議題上，無論是海上運補、情報分享、後勤支援，甚至在極端情況下的軍事介入，都可能比過去更具操作空間。換言之，日本修憲若成功，不只改變其自我防衛架構，也將牽動整個東亞安全網絡的結構配置。因此，台灣在觀察日本修憲的同時，應超越單純「支持或反對」的表面判斷，而是冷靜評估其對區域威懾力、台海穩定與台日實質合作可能性所帶來的綜合影響，並及早思考如何在新局勢下尋求最大化自身安全與利益的戰略布局。日本憲法第九條主張「放棄武力」至今已近八十年。戰後的日本，靠著安全條約加入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自身維持「專守防衛」政策，緊守和平憲法精神。自衛隊（Japan Self-Defense Forces）雖在憲法下設立，屢受國內輿論與周邊國家的質疑，特別是在區域安全威脅升高，例如北韓導彈試射、南海與東海局勢緊張時，國內對自衛權與安全自主性呼聲就會增加。政府每逢此時皆需在和平憲政理念與國家安全現實間求取平衡。高市早苗近期表態認為憲法不合時宜，已不符當前日本面臨的國家安全需求。她的態度凸顯了部分保守派對現狀不滿，他們認為現行憲法對日本國防自主性造成拘束，使日本在國際安全合作中常受掣肘，難以與盟友共同行動。支持修憲者與反對修憲者的分歧，主要來自對現行憲法是否足以回應時代變遷與社會需求的判斷不同；支持修憲者認為，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已大幅改變，現行憲法在權力制衡、人權保障、國家定位與政府運作等方面存在不足或模糊之處，需要透過修憲來完善制度、回應新興議題，避免憲政體制與現實脫節，因此在他們的邏輯中，修憲是一種必要且正當的制度更新；相反地，反對修憲者多半擔心，一旦開啟修憲大門，可能引發政黨惡鬥、權力重分配或社會撕裂，甚至被特定政治力量利用而改變既有權力平衡，進而損害民主基礎與既得的自由權利，在他們看來，維持憲法穩定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與其冒風險大幅修改，不如透過現有法律或政策調整來因應問題；因此，雙方的背後邏輯，一方強調「隨時代調整制度」以求與現實接軌，另一方則重視「憲政穩定與風險控管」，擔心變動本身可能帶來難以挽回的後果。支持修憲者通常強調區域安全威脅與日本自身責任。中國在東海的海空軍活動持續擴張，北韓不確定的核武能力與導彈技術，也讓日本安全處境更加複雜。在日美安保體制下，雖保障日本安全，但近年美國「印太再平衡」政策調整，美方雖加強區域軍事部署，但也更希望盟國自主強化防衛能力，分擔安全責任。日本政府也逐漸調整安全策略，例如修改安保法令，允許集體自衛權有限行使，但憲法第九條始終限制進一步行動。修憲派認為現行規範過於陳舊，必須明確賦予自衛隊保障國家安全的「軍隊」地位，並賦予交戰權，才能有效嚇阻威脅，維護自身與盟友之間的合作可能。反對修憲者則強調憲法第九條有助於維護東亞穩定，若日本名義上恢復「軍隊」地位，恐引發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與韓國）歷史陰影下的疑慮，甚至掀起區域軍備競賽。部分日本人以和平主義價值為傲，認為修憲不但違背歷史精神，也可能將日本帶入新的軍事衝突或外交孤立。另一層憂慮來自內部民意尚未完全一致，而即使是自民黨內部，不同派系間對修憲內容與路徑也有歧見，尚未形成絕對共識。從目前資料可見，高市早苗此番公開發聲雖點燃議題討論，卻離修憲實質推動還有一大段路。東亞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升高，日本在周邊安全環境惡化與美日同盟深化的背景下推動修憲，特別是圍繞自衛隊法律地位與集體自衛權的擴張，其結果將直接影響台灣安全：一方面，日本若強化防衛能力與法制彈性，可能在台海危機時更積極配合美軍行動，提供後勤支援、情報分享與周邊有事時的安全保障，形成對中國的嚇阻效果；另一方面，日本軍事角色的擴大也可能刺激區域軍備競賽，加深北京對「圍堵」的疑慮，進而讓台海局勢更為緊張，因此日本修憲與台灣安全之間具有密切且複雜的互動關係。日本憲法修正的每一步都與區域地緣政治緊密連動。現今台海情勢高度敏感，外界普遍關切中國的軍事壓力升級，日本的地理位置與安全政策成為台海安全防線的重要一環。日美安保體系直接承接台灣安全利益，台灣與日本有著密切的人員交流與產業合作，彼此在亞太供應鏈、海空運輸、科技戰略甚至能源安全上都存在深厚關聯。一旦日本政策異動，必將對台灣產生實質影響。若日本修憲強化自衛隊軍事角色，有益於區域聯防合作，增加平時聯合演訓及危機管控能力，加強對中國潛在威脅的威懾力。台灣在區域多邊安全架構中也能有更成熟的合作空間，這對提升台灣的生存安全、戰略自主以及國際發聲具有戰略價值。在實際執行層面上，台灣面臨的現實操作挑戰十分多元，包括資源分配不均、行政協調成本高、法規調適速度趕不上產業與科技變化，以及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權責與資源上的拉鋸等，而在這些限制下所做出的政策選擇，往往必須在理想與可行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回應國際趨勢與長期發展目標，例如產業轉型、數位治理與社會安全網強化，另一方面又必須顧及短期政治現實、財政負擔與社會接受度，因此台灣的政策路徑常呈現漸進式改革、折衷妥協與分階段推動的特徵，也凸顯出決策者如何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面對現實限制，仍試圖維持政策方向與核心價值的一貫性。修憲對日本內部而言需經過嚴格程序，不僅要通過國會三分之二贊成，還需公民投票過半同意，目前社會分歧仍深。修憲過程未必一帆風順，但即使未正式修憲，圍繞自衛隊角色政策仍有不小彈性發展。近期自衛隊已大幅提升威懾能力，加強與美國、澳洲、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多邊對話與聯合軍演，也提升了東亞整體軍備動態與安全合作程度。具體觀察到台日兩地在救災、海難、資安與反恐等領域合作基礎已相當穩固，若日方進一步強化防衛政策，雙方合作空間可望更大，但也需審慎避免被扣上區域軍備競賽的帽子。台灣需格外關注與日本間戰略溝通管道，強化危機應變合作機制，深化科技、情報與指揮能力對接，並保持對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立場的主張。面對區域軍事風險升高，穩定台日之間互信，妥適處理潛在外交摩擦，將是維護台灣多元連結與自主外交空間的關鍵。台灣政策規劃單位需再三評估日本修憲對國防戰略、國際法立場、外交布局的中長期衝擊，確保在變動局勢下穩住安全底線，也把握東亞區域治理升級的契機。在此背景下，台灣若只被動觀察日本修憲與東亞權力版圖重組，勢必將自身安全與利益交由他國決定，顯然並非明智之舉。要在變動局勢中掌握主動，必須從戰略思維、制度設計與實務合作三個層面，進行更具前瞻性的全盤規劃。首先，在戰略思維上，台灣需將日本修憲與美中競逐、印太戰略、多邊安全架構等因素納入整體評估，而非單點式觀察。換言之，應把日本安全政策調整視為「區域力量再平衡」的一環，審慎思考台灣在其中可扮演的角色：是僅作為被保護的「安全受益者」，還是能逐步成為能與其他民主夥伴分享風險、共同承擔責任的「安全供應者」。這不僅涉及軍事能力，更包括資訊安全、關鍵技術、能源與海運線保護等廣義安全領域。唯有提早界定自身在區域安全網絡中的定位，台灣才能在未來與日本或其他夥伴對話時，提出明確訴求與合作藍圖，而非陷於臨時應變。在制度與法規層面，台灣應檢視現行法律框架是否足以支持與日本及其他夥伴之間的安全與準安全合作。例如，在情報分享、後勤支援、軍民雙用技術合作、港口與機場使用規範等方面，是否存在法律模糊地帶或程序障礙，導致即使雙方有合作共識，實際執行卻寸步難行。若能及早推動相關法規調整或補強，並建立透明、可預期的程序，不但能降低國內政治爭議，也能讓國際夥伴對台灣的政策穩定性與可信度更具信心。同時，台灣在推動任何與安全有關的制度創新時，也應強調民主監督與資訊公開機制，以減少社會疑慮，確保在追求安全的同時，不犧牲自由與人權價值，維持與日本及其他民主國家相近的制度標準，強化價值同盟的凝聚力。第i在實務合作層面，台灣與日本之間已在經貿、科技、觀光與文化交流累積深厚基礎，未來應思考如何將這些「軟連結」轉化為「韌性安全」的資產。例如，在供應鏈安全上，雙方可進一步整合半導體、關鍵材料、再生能源與關鍵零組件產業，透過分工布局，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強化面對地緣風險時的承受能力。在海上安全方面，可在既有的搜救與海難合作基礎上，擴展到海洋環境監測、非法漁撈打擊、海底電纜保護等領域，讓合作看似「非軍事」，卻實質提升彼此面對突發情勢時的協同能力。此外，在資安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上，台日雙方也能透過專家交流、聯合演練與技術分享，建立共同防線，避免在混合戰與灰色地帶衝突中被各個擊破。然而，台灣在積極強化與日本關係的同時，必須謹慎拿捏節奏與對外話語，以免被外界誤解為「聯合圍堵」或「軍事結盟」的激進操作。對外宣示時，應一再強調合作的核心目標在於「維護區域和平穩定、保障國際公共財」，如海上航行自由、供應鏈安全與人道救援能力，而非針對特定國家的挑釁或對抗。這種框架有助於降低周邊國家的疑慮，也讓日本在國內推動涉台合作時，較不易遭到反對勢力攻擊。台灣在對內溝通上，也應讓社會理解：強化與日本、安全夥伴的連結，是為了提高自我防衛與嚇阻能力，目標在於避免戰爭，而非加速衝突。只有當多數民意能接受「和平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準備」的理念時，政策才有持久推進的社會基礎。面對未來十年東亞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確定性，台灣不能僅以短期選舉與政黨利益為政策調整的主要考量，而應以「國家長期安全與繁榮」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這意味著無論政黨輪替與否，都應在對日關係與區域安全布局上維持一定的一致性與延續性，避免因內部政治角力而向外傳遞混亂訊號，削弱國際夥伴信心。日本修憲的進程或許仍需時間觀察，但其圍繞的議題——國防自主、集體安全、憲政價值與區域秩序——已實質影響東亞的安全思維。台灣若能在此關鍵時刻及早調整策略、深化與日本的互信與合作，不僅可在潛在危機中提高自我保護能力，更能在區域重組過程中，爭取一個兼具安全、尊嚴與發展空間的主體位置。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修憲爭議不只是外部變數，更是一面鏡子，迫使台灣重新檢視自身安全策略與區域角色，並在變局中尋求新的平衡與前進方向。東亞安全環境已如走鋼索般緊張。日本「放棄武力」政策能不能持續維持，背後象徵著一國和平主義信念與現實威脅感知的艱難對話。身處這個板塊交界上的台灣，要警覺戰略環境持續劇變給自身帶來的風險與機會。台灣可以在現有台日安全合作框架基礎上多做布局，包括加強高層互訪、政策對話平台、區域多邊會議參與，爭取國際社會更多關注台灣安全處境。只有如此，面對東亞安全屋頂出現的裂縫，台灣才能提前插好雨傘，為自身爭取更多主動安全與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