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瑞士義大利語公共媒體RSI播出對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的專訪。吳志中在訪談中提出一個直接的問題。瑞士長期表示希望維持中立，實際上卻能與中國政府進行政治對話，對台灣高階官員的訪問與政治接觸則設下許多限制。這樣的差別待遇，究竟還能不能稱為中立。

吳志中強調，台灣並不是要求瑞士轉向支持台灣，也不是要求瑞士立即改變外交承認政策。台灣期待的是更公平的接觸空間。若中立代表不預先判斷爭議雙方，瑞士至少應該允許台灣官員與瑞士政府進行正常對話。吳志中也提到，台灣政治人物前往瑞士並不容易，台灣過去希望在日內瓦刊登支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廣告，也曾遭遇限制。RSI刊出的完整訪談⁠顯示，吳志中的重點不是責難瑞士，而是要求瑞士重新檢查中立原則在台灣議題上的實際運用。

這場對話很快在瑞士國會引起反應。瑞士人民黨國會議員Piero Marchesi表示，瑞士確實應該盡可能維持公正，面對台灣時是否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則，值得瑞士社會討論。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Jon Pult則從另一個角度回應，瑞士中立主要是指不參與戰爭，並不代表所有外交關係都必須保持完全等距。

Jon Pult同時承認，瑞士政治人物確實因為擔心激怒北京，對台灣採取過度保守的態度。瑞士應該更有勇氣，在不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與台灣發展具體而穩定的經濟、文化及社會交流。Piero Marchesi也坦言，瑞士在中國擁有重要經濟利益，瑞士是否公平對待台灣仍然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兩位國會議員來自不同政治陣營，對中立的定義也不完全相同，卻都承認瑞士對台政策存在過度自我限制。這項交集比單純支持台灣更有意義。瑞士內部已經有人開始區分一中政策、中立原則與對北京的政治顧慮，不再把3個不同問題混成同一件事。

從國際法與瑞士政治制度來看，吳志中的說法具有政治穿透力，也需要更精確地理解。瑞士的永久中立主要規範戰爭與軍事參與，一中政策則屬於外交承認與國家利益的選擇。瑞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承認台灣，並不是中立原則必然產生的結果。瑞士政府若以中立為理由限制台灣官員訪問或阻止正常對話，便可能把軍事中立擴張成政治沉默。

瑞士外交部公布的政策資料顯示，瑞士自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便不再與台灣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瑞士政府同時明確表示，與台灣進行技術層級合作是可能而且受到歡迎的，台灣也是瑞士在亞洲第5大出口市場。瑞士外交部的官方說明⁠證明，一中政策並未禁止瑞士與台灣往來。真正的問題在於，瑞士把許多原本可以進行的交流，長期限制在低政治敏感度的技術與民間層級。

台灣必須承認這項現實。瑞士不太可能因為一次訪談便改變延續數十年的外交承認政策。中國是瑞士重要的經貿夥伴，北京也會對任何提升台灣政治地位的行動施加壓力。瑞士政府需要考量經濟利益、外交傳統與國內政治，政策轉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承認現狀不代表接受現狀永遠不變。外交關係的改變很少從正式承認開始，往往先從國會訪問、媒體對話、學術交流、產業合作與公共政策討論逐步累積。每一次公開對話，都會讓台灣從抽象的中國議題，轉變成具有民主制度、產業能力與社會經驗的合作夥伴。

瑞士國會下院早在2023年便通過動議，主張深化與台灣國會的交流，並擴大貿易、創新、文化、科技、研究及教育合作。中國駐瑞士使館隨即表達反對，瑞士國會議員並未放棄相關主張。瑞士國會表決的相關報導⁠顯示，台灣與瑞士的政治關係並非完全沒有空間，瑞士政府、國會兩院與不同政黨之間仍存在可以推動改變的政策縫隙。

台灣現階段不宜把目標只設定為正式建交，也不應把每次交流簡化成親台或親中的選邊。更實際的目標，是讓台灣與瑞士的接觸逐漸正常化與制度化。國會議員互訪、地方政府合作、大學研究計畫、智庫對話及產業交流，都可以降低瑞士政治人物與台灣接觸的成本。

台灣也需要提出瑞士無法忽視的合作內容。瑞士在精密製造、製藥、金融、職業教育與科研體系具有優勢，台灣則在半導體、人工智慧、數位治理、公共衛生、資安與防災領域累積重要能力。雙方若能建立定期政策對話，將合作從單次訪問推進到共同研究、人才培育與供應鏈布局，政治關係便會獲得更穩定的實質基礎。

現在也是台灣擴大與國際民主夥伴對話的重要時機。烏克蘭戰爭、關鍵供應鏈風險與中國對外政治施壓，已使歐洲國家重新思考經濟安全、民主韌性與對中依賴。台灣不需要要求歐洲國家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立刻選邊，台灣應該要求民主國家保有自主決策的空間，不要讓北京替歐洲政府決定誰可以進入、誰可以發言，以及誰能參與國際合作。

台灣外交的成效不能只用邦交國數量衡量。政治人物能否正常互訪，國會支持能否跨越政黨，合作計畫能否編列預算，媒體與學術界能否持續討論台灣，這些變化同樣構成國際空間。正式承認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正常對話卻可以從現在開始。

吳志中與瑞士媒體的這場對話不會立即改變瑞士政策，卻已促使瑞士國會議員公開承認對北京的顧慮，也讓瑞士社會重新討論中立、公平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台灣需要持續提出問題，也需要提供合作方案與制度管道。當對話持續累積，今天看似有限的媒體訪談，才可能成為明天政策改變的起點。

（時事評論員，公督盟評審委員，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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