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能夠到Sydney Institute 發表關於中國未來政治變化和進程的我個人觀點。我與悉尼學社的交往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在這裏發表演講還是第一次。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的標誌性人物，我很高興與他在此連袂演講。
從1989年以來的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我們都在觀察著，只是所看到和理解的內容也許不盡相同。全世界都在讚賞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進步，我對於中國的任何進步都由衷的高興。我承認中國在經濟方面的進步與發展，我認為應該更加全面地從政治經濟道德和環境等多方面看待中國的發展與進步。西方往往只願意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這方面，對中國其他方面的往往視而不見。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確經濟進步了，國際影響力也有所提升，再加上中國政府巧妙地使用在國際資本幫助下聚起的巨大購買力和軟實力的輸出進一步迷惑了西方，西方比較心甘情願地對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進行了誇大。而中國其他方面狀態被中國政府有效地掩蓋了，西方也被愚弄了。我們對這方面的觀察和注意則更多更仔細，但是我們的觀察往往不被西方所接受，因為我們的聲音太弱小，中國官方的話語如同巨大的擴音器遮蓋了我們的微弱的呼聲。今天有這麼一個機會到這裏發表這個講話，我得再次好好感謝傑拉德和安妮夫婦。
我們先看看中國的社會道德問題。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了大批貪官污吏和億萬富翁在一夜間出現，他們迅速擁有驚人的社會財富，依靠的是不擇手段、權力與利益的交換和勾結。不公平的致富手段引起了社會道德迅速惡化，為了致富，人們學會了無所不用其極。在中國發生的毒奶粉事件，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多的食品如水果蔬菜等都含有大量的毒素，農民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耕種的糧食和蔬菜不敢自己食用，投向市場。但是從市場上買回卻也不能保證不是假劣產品。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最近發表文章說，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來越不被民眾相信，有時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線民的質疑。中國人曾經對一切都充滿信任，對領袖、對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但現在卻似乎什麼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態，不相信媒體的報導，不相信身邊人。
這種“不相信”的情緒，已然滲透進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飲食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交通部門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保持公正。普遍的強大的疑慮已經成為社會的“精神疾病”。假的人們不信，真的人們也不信。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道德體系正在崩潰，一個國家沒有的道德和良知，就沒有了誠信，沒有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這個國家還會有前景嗎？
我們再看中國的環境生態問題。資料表明，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國家就是中國。中國的耕地正在大規地遭受污染，從南到北，從浙江到天津渤海灣的沿海地帶，越來越多的癌症村出現。此外，各地的愛滋病村不斷的上升。過度的放牧和導致水土流失的砍伐、農作和礦業開發，使得原來的草原沙漠化，沙塵暴愈演愈烈，受害範圍從北京的華北地區蔓延到華東、東北，甚至波及鄰國南韓和日本。
我們最後看看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中國依然專制獨裁，沒有領導人的選舉，沒有司法獨立，沒有言論和新聞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政治權力的中共完全壟斷。大約三個星期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中國的人權問題又凸現了出來，很多美國議員敦促奧巴馬總統和美國行政當局把中國的人權議題作為一個政治籌碼向胡錦濤施加所謂的壓力。但是在我看來，這些呼籲和有限的政治壓力對中國人權的根本改善幾乎不起作用。為何？我們首先得搞清楚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人權問題，卻是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獨裁問題，是一黨獨裁的不受監控的絕對權力不斷衍生了中國嚴重的人權問題，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存在改善和惡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是以一党專制獨裁根本前提。如果不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制獨裁問題，要求中國人權問題獲得解決，那是天方夜譚。
今天，許多遭受專制統治的國家的人民已經開始覺醒，開始採取行動要求政治變革。就在最近，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這場政治變革的熱點，人民起來尋求他們的權益，他們在遭受了幾十年的專制統治以後醒了過來，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氣概。突尼斯的一位青年人的自焚引發了全民行動的巨大浪潮，導致了突尼斯總統的下臺，並且波及到了埃及，還有可能影響其他中東國家。類似的自焚行為在中國發生了多少？數不過來了，但是沒有引發連鎖反應和革命。為何？一方面，中國政府的殘忍和狡猾是北非國家的獨裁者不能比擬的；另一方面，中國民眾的膽小怕事甚至是麻木也是一個原因。
我們是否可以把北非所發生的視作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開端，是否會波及到亞洲的中國？有可能但不肯定。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確信，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對北非發生的事情一定是坐臥不安的，而中國的民眾也一定是可以受到其中的啟迪和鼓舞的。我們所有希望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須知，民主和自由是鬥爭得來的，而不是等來的。
我看到了一個嚴峻的現實，柏林牆倒塌了，它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專制中國卻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起一直受到西方的厚愛，在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默許之下，一座“北京牆”正在逐漸築起。
1989年以來，西方一直以人權問題與中共進行交涉，中共也習慣了西方套路，不是動真格的。雙方都清楚，這是一個遊戲。西方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是不要求中國進行可以根本上改善人權的政治民主化，卻認同中共為維護專制獨裁而提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根據當今的國際環境，西方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中共不接受。那麼就退而求其次，不講政治制度，只講人權。所以二十年來西方和中共彼此熟悉對方，互相配合演戲做遊戲。
中國長期專制獨裁，這個狀態不令西方感到煩惱。我常常有這樣的推測：也許這就是西方需要的中國。當然西方的領導人也不會公開場合承認他們對一個獨裁的非民主的中國永久存在感到滿意，因為這麼做了，他們會失去公眾的支持。所以他們就杜撰了一個假想的中國，讓人們相信，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會使得中國不可避免地發生政治變化而走向民主。
去年10月8日，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被宣佈授予劉曉波。我個人認為這個宣佈對中國的政治變化是有很重大意義的，這是挪威率先給以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的一個最大的認可和鼓勵。它可以對中國未來政治變革產生一個推助作用，可以是未來中國變化的新起點，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可見。我的體會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問題獲得了新的關注，中國人的民主求索因此獲得的道義支持達到了最高點。基於這個原因，我從距離奧斯陸最遙遠的澳洲飛去，親身參加了12月10日頒獎典禮。在過去的諾貝爾和平將歷史上，曾經有過三位得獎人，瓦文薩、曼德拉、金大中，他們都經過了一個相同的不凡的歷程，由囚徒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再成為國家的總統。劉曉波會否步他們的後塵完成相同的三部曲？我懷有這個期盼，因此前往奧斯陸。
中國對這個獎項頒發的反應很負面也很恐慌。政府阻止了境內的中國人前往參加，還用了黑社會的方式對境內的維權人士進行騷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名叫華澤的新聞工作者居然被納稅人供養的國家公務員採取黑社會的手段用黑頭套蒙住臉綁架和軟禁長達55天，一直到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儀式結束以後才被釋放。
中國這樣一個專治大國的政治轉型，沒有外力的介入幾乎不可能。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世界上幾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變更都是需要外力作用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如果沒有法國的支持，華盛頓是不可能打敗英國而獨立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沒有日本的支持，也不太可能成功的。列寧的十月革命如沒有德國皇帝的暗中支持，也是不容易成功的。同樣，毛澤東軍事上打敗蔣介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史達林的全力支援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中國的民主運動希望得到國際民主社會的支持，如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有力支持，那麼，這個運動的早日成功，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中國人權狀況得到一勞永逸的改善，是有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但是西方民主社會有這個願望和意識嗎，我看沒有。因此我特別的重視諾貝爾和平獎的2010年度的頒發，希望這個獎項對西方是一個鼓勵和引導。這是我的期盼，遠不是現實。我坦率地承認。
世界民主大國的戰略錯誤在於對蘇聯與中國的區別對待，雷根視蘇聯為邪惡的帝國而進行殊死的鬥爭，通過星球大戰拖垮了蘇聯的本來已經脆弱的經濟，而使得蘇聯在兩極競爭中失敗。西方假設共產黨中國可以演變成友善的經濟體而放鬆了警覺，這是很大的錯誤。共產黨中國可以變為與前蘇聯一樣具有實力而對這個世界產生負面影響作用。
本人在這個問題上觀察是，自老布希以來，美國放棄了世界政治格局上的領導地位，對蘇聯和中國採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對中共專制一味地姑息和縱容，錯誤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民主和人權就會自然到來。老布希數年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位置與中共高層結下的私誼超越了民主與專制的對壘，克林頓總統更是放棄對中共的政治施壓，將人權與貿易脫鉤，聽任中共獲得西方主要是美國的經濟輸血重新佔據政治有利地位。小布希則被“911”事件轉移了視線，更由於同時開闢兩個反恐戰場而深陷泥潭難以自拔。這都給與中共極大機會，從容對內進行鎮壓任何政治反抗，對外獲得一片新綏靖主義氣氛下的良好國際氛圍。那麼現在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亞格蘭的勇敢決定成了黎明的報曉雞，美國和西方是否應該從熟睡中醒過來。
東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競爭和較量遠沒有結束，而克林頓和小布希將中國列為戰略夥伴和戰略競爭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必須有正確的全球戰略目標和眼光，要看到10年、20年甚至30年以後的變化，才能使這個世界長久穩定。蘇聯解體以後中國取代了蘇聯的地位，但是西方陣營依然停留在對付蘇聯打中國牌的時候，意識形態上早就將中國化敵為友了，中國沒有來自西方直接的政治對抗的壓力，巧妙地通過經濟上的平穩發展加固了實力和地位。中國的和平崛起完成以後對世界的危險是什麼，西方民主陣營的政治領導人要有清醒地認識。
上個世紀的兩個對世界造成巨大塗炭的運動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堅稱共產主義的國家前蘇聯和中國都沒有實行過他們的理論和理想，他們實行的是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專制獨裁。然而令人擔憂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所包含的精神和價值在我看來已經發生變異。中國需要民主制度來根本性改善人權問題，而西方的民主已經發生了變異，西方更多地追求的是利益，誠如西方名言：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對待蘇聯和中國採取的是很不相同的外交政策。西方的精神和原則在與中國的貿易和經濟的交往中被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是作為籌碼被交換了。中國用金錢和換取西方的精神和原則，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西方默許了。這是西方民主政治變異的一個普遍現象。那麼，理想中的中國政治變化的模式和榜樣又在哪里，有時候我自已也好像在十字路口，面對著黯淡的前景萬般無奈。
總之，中國除了經濟進步以外，政治制度是沒落的，人權紀錄是惡劣的，道德信仰是缺失的，社會危機是嚴重的，然而西方好像是視而不見。這就讓我回想起了電影The Mummy中的人物，Rick O'Connell，High Priest Imhotep，Beni Gabor。這些人物在當今的與中國關係中都很容易找到對應人和物。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哀。
在海外的推動中國走向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已經淪為一個對中國很難產生影響力的良心運動，諾貝爾和平獎無疑是一支強心劑。這個運動受到了鼓舞，然而我們必須清楚，改變中國的實質性的物質力量遠遠沒有形成，如果沒有民主國家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諾貝爾和平獎所產生的影響力和效應會逐漸消失。
我對下面幾句中國古詩情有獨鍾，幾年前曾經引用過，在這裏我想再次引用，作為我今天演講的結束語。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謝謝大家。
秦晉
2011年2月9日
附註: 2月9日，吾爾開希和秦晉在澳洲具有重大政策影響力的The Sydney
Institute連袂進行演講，此篇為秦晉演講全文，對西方自1989年以後不久開始的國際格局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批評，提出了西方重新陷入的新綏靖主義泥潭對世界帶來的危害。同時承認中國的民主化是中國人民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但是國際社會具有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