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前，接到一個電話，自報家門是美國之音越洋打來的。提了三個問題，希望我回答。
第一個問題：你知道澳州總理吉拉德即將訪問中國一事嗎，她會在訪問中國期間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嗎？回答：我知道，她大概在下周什麼時候訪問中國；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她一定會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認為如果吉拉德總理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人權問題會有助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得到改善嗎？回答：毫無作用。中國領導人一定會充耳不聞，儘管中國領導人可以表現出一付傾聽的樣子。
第三個問題：你為何這麼認為？回答：在西方政治領導人的心目中，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要比中國的人權問題重要的多。中國領導人也心知肚明西方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認真的，只是做做樣子走過場的一個表面文章。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政治交手的時候表現地甘處下風進退失據，澳洲不過一個地區性的中等強權，面對一個“和平崛起”又對她有利益索求的中國，我們對她不能期待過高有非分之想。
澳洲總理吉拉德兩天的中國訪問，見了溫總理又見胡主席，兩度提出了澳洲對最近的中國人權狀況關注，表明了澳洲在這個問題上價值觀。吉拉德總理在與溫總理的會談中進行了外交試探，婉轉地表示了澳州政府、澳洲人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溫家寶則告訴吉拉德，他不相信中國人權問題發生倒退。
舉世都看見了，中國的政治態勢正在快速左轉，政治氣候大有回歸文革時代的趨勢。而溫家寶輕描淡寫地回應了吉拉德，應該說很客氣很禮貌，政治技巧很嫺熟很爐火純青，完全可以比過趙高的指鹿為馬。
中國與西方普遍意義的民主人權在觀念和理解上是不一樣的。在中國領導人的眼裡，人權就是吃飽飯填飽肚子，民主就是1949年的選擇。胡錦濤在2008年訪問日本的時候對日本的小學生講得很清楚，他的國家主席的地位是全國人民選出來的。但是根據筆者對中國的長期和深切地觀察，胡錦濤當上國家主席沒有經過若干年一屆的民主選舉。
不過筆者馬上想明白並且深刻的理解了，中國的民主選舉是1949年一勞永逸地完成的，中國共產黨通過“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在與八百萬蔣匪軍進行的一場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全中國人民在槍桿子的指揮下面興高采烈地不經過投票由掌聲一致通過選擇了勝者共產黨，而且還接受共產黨內部的代代相傳，現在傳到了第四代胡錦濤手上。
從大禹的兒子啟開始政治權力的平穩傳遞，父傳子、子傳孫，這符合中國千年的政治傳統，稍有區別的是中共權力的傳承更類同中國的武林和幫會，不再血脈相傳，而是在同伴中拔擢佼佼者繼承大位。中國就是這樣文化和氛圍，西方的民主不容易被中國領導人接受。同樣是民主和人權，到了中國就走樣了。我們應該善意地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體會和理解，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
吉拉德很高興，澳洲很光彩。畢竟吉拉德總理兩度在中國領導人面前大膽地直率地提出了此時此刻敏感的人權問題。這不禁使筆者想起了中國的一個典故“按圖索驥”，筆者再複述一遍供讀者回味：伯樂是相馬專家，寫下相馬經。兒子拿著伯樂的相馬經尋找千里馬，提了一匹千里馬來見，伯樂一看，是一隻癩蛤蟆。伯樂苦笑無語。
吉拉德此行中國大獲成功，下面這句話很精確地說清楚了吉拉德此次訪問中國的要害與實質，“我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對澳洲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而且這個關係正在蓬勃地發展our（Australia and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a vital one to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t is growing in leaps and bounce”。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戒備狀態下抓捕一些（相比中國的人口實在是一小撮）發出不同聲音的人士，一定要有所表示的。吉拉德兩次提出的人權關注，如隨團記者報導所說的，“Gillard government has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China’ human rights record吉拉德政府對中國的人權紀錄有著深切地關注”。但是在筆者看來，此言差矣，言過其實了。吉拉德的兩次提及對中國人權關注，都是象徵性的，不具有實質性。吉拉德認真地說，胡溫認真地聽。說過了就過去了，聽過了也過去了，沒有後續。
根據記憶，與中國的人權對話首創者為澳洲，早在1990年或者1991年的時候，澳洲霍克政府就派了南澳一位參議員率團開始了破冰之旅，與中國進行人權對話，率先解開1989事件以後中國的外交孤立困境。中國相應地將計就計與西方國家進行一對一的人權對話。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從中獲益甚豐，西方也獲得了心理滿足，兩廂情願皆大歡喜。中國的政治結症根本不是人權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問題。西方視而不見，用西方的諺語就是“屋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201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