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所表達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的人們不得不依附於國民黨的政權之下,並從這樣複雜的局面開始慢慢邁向民主化。也正因為這是現在真正的事實,我才會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與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這句話是在1999年7月9日,回答德國國際廣播公司「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專訪時所說的。他們在讚揚台灣經濟上的成功和民主化的成功之後,問了我這樣的問題:

「北京政府只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省,在兩岸關係依然緊張的情況下,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這樣的危機?」

於是我便回答了「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換句話說,在國與國的關係之上,我才必須考量這樣的危機不可。

其實在這個時候,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的訪台行程已經從4月延到10月底,而我們也察覺到中國共產黨準備在國慶日的10月1日發表重要談話。

這一年的國慶日是中國共產黨建國50週年,北京將會聚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因此北京政府打算在他們面前宣告「台灣與香港並列,透過一國兩制合併」,一旦有了這個宣言的動作,台灣將會被逼入困境,所以有必要先發制人,在這個時間點明確表示「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只要提前這樣說,在汪道涵訪台之際就會變成「因為是國與國,所以彼此能夠對等談話」的情況。

過去中國共產黨雖然有個「台灣是叛離中國的一省」的說法,但就算沒有說到那種程度,只要是以「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北京政府是其中央」的立場來台,就什麼也不用談了。

在此之前的前一年,汪道涵與我方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辜振甫董事長於北京和上海會面時,汪先生表現出「我是代表中央,台灣只是地方政府」的君臨態度,這種想法無論如何都必須加以改正才行,不然台灣將被驅逐到世界的角落而一籌莫展。

在考量台灣的認同該何去何從時,也有些人主張「台灣獨立」,可是說要「獨立」又是要從哪裡獨立呢?台灣現在並不是被哪個國家所占領,所以我認為沒有必要提倡「獨立」,自己也不會把「獨立」掛在嘴邊。

原因在於,中華民國是辛亥革命的結果,於1912年成立,而現在殘存於台灣。雖然中華民國確實在中國的內戰中戰敗,但是在1949年來到台灣之後就以軍事占領了這個島,於是國民黨政府有效控制了台灣。

依據《舊金山和約》,日本明確放棄了台灣,雖然沒有明言將台灣歸還給誰,但最後從國際法的觀點來看,台灣的確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只要繼續保全中華民國的主權和地位,並修改憲法內容,讓中華民國成為新共和國,那麼也就沒有宣告台灣獨立的必要,只要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就好,也就是所謂的「本土化」。

當然,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所以為了讓這個外來政權和台灣和諧一致地連結,就必須改變國內行政事務的政治形態,1991年以修憲為基礎所作的內政組織型態變更,就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於是進行民主化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實際擁有能夠充分反應民意的政府,以及依據民意選出來的總統,已經具備作為一個國家的主要條件。

事實上,中華民國遷移到台灣後,漸漸台灣化的原委,我過去雖然稱之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但最近更發展成「台灣中華民國」的意識。

那麼,台灣是否擁有主權,或者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是否能夠成立,其中還牽涉到國際法的問題,可是無論如何,只要現況能夠受到肯定,就沒有宣告台灣獨立與中國開戰的必要。

作者:李登輝(前總統)

(編按:前總統李登輝在2016年出版新書《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新頭殼特別與大都會文化合作,摘錄書中部分內容。)

李登輝的新書,《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引發中國國台辦批評「新書中充斥著赤裸裸的『台獨』主張」。   圖:大都會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