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時，James Watson和 Francis Crick發現DNA 化學分子結構後，於1962年獲得諾貝爾獎金。當時DNA 被喻為揭開「生命秘密」的研究物質。 到了1967年，我從Goshen學院畢業時，DNA相關的研究乃是生物界最流行的熱門研究題材，生物學都是有關「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的研究。畢業之前，我必需開始申請生物研究所。 到底申請哪所大學最適合我研究的興趣呢？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申請了三所大學： 哈佛大學，印第安那大學，及麻省大學，因為他們都有很好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教授。結果三所大學都給我研究獎學金（Fellowship）或助教獎學金(TA, Teaching assistant scholarship），能獲得哈佛獎學金令我興奮溢於言表。 我第一個直接的反應，當然就是接受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到哈佛大學去啊！但當我高興地告訴 Merle Jacobs 教授說我得到了三所大學的獎學金，也決定要到哈佛大學時，他就緊皺著眉頭，看著我，顯然不同意我的看法。
Jacobs教授是我見到Goshen教授群中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 他沈默寡言，不教書， 只作研究，像是一位中古時代埋首於實驗室的怪博士。每天騎著腳踏車上班，不與人打招呼。美國學生嫌他怪，他嫌美國學生不正經好學。 我在他的實驗室作了整年的助理。他喜歡我的原因，大概是我好學認真，也是好助理。在實驗室時，我們無所不談，我才認識到他是一位興趣多元、知識廣泛、談笑風趣的「嚴肅」學者，而非是一個只會研究的死板教授。他主要的研究是有關果蠅黑色素遺傳與行為的關係。 平時一個人默默地埋身在實驗室中，卻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論文，每年都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補助。他另外的研究興趣是蜻蜓的生殖行為，雖是業餘，卻也出版了很多專業的論文。 言談中，他時時提及對未來地球遭受到生態危機的憂心。 他嚴肅的告訴我，希望我能到印第安那大學研究生態學，原因是生態學才剛起步，而全球未來三十年生態環境的惡化一定是此起彼落。 解決這些問題，非生態學莫屬。 印大有很多優秀的生態演化教授，他可以幫我介紹。 這一下子，我不知怎麼辦，內心卻也產生很大的掙扎。 我選擇哈佛是因為哈佛的名氣，對生物學哪門的研究，不是很在乎，何況，哈佛給的獎學金也最多。 但Jacobs教授建議我不要跟人家趕時髦，把眼光看遠一點的話，生態學才是對未來地球有用的學科，才是作為選校的依據才對。 沒有想到，平時躲在實驗室角落，獨來獨往的學者，內心卻深深關懷地球生態環境的健康，他寬闊的心胸、長遠的視野讓我感動不已。 Jacobs教授的建議打動了我的心。 我特別做了印大與哈佛兩校在生態學的師資及研究成果的評比。 的確，當時印大是以生態演化學研究著名的五大學校之一，哈佛不在其列。 不過，哈佛在分子生物學的評比名列前茅。我在學校名氣、時髦與學科目的、意義之間考慮再三。 最後決定聽從我內心的呼喚，毅然決然的放棄哈佛，選擇印大。現在我很感謝Jacobs教授的建言，因為他，我放棄以名氣選校；因為他，我選讀生態學；因為他，我領悟到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subversive science）的科學。 因為生態學，它改變了我的生命。
1966年我在微生物學課上認識了同班同學Kathleen Yoder。她是三年級，晚我一年，主修護士學， 來自賓州的一小鎮，是一位非常虔誠、純樸、善良的姑娘。 我們曾經與其他男女同學一起去看過電影，課後談過幾次話，彼此多有好感。1967年暑假，我有較悠閒的時間和心情，開始與她交往。我很欣賞她的門諾傳統的生活觀，簡單樸素，不化妝，學習能力又強。當我離開哥森到印大的所在地Bloomington時，我們相約道別，彼此都有離情依依的感受。
印第安那大學是美國中西部十所大學(Big Ten)中，公認為最美麗的校園。所在地Bloomington是個美國典型的大學城，現代、古典的建築物分散在偌大的校園，校外餐廳、啤酒屋、比薩店到處林立。附近令人著迷的景點不計其數，如Lake Monroe，Brown County Park，每年秋天，滿山遍野黃金色的楓葉令人著迷。 我從一個區區千名學生的小學校來到一所三萬多學生的大學校，心情是又興奮，又惶恐的。興奮的是我將進入真正學術研究的新殿堂，惶恐的是我才學習生物學短短的一年半，又是半路出家，對生物學方面的涉獵不是很豐富，與來自美國各地的優秀學生在一起競逐學業，總覺沒有太大的信心。
開學後，一方面我每星期要負責兩班，各三個小時的大一生物學實驗課，事先又要準備好實驗材料及程序，上課也要說明並回答學生的問題。這個教學經驗讓我更進一步學習到較全面性生物學領域的知識： 胚胎發展學、細胞學、解剖學、遺傳學等。兩年教學的經驗對我的信心增加了不少。另外一方面，我必須確立研究方向和找一位論文指導教授。 一般而言，論文的方向就是指導老師的研究題材。我們系上最熱門的教授是Charles J. Krebs。他研究的是有關齧齒類族群成長模式與基因的關係。當時，動物生態行為與基因的關係是熱門的研究題材，因此研究生都趨之若鶩。 第一學期，我選了三門課：Charles Krebs的生態學課，Craig Nelson教授的演化學，及一門討論課。 這三門課對我的思想影響十分深遠。記得Krebs教授第一天上生態學時，不談主題，卻大談闊論哲學家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理念，什麼驗證主義(Verificationism)、否證主義(Falsificationism) ，什麼Inductive fallacy (歸納法的謬論) 。 我一句話也聽不懂，也無法理解與生態學的關係。下課後，我到他的辦公室請教他，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與生態學有何關係。 他跟Sam Yoder教授在台大時回應我的問題態度一模一樣。 Krebs 教授皺著眉頭，思索了許久，不知如何回答。最後說出，”說來話長，生態學在科學哲學裡是一門最複雜難纏的學科。 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理論最能說明其原因。你可以在我的辦公室閱讀我有的資料好了。” 以後兩年，我因他的啟迪把我帶入了「科學哲學」及「生物哲學」的世界裡，也讓我對知識、生命有了新的領悟。生態學與演化學的相互影響指引了我解開知識、生命的迷津。 在討論課(Seminar)中讓我體會到教授群及學生們相互的評論批判過程是探索科學暫時的「真實性」(Validity)的唯一方法（Popper知識論的精髓）。我現在認知到了，要爭論，要有方法。 所謂「真理」（永恆真理）在科學哲學的領域裡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僅是暫時性的「真實」。 因此在科學中，所有實驗證實的結果都不是「真理」，而只是暫時性的「真實」（validity）。 在一個沒有科學哲學論證的中華文化裡，所謂的「『真理』愈辯愈明」， 縱有辯論的假象，卻缺乏科學哲學的論證方法，徒淪為政治鬥爭（引蛇出洞）、意氣用事（為反對而反對）的藉口或工具，對暫時性「真實」的釐清都毫無助益，奢談「真理」。
掌握到各種索引的方法，及不斷地閱讀相關的書籍，我寫的報告或考試成績都讓我在課堂裡表現十分突出，也受到很多教授的賞識。學年末了，我決定找Krebs教授為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他也很樂意接受。暑假期間我們幾個Krebs教授的學生都要到野外，作補捉、記號、釋放老鼠的田野實驗，雖然辛苦，但熟習了很多實驗的技術。
兩年下來，學業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學校提供的助教獎學金，每個月雖僅＄300元，足以讓我生活無憂無慮，放膽地積極參與學校內外的課外活動。但外在美國政治、社會的大變動，加上我個人內、外在的生命變化，交織形成一股激盪的暗潮，不知不覺地把我再度推向「變」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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