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雲南省委政法委副書記劉宗根撰文點出「紙面服刑」的弊端，引發中國社會對「紙面服刑」的討論。專家指出，這種違法行為通常都披著「合法的外衣」，大多透過保外就醫逃過刑責，加上執法機關未履行職責，重視偵查、起訴，卻輕視後端執行，讓「紙面服刑」現象出現，打擊民眾對法治的信心。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導，近年來，中國多起刑案備受矚目，包括雲南黑幫老大孫小果多次犯下性侵、暴力傷害等罪，一度被判處死刑，卻利用母親權勢，以偽造病歷方式等保外就醫、緩刑、減刑而逍遙法外，直到2020年才執行死刑；內蒙古一名男子巴圖孟因殺人被判刑15年，卻因保外就醫從未進過監獄，還成為當地會計、選村主任，甚至入選中共黨員，引發爭議；北京工業大學實驗學院工商管理系學生郭文思因殺害女友，2005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服刑期間獲得9次減刑，並於2019年刑滿釋放，但出獄後郭文思再次打傷超商職員，2021年法院終撤銷對郭文思的9次減刑裁定，並對其做出死刑判決。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蘇明月表示，「紙面服刑」意味者被告應受到刑罰的痛苦，但是只在判決書上體現，他本人卻沒有親歷。
蘇明月指出，這種違法行為大多是披著「合法的外衣」，其中不少案例中的「紙面服刑」是透過保外就醫達成，但保外就醫、監外服刑其實必須經過醫院、公安或監獄、法院、檢察院等諸多部門審核與監督。
她以巴圖孟和孫小果案為例，指出1993年巴圖孟和因故意殺人罪被判有期徒刑，但其母託人請求時任公安局局長辦理「保外就醫」，而保外就醫執行期間，執法機關也沒有履行考察、收監等職責，檢察院也未盡到監督義務。
孫小果1995年被判刑後同樣以保外就醫的方式恢復自由身，直至1997年再犯案，公安機關才發現其本應是在監獄或看守所服刑的罪犯。
蘇明月表示，對於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權和執行權都在公安機關，加上醫院證明作假、檢察監督形同虛設，導致權力集中於一個機關，同時缺乏有效的監督。北京市律師協會刑訴法委員會副主任彭逸軒同樣認為，「紙面服刑」問題出現在刑罰的執行環節，由於司法資源大多重視偵查、審查、起訴、判決，刑罰的執行和監督基本上由獄政、檢察院和法院承辦，後端的執行時間、精力和前端相比確有不足。
今年3月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報告便指出「紙面服刑」的問題，表示孫小果、郭文思、巴圖孟和「紙面服刑」案中檢察監督流於形式，「我們深刻反思，刑罰執行中的突出問題，檢察監督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是失職，發現而不糾正、不報告是瀆職。」並對3案29名檢察人員咎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