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臨一年多以來疫情挑戰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大致也建立了一套標準作業流程，就是「疫調、匡列、篩檢、隔離」的基本方針，使得台灣過去成為全球防疫的典範，在疫情險峻的當下也協助度過苗栗電子廠、屏東Delta病毒與高雄大樓可能爆發的群聚感染危機。許多國外媒體認為台灣在三級警戒而非封城的作為下，就能將疫情控制在安全範圍內，中央、地方與民眾三者之間的良性合作應該是關鍵因素。
仔細觀察，在疫情趨緩時，進行疫調其實就是追蹤溯源，因為擁有足夠的量能找出感染來源，這個原理就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前，直接找出火種予以撲滅。等到疫情急迫時，即使難以找出零號確診者，但是搭配適量的篩檢即可以掌握疫情大致分佈的狀態，這也讓政府得以提出相適應的防疫政策。
匡列與足跡的公布更能讓政府執行居家隔離政策，直接阻絕病毒傳播鏈，即便沒有直接與確診者接觸，民眾也能從確診者公共場合的足跡資訊揭露中，從中比對自己的接觸史，再自行評估風險後採行自主健康管理，這種國家社會的合作關係，也是台灣防疫成功的重點。
王必勝在苗栗的模式不斷被複製在其他地方處理各種群聚感染危機，縱使出現零星感染個案，也不至於打亂防疫節奏，這些新增個案因為疫調確實且隔離得宜，不會讓民眾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
諷刺的是，這套防疫標準作業流程在台北完全走鐘變調。在疫調不完整的前提下，所謂的匡列與篩選分別出現不確實與資源錯置的現象。舉例來說黃珊珊雖然宣稱：「任何再說台北市不疫調、不匡列的，都是在散布假消息。」但是，台北確診非居家隔離率87.5%，這意味多數確診人根本沒有被隔離，為什麼如此呢？就是疫調與匡列不完整且不確實所造成的。
這也能從另外一個數據得到驗證：台北市6月30到7月4日五天確診135個案，然而市府公佈的「確診個案公共場域活動史」只有4案，其他131人的疫調與足跡都沒做的原因是什麼？答案令人匪夷所思。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面對台北市消極的作法，其他縣市就有鮮明的對照。高雄市自五月至七月C本土確診人數85人，進行221人次精準疫調，匡列7002人次，其中居家隔離2317人，平均每診確診個案所匡列居家隔離為27人次。平均每位確診者匡列82人次。桃園市自全國社區本土疫情開始自5月19日至7月5日止，確診667例本土個案，疫調案件數703件，匡列居家隔離者5,372位，自主健康管理者1,648位，自我健康監測者813位，疫調工作人次1,406人次。相形之下，黃珊珊怎有勇氣說出那樣的話術？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大安區耳鼻喉科的疫調與隔離作法上，在此群聚危機中，市府匡列醫生家人與診所同仁外，還包括200多位病患。然而裡面問題漏洞百出，確診者的足跡公佈簡直形同兒戲，在某公園停車場待十五分鐘或九個小時，具體人、事、時、地、物都沒說明，因此可被視為無效資訊。
此外，病患只做自主健康管理卻不做隔離令人費解，黃珊珊解釋是民眾多有做好防護措施，真是如此的話為何還出現確診狀況？至於為何不擴大匡列則是三級警戒市民生活較為單純，完全忽視基於生活所需必須接觸的可能，這種說詞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
市府放著眼下可能出現群聚感染的問題擺爛不作為，卻莫名其妙針對歷史性的虎林街或南機場國宅進入專案管理；先前北農確診時因為價格因素斤斤計較不做PCR篩檢，結果現在廣作篩檢；柯文哲上週宣布夜市微解封，蔡壁如近日則宣稱不封城台北市無法清空。這些前後矛盾莫衷一是的說法，剛好凸顯台北市防疫政策的困境，柯文哲政治的算計考量，永遠凌駕在市民的健康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