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臨一年多以來疫情挑戰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大致也建立了一套標準作業流程,就是「疫調、匡列、篩檢、隔離」的基本方針,使得台灣過去成為全球防疫的典範,在疫情險峻的當下也協助度過苗栗電子廠、屏東Delta病毒與高雄大樓可能爆發的群聚感染危機。許多國外媒體認為台灣在三級警戒而非封城的作為下,就能將疫情控制在安全範圍內,中央、地方與民眾三者之間的良性合作應該是關鍵因素。

仔細觀察,在疫情趨緩時,進行疫調其實就是追蹤溯源,因為擁有足夠的量能找出感染來源,這個原理就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前,直接找出火種予以撲滅。等到疫情急迫時,即使難以找出零號確診者,但是搭配適量的篩檢即可以掌握疫情大致分佈的狀態,這也讓政府得以提出相適應的防疫政策。

匡列與足跡的公布更能讓政府執行居家隔離政策,直接阻絕病毒傳播鏈,即便沒有直接與確診者接觸,民眾也能從確診者公共場合的足跡資訊揭露中,從中比對自己的接觸史,再自行評估風險後採行自主健康管理,這種國家社會的合作關係,也是台灣防疫成功的重點。

王必勝在苗栗的模式不斷被複製在其他地方處理各種群聚感染危機,縱使出現零星感染個案,也不至於打亂防疫節奏,這些新增個案因為疫調確實且隔離得宜,不會讓民眾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

諷刺的是,這套防疫標準作業流程在台北完全走鐘變調。在疫調不完整的前提下,所謂的匡列與篩選分別出現不確實與資源錯置的現象。舉例來說黃珊珊雖然宣稱:「任何再說台北市不疫調、不匡列的,都是在散布假消息。」但是,台北確診非居家隔離率87.5%,這意味多數確診人根本沒有被隔離,為什麼如此呢?就是疫調與匡列不完整且不確實所造成的。

這也能從另外一個數據得到驗證:台北市6月30到7月4日五天確診135個案,然而市府公佈的「確診個案公共場域活動史」只有4案,其他131人的疫調與足跡都沒做的原因是什麼?答案令人匪夷所思。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面對台北市消極的作法,其他縣市就有鮮明的對照。高雄市自五月至七月C本土確診人數85人,進行221人次精準疫調,匡列7002人次,其中居家隔離2317人,平均每診確診個案所匡列居家隔離為27人次。平均每位確診者匡列82人次。桃園市自全國社區本土疫情開始自5月19日至7月5日止,確診667例本土個案,疫調案件數703件,匡列居家隔離者5,372位,自主健康管理者1,648位,自我健康監測者813位,疫調工作人次1,406人次。相形之下,黃珊珊怎有勇氣說出那樣的話術?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大安區耳鼻喉科的疫調與隔離作法上,在此群聚危機中,市府匡列醫生家人與診所同仁外,還包括200多位病患。然而裡面問題漏洞百出,確診者的足跡公佈簡直形同兒戲,在某公園停車場待十五分鐘或九個小時,具體人、事、時、地、物都沒說明,因此可被視為無效資訊。

此外,病患只做自主健康管理卻不做隔離令人費解,黃珊珊解釋是民眾多有做好防護措施,真是如此的話為何還出現確診狀況?至於為何不擴大匡列則是三級警戒市民生活較為單純,完全忽視基於生活所需必須接觸的可能,這種說詞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

市府放著眼下可能出現群聚感染的問題擺爛不作為,卻莫名其妙針對歷史性的虎林街或南機場國宅進入專案管理;先前北農確診時因為價格因素斤斤計較不做PCR篩檢,結果現在廣作篩檢;柯文哲上週宣布夜市微解封,蔡壁如近日則宣稱不封城台北市無法清空。這些前後矛盾莫衷一是的說法,剛好凸顯台北市防疫政策的困境,柯文哲政治的算計考量,永遠凌駕在市民的健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