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一章 百樂門

封閉生活實驗室

經由艾美的說明,查利提這才知道那種咖啡的牌子。從性格上來說,他是個慷慨的人,擅於賺錢卻不吝嗇,凡是有人向他求助,他多半都會施予援手的。而且他年輕的時候,吃過各種苦頭,比一般人較有同理心,更懂得各種傷痕的變形。在這種精神土壤培育出來的人,他又是記賬公司的老闆,根本不會計較公司福利金的用途,反正員工們想買什麼飲料,他從來是不干涉的,完全信任他們自由採購。查利提轉過身來,輕輕地把門帶上,沒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而是緩步走到史高治的面前,對著正在享受即溶咖啡的作家說道:

「抱歉,我只顧著自己說話,忘記問你糖包夠用嗎?不夠的話,我讓艾美馬上給你送來。上一次,他們到大賣場血拼的時候,好像買了不少飲料、簡易包什麼的。現在的年輕人愛喝加糖飲料,似乎成了一種新的趨勢。」

史高治看見董事長特地來招呼,他毫不猶豫用恭謹的語氣回答,「當然夠用。我不是甜黨人士,但是一杯即溶咖啡,配上兩條糖包,就是最佳的組合了。您喝黑咖啡的時候,會給自己加糖嗎?」

「不,我不加糖的,直接就喝了。這也省得麻煩。」

談到喝咖啡是否加糖的問題,查利提忽然想起詩人賀蒙特來。三個月前,查利提因於不便言明的因素,心裡憋得發慌,打了電話給賀蒙特,請他來辦公室聊天。那一天,他吩咐艾美沖一杯曼特寧招待詩人,同樣向賀蒙特說,要不要加糖?賀蒙特斬釘截鐵地說,他只喝原味咖啡,不加糖和奶精,加了糖奶的咖啡,就不是咖啡了。而且他自我嘲諷,在品味咖啡方面,他是個激進的基本教義派,沒有絲毫妥協的空間。

在品味曼特寧的時刻裡,賀蒙特向查利提問道:「您認識老詩人哥達拉斯嗎?」

「噢,我不是文壇的人士,不可能知道這位詩人。你說說看,他是怎樣的詩人?說不定,我從你對他的描述當中,或多或少能獲得些啟發,以增加我的書卷氣質。你也知道,我在商場打滾的人,進出酒店的次數,比出入書店的機會來得多。你說不是嗎?」

「哎呀,查利提先生,你說得客套了。就我所知,早年你與臺灣南部的文藝青年們,有過密切的來往,讀過許多文學經典作品,怎能說沒有讀書氣息呢?而且,你當過小學教師,也是知識分子。你就別折騰我了。」

「是啊,人生在世難免有各種各樣的苦悶,但是偶爾自我調侃也不錯。對了,你說的那位老詩人怎麼了?」

「嚴格地說,哥達拉斯算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在現實主義詩歌的寫作上,直接受到他的影響。這一點,詩人伊謨尼斯基可以做證。在臺灣尚未解除戒嚴的年代,因為他家裡有許多簡體版的藏書,像中國現代詩人的詩集,以及地下詩刊,也就是,那種讀來令人熱血沸騰的書刊。當時,我和伊謨尼斯基二人,正處於思想苦悶的時期,卻找不到思想的出口。恰巧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三天兩頭到他家裡研習。我們表面上是向他請益,其實是另有所圖的。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進入他的書房裡,翻閱車輪黨政權眼中的反動書刊。我們在他的書房裡,讀了許多有趣的禁書,做了不少筆記。」

賀蒙特講話有個習慣,有人向他提問,他不先回答結論,而是按照事情的順序和總體背景說明,等到話題像峰巒上的雲霧流散以後,他才回到最初的提問。「接下來,我來談談他的怪異之處。我們在他狹窄的書齋裡,喝著廉價的烏龍茶水,他則自我陶醉似的吸著紙菸,一支接著一支,而沒有間斷,直到肚子餓得受不了,他才拖拖拉拉來到玄關處,慢條斯理地穿上皮鞋,與我們來到樓下吃飯。依我的觀察,哥達拉斯喜歡吃港式餐食,而且飯後一定要去喝杯咖啡,摻入三個糖包,彷彿這是他必須完成的生活儀式。」

「喝一杯咖啡,要摻入三個糖包?這未免太多了吧?」

「不,更誇張的糖包事件發生在十餘年後的晚間,我待會兒再告訴你,先讓我把這段怪事講完。」

「這麼說來,哥達拉斯的飲食不怎麼正常,多半偏向重口味吧?」查利提問道。

「沒錯。他的確吃得過鹹了。我們三個人合桌用餐,東西還沒上桌,他就先把醬油注入小碟子,注得快要滿出來。有時候他嫌滋味不夠,還要向店家索取切碎的辣椒,惹得店家老闆滿臉不悅。」

他們以為他們是安全的

賀蒙特說,那天下午,他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哥達拉斯說,待會兒,他和伊謨尼斯基到他家裡坐坐,沒有多說什麼就掛上聽筒了。當然,這不全然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太過險惡,凡是發表反體制言論的異見人士,隨時都被抓的危險,有些更優秀的知識分子,逃得過製造假車禍的計畫,卻躲不過暗夜裡的謀殺,強行被陳屍在大學的校園裡。最後,由車輪黨掌控的黨營報紙,幾乎口徑一致地說,受害者是因於某個原因,畏罪從高處跳樓自殺的,以離奇案件結尾。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哥達拉斯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很早即發表反對車輪黨政權的言論文章,特務機構的眼睛和耳朵早就把他盯上了。這裡存在一個悖理,若是這樣的話,他為什麼沒有遭到逮捕,沒有受到監禁的折磨?很大的原因在於,哥達拉斯的父親是資深的車輪黨人,與車輪黨當權派的高官們關係甚好,又是私立大學的教授,可以說是車輪黨對外宣傳的樣板。對哥達拉斯來說,他具有這種得天獨厚的政治背景,儘管偶爾惹出筆禍風波來,還不致於被扔進牢獄。然而,統治當局一定認為,哥達拉斯是個的怪人,沒有立即危險的怪人,就是潛在的敵人!

約莫十分鐘以後,他和伊謨尼斯基二人,各自在偏避的巷口處,停妥破舊的摩托車。總而言之,他們認為距離哥達拉斯的寓所越遠的越是安全,以躲開特務的眼線。不過,他們的心情依然有點緊繃的,有時候正因為看不見監視者,你反而更容易恐慌和猜疑,自行設定那隻大手在你的背後,等待你最疲勞而無從防備的時刻,冷不妨把你揪住,然後就是一陣毒打。要說這是一種政治犯的幻覺,似乎可以說得通,要說它是真實的存在,它就是實存恐懼的復辟,同樣能夠自圓其說。他們二人見面,寒暄了一下,拐了幾個巷口,正要朝哥達拉斯的巷弄走去,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畢竟,還是賀蒙特眼尖。他覺得情況有點不對勁,在巷弄的盡頭處,有個身材壯碩的戴著墨鏡的年輕人,一直注視著他們二人的舉動。依照那天的日照強度,出現在這裡的人,戴上墨鏡沒什麼奇怪,不會有人起疑,多半會這樣理解,他們是為了保護眼睛,不讓紫外線直接傷害他的視力,要不就是有眼科疾患,開刀後正在復原。又或者說,這是普通市民在夏季時節外出時的打扮,一種很尋常的防曬措施。但是,賀蒙特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對方保持那樣的距離,主要是從遠處監視他們的行動,證實他們找過哥達拉斯,將來以編入忠誠檔案。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這兩個來訪者的面貌,早就被特務機關拍照存證了,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

賀蒙特比伊謨尼斯基年長六歲,比他更有社會的歷練,看過的世面也多,知道解決危機的關鍵。賀蒙特接著對查利提說,按照他的判斷,那個站在巷口的男子,八成是特務人員。他們從監聽哥達拉斯的電話中知悉一項消息,四十分鐘後,有兩個年輕詩人上門,不知道要搞什麼玩意,於是,派他先行站在巷口負責盯梢。賀蒙特決定先發制人,以證實他的判斷是否正確。他猛然抬起手來,向那名站在巷口盡頭的男子,用力揮了揮手,彷彿在向一個熟悉的朋友招呼,做出提醒的動作:嗨,小吳啊,我們今天約在這附近聚餐呢。只是,當下沒有發出聲音來,純粹以肢體語言代替。

結果,他這個動作發揮效用了。那名戴墨鏡的男子,起初,怔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應。這是突如其來的變局。對他來說,這事情的確來得太突然了。換句話說,對方原本是他盯梢範圍裡的獵物,一切全在他細密的監控之中,他幾時出手和行動,由他的意志來決定。可是,現在情況丕變,對方強行逆轉了局面,還主動向他招手示意呢。他可以這樣解讀,對方揮手的動作是一種挑釁,相伴著一種戲虐的況味。與此同時,這個動作似乎亦在揭幕,極具技巧性地告訴他:我知道你在監視我們,你就不要躲躲藏藏了。不過,我們是普通善良的市民,不具任何危險的性質。這一點,請你放心。

「後來,那個特務人員怎麼收場?」查利提對於這段故事,聽得很是入迷,按捺不住好奇探問道。

「如何收場?他們畢竟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儘管偶有失手的時候,最後總是能全身而退。依我看,他們尤其擅長表演和偽裝,就跟演藝人員一樣。他沒有正式回應我,只是佯裝成迷路的觀光客,若無其事東看西瞧的,最後就轉身離去了。我也知道分寸所在,沒有向他比手指示威,或者作勢追上去。」

「賀老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車輪黨濫捕無辜的人,根本不是什麼新聞。毋寧說,他們幹出這種惡行,簡直如家常便飯。你們只是被跟蹤而已,沒有被抓坐牢,算是上帝很照顧你,而不像我這麼倒楣,就有朋友調侃,我是個倒楣鬼,好事歸於別人所有,命運之神狠心把我丟向時代的瘋狗浪尖上。」

「哎呀,不要這樣貶低自己,您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以後,我遇到人生的大風浪,還要請您鼎力相助呢。」說著,賀蒙特想起什麼事的樣子,又接口說道,「對了,我剛才只講了一個特務人員,事情還沒結束呢。」

「難道還有下文嗎?」

「有的。」

賀蒙特說,這個在巷口發生的小危機,暫告解除以後,新的而恐怖的事情,又在他們面前等候著。他說,彷彿天底下所有的突發事件,一開始,就具有某種普世的啟示意義,它未必帶有哲學的性質,但是由於它的猛然現身,往往給人深刻的刺激和反省。在這一點上,有時要勝過哲學家海德格的形而上學。(未完待續)

 

作者:邱振瑞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