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價值錯亂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嶄新的身份，找回有意義與價值的位置。這部小說藉由一個徬徨的青年作家，為了解封性愛的苦悶和對生命的探求，得到一個老政治犯的思想啟迪，從此走出思想的困境，進而了解底層人物的心聲，揭示存在於臺灣社會內部的禁忌和荒誕面相。同時，這也是由壓抑的性愛通往政治思想解放的現代喜劇。

第一章 百樂門

封閉生活實驗室

經由艾美的說明，查利提這才知道那種咖啡的牌子。從性格上來說，他是個慷慨的人，擅於賺錢卻不吝嗇，凡是有人向他求助，他多半都會施予援手的。而且他年輕的時候，吃過各種苦頭，比一般人較有同理心，更懂得各種傷痕的變形。在這種精神土壤培育出來的人，他又是記賬公司的老闆，根本不會計較公司福利金的用途，反正員工們想買什麼飲料，他從來是不干涉的，完全信任他們自由採購。查利提轉過身來，輕輕地把門帶上，沒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而是緩步走到史高治的面前，對著正在享受即溶咖啡的作家說道：

「抱歉，我只顧著自己說話，忘記問你糖包夠用嗎？不夠的話，我讓艾美馬上給你送來。上一次，他們到大賣場血拼的時候，好像買了不少飲料、簡易包什麼的。現在的年輕人愛喝加糖飲料，似乎成了一種新的趨勢。」

史高治看見董事長特地來招呼，他毫不猶豫用恭謹的語氣回答，「當然夠用。我不是甜黨人士，但是一杯即溶咖啡，配上兩條糖包，就是最佳的組合了。您喝黑咖啡的時候，會給自己加糖嗎？」

「不，我不加糖的，直接就喝了。這也省得麻煩。」

談到喝咖啡是否加糖的問題，查利提忽然想起詩人賀蒙特來。三個月前，查利提因於不便言明的因素，心裡憋得發慌，打了電話給賀蒙特，請他來辦公室聊天。那一天，他吩咐艾美沖一杯曼特寧招待詩人，同樣向賀蒙特說，要不要加糖？賀蒙特斬釘截鐵地說，他只喝原味咖啡，不加糖和奶精，加了糖奶的咖啡，就不是咖啡了。而且他自我嘲諷，在品味咖啡方面，他是個激進的基本教義派，沒有絲毫妥協的空間。

在品味曼特寧的時刻裡，賀蒙特向查利提問道：「您認識老詩人哥達拉斯嗎？」

「噢，我不是文壇的人士，不可能知道這位詩人。你說說看，他是怎樣的詩人？說不定，我從你對他的描述當中，或多或少能獲得些啟發，以增加我的書卷氣質。你也知道，我在商場打滾的人，進出酒店的次數，比出入書店的機會來得多。你說不是嗎？」

「哎呀，查利提先生，你說得客套了。就我所知，早年你與臺灣南部的文藝青年們，有過密切的來往，讀過許多文學經典作品，怎能說沒有讀書氣息呢？而且，你當過小學教師，也是知識分子。你就別折騰我了。」

「是啊，人生在世難免有各種各樣的苦悶，但是偶爾自我調侃也不錯。對了，你說的那位老詩人怎麼了？」

「嚴格地說，哥達拉斯算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在現實主義詩歌的寫作上，直接受到他的影響。這一點，詩人伊謨尼斯基可以做證。在臺灣尚未解除戒嚴的年代，因為他家裡有許多簡體版的藏書，像中國現代詩人的詩集，以及地下詩刊，也就是，那種讀來令人熱血沸騰的書刊。當時，我和伊謨尼斯基二人，正處於思想苦悶的時期，卻找不到思想的出口。恰巧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三天兩頭到他家裡研習。我們表面上是向他請益，其實是另有所圖的。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進入他的書房裡，翻閱車輪黨政權眼中的反動書刊。我們在他的書房裡，讀了許多有趣的禁書，做了不少筆記。」

賀蒙特講話有個習慣，有人向他提問，他不先回答結論，而是按照事情的順序和總體背景說明，等到話題像峰巒上的雲霧流散以後，他才回到最初的提問。「接下來，我來談談他的怪異之處。我們在他狹窄的書齋裡，喝著廉價的烏龍茶水，他則自我陶醉似的吸著紙菸，一支接著一支，而沒有間斷，直到肚子餓得受不了，他才拖拖拉拉來到玄關處，慢條斯理地穿上皮鞋，與我們來到樓下吃飯。依我的觀察，哥達拉斯喜歡吃港式餐食，而且飯後一定要去喝杯咖啡，摻入三個糖包，彷彿這是他必須完成的生活儀式。」

「喝一杯咖啡，要摻入三個糖包？這未免太多了吧？」

「不，更誇張的糖包事件發生在十餘年後的晚間，我待會兒再告訴你，先讓我把這段怪事講完。」

「這麼說來，哥達拉斯的飲食不怎麼正常，多半偏向重口味吧？」查利提問道。

「沒錯。他的確吃得過鹹了。我們三個人合桌用餐，東西還沒上桌，他就先把醬油注入小碟子，注得快要滿出來。有時候他嫌滋味不夠，還要向店家索取切碎的辣椒，惹得店家老闆滿臉不悅。」

他們以為他們是安全的

賀蒙特說，那天下午，他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哥達拉斯說，待會兒，他和伊謨尼斯基到他家裡坐坐，沒有多說什麼就掛上聽筒了。當然，這不全然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太過險惡，凡是發表反體制言論的異見人士，隨時都被抓的危險，有些更優秀的知識分子，逃得過製造假車禍的計畫，卻躲不過暗夜裡的謀殺，強行被陳屍在大學的校園裡。最後，由車輪黨掌控的黨營報紙，幾乎口徑一致地說，受害者是因於某個原因，畏罪從高處跳樓自殺的，以離奇案件結尾。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哥達拉斯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很早即發表反對車輪黨政權的言論文章，特務機構的眼睛和耳朵早就把他盯上了。這裡存在一個悖理，若是這樣的話，他為什麼沒有遭到逮捕，沒有受到監禁的折磨？很大的原因在於，哥達拉斯的父親是資深的車輪黨人，與車輪黨當權派的高官們關係甚好，又是私立大學的教授，可以說是車輪黨對外宣傳的樣板。對哥達拉斯來說，他具有這種得天獨厚的政治背景，儘管偶爾惹出筆禍風波來，還不致於被扔進牢獄。然而，統治當局一定認為，哥達拉斯是個的怪人，沒有立即危險的怪人，就是潛在的敵人！

約莫十分鐘以後，他和伊謨尼斯基二人，各自在偏避的巷口處，停妥破舊的摩托車。總而言之，他們認為距離哥達拉斯的寓所越遠的越是安全，以躲開特務的眼線。不過，他們的心情依然有點緊繃的，有時候正因為看不見監視者，你反而更容易恐慌和猜疑，自行設定那隻大手在你的背後，等待你最疲勞而無從防備的時刻，冷不妨把你揪住，然後就是一陣毒打。要說這是一種政治犯的幻覺，似乎可以說得通，要說它是真實的存在，它就是實存恐懼的復辟，同樣能夠自圓其說。他們二人見面，寒暄了一下，拐了幾個巷口，正要朝哥達拉斯的巷弄走去，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畢竟，還是賀蒙特眼尖。他覺得情況有點不對勁，在巷弄的盡頭處，有個身材壯碩的戴著墨鏡的年輕人，一直注視著他們二人的舉動。依照那天的日照強度，出現在這裡的人，戴上墨鏡沒什麼奇怪，不會有人起疑，多半會這樣理解，他們是為了保護眼睛，不讓紫外線直接傷害他的視力，要不就是有眼科疾患，開刀後正在復原。又或者說，這是普通市民在夏季時節外出時的打扮，一種很尋常的防曬措施。但是，賀蒙特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對方保持那樣的距離，主要是從遠處監視他們的行動，證實他們找過哥達拉斯，將來以編入忠誠檔案。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這兩個來訪者的面貌，早就被特務機關拍照存證了，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

賀蒙特比伊謨尼斯基年長六歲，比他更有社會的歷練，看過的世面也多，知道解決危機的關鍵。賀蒙特接著對查利提說，按照他的判斷，那個站在巷口的男子，八成是特務人員。他們從監聽哥達拉斯的電話中知悉一項消息，四十分鐘後，有兩個年輕詩人上門，不知道要搞什麼玩意，於是，派他先行站在巷口負責盯梢。賀蒙特決定先發制人，以證實他的判斷是否正確。他猛然抬起手來，向那名站在巷口盡頭的男子，用力揮了揮手，彷彿在向一個熟悉的朋友招呼，做出提醒的動作：嗨，小吳啊，我們今天約在這附近聚餐呢。只是，當下沒有發出聲音來，純粹以肢體語言代替。

結果，他這個動作發揮效用了。那名戴墨鏡的男子，起初，怔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應。這是突如其來的變局。對他來說，這事情的確來得太突然了。換句話說，對方原本是他盯梢範圍裡的獵物，一切全在他細密的監控之中，他幾時出手和行動，由他的意志來決定。可是，現在情況丕變，對方強行逆轉了局面，還主動向他招手示意呢。他可以這樣解讀，對方揮手的動作是一種挑釁，相伴著一種戲虐的況味。與此同時，這個動作似乎亦在揭幕，極具技巧性地告訴他：我知道你在監視我們，你就不要躲躲藏藏了。不過，我們是普通善良的市民，不具任何危險的性質。這一點，請你放心。

「後來，那個特務人員怎麼收場？」查利提對於這段故事，聽得很是入迷，按捺不住好奇探問道。

「如何收場？他們畢竟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儘管偶有失手的時候，最後總是能全身而退。依我看，他們尤其擅長表演和偽裝，就跟演藝人員一樣。他沒有正式回應我，只是佯裝成迷路的觀光客，若無其事東看西瞧的，最後就轉身離去了。我也知道分寸所在，沒有向他比手指示威，或者作勢追上去。」

「賀老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車輪黨濫捕無辜的人，根本不是什麼新聞。毋寧說，他們幹出這種惡行，簡直如家常便飯。你們只是被跟蹤而已，沒有被抓坐牢，算是上帝很照顧你，而不像我這麼倒楣，就有朋友調侃，我是個倒楣鬼，好事歸於別人所有，命運之神狠心把我丟向時代的瘋狗浪尖上。」

「哎呀，不要這樣貶低自己，您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以後，我遇到人生的大風浪，還要請您鼎力相助呢。」說著，賀蒙特想起什麼事的樣子，又接口說道，「對了，我剛才只講了一個特務人員，事情還沒結束呢。」

「難道還有下文嗎？」

「有的。」

賀蒙特說，這個在巷口發生的小危機，暫告解除以後，新的而恐怖的事情，又在他們面前等候著。他說，彷彿天底下所有的突發事件，一開始，就具有某種普世的啟示意義，它未必帶有哲學的性質，但是由於它的猛然現身，往往給人深刻的刺激和反省。在這一點上，有時要勝過哲學家海德格的形而上學。（未完待續）

 

作者：邱振瑞

作家、翻譯家，日本文學評論家。著有《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我的書鄉神保町》1-10卷（明目文化即出）;小說集《菩薩有難》、《來信》；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迎向時間的詠嘆》等。譯作豐富多姿，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