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姓男子搭火車刺傷鐵路警察李承翰腹部致死，嘉義地方法院認為鄭男罹患思覺失調症，判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諭知新台幣50萬元交保後停止羈押，全案可上訴。
此宣判消息一出，台灣社會群情譁然，紛紛表示不能接受。警政署今天亦發布聲明稿表示：對於此案判決深表不公、完全無法接受，警察是執行國家公權力，殺警犯嫌應嚴重譴責並論處重刑，否則將危及執勤安全並嚴重打擊警察士氣。而警政署直屬部會的內政部部長徐國勇也表示「對於判決深表遺憾，絕對依法上訴，為殉職員警爭取公道。」。
縱然不捨執行公權力的警方遭遇此不幸事件，然而本文認為單細胞式地認定「殺警怎麼可以無罪」及「法官恐龍判決」，恐陷於理盲及濫情，無助於預防此類不幸事件再次發生。
本次事件，鄭姓男子客觀上的確犯下殺人事實，滿足刑法271條之殺人罪：「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一刑法所明文規定構成犯罪的要件，並無疑問。但在判定是否滿足不法要件時，我們仍然需要認知刑法還有「主觀要件」的要求。
中華民國刑法第 19 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據臺大法律學院的刑法學泰斗黃榮堅所述：要構成主觀不法，則行為人必須對於其犯罪行為有故意或過失。當行為人無故意或過失時，主觀不法就不會成立，法院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簡而言之，我們懲罰不法行為，仍需要以行為人對從事該不法行為有認知，並且希望使這個不法結果發生。若因疾病等因素，行為人對其這個殺警行為沒有認知，則也沒有認定此殺警行為不法的理由。
據判決書所言，法官依據專業的醫學鑑定，依據以下五個理由判決被告鄭姓男子無罪。1. 被告有精神疾病; 2. 案發當下精神疾病已發作; 3. 案發當下妄想有人害他; 4. 醫師診斷認定當下處於發病狀態; 5. 精神鑑定犯案當下處於急性發病。
本文以為，羈押被告時，嘉義看守所有請醫師對被告進行診斷，確認其行為時為思覺失調症發作狀態；且法院將被告送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進行鑑定，亦確認「被告行為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故其犯案行為是受其精神狀態影響所致，已達刑法第19條第1 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而鑑定醫師嗣後亦到本院證稱：思覺失調症病人需要終身服藥控制，停藥2年內，幾乎100％會發病，而案發時被告處於急性狀態妄想，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被告已喪失辨識能力。」
將這種情況舉例言之，今天若我的同居伴侶患有夢游症，同居期間，會在夜深人靜彼此都熟睡時，忽然賞我巴掌。在這種情況，我因為被賞巴掌而堅持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巴掌將她打醒，其實對我未來能不能不再被賞巴掌，沒有任何幫助。
以追究責任的角度，我比較質疑放任需要終身服藥控制的病人，不再服藥並且自由移動，究竟是誰的責任？此類無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否對此行為的發生，有故意或是過失？我們國家的社會安全系統，又有了什麼漏洞？
在這次事件後，警政署也檢討，該憾事的發生，是因為鐵路警察沒有足夠防衛自己的武力，也因此開放鐵路警察配槍。則警政署便不該有這種「判決不公」，而內政部長也不該有「為殉職員警爭公道」的情緒性說法。因為實質上，這是公權力行政怠惰的結果。
換個角度來說，若台灣社會對於刑法第19條，因為精神能力無罪或是減輕其刑的立法不滿，則可以訴諸民意代表修法，要求台灣從此變成一個不檢查主觀要件的國家。另外法官依據專業醫學判斷做此判決，卻不被社會大眾滿意，則也可以訴諸民意修法，要求以後相關認定不該採用專業的醫學判斷，改由全民線上公投判斷其精神狀態。但我納悶，這真的是我們真的想要的「正義」之樣貌嗎？
作者: 林若伊 / 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