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報導與研究的科學新聞網站《歐洲科學人》，就新冠病毒疫情歐洲各國的因應措施展開系列訪談報導，第二集談的是比利時，訪談對象是分子生物學家瓦特雷博士（Marc G. Wathelet），研究領域專注在病毒與先天免疫反應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SARS），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與辛辛那提醫學院從事這方面研究，目前在羅夫拉斯機構（Lovelace Institue）全心致力於呼吸系統和空氣生物學研究。  

比利時截至4月12日新冠病毒確診人數達29647人，死亡人數達3600人。記者問比利時防疫成效如何？瓦雷特回答，很難給比利時打好分數。最初和最嚴重的錯誤來自面對暴增的染疫病患缺乏所需的戰備，既無防護設備也無足夠的篩檢材料，這讓政府在回應危機時處處掣肘並且限制了介入行動的選擇。於是未能建議民眾避免到高風險區旅遊，尤其是未將剛從狂歡節度假回來的民眾予以隔離，是造成嚴重後果的第二個錯誤。

非做不可的血清篩檢 政府遲遲未進行

根據瓦雷特的計算，大約有上千人回國時已受感染，如果能隔離上萬個從危險區旅遊回來的人，比利時就能爭取到病毒擴散之前三到四週的時間。再來是混亂的篩檢，一個國家不能僅依賴每天只能分析數千個病例的實驗室。後來終於擴展國家臨床生物實驗室的篩檢能力，再將分析工作分派給私人實驗室。不過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所需的量能和需要檢測的無數病例，仍然相距甚遠。非做不可的血清篩檢，政府也是遲遲未進行。

面對這些破口，應該及早採取隔離措施，禁止所有非必要的經濟活動，因為保持社交距離對於無症狀者和空氣傳播的病毒無效。這些傳播方式已經在科學上確認，然而建議政府的科學家卻以世界衛生組織不承認為藉口，拒絕考量這些傳播方式。世界衛生組織對比利時和大多數國家的危機處理不當負有重大責任，因為他們極度弱化這個新病毒造成的危險性。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新冠狀病毒（COVID-19）傳染性低，並且像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一樣，只透過被汙染的表面和打噴嚏咳嗽時散發的飛沫傳染；世界衛生組織並不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是呼吸病毒中的特例，也就是，被感染的個體出現症狀後只有4或5天的傳染性。相反的，新冠狀病毒患者在出現症狀至少前一天已具傳染力，百分之八十的感染來自於無症狀感染者。因此，過去足以控制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SARS）和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的方法，完全不適於控制新冠狀病毒（COVID-19），這也解釋了它何以更快速地蔓延全世界。  

德國大規模篩檢策略 似乎最適合面對這次歐洲的大流行病疫 

歐洲哪些國家面對疫情有較佳的因應措施？瓦雷特認為，必須再等一段時間才能比較歐洲國家的表現，正確的比較必須計算不同死亡及其與新冠狀病毒的關係，比方健康狀況相對良好死於新冠狀病毒的人，或是因感染新冠狀病毒而併發一個或數個症狀而死亡的人，以及未受新冠狀病毒感染但死於未獲正常醫療照顧的人。將上述類別死亡的超額人數與季節性標準相比，季節性標準是真正的歐洲大流行的衝擊衡量，考慮到年齡對感染新冠狀肺炎的死亡率以及這些人的遺傳組成所造成的影響，每個國家的人口結構將會影響總額結算。一旦確立了這些因素，就可以評估出每個國家的醫院結構和每個政府所做決定的影響力。德國的大規模篩檢策略、更大的綜合醫院和重症病房照護能力， 似乎最適合面對這次歐洲的大流行病疫。  

記者也問到瓦雷特對這次疫情歐盟似乎完全缺席的看法。瓦雷特的看法是，歐盟主要是經濟與財務聯盟，因此沒有結構性位置來有效回應此次危機。 政治聯盟從來都是一種幻想，而這場危機暴露了缺乏決策者層級上真正的歐洲團結。歐洲部長們無法彼此同意、決定不做任何決定。而病毒並沒未消跡且繼續傳播，這實在是讓人沮喪的表現，就像爭吵和挪用衛生設備也是。主導歐洲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損害了衛生健康系統，它讓系統脆弱到當需要住院的病例相對增加就足以造成崩潰。我們躲在行動自由的歐洲價值背後，來印證放任衛生措施是正當的，而發生大流行病疫的風險則充分證明暫時關閉邊界的合理性。在他人生命權在內的自由權利面前必須限制個體自由，歐洲必須在精英的財務利益之前重新考慮為歐洲人民服務。這場揭露了歐洲計劃缺陷的危機，是一個想像與創造更公正的歐洲的機會。  

台灣防疫做得比歐洲好 獲肯定

亞洲某些國家似乎做得比歐洲好，記者問瓦雷特，這是否正常？瓦雷特給予肯定回答。他認為如果某些國家更加理解公共衛生和社會團結的原則並加以執行，當然他們會在健康危機中更容易脫身。台灣是唯一不屬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國家，儘管靠近大流行病疫的中心，但卻是表現最好的。事實上，他們的監控系統如此完善，讓他們成為第一個偵查出武漢地區流行病的國家。在2002至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流行期間，他們不得不靠自己發展出公共衛生系統，因為在中國的壓力之下，這是唯一不屬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國家。台灣不僅完全吸取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的教訓，並且也立即辨識出新冠狀病毒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毒截然不同，並且與世界衛生組織相反，他們根據新冠狀病毒的特色調整作法。實際上，唯一妨礙我們做得像台灣、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好的事情，就是我們的利益意識形態凌駕於共同益處之上，這造成了支持人民的機構系統上的脆弱。  

記者最後瓦雷特如何看待羥氯奎寧與比利時是否授權使用。瓦雷特回答，在比利時，醫院核准使用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其效力是奎寧的7至8倍。就像流行病發生時必須儘快採取嚴厲措施避免流行擴大，必須盡可能及早給予抗病毒藥，但在比利時和其他歐洲國家並非如此，因此並未對此分子的臨床功效進行可證明有效或確認無效的測試。儘管它具有廣為人知的罕見副作用的特性，但荒謬的是，在沒有其他藥物選擇、 缺乏批准使用藥物之前正常研究所需的時間，以及沒有個人保護設備的情況下，第一線人員卻無法取得羥氯奎寧作為預防給予想要的人。同樣的，應該向全科醫生以及療養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員提供羥氯奎寧，它極有可能預防這種病毒造成的死亡。

原文出處：European Scientist, Author at European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