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自去年底疫情爆發至18日清晨，中國官方數據累計死亡病例已達1,869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2,506例。 中國政府防疫失敗、舉措失當，是問題的根源並加劇疫情傳染。美國《華盛頓郵報》月初將之類比為「車諾比核災蘇共亡黨」。然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指出，中國將會使出卸責地方、過度行動、控制敘事等手段來平息民怨，維繫領導人廉潔勝任的形象。這場疫變不太可能讓中國走向民主，但可能會為軟化專制主義創造機會。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稍早刊登楚克斯的分析文章，指出許多西方專家以為只要再來一場危機，中國共產黨就會崩潰。但事實證明，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溫州高鐵相撞等應該究責政府官員的危機，都顯示中國的「車諾比時刻」還沒到來。
如今中國政府的錯誤顯然加劇了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因此，會釀成政權正當性危機？
楚克斯認為，許多專家對共產黨統治「脆弱性」的主張相當程度流於一廂情願。在共產黨的大部分歷史中，精英階層的首要問題不是民主還是威權主義是否更具吸引力，而是哪種威權主義才是最好的：是更加專斷強制性的模式好？還是開放讓菁英與公民參與的模式好？
楚克斯說，習近平屬於專斷強制性的。如今在他統治底下，中國處於六四天安門運動以來最高壓獨裁的階段。這樣的政府加劇了公共衛生危機。武漢和湖北省的地方官員太害怕在他們的轄區報告壞消息了，在疫情爆發期間行動遲緩。膽敢向公眾發出警告的醫護人員和公民新聞工作者都遭到審查和拘留，李文亮醫師更是死於該病毒。
儘管這些問題在在顯示習近平的錯誤，但對於任何「中國即將崩潰」的預測應該抱持懷疑態度。因為共產黨面對致命危機有一套劇本。
第一步：抓地方官員當替罪羔羊。
中國的執政體制在政治學學理中被稱為「殘缺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責任分散在各級政府中。這種結構可以在發生危機時輕鬆找到替罪羊。對於武漢病毒，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因處理不當而受到指責。湖北最高官江朝良最近因丟人而辭職。
第二步：做出積極反應，甚至過度反應。
正如美國駐華記者張彥（Ian Johnson）所描述的「行動主義」（Actionism）－為行動而行動。北京將竭盡全力表明自己很在乎民瘼。應對措施可能是頒發新法律，也可能是高層官員對受災地區的訪問。整個城市大約有5000萬人被隔離，以應對武漢病毒。在晚間電視上，新聞播報了短短幾天內起重機和水泥攪拌機的片段，這些起重機和水泥攪拌機正在修建整個醫院。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機器已成為中國網路熱搜的關鍵字）。
第三步：控制敘事。
在中國的政治教育體系中，公民被教導內部鬥爭的思想：只有全體人民共同努力、解決問題、發展國家，中國才能長青。共產黨在必要時會採納這些想法，並將武漢病毒定為人民必須對抗的又一障礙。任何提供相反敘事的人（中國政府不必要地危害其人民）都保持沉默。勇敢的公民記者陳秋石暴露了武漢醫院的惡劣狀況，最近失踪了。
楚克斯說，這套劇本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要維護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廉潔勝任的形象，並且非常有效。研究發現，中國人民對腐敗或不當行為的怒火通常針對的是地方官員，而不是中央政府或高層領導，後者享有很高的信任度。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中國人民將中國的治理問題歸咎於威權體系本身。該黨的敘述-領導針對武漢病毒的「人民戰爭」-具有更多的文化共鳴，並主導著所有媒體。
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權將得以維繫。現在的問題是，過去幾周中國人民的痛苦和疾病是否改變了中共重要人物的想法。
中國的任何變化都將來自高層。根據中國共產黨的規範，習近平必須在2022年將權力移交給其他人。這意味著在未來兩年內，該黨內部將發生權力鬥爭。習近平可能會佔上風，但並不保證一定會贏。
從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失敗後，超過4500萬中國人因飢荒和強迫勞動而喪生。毛澤東被迫暫時交出一些權力。這次的武漢肺炎可能讓其他共黨領袖有機會從內部挑戰習近平，改變路線。
民主革命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爆發，但是中國近代歷史表明，當一個領導人變得過於強大時就會出現問題。用已故的中國醫生李文亮的話來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個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