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議題在德國,隨著駐德代表積極拓展正式與非正式外交關係,以及民間人士的努力下,台灣議題在德國,無論是文化、經濟亦或政治層面,皆有顯著的曝光度,隨著「德國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的連署通過、聽證會的舉行、台灣總統大選的接近等因素,德國政治界與傳媒上,「台灣」議題的討論更是高頻率的出現,這在過去是不曾有過,也從未有如此大的關注。然而,台灣與德國雙邊關係是否就此一帆風順?這問題就須回歸到德國自身外交政策定位,以及台灣內部對外身分彰顯的問題。

台灣2020年大選,一場「價值」選擇的大選

台灣即將登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在德國幾個主要媒體上,包括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德國之聲(Deutsch Welle)、德國公共電視一台(Das Erste)、德國公共電視二台(ZDF)、德國世界報(Die Welt)等,皆有諸多的報導。綜合這些報導可以發現,德國就此回台灣大選認識上,台灣的選舉不僅僅是政府更替的選擇,更是一個關係到台灣對自身路線選擇「親中」亦或「獨立自主」的選擇。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中)、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右)、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左)25日進行第二場政見發表會。 圖:新頭殼製作(資料照片)

另一方面,公視一台亦於每日新聞(Tagesschau)刊載出一份訪問,提出「若中國入侵台灣怎麼辦?」(Was, wenn sich China Taiwan einverleibt?)的報導。中國始終將台灣視為自身的一個行政區,縱然事實上並非這麼一回事,但隨著中國政經發展,中國對外無論軟、硬實力的上升,這態度越趨強硬,也越無轉圜的空間。此在今年七月美軍軍艦通過台海時,中國外交部對外表示「台灣任何非統一的選擇,都將使台灣無處可去」由此可見中國對外發言的強硬與立場。

與此同時,美國則將台灣視為自身於東亞保護傘的一部分,台灣也長期從美國獲得自身防衛所必要的軍事武器,並以此維持了海峽兩岸近半世紀的「平衡」。然在這20年,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所形塑的經濟力量,以及中國政治發展越趨獨裁之下,中國對台灣的攏絡、入侵,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利誘、軍事上的威脅,更多的是無形的「混合戰」(Hybridkrieg)。

中國欲藉著台灣內部的分裂,以及對經濟利誘的妥協,對台發動低成本、小規模且持續不間斷的「混合戰」,由「質」進而「量」的改變台灣的政治版圖,影響台灣民間社會的認同,進而達到不戰而降的目的。台灣近年也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雖開始有所對策應對,然長期困擾台灣的認同問題,也將該問題無形中複雜化,並難以解決。

每日新聞該專題報導同時提到,今年中,美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時,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Clay Doss受訪時表示,「美國通過台灣海峽,代表著美國致力於建立民主與自由,以及對印太戰略的履行」。然而,對美國而言,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同樣牽動著美國是否會願意介入這個東亞島嶼的衝突。站在美國與東亞鄰國的利益,台灣是一個扼住西太平洋島鏈的關鍵點,台灣固然重要,美國亦長期透過法律、軍事、經濟等各層面的強化台灣的防衛、經濟實力。但若台灣自行選擇與中國合作、統一,那美國或周邊國家也並非毫無應對之道。

台灣也並非不清楚自身所面臨的軍事威脅,在難以取得外購武器之下,台灣近年亦努力的自立開發包括潛艦、防空飛彈等武器,台灣冀望在當前中國軍事威脅不斷升高下,打造自身的不對稱防衛作戰策略,而非陷入與中國的軍備競賽困境中。然而報導亦提到,台灣因歷史因素以及長期獨裁統治的影響,台灣內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著莫名所以的「美好想像、認同」。筆者認為,這也可解釋台灣在面對中國這樣的巨鄰上,何以無法理性的去面對,以及尋找出於中國互動的最佳模式。

縱使台灣民主化歷程已20餘年,但在內部認同的撕裂、中國對台統戰、民主化深化仍不完全等因素下,台灣內時常有將中國視為「最佳解」論述、說詞,使台灣在對自身國際定位上,連帶遭受這樣的因素影響。這點在「德國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聽證會上,亦可看出這樣的矛盾之處。

「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自身定位模糊困境

德國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聽證會於12月9日於德國聯邦眾議院舉行,德國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為主要代表,包括執政聯盟的基督教民主黨(CDU/CSU)、社會民主黨(SPD)、自由民主黨(FDP)、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另類選擇黨(AfD)等,各政黨皆有議員出席、與會。該提案是由東德出身的生物學家Michael Kreuzberg所發起,Michael Kreuzberg出席聽證會時指出,「德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一個半世紀前的產物,德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多年,並未得到中國理性與平等的對待。而現今中國與台灣就是兩個事實上不同的國家,德國與歐洲是否該思考現況,並在承認中國的同時也承認台灣」。

德國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則指出,台灣與德國無論在經貿往來、學術交流、科技合作等,雙方皆有密切的合作與相互訪問。德國與中國互為戰略夥伴關係,德國與中國間,方方面面亦相當的密切,德國所遵守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德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相當重要的基礎。

德國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 圖:翻攝自Petra Sigmund推特

基督教民主黨議員Gero Storjohann提問時說道,他個人能理解德國何以遵守「一中政策」,但他個人無法了解為何當台灣在諸如國際民航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參與遭中國政府打壓時,德國為何無法替台灣爭取應有權益?德國是否真需要死守著半世紀前的「一中政策」,而罔顧國際上合作的必要。綠黨議員Cem özdemir則提問並建議,德國政府無需打破「一中政策」,而是可在既有基礎上,加深與台灣在各方面的合作。另類選擇黨議員Johannes Huber更是提出核心問題,Johannes Huber詢問,就德國所奉行的「一中政策」下,德國所理解的一個中國,是否包含台灣在內?

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針對這些提問皆有所回答, Petra Sigmund表示,德國與台灣有著密切的非正式外交關係,但在德國當前所遵守的「一中政策」架構下,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左翼黨議員Stefan Liebich則針對「一中政策」追問,在德國遵守的「一中政策」認知中,德國也傳出打算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那麼在德國政府的認識、理解下,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還是是中國領海?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並未正面回應此問題,僅表示當前德國政府並無派艦通過台灣海峽的計劃。

與提案人Michael Kreuzberg一同出席聽證會的世界台灣同鄉會會長傅佩芬,就外交部代表的發言回應指出,「德國自詡為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並標榜著自身所捍衛人權與自由,那德國是否也該堅定支持台灣所努力保護的民主、自由,德國更可以邀請蔡英文總統訪德,突破雙邊訪問的限制。」

這場聽證會的主軸,無非是德國對台灣立場,以及德國自身所遵行的「一中政策」。誠如德國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於聽證會上所言,德國所奉行的「一中政策」就是涵蓋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對外代表「中國」的為一政權。這點,從提案人Michael Kreuzberg錯置台灣與中國歷史脈絡的提案內容,到台灣內部分裂的認同,以及這場聽證會上,不斷提及的「一中政策」框架問題,突顯出到底台灣對外是以「中華民國(中國)」為對外身分?還是就是「台灣」這個身分?「我們是誰」這問題,是未來台灣對外所必須思考、面對的問題,這也是外國無法協助台灣的一個重要且核心的問題,

「中國因素」在德國

台灣長期因經濟因素,而擔憂遭中國「以經促統」,這樣的問題在德國亦出現,且與台灣同樣面臨與中國經貿往來過密的代價。德國與中國互為雙邊重要的貿易往來國,中國不但是德國對外最大貿易國,中國在德國亦有大量投資、以及「一帶一路政策」的資源投注等,使中國與德國雙邊經貿往來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連動關係。另一方面,不僅經濟上對中國的仰賴,中國在文化層面的軟實力上,亦藉著包括中國孔子學院、中德雙邊學位合作計畫、中德雙邊學術與科技合作等,打造出一個在德國的「中國風潮」。無論經濟與文化,在在突顯出中國與德國雙方在各領域的關係發展上,是相當緊密、互訪也頻繁的狀態。伴隨著中國市場不斷的成長、擴大,相對歐盟市場的緩步成長,外貿導向的德國經濟,更顯德國對中國市場依賴日益漸深的必然,以及德國自身對中國不可或缺興所造成的問題。

這在德國近月就是否使用華為電信做為下一帶5G設備疑慮問題上,中國駐德大使就德國第二大電信公司「西班牙電信集團」(Telefónica, S.A.)選用華為設備上,並等待德國政府批准時,駐德大使吳墾的回應,即被指出間接以經濟實力威脅德國政府需批准西班牙電信的許可。吳墾發言指出,中國2018年總進口2800萬輛汽車中,來自德國的進口汽車約為700萬輛,中國也並非沒有技術無法自行生產,中國國產車的品質亦不輸給進口汽車。而這也透露出德國在近20年,其貿易導向經濟長期仰賴藉由對中國輸出,換取貿易進出口利差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台灣自身定位依舊模糊不清,德國與中國雙邊皆分別為世界第一與第三大貿易國,雙方經濟互有緊密連結下,德國短期內不可能,也不會去打破當前所奉行的「一中政策」。對德國來說,縱使聽證會上外交部亞太司長Petra Sigmund認為未來德國可在國際議題上,與台灣有更深入的合作與互訪,但仍代表著德國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利益層面考量、中國因素問題、台灣自身定位模糊下,突破「一中政策」可能性很低,同時與台灣有正式外交關係亦對德國政經現況上,都並非是一個必然或是最佳的選擇。台灣必須正式自身定位,人助方先自助之。

全球各國現正積極部署5G,研調機構IDC指出,應同時考量資安防護,才能極大化商業成效。 圖:翻攝自T-Mobile/YouTube

本文轉載自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作者:鄭嘉瑩(台灣德國社會法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