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一群來自蘇聯黨政軍要害部門的高級官員發動了一場政變，軟禁了正在休假的蘇聯總統、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並成立所謂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來接管政權，他們企圖將蘇聯拖回史達林時代。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定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堅定意志。八月十九日清晨，數百輛坦克、步兵戰車、裝甲運輸車、幾個傘兵團被調到莫斯科的街頭和廣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實際上訴諸的是自布拉格之春以來的著名方式：街頭的坦克是最有力的政治論據。他們決定依賴軍事實力來樹立自己的權威。然而，時任蘇聯總統助理、戈爾巴喬夫秘書的奧斯特羅烏莫夫敏銳地指出：“這首先是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力量不自信。”
政變者認為，他們所應付的還是六十年代的蘇聯：宣佈奪權，在街上部署幾輛坦克就成了。人們會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興，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數人都不會太在意。只要答應他們生活會好起來就行了——至於是否真的會好起來，承諾者不必遵守承諾。民眾信不信都無所謂，因為他們對左右局面無能為力。他們不是公民，他們只是臣民，甚至是“自願為奴”的奴隸。這是蘇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得以持續七十年的秘訣。
然而，正如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小傑克·F·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政變者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政變組織得太糟糕了，而是政變者沒有看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六年來，蘇聯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政變者“是其自身偏見的犧牲品”。政變者沒有想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無論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還是在其他城市都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他們甚至沒能製造得到“廣大群眾”支持的假相。改革使社會政治意識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深刻變化。很多人意識到自己是公民並且開始像公民那樣表現自己。儘管改革年代困難重重，俄羅斯的大多數公民並沒有接受叛亂分子提供的回到改革前的過去的機會。
這種變化也影響到蘇聯軍隊。前線指揮官沒有聽從政變者下達的開槍殺人的命令。國防部長亞佐夫盡力一個接一個地勸說指揮官盡快動手攻佔葉利欽據守的俄羅斯聯邦議會所在地白宮。從軍事上來說，擊潰聚集在那裡的、反對政變的數萬名手無寸鐵的民眾易如反掌。但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將軍和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將軍斷然拒絕暴力攻擊民眾的命令。列別德少將奉命從莫斯科南部調兵過來，但他馬上告訴告訴葉利欽說，他不會進攻俄羅斯政府所在地白宮，他手下的一些士兵甚至一度加入到葉利欽的隊伍裡來保衛白宮。克格勃特種部隊、極具威懾力的阿爾法小組的三名副指揮官也表示，他們不會向他們的同胞開槍。
但是，當時走上街頭的莫斯科民眾並不知道軍方指揮官的真實想法，他們確實是抱著以命相搏的決心和勇氣走上街頭。街頭並非沒有留一滴血，有三名年輕人與坦克兵遭遇時被打死。如果軍隊動手，使用重武器，廣場上必然血流成河——那將是天安門屠殺的重演。
但是，很多莫斯科市民仍然不顧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佈的戒嚴令，走上街頭反對政變。他們紛紛表示，“我們已經沉默很久了”、“我們要用身體來捍衛自由”。一年多以前，在俄羅斯異見領袖、科學家薩哈羅夫的葬禮上，人們在其靈柩上留下了“原諒我們”、“永遠不要在這樣了”等字樣，如今那種感情好像又復甦了。但無論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者們都未能捕捉到民眾真實的呼聲。
薩哈羅夫的遺孀葉琳娜·波納也走上街頭，她對一起上街的夥伴說：“他們認為他們能夠統治我們，指使我們，但我們要讓他們看一看，我們要向他們證明，我們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
這句擲地有聲的話仿佛是今天香港抗爭者們的宣言。以習近平為首的北京共產黨當局和以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跟當年蘇聯的政變者一樣，根本不知道香港人要成為“真正的人”的決心和勇氣有多大。儘管香港警察以及偽裝成香港警察的中共特警和軍人並無昔日蘇聯軍隊的良知和人性，他們先後虐殺了數百名抗爭者，將香港變成伊斯蘭國那樣的“殺戮戰場”，但香港民眾沒有被嚇倒，沒有從“經濟理性”出發而停止抗爭、舉手投降。中學生留下遺書走上街頭，年愈九旬的老人要為年輕人擋子彈，大學校長不畏催淚彈挺身而出保護學生，餐廳老闆免費為學生提供食物……這是一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的決絕，這是一場超越世代和階級的真正的“香港革命”。
那些攻擊和辱罵香港人的中國人，包括很多在自由世界可以得到真實訊息和真相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的言行無非再次證明了，他們不是人，他們是牲口，他們是動物農莊中四條腿的動物；而香港人，用他們的淚，用他們的血，用他們的生命，向世界宣告：我們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