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學已故校長蔡元培於香港華人永遠墳場的墓碑被人破壞。香港警方稱，華人永遠墳場職員報警指有墳墓損毀，警到場調查後列為財物損毀，事件沒有刑事成份——蔡元培是七十九年前逝世的、無權無勢的平民，蔡元培的墓碑被損毀，被警方定義為「沒有刑事成分」；但是，如果習近平為其父親習仲勛修築的宛如皇帝陵墓的墓地遭到損毀，那一定就是殺無赦的彌天大罪。中國的法律真神奇，可張可馳，可伸可縮。

承認破壞蔡元培墓碑的中國微博網民「哀極無淚」（他為什麼不敢用真名呢？），次日於微博上載照片，指「給現任中堂大人的恩師蔡元培的墓碑打磨了一下」，他又在墓碑上張貼被國民黨槍殺的中共早期工運領導人汪壽華和趙世炎（趙為中共前總理李鵬的舅父）的照片。他譴責蔡元培說：「在知識分子們的吹噓下，蔡元培成了完人，彷彿四一二大屠殺中血流成河，與蔡元培無關一樣，然而蔡元培的命是命，汪壽華、趙世炎的命就不是命嗎？……我不信那麼多熱血青年的人頭，因為是北大教授所殺，就會在人們的記憶裡蒸發。」

蔡元培突然被左派紅衛兵盯上，是因為在香港逆權運動中，中大校長段崇智曾發公開信，內容被視作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學生，遭北京和親香港政府的人士批判。隨後，中大學生會向校長贈送「良知不會被威權滅聲」的大型橫幅，有人寫下「世上可能沒有第二個蔡元培，但有的是多一位值得敬佩的校長」字句，感謝段校長與學生同行。

「哀極無淚」此前曾發文不滿「反送中」運動，他仇恨蔡元培，原來是因為仇恨段崇智，以及香港反抗暴政的學生。「恨屋及烏」，蔡元培不幸成為其炮灰。他在微博上說：「段崇智也好，蔡元培也罷，大學校長們風度翩翩的外表下面，並不總代表社會的良知與正義。」。他更形容反送中大學生為「廢青」，並稱「看看廢青的標語就知道，廢青們無知」。

「哀極無淚」又說，「各位鄉親這事與任何人無關，警察要來抓打個電話就行，咱自己走過去」。中共大概不會約束或懲罰自己的走狗。

對此，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發出聲明，強烈譴責對蔡元培墓碑的惡意毀壞，「對此次卑劣的暴力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和強烈譴責」，同時對蔡的親屬致以誠摯慰問。「哀極無淚」又回應指，「堂堂北大，一點面對真相的勇氣都沒有！」

所謂「真相」，就是蔡元培一生反共。共產黨控制的北大當然不願提及蔡元培反共的歷史，也正是因為蔡元培有過反共的歷史，中共建政至今，仍然不允許蔡元培的墓地從香港遷回北大校園。中共在未名湖邊為跟北大毫無淵源的美國左派記著斯諾建了墓地，卻不讓蔡元培的墓地回到北京大學；在北大百年校慶時，中共禁止北大上演由沙葉新創作的戲劇《先生蔡》，這充分說明中共何其害怕蔡元培的思想遺產。

一九二七年，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蔡元培固然不喜歡剛愎自用的新軍閥蔣介石，可他發現如果中共奪取政權，中國就將淪為蘇俄的殖民地，後果不堪設想。中共煽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隨北伐軍所到之處，暴力氾濫，血流成河，如果再不加以遏制，中國真的會變成梁啟超所說的「一片荒漠」。

所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古應芬等國民黨元老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吳稚暉提出，「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認為「應予糾察」。蔡元培立即附議，並補充建議「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蔡元培任會議主席，會議通過了吳稚暉的反共提案，並由吳擬具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決議草案。這次會議上把清黨活動定名為「護黨救國運動」。

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再度召開會議。會議通過吳椎暉草擬的《請查辦共產黨呈文》，呈文稱「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分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諮交中央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會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蔡元培繼之提出「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證據」，及「浙江共產黨破壞本黨之事實」兩個報告，共羅列共產黨「阻止入(國民)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四項內容，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也作「罪證」附後。會議在蔡元培主持下，還審定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處置的共產黨人的名單，計一百七十九人。後來，國民政府發布的通緝共產黨人的名單，大致以此名單為基礎。

反共對於蔡元培來說，不是需要遮蓋的、羞羞答答的歷史，而是大義凜然的正義之舉。當然，後來蔣介石的「清共」殺人過多，包括殺死「哀極無淚」眼中的「烈士」 汪壽華和趙世炎，並不應當由手上無一兵一卒的蔡元培承擔責任。

「哀極無淚」的行為和言論，散發著一種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說的、專制主義特有的「如同陰溝般的味道」。他將損毀蔡元培墓碑的行為視為英雄主義行動，並以左派自居，但他從來沒有為中國數以億計的奴隸勞工（農民工）說過一句話，并沒有譴責過早已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太子黨——幫助南方工人維權的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成員，多多少少有點左派特質，但他們個個都人間蒸發了。

「哀極無淚」是中共洗腦教育的一個典型標本。他很喜歡使用正義、良知、真相等「大詞」，但這些抽象的宏大詞彙背後，卻沒有數據、事實、分析和邏輯推理。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三帝國的語言」。德國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中指出：「希特勒年代真的不缺少英雄主義，但是，在真正的希特勒主義裡，在希特勒信徒的共同體裡，卻只有一種外在的、畸形的和毒化了的英雄主義，它讓人們想到的是張揚炫耀的獎杯和丁零當啷的勛章，是大肆吹捧的虛誇膨脹的話語，是殘酷無情的屠殺。」在中國，這個傳統被發揚光大了。「哀極無淚」自以為是地使用這些說法，卻不知道它們早已被中共宣傳機器所毒化，正如納粹當年的做法一樣：「納粹主義是通過那一句句的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的，它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複，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言說者頭頭是道，卻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德國歷史學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中如此評價希特勒的演講和著述：希特勒從來不引用數字，也不與人辯論，始終以描繪未來的藍圖引人入勝。希特勒喚醒了一個老是失敗而從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曾經說過，具有十足的「勇氣當文盲」，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最愚蠢的人還要蠢。「從來也沒有一本像《我的奮鬥》這樣文字如此平庸、枯燥無味的書會出名，這部七百多頁的書，沒有一個人物來自人民的生活，沒有一個微笑來自農村、工廠、體育或歷史，沒有任何生動的內容。」每當我看到中國的社交媒體上類似「哀極無淚」的當代義和團與紅衛兵說發出的滿坑滿谷的仇恨言論，我就知道，千千萬萬個青年希特勒正在中國茁壯成長中。

我沒有見過「哀極無淚」的真實相貌，但我從其言行中依稀看到希特勒的影子。一個充滿仇恨和憤怒的「失敗青年」，才會將為自由而戰的香港的覺醒青年貶為「廢青」，正如香港警察將抗爭者稱為「甲蟲」，希特勒將猶太人稱為「跳蚤」一樣，先將對方物化，先將對方定位為「廢」，下一步就可以用處理廢物和垃圾的方式徹底清除掉。當年在文革中將老師活活打死的窮凶極惡的女學生並沒有消失，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對學生和市民開槍的臉上還帶著稚氣的士兵並沒有消失，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中國，他們如野草般生生不息。

德國詩人海涅說過：他們先是焚書，然後是焚人。今天，他們先損毀蔡元培的墓地，顛覆蔡元培堅持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以及反共的普世價值，然後他們就要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