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會亂成現在這樣子,不是因為壞人太多,而是糊塗蛋太多,尤其是學有專精的糊塗蛋。普通糊塗蛋鬼扯,沒人關注,影響層面也有限;但學有專精的糊塗蛋一認真,壞人就有了護身符,一切惡行似乎都值得同情了。

2019年7月21日《新頭殼》報導〈周錫瑋崩壞?陳芳明:思維早受北京綁架〉: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日前接受《德國之音》的訪問,主張只要不支持台獨,就不會遭受中國的攻擊,此番言論遭主持人質疑,這是正常生存方式嗎?兩人因此上演辯論戰,引起外界關注,而政大教授陳芳明今(21)日在個人臉書表示,……

他看過訪問後,發現自己過去可能誤解周錫瑋了,周的思維方式,早就受到北京的綁架,那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周曾經擔任過台北縣長,卻在公務之外投入繪畫藝術,那種修養,在公務體系裡,確實與他人不一樣。

但陳芳明話鋒一轉表示,這幾天,網路一直瘋傳周錫瑋接受《德國之音》的訪問,他終於點進去看,才知道周錫瑋的政治識見卻是那樣,從回答德國記者的提問中,讓他發現周的思想已經被綁架,卻不斷站在綁架者的立場說話。而陳芳明也不禁感嘆,他過去可能誤解了周錫瑋,誤解好大。」

陳教授臉書的這段話,根本就是以君子之心,度黨國鷹犬之腹。本魯要在此奉告陳教授,你不只是過去誤解了周錫瑋,誤解好大;你現在誤解了周錫瑋更大。

北京何時綁架過周錫瑋?

周錫瑋父子在台灣歷史上,從戒嚴時代到今天,沒有一秒鐘當過受害者。周書府這隻殘忍的黨國鷹犬,在被兩蔣派任為「綠島王」那幾年,迫害屠殺的不只是台灣人,外省人的受害者照樣也一堆。

其他外省賤民或者是被兩蔣的亂軍拉伕來台,或者是為了逃避赤禍而避難來台,他們是在逃難。但兩蔣豢養的鷹犬不是逃難,牠們只是在搬家,甚至只是在旅遊。牠們不是受害者,牠們無論在中國或在台灣,牠們得的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牠們得的是高級外省人症候群。

這些高級外省人戒嚴時代打著「反共」的招牌,長期迫害台灣人與外省賤民。如今民主化之後,因為沒有實行轉型正義,讓這些吃香喝辣一輩子的黨國鷹犬,一夕之間由反共變為舔共,繼續站在台灣人頭上拉屎拉尿。

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可稱為人質症候群,應該不能算是精神疾病,而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因而同情加害者,甚至認同加害者的想法,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瑞典罪犯,結夥闖進了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在搶劫過程中被大批警察包圍,於是兩個搶匪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與警察僵持了130個小時後,歹徒最終還是對警方棄械投降,4名人質也成功脫困。

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4名遭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搶匪,公然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並表明他們一點不恨歹徒,反而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甚至不願在法庭裡指認歹徙。

這兩個搶匪劫持人質達5日之久,期間他們多次威脅要殺害人質,但警方送進來的飲食,搶匪擔心裡面有下藥,讓人質先食用,這樣竟然也讓人質對綁匪感恩。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當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時,他們會覺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脅,用來掩蓋自己不想討論問題的假想狀態。

台灣人面對從中國來的國民黨,甚至面對現今仍在北京的共產黨,某些人確實是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他們會認同加害者的說法。但是這些都跟周錫瑋無關,周錫瑋得的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周錫瑋得的是高級外省人症候群。

柏楊筆下的汪廷瑚

先父的同學汪廷瑚,出身皖南書香世家,隨軍來台後因寫作得罪高官,被警總保安處抓去後,不經軍法處審判就直接羈押於綠島。鷹犬逼他寫了悔過書就放他回家,但他脾氣倔強,始終不寫,就這樣沒判決卻被關在綠島。   

15年後,綠島指揮官換了脾氣更倔的周書府,要求汪廷瑚在被釋放回台前一晚,一定要寫下悔過書;汪廷瑚不從,周書府竟派眾多槍兵,以槍托圍毆擊斃,詭稱當夜暴斃,立即火化。在台同學們專程去碼頭接他,迎來的卻是骨灰一罈。

《柏楊回憶錄》裡在解釋自己服刑期滿卻不能回台,被綠島指揮部軟禁成沒有刑期的「看管雇員」的過程中,就提到過汪廷瑚遇害的經過:

「關在綠島的政治犯,都是情節重大的,刑期雖然屆滿,但有關單位認為其思想仍未改造,或者找不著『保人』,就在出獄步出大門時,重新被逮捕、囚禁,管訓期限一次三年,可以一次、再一次、無限次的延長。……所以,班長們經常警告囚犯:『我沒有辦法叫你出獄,但我有辦法叫你坐牢坐到死』。……

有一位政治犯在他要出獄6個月前,依規定要寫感訓心得,一般都會痛心自責,依照官方意思永遠擁護英明的領袖。而這位難友在寫感訓心得時,不但不認錯悔改,還把他在調查局所受的苦刑,以及冤屈的案情,一寫就是二十幾頁。政戰官特地向他分析利害要他重寫。這位老兄認為現在他要出獄了,黨國要人不是都在勉勵誠實無欺嗎?他要層峰知道事情的真相。政戰官怎麼勸都無效,甩門而去。結果,這位老兄被送到『隔壁』,3年之後還延長了一次,總共多關了6年才被釋放。……

……這就是軟禁,我每天除了吃飯以外,沒有任何事可做。軟禁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沒有刑期。名義上,我的職位是『看管雇員』。凡是判刑的囚犯,即使是25年的最高刑期,也有期滿的一天,即使是無期徒刑,也有大赦、特赦或減刑的可能。只有軟禁犯,可能被囚禁30年、10年,永無盡期,任何大赦、特赦、減刑,都輪不到自己,因為我們已非罪犯,沒有判刑,只不過由於一紙行政命令。……

另一位更離奇的軟禁犯汪廷瑚先生,他得罪了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張寶樹先生一個電話給警備司令部,汪廷瑚立刻在他教書的台北市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員位置上被捕,押解到綠島指揮部,成為『看管雇員』之一。事後,張寶樹曾經派了幾位汪廷瑚的朋友,到火燒島勸他寫一份悔過書,就可釋放,每一次都遭到拒絕。這樣一直到我回返台北,繼任指揮官周書府先生,對軟禁犯採取嚴峻態度,汪廷瑚終於遭到毒手,不明不白的死在周書府派出的槍兵圍毆之下。」

郭中一筆下的汪廷瑚

東吳物理系副教授郭中一,在他《科學,從好奇開始》的序裡,也提到他的父親郭逸民教授,與汪廷瑚不只是同學,還是同鄉,因而親見原本要接人,卻接到骨灰的「鬧劇」。   

「父親的朋友當中,多半是流亡學生,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常在家中做食客的,免不了要受到小孩兒的壓榨,要他們掏出童話、鄉野故事、乃至個人經歷,饜足好奇的心靈。

聊齋故事中,有一則〈宮夢弼〉,故事中柳家食客宮夢弼,常陪著柳家小孩兒玩藏石頭於地磚下的遊戲,後來柳家衰敗,翻起地磚,石頭盡成白銀。這些叔叔伯伯們在故事與個人經歷中,不啻為我埋藏了無盡的寶藏。

父親的同學中,汪廷瑚叔叔出身皖南汪家大族,曾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後隨軍來台。他教會4歲的我查王雲五4角號碼字典,大以為傲,常在人前要我表演,以為誇耀。

他辦雜誌揭弊,受到警備總部關切,不經審判,即羈押於綠島。被捕前日,我要他小心,他意氣昂揚,直道無妨。此後歲月中,聽聞他始終未曾認錯屈服,但又沒有正式定罪,成了當局棘手的人物。

15年後,年甫弱冠的我,歡欣地接獲他將回台的消息,但是迎來的卻是骨灰一罈,原來他們在釋放他的前夕,由眾多槍兵以槍托圍毆擊斃,詭稱當夜暴斃,立即火化。

像這樣的故事,在那樣的時代中本不罕見,汪叔叔孑然一身,也沒有人為他平反,但是他畢竟還是為〈宮夢弼〉留下了寶藏。他所辦雜誌,多半被警備總部沒收,剩下的都留給了我。……其中記憶最深刻的一篇文章《烈豆》,正是汪叔叔給我的印象:大把綠豆中,一顆鐵錚錚、久煮不爛的特立獨行者。」

周書府當年在綠島殺害台北高工(現在大安高工)教員汪廷瑚,如今他的兒子周錫瑋接受《德國之音》的訪問,又從反共變為舔共,黨國鷹犬的DNA會遺傳嗎?鄉民們自己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