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民主台灣，人民或許仍會對司法判決不滿、對法官「自由心證」感到困惑，但少有人真正質疑：國家機器會不會偽造文書、製造冤案？

然而，一旦我們翻開戒嚴時期的司法歷史，這個疑問不僅成立，甚至令人不寒而慄——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法袍不但未必象徵正義，反而成為壓迫異議的工具，成千上萬的公文書、判決書與供詞筆錄，可能都是被策劃與捏造的政治劇本

一、當法官不再審案，而是演戲

戒嚴時期（1949–1987），台灣處於國民黨一黨專政與情報體制掌控下，軍法審判取代一般司法程序，情治人員高於司法官，許多案件在尚未審判前，早已決定罪名與刑度，審判只是為國家暴力化妝的儀式。

以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大審」為例，無數異議人士如雷震、彭明敏、施明德等，被指控「叛亂」、「匪諜」、「意圖顛覆政府」，而這些罪名背後的證據，多來自以下手段：

• 以刑求取得供詞，再製作成筆錄，要求被告簽名認罪。

• 軍法官與情報單位共同編造供詞版本，供庭審使用。

• 刻意補填或修改問話時間、地點、內容，筆錄內文與實際時間錯位，卻無人敢查。

這些行為，從形式上來看，都是偽造文書罪的構成要件，但在當時卻被視為「維護國安」的正常程序。

二、雷震案與「自由中國」的沉默

《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1960年因籌組反對黨、批評蔣介石獨裁而被捕。整個案子表面上是預備叛亂罪，但根據雷震日後在獄中的回憶以及國史館文件的解密，我們可以看到：

• 他與他人私人信件與談話內容被截錄、剪輯、誤解後，成為「陰謀」證據。

• 口供筆錄由軍法單位預擬，再由雷震「核閱」簽字。

• 審訊過程封閉，律師被排除在外。

換言之，這場審判的所有「法律文件」，包括起訴書、筆錄、證人證詞，都充滿了刻意編輯與構陷的痕跡。法官在這裡，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者，而是國家機器的一環。

三、美麗島事件：文字遊戲與程序設計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更是台灣戒嚴司法黑暗的集大成。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等人遭軍法起訴，在媒體與法庭裡被定性為「暴徒」、「共匪代理人」，但至今最被人質疑的，就是那一份份「口供」與「悔過書」。

• 黃信介等人供詞中出現明顯文法雷同，顯然由同一班人草擬。

• 被告口中陳述的字詞與其人格格不入，顯示並非親筆。

• 有被告指控：供詞中許多字句「不是自己寫的」，但軍法庭拒絕比對筆跡，僅以「簽名同意」為由，視為有效文件。

這些筆錄、證據、判決，日後成為「歷史文件」，成為政治審判的檔案基礎，但在事實上，它們可能根本就是一場集體偽造的法律劇本。

四、促轉會報告：歷史的證明與警告

2018年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公開數千份白色恐怖檔案，證實：

• 情治單位不僅干預審判，更直接參與起草法官判決理由。

• 多起軍法案件中，出現「兩版本筆錄」，一份給上級報告，一份存檔用。

• 法院文件存在後填、補簽、不同日期印章，皆符合偽造文書之嫌。

這些揭露，並非要否定所有過往法官與公務員的努力，而是提醒我們：當司法失去獨立，法律的文字就會變成統治的工具。

五、今日的鏡鑑：我們是否還在複製那種司法文化？

即使到了今日，當我們面對如郭瑤琪案、蘇建和案、邱和順案等爭議判決，我們仍會看到「自由心證」被過度濫用、證據矛盾卻無從翻案、書記官或法官程序瑕疵被掩蓋的現象。

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戒嚴時期的文書偽造，只是過去式，還是至今仍在司法文化中以另一種形式存活？

結語：正義，從不只是穿上法袍而已

當年那一張張偽造的供詞、杜撰的判決理由，曾經決定一個人是否能活、是否能再見陽光。而今日，若我們對司法體系中的黑箱、造假與濫權視而不見，我們將重蹈覆轍。

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是成立一個促轉會就足夠，而是要問：我們是否從「穿著法袍的陷阱」中學會警醒？

法袍不能掩蓋真相，法律不能用來服從權力。否則，我們所信賴的正義，只會變成偽造文書的幫兇。

◎蕭錫惠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