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可轉弱為強。──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外國雇傭兵不是清末才第一次出現，「師夷長技以制夷」也不是晚清才有的應急策略。唐朝安史之亂時，朝廷重金聘請吐蕃和回鶻軍隊幫助對抗安祿山和史思明叛軍；南宋時，朝廷也曾拿錢收買金國對付西夏，之後又聯合蒙古對付金國。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催生西洋「常勝軍」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清帝國的統治模式被動的發生劇變：由於八旗和綠營腐敗不堪、無力征戰，朝廷不得不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漢族大臣，組建湘軍、淮軍等「鄉勇」，這種新式的漢族地方武裝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主力。由此使得「同治中興」之後，權力由中央下移至地方，封疆大吏各自為政，中央政令不出紫禁城，以致在義和團拳亂期間，出現拒絕遵從慈禧太后「與萬國開戰」詔書的東南互保運動。
另一方面，洋人開始成為這場戰爭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在朝廷與太平軍的對峙中，洋人站在哪一邊，決定著哪一邊能在這場漫長而血腥的內戰中取勝。
就在清廷與太平天國在南方苦戰的同時，北方又烽煙四起，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咸豐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清廷被洋人狠狠的教訓後，放下身段，與西方列強展開貌似平等的「外交」，簽訂和約，並用非正式的方式，請求洋人出兵幫助鎮壓太平軍。於是，就有了以外國雇傭兵為主體的「常勝軍」。
美國歷史學家R．J．史密斯（Richard Joseph Smith）在《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雇傭兵與清帝國官員》一書中指出：「常勝軍身為展現東、西方共同分享的新合作精神，而出現的第一批中西制度性的組織之一，集中反映出合作政策背後的衝突與妥協。」
在「三千來未有之大變局」中，這支西洋雇傭兵身分特殊、敏感且張力十足：他們與清帝國不僅存在種族和國籍的差異，更有著文化與制度的天壤之別。或更直接的說，是文明與野蠻的差別。諷刺意味十足的是，雙方所定義的文明與野蠻是顛倒的。清國人認為自己是文明人，洋人是野蠻人；洋人則認為自己是文明人，清國人是野蠻人。
一八四０年以來，清帝國在與西方的對決中屢戰屢敗，但統治階層只承認「技不如人」，不承認本身在文明核心上是低劣、落後的，所以只願意採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策略。
美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費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指出：「常勝軍擁有的外國大砲和連發步槍，以及它運用的、由長江三角洲水路上的明輪蒸汽船實施的兩棲戰術，使該軍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新的技術方面的重要地位。」這些新技術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新戰術，讓常勝軍贏得了一連串輝煌的戰役。
常勝軍的成功，讓李鴻章等清帝國開明派官員意識到武器和技術的重要性。一八六三年，李鴻章說：「一旦中國擁有兩件東西－－迫擊炮和蒸汽船－－西方人就不得不收回干預之手！」清帝國願意購買西方先進的槍炮和船艦，進而加以模仿製造，以此縮小與西方在軍事上的差距。
但船堅炮利並不足以讓清帝國「站起來」，中俄伊犁爭端（按：俄國趁西境混亂，出兵包含伊犁在內的中國領土）和在此之前的台灣危機（按：因《天津條約》，清廷陸續開放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港），證明李鴻章目光短淺和盲目樂觀。「中體西用」不是靈丹妙藥，而是致命毒藥。捨本逐末，無法脫胎換骨，但在軍事領域有限的進步，至少可以取得擊敗太平天國的優勢。
書名：顛倒的民國
作者：余杰
出版時間：2019年7月(即將出版)
出版社：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作家余杰。 圖：翻攝自余杰臉書/黃謙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