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晚上,發起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共有200萬人參與第四次「反送中條例」遊行,輕鬆突破6月9日創下的103萬人紀錄;即使是香港警方極為保守的估算,遊行人次也遠高於上周公布數字。

讓香港人再也耐不住性子、連續兩周走上街頭的導火線,是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這次《送中條例》逼人太甚。我們已爭取不到普選,現在(中國)又要拿掉香港的防火牆、剝奪司法獨立,這是香港人不能忍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認為,害怕失去原有生活方式,是上百萬香港人一改過去「政治冷感」形象,勇敢站出來的主因。

 港人不認為香港應該「等於」中國。至少,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起算的50年內,這件事都不該發生。

 但當初抱持類似想法的人,如今看來,顯然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一國兩制』是讓兩邊可以花一點時間,慢慢走在一塊。只是中國走得太近、太快,讓香港人覺得不舒服。」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認為,香港人近幾年感受到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性逐漸流失;《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甚至連「不必活在中國法律下」的底線也會失守,民眾因此將迫切的危機感,化為具體的「反送中」行動。

香港回歸至今,不過近22年,為什麼當初說好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已然搖搖欲墜?

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2003年,是第一個重要轉捩點。

「SARS後,中央推出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政策,雙方開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融合。」2003年以後,香港觀光、零售、服務業,從中國觀光客手中賺進大把人民幣;金融、物流業則紛紛北上,拓展希望無窮的內地市場,經濟上日益倚賴中國。

與此同時,已有人憂心「香港社會中國化」現象,亟欲區分中港差異,例如2004年6月,就有300名專業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源於西方社會的觀念,列為香港核心價值,呼籲市民加以維護。

雨傘革命導致中國態度轉硬

接著「2014年佔中行動,完全是年輕一輩的運動,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角色。民主派覺得要理性、要參加選舉,年輕人才不管這套。」葉健民回憶,這場要求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直選的佔領行動,不僅無法獲得香港保守人士支持,即使在泛民主陣營內部也無共識。

儘管2014年這場「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卻讓中國政府決定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除了對反政府意見「零容忍」,中國政府也插手香港內政。今年4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中央與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並呼籲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存在的缺失和風險。

更早在2017年11月,王志民就約見了36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宣講中共十九大精神」,解讀黨賦予香港的使命與要求,「在香港人眼裡,中聯辦只是北京和香港的聯絡窗口,但中聯辦主任『召見』立法會議員,等於把自己當成省委書記(中國各省第一把交椅)在做。」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李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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