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從歷史角度看驗證「綁匪之國 」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1970-01-01T00:00:00Z
華為副董事長兼CFO孟晚舟。   圖:翻攝自華為雲微博
華為副董事長兼CFO孟晚舟。   圖:翻攝自華為雲微博

加拿大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之後,中國先後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中方的報復行為。加拿大外長弗里蘭告訴媒體,她對於兩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國被捕的的命運極為關注:“對於我和總理來說,沒有什麼比國境之外加拿大人被關押更令我們感到切膚之痛。這是我們政府目前要處理的首要任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指出,中國逮捕加拿大公民的行為“不可接受”,稱他們應獲得釋放。

中國自有其說辭。《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替中共辯護説:“美國加拿大聯手抓了孟晚舟,他們的法律程序看上去很完美。他們的潛在要求是,如果你們要抓我們的人,請像我們一樣公開透明,比如舉行保釋聽證會。他們知道,中國做不到,中國的司法體系和資訊公開制度遠不如他們的發達。……中國從昨天到今天,連續宣佈對兩名加拿大公民實行‘審查’,就是抓了他們。中國政府肯定不會承認這與孟晚舟被抓有關係。中國官方說他們從事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雖寥寥幾句,但和美加用一整套法律程式證明他們抓孟晚舟的合理性,是一回事,只是中方沒能力像他們那樣講得很漂亮。不錯,中國的法律和輿論能力都弱,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加的同樣真實。”

胡錫進似乎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加誠實,他公然承認中國抓捕加拿大公民跟孟晚舟被捕有關,只是中國政府不願“承認”而已。他也承認“中國的司法體系和資訊公開制度遠不如西方的發達”、“ 中國的法律和輿論能力都弱”,但是,“我是流氓我怕誰”,中國不必跟西方比賽誰在法治上更進步,只用比賽誰抓的人更多——這不是洩露國家機密,什麽才是洩露國家機密?東廠西廠錦衣衛為何還不出手抓捕洩露國家機密的賣國賊胡錫進?

以交換人質的方式抓捕他國前外交官和國際人權組織成員,向來是中國的拿手好戲,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中國有句古話説,“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但這句話從來只是說說而已,中國從不遵循這一原則。近代以來,中國經歷的幾次刻骨銘心的“外辱”,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平拳亂等,全都源於統治者無視國際規範、殘酷對待外國使節、商人和傳教士,是為“自取其辱”,是為“自作孽,不可活”,絲毫不值得同情。

刻骨銘心的「外辱」? 「自取其辱」不值同情

所謂“第一次鴉片戰爭”,肇始於清廷使用暴力手段包圍英國商館,軟禁英國駐中國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以及數十名英國商人長達六星期,迫使英國方面屈服。後來被譽為民族英雄的欽差大臣林則徐自以為是地認為,可以像對付中國老百姓那樣,隨心所欲地對付外國人。他一意孤行,完全不考慮英國人的反應。英國歷史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在《鴉片戰爭》一書中指出,那些關切英國可能有所反應的人,在中國都受到譴責,説他們是懦弱的賣國賊。“林則徐誇稱自己早就預見整起衝突。這場戰爭的每一役都證明絕非如此:每一次交戰,清方都因英國回應的威力而吃驚。”當時,義律在給英國外相的信中特別指出:“清官府無故採取強勢措施,危及英人性命、自由及財產,有辱大英皇權之尊嚴……彼等剝吾人自由,性命操在他們手上。”最終,英國決定為自由貿易開戰。

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其實跟鴉片毫無關係:英國要求清廷履行《南京條約》中的條款,清廷卻出爾反爾、概不認賬。談判破裂,並非因為條約的具體內容,而是在遞交國書的禮節上卡殼——仍然是半個多世紀前英國使節馬嘎爾尼遇到的難題:巴夏禮堅持公使入覲“立而不跪”,清廷則堅持“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開戰之後,清軍扣押英法使臣三十九人,對他們進行酷刑折磨,導致二十一人死亡。扣押使臣是咸豐帝下的秘旨,稱必要時可將巴夏禮及其隨從“羈留在通,毋令折回”。美國學者何偉業(Hevia)在《英國的課業:十九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一書中寫道,當外交使團中的倖存者和死者的屍體被送回遠征軍營地時,親眼目擊者莫吉牧師的反應最為典型:“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讓人憐憫的情景了。……他們幾乎不能走路,拖著雙腿向前挪動,他們的手以一種痛苦的姿勢放在胸前,這還能叫手嗎,都已經被扭曲得變了形狀,有的手腕上的傷口已經潰爛,有的手上被繩索捆綁造成的腫脹還沒有消下去,有的手像鳥爪子一樣蜷曲著,看上去好像已經壞死萎縮了。”倖存者身體的畸殘狀況是由於手腳被浸濕的繩子緊緊捆在一起而造成的。由於四肢的血液循環被截斷,肉腫脹潰爛,傷口化膿,生滿了蛆。死者的屍體更讓人目不忍睹:“屍體本身已經腐爛,沒有一具是清晰可辨的,只是通過破碎的衣物才分辨出了幾個人。”這些消息很快就傳遍各個軍營,士兵們的情緒開始惡化,憤怒到了一種可怕的程度。英軍總司令額爾金勛爵認為,在活著的和死去的人身體上看到的“侮辱和虐待”的痕跡,是一種暴行——這種暴行侵越了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正常界限,“這樣對待被俘者是兇殘的犯罪”。清廷的這種暴行,直接導致英法聯軍下令火燒皇帝的行宮圓明園。圓明園被燒不是中國的國恥,而只是皇帝被打臉。

所謂“八國聯軍侵華”,則是因為清國士兵無端槍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並對其腹剖心)。以文明古國自命的中國公開支持拳匪之亂,其首要戰略目標竟然是以政府正規軍為主、以拳匪為輔,一起攻陷北京的各國大使館,殺盡各國外交官(以及被使館庇護的外國傳教士、商人和中國基督徒)。按照國際公法,戰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清廷居然公開懸賞捕殺洋人:“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如果不是這種殺盡外交官、殺盡洋人婦孺的野蠻行徑,怎麼會有八國聯軍的遠征?

以胡錫進的說法來衡量,今天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比當年的清廷更加文明和進步。中國仍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綁匪之國。民主國家的官民,去中國之前可要記住孔子的箴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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