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長鄭麗君日前在立法院曾表白：「一面推動國家人權博物館，以國家高度面對威權統治時期人權受害歷史，又繼續中正紀堂追思威權統治者，這對於我是人格分裂。 」 而詩人、作家余光中的辭世，也再度挑起了台灣文學界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敏感神經；面對過往創痕，很多人同樣都陷入了「人格分裂」的兩難！
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是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主要關於台灣文學的寫作方向和路線的批判與探討，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間，這個議題的討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這是一場關於文學的本質是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文壇論爭，最後演變成:台灣戰後，由國府介入的歷史上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第二次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甚至造成了文學界的噤聲，很多文人受到影響不敢講真話。
關於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維基」和台灣文學界一直以來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有兩波，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在1930年代日治時期，1970年代的論戰稱為「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但也造成台灣文學界的裂痕。台灣文學研究者認為，「鄉土文學論戰」由1977年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肇始， 該刊登出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等人的三篇文章揭開了筆戰。
當年，已過世的王拓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現象，但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只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應該包括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取代「鄉土文學」。
而銀正雄則在文章中批評：王拓與鄉土文學作家的文章「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朱西甯批判，鄉土文學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
朱在文章中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卻也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
當年，《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更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陳映真三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階級理論掛鉤。而余光中則在《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口咬定：「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
而尉天驄和唐文標則在《文季》刊物中，展開了對現代詩為主的現代派作品批判，引發唐文標事件。1977年8月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被貼上「親國民黨」文人的余光中、彭歌都批評了尉天驄與陳映真、王禎和等人。
在戒嚴時期，這一場文學和社會現實的討論，引起國府的介入，主動開始攻擊鄉土文學作家；一時之間，台灣文壇風聲鶴唳。專家楊碧川就曾統計，當時《中國時報》、《聯合報》在1977年7月15日至11月24日間，就有58篇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國民黨官方甚至把相關文章集結出版《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一書。
根據楊碧川的資料，1977年8月29日國民黨召開了「文藝會談」，有270多人出席，其中所謂「有問題」的作家都被邀請座談。
鄉土文學論戰，引起了統治者的關切與文學界的恐荒；當時的總統嚴家淦出面要求作家「堅持反共文學立場」。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然而，這一次作家排排坐後，鄉土文學論戰暫告平息，卻在文學界留下極深又難以跨越的鴻溝。
而在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要角陳映真與余光中，先後在今年辭世；他們在社運界與文化界，各有擁護者；但是。一路被「抺紅」的陳映真，相對受到的挑戰與質疑也少了許多。而文學的筆，力量無窮；在政治鬥爭裡，敵我雙方都想要「控制」拿筆的人，不聽使喚時，貼標籤、戴上有顏色的帽子，左右底下的 腦袋與手上的筆；人云亦云，腦袋空空，對當權者沒有批判意識與思考的文人，往往是當權者最喜歡動員、連結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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