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央廣》開放歷史:雲端檔案 / 范雲

上集談到我如何當選普選後的第二屆學生會長,這集來談為什麼會發生台灣戰後最重要的一場學生群眾運動─三月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

為什麼要說是「戰後」?其實在日本時代台灣就有學生自治組織,而且還蠻強,如果了解日本歷史就知道,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多是向德國學習,所以有學生自治組織,但學生菁英和領袖後來在與國民黨的抗爭中,於白色恐怖或228事件中被捕,另外,國民黨這個移民政權在中國大陸因為學潮失去政權,對於學生自治組織非常沒有安全感,所以嚴格控制。所以在228白色恐怖之後,校園只剩下救國團或是活動中心總幹事,一直到80年代爭取言論自由,講學生權,效法西方的民主與校園,才有比較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我後來也是因為台灣史陸續出土,才慢慢銜接到日治時期學生運動的歷史。

而為什麼說是最重要的一場學生「群眾」運動?主要是之前校園民主運動人數只有幾十人,並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三月學運根據資料,學生人數最多時大約有六千多人,持續在中正紀念堂靜坐了一個禮拜。而且週遭也有許多民眾自發保護學生,或是支持、關心這場運動,這些人數加進來大約有一、兩萬人,的確是一場「群眾」運動。所以才說三月學運是戰後最大規模的一場學生群眾運動。

三月學運 不只是現場看到的現況

我身為參與者之一,我的角色一開始在決策委員會,也當過現場總指揮,三月學運最激烈那幾天,我也是現場總指揮之一。因為從頭到尾參與,所以還算了解這場運動。但我真正了解反而是在運動結束之後,因為運動結束後我跟幾位朋友,包括曾經擔任聯合報記者的鄧丕雲等人,花了兩年多時間全台灣訪問了50-60位各校的學生運動領導者,也才了解這場學生運動不只是現場看到的現況,而是整個80年代,近十年學生運動能量的積累,在1990年3月時每個學校把各自聚集的能量集合到中正紀念堂廣場,才有了這場運動。

請記得當時沒有臉書、沒有網路媒體也沒有手機,所以「動員」是一件高難度的事情,要不然就印製傳單每間宿舍發放,要不然就要一一打電話。我還記得在學校動員時,拿著通訊簿排隊打公共電話,有時還可聽到前面打電話的同學在跟男朋友吵架。而且宿舍還只有一支電話,所以常要在宿舍門口請同學幫忙叫人出來,都是用這種通訊方式。所以全國學生如何聯絡,本身就是一件高難度的事情,必須要有一個聯絡點,而80年代每個學校都有所謂的進步小團體,有些小團體跟台大一樣攻佔了學生自治組織而變得更有代表性也更能夠動員,但有些小團體可能對校園自治興趣不大,反而更關注環保、勞工與文化等議題,就靠他們在校園做一些動員。

很幸運地,在我當選會長的前幾年,校園持續都有擴大的網絡,這些所謂的學運份子其實彼此是認識的,因為他們可能在一些寒、暑假的營隊一起下鄉,之前有後勁環保議題,更早還有鹿港反杜邦運動,都有學生參與。當時一些黨外雜誌像是《南方》,也定期報導校園民主運動,甚至找來各校學運份子辦理營隊,理論激盪如何建立一個比較公平正義的社會。這些都讓各校學生有個網絡,彼此可能意見不同,但都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我還記得當時在台大學運圈還常發生要抓「spy」(間諜),說是教官埋伏了一位spy,或誰是國民黨的spy?這種事情常發生,所以安全感和信任誰是自己人還蠻重要的,因為一個領導的位子、一場大型的運動,萬一讓一個不是「自己人」來破壞,然後把運動帶往我們不想要的方向,其實是讓人憂慮的。

台大學運圈常發生要抓「spy」(間諜)

我在1989年5月選上學生會長,在當會長時就想要做一些議題,除了一些聯誼和文化活動之外,我想做的兩個體制改革的議題,一個是「大學法」的改革,希望能夠確定學生代表的法定地位,譬如校務會議以往只能列席,現在是十分之一學生代表,距離當時的理想三分之一還很遙遠。另一個是國會全面改選。除了希望大家關心環保和勞工等議題之外,我們認為這些社會運動似乎缺少體制內的改革,也就是國會如果都是一些老國代,再怎麼爭都要看執政者的善意,無法用真正的民意要求改變。所以如果國會無法全面改選,台灣民主就無法突破。

所以在我會期任期的下半年就開始在校園努力讓大家了解什麼叫國會全面改選,當然我不是第一個在台大校園推動這個議題的,當時推動普選的代聯會主席陳志柔任內,就想要串連各校學生做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包括第一任普選會長羅文嘉也會舉辦類似議題的演講,但在時間點上,1990年3月就會碰到蔣經國過世後繼位為總統的李登輝任期結束,老國代要選舉新總統,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機會,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

當然學生相對於民進黨是落後的,民進黨推動這個議題已經很久了,只是我們覺得學生也是公民,年滿20歲也有投票權,所以也應該在校園推動,讓學生關心政治和社會。我還記得當時設計了「國會全面改選週」,舉辦「送民意到國會」活動,因為雖然有立法院,但立委都是橡皮圖章,還有老國代提著尿袋,甚至由救護車送去投票,我們就在校園中要大家寫明信片勸老國代回家養老、含貽弄孫,再把明信片收集起來送到立法院。

3月14日我們決定到中央黨部前靜坐抗議,那天活動相當成功,因為本來這個議題沒有引起太大關注,但當天老國代們通過了要加薪和延長任期,所以我們的抗議就得到非常多的報導。

學生自治組織的學生菁英和領袖後來在與國民黨的抗爭中,於白色恐怖或228事件中被捕。   圖:潘小俠/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