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7日，鄭南榕的一把火，燒出台灣的言論自由。蔡英文去（2016）年出席「鄭南榕追思儀式」時宣布訂定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今（7）日是台灣共同度過的第一個言論自由日，《新頭殼》專訪大台中地區黨外雜誌最大批發經銷商「台中書報社」前業務經理廖為民，了解他當時如何與警總周旋，讓黨外雜誌順利送到民眾手裡。
廖為民，台灣雲林縣人，《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作者，曾任職台中書報社、《人間》雜誌社、遠流出版公司，創辦「一橋出版社」，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1980到1984年在「台中書報社」擔任業務經理，與台中、彰化、南投400多個書店與書報攤合作販賣黨外雜誌，是大台中地區民眾接觸黨外雜誌的最主要通路來源。
問：當初如何接觸到黨外雜誌？乃至於投入黨外雜誌的批發、保存？
廖：小時候家裡在雲林鄉下開書店，是書店養大的。警察跟爸媽比較熟，習慣看到警察來查禁的時候客客氣氣的樣子。但到城市來的時候，有時候在書報攤買書碰到警察都很凶悍，畢竟是軍人退役去做警總文化工作小組的人。
我看黨外雜誌《台灣政論》第一期是從家裡拿的，一看就上癮，就習慣看黨外雜誌。台中書報社老闆也是開書店，學生時代跟他從顧客變成朋友，1980年要創立書報社的時候，就找我去加入。
那時候連圖書館都要清查報繳，我就想說，以後的人會不會看不到黨外雜誌，最單純的初心是要替台灣人保留一本下來，讓以後的人可以見得到。從1975到1989年，15年能買到的都留下來了。
問：如何認識鄭南榕先生？對鄭南榕先生的認識？
廖：鄭南榕從《深耕》、《政治家》半月刊就在寫政論，當時他要創辦《自由時代》，1984年三月初到台中找經銷商，透過黨外雜誌朋友介紹，找我老闆與我吃個晚餐聊聊，一開口我就要5000本，很快條件談妥。
不久以後我離開台中書報社，到嘉義又轉到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也去找過鄭南榕做雜誌發行，但他沒有缺人；第二次我到雜誌社去求職，他認為我可以做叢書編輯，我是沒有把握，當時還不是那麼懂出版的事情。不過後來我覺得可以按照他的方式走，在出版社學校對、編輯，再自己開出版社，最後變成寫書的人。
鄭南榕是一個滿有果斷力的人，他是一個思想的行動家，做事情決定很慢，但做完決定一定執行到底。可以說當時國民黨也是最怕他的，因為他要的言論自由是100%的。到《新憲法草案》的時候，國民黨認為他已經踩線了，國民黨拉不下臉，所以就不退讓，鄭南榕也不退讓，他就用他的思想來行動。
踩紅線以後彼此都不退讓，那時候大家就很清楚，這個事情會發生，只是日期是國民黨挑的。國民黨也在賭鄭南榕不敢自焚，鄭南榕覺得可以繼續辦下去我就辦到你來把我抓走，所以說”over my dead body”。有時想想也很有意思，南榕大我幾歲，他永遠都這麼年輕，我們年紀大了都會老，他永遠是42歲。
問：當時如何與警總周旋？
廖：社會總是會有一個既行的遊戲規則，彼此會有一個界限，只要不踩那個紅線就會相安無事。每次對方或我方換人，他就會說「來溝通一下！」，我就回說「好好好！」，就要跑一次「中警部」。他讓你等你就帶本小說去看，他也說些公關話語，說色情漫畫書他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從打哈哈中談出道理來，去了解對方的底線在哪裡。彼此都熟了就知道怎麼玩，都陌生的話就玩不起來，「硬碰硬」對雙方來說都沒有好處。如果沒有「黨外雜誌」，「警總文化工作小組」也沒辦法生存，他們也是因為要收集雜誌，才有組織小組的必要。所以我後來想想，有點像是「共犯結構」。
當時漫畫書只要有一點色情，沒有經過國立編譯館審查都不能發行，《小叮噹》也不行；有時候工讀生拿原稿出去，拿影印稿回來，你就知道被查了。當初看到他們的嘴臉真的很討厭，說禁就禁，要搜就搜，他們進到書報社裡面，我就說「搜索票拿來」，我覺得既然有法律，就按照法律來。我敢跟警總對抗，就是把法律當成武器，不是他說怎樣就說怎樣，他用《檢肅流氓條例》，難道我去路邊攤吃豆干他也要管？他說你這幾本不能發，他一走出去我就開始發，第二天他看到就很火，要叫霹靂小組來，霹靂小組說查禁了怎麼還發，我就說「沒看到公文」，老闆就求情說，地方就那麼點大書店也有需求，霹靂小組就找理由推了就走了。我沒犯法啊，財產在我這邊，怎麼處理是我的自由。
這個很好玩，他們也是在工作，有業績壓力，收20本就有100塊獎金；當時2塊、3塊一碗陽春麵，黨外雜誌一本50也不便宜，我們也是在混一口飯吃。拿捏之間很難講，太硬就一天到晚被他查，太軟他就吃定你，還是要看當時社會氛圍。如果臺北有黨外衝突，就會繃得比較緊，我們就要小心一點，強攻到最後就會被打得很慘。
平常的時候就比較鬆，人也不可能隨時都繃緊的，他們也是隨性，如果外面搜得好，彼此給對方難看他也不喜歡。最多的時候一個禮拜有11本週刊，有些賣比較好、藏比較好的，外面搜不到的時候他就會來找我，我也知道市場上狀況怎樣，總是要留點東西給他收，不能讓他空手而回，他闖進來會很客氣，會先跟我們招呼，按遊戲規則他要拿「搜索票」來，我也不會一本都不給，有時候也會商量，上面比較重視的雜誌他也要做業績，問他要多少，他說30本、50本，即使裡面沒有，我也會想辦法從外面叫一些回來給他，不能讓他走投無路，走投無路的狗會咬人。一開始可能比較累，彼此都習慣以後，不要激怒他，他也會支持你，這是一個運行規則。
問：當時民眾如何接觸到黨外雜誌？
廖：民眾不用特別躲避，基本上到熟的書報攤買一定會有。拿旁邊水果攤的包裝紙綑成一捆一捆，不同的雜誌用不同顏色的紙包起來，客人車子開來，就比出幾本，老闆判斷你是熟客不是警總的細胞，像檳榔西施賣檳榔，一分鐘就解決，書店的老闆跟顧客形成一種默契，老闆都知道熟客要買哪幾本。有些老闆故意在雜誌上面壓500，警總要拿就說上面放的五萬美金怎麼不見了？警總也是吃頭路的，有比較兇也有比較比較怕事的，怕事的就不敢拿，這就是人性。
問：這一代年輕人已難想像「人人心中住著一個小警總」的年代，如何讓大家認知到言論自由得來不易，並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
廖：國民黨現在已經沒辦法管制言論自由，但白色恐怖遠去，現在是新的紅色恐怖，例如統派掌握媒體，例如愛國同心會在101前的叫囂；那些人是沒什麼法律常識的盲從。年輕人自己要珍惜言論自由，維持言論自由的狀態。我們能做的都盡量做了，接下來年輕人要珍惜並鞏固人身、言論、思想自由，讓台灣能夠在民主化的過程再往前一步。
台中市的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包括禁書展。 圖：唐復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