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把香港學生的「佔中」示威運動或「雨傘革命」，與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做對比，但「佔中」更深遠的意涵，不只是學生運動，而是香港從英國統治156年後回歸中國17年來的「文化衝突」。今日的「佔中」與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可以做些比較與思考。兩者對立的對象都是「祖國」中國的「大陸人」或「外省人」，兩個事件都催生出或強化「香港人」與「台灣人」的認同。
1947年台灣的228事件，是日本統治台灣50年後，於1945年「交還」給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兩年後發生的「本省與外省的衝突」。當年台灣人與「接收」的國民政府的衝突，就如今日的香港人與特首間的對立，而「特首」是北京政權的代表。
97之前，我曾與我的香港友人說，北京共產黨政權與當年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是同根生，中國人統治港、台，與英國治理香港、日本治理台灣，一定會有很大落差與衝突。我當時提出質疑，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是否會發生在97之後的香港？我與香港那位朋友都篤信西方民主與法治社會，97之前他舉家移民英國不再回港。後來我到英國，我們倆人在Pub邊喝酒邊批判的不是共產黨就是國民黨。
這些年，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在香港、新加坡、台灣那種「不現代」、「不守法」、「不文明」的行徑時有所聞，甚至與當地人爆發衝突，加深這些接受過西方或現代法治薰陶的人民與來自大陸中國人的裂痕；而香港與新加坡都曾被英國治理過，台灣曾被日本統治過。
台灣發生228事件之前，受日本統治過的台灣人與當時來台的「外省人」也曾因為「不守秩序」而發生多次衝突，就如今天在香港發生的情況一樣。我成長的過程，常聽長輩說，日本時代台灣多麼有秩序；台灣光復不久，我祖父母告誡當年才20初頭的母親與那些妹妹「不要隨便外出，以免被那些『外省人』欺負。」我父親隨身攜帶的鋼筆「被那些外省人搜刮走」。
在「佔中」之前，2012年中國試圖強行在香港中小學課程加入愛國主義的課程；這對台灣人一點也不陌生，國民黨主政的台灣教科書內容就充滿著所謂的愛國思想教育與民族「偉人」的故事，迄今國民黨與台灣主體意識的團體仍為台灣史地、國文教科書內容爭論不休，國民黨一執政就往中傾斜，淡化台灣的主體性。
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才17年，這些不到20歲參與「佔中」的年輕學生，成長過程照理是中國的「因素」大於英國，但「雨傘革命」卻是由這些沒有經過英國時代的學生發起，並且吸引那麼多港人認同，凸顯香港民間早已意識到「香港人」及其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是有別於中國，甚至無法接受中國的体制。
就如「紐約時報」在一篇有關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報導，引述一位參與示威的20歲年輕人的話，「我不認為我在排斥中國人的認同，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又說，年輕的一代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些年來，中國人對香港文化與政治價值、經濟福利的侵犯，早已讓香港人不安，年輕人更擔心香港這座城市被Mainlandized（大陸化）。今年台灣發生318學運的原因之一，也是從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Mainlandized比歷年都快。
97之前，香港人就非常以身為「香港人」為榮；97之後，英國將香港交回中國，香港人更珍惜、更強調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說是中國人。我在台灣或在海外，所認識或交談的香港人，他（她）们都以「香港人」自居，或許他（她）持有的是英國、美國、澳洲甚至中國的護照，都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次「佔中」運動更強化「香港人」的認同，甚至在國際人士的眼中香港就是香港，中國收回香港，但香港不等於中國，連開車走路都與中國不同邊，香港至今還與英國一樣是靠左走。
香港人驕傲有他的理由，台幣離開台灣就很「走不開」，但港幣很方便。97之前我常去香港或出國，在買賣外幣時，日圓與港幣是兩個掛牌的亞洲貨幣，當年我身邊常保有港幣，甚至我到其它國家也用港幣換當地貨幣。
在紐約時，看到英美媒體每天都以顯著篇幅報導、評論香港學生的「佔中」示威運動，對17歲的學生領袖Joshua Wong（黃之鋒）有諸多著墨。英國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週刊以The Party v the people（黨對人民）為封面主題報導，我倒不太意外。但以美國讀者為主的The New Yorker（紐約客）在封面日期10月13日這期的主社論也以The Party and the People（黨與人民）來評論香港的學生示威運動，突顯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的質疑，證明97之後中國對香港的承諾是多麼脆弱不堪。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