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義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義大利畫家保羅．波爾波拉（Paolo Porpora）油彩畫 「花」在台北華山創意園區的「真相達文西」特展展出時，被一個12歲男童意外壓破一個洞。主辦單位隨即找來修復師蔡舜任在現場修復畫作，從事發當天下午4時開始修復到隔天清晨4時，經過12小時不眠不休的修復，終於完成，觀眾也看不出補修的痕跡，這幅據稱值5千萬台幣的作品仍照常展出。 也因為這個撞破意外，加上立即修復並且展出，讓這個已展出將近2個月的「真相達文西」特展，再次成為媒體與觀眾的焦點。 而修復師蔡舜任與這次畫展的策展人義大利籍科學鑑定家Andrea Rossi（安德烈‧羅西）都畢業於弗羅倫斯Spinelli修復學院。 「真相達文西」特展是以一幅「達文西自畫像」為主軸，這幀於2008年被意外「發現」的繪畫，經過20位專家歷經3年現代科技的鑑定，終於在2011年被確認為達文西的真跡作品，這幅畫畫在木材上、目前存放在Lucania博物館，所以稱它Lucan Table，英文稱Self Portrait，中文就直接稱「達文西自畫像」。 20位鑑定成員之一的羅西說明「達文西自畫像」被發現的經過，這幅畫的擁有者住在義大利西南部靠近第勒尼安海邊的Salerno鎮，在2008年被意外「發現」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這幅人物畫作是人間瑰寶、是達文西的真跡作品，因此沒有妥善保存，所以畫作已有些微破損。 在「發現」這幅畫之前，在義大利歷史占有一席之地的Medici(美地奇)家族擁有一幅所謂的「達文西自畫像」，但在1938年被證明那不是達文西的真跡，也因此對這幅意外「發現」的畫，義大利政府與藝術界都相當謹慎以待，於是，由科學鑑定家、政府人員、藝術史家等不同領域組成的團隊，仔細審慎研究後，終於確認為達文西的真跡。這個科學鑑定報告集結成書，執筆者有羅西及其它幾位參與的專家，在「真相達文西」的展場上有販售這本科學鑑定報告書，它以中英文印行，並有圖片配合說明。 今日，達文西的真跡畫作也只有15至17幅而已，其中，以巴黎羅浮宮收藏7幅為最多，並且依據規定，達文西的畫作不能離開收藏的國家，那為什麼Lucan Table「達文西自畫像」能在台北展出？羅西解釋，由於這幅自畫像的文件目前尚未完成程序，所以才能出國展出。也由於羅西對台灣有深厚的感情，於是他策畫「達文西自畫像」來台展出；羅西於2011年首次來台，當時應台南「奇美」博物館的邀請鑑定畫作，自此他多次來台。 「真相達文西」特展以唯一的一幅達文西的作品「達文西自畫像」為起頭，羅西以「文藝復興」畫家（另2位是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的畫作為整體概念策劃，因此，所展出的54幅作品含括了後世多位受這3位影響之大師的鉅作，如這次被撞破的作品「花」，作者波爾波拉雖是17世紀人，他與15世紀的達文西2人相差一、二百年的歲月，但從波爾波拉的作品可以發現他深受這3位文藝復興的畫家所影響。羅西希望從這些展出作品，讓國人從不同的年代對「文藝復興」的畫作有較完整的認識。 身為「義大利國家級科學鑑定師」的羅西於1970年出生於義大利中北部Modena（摩德納）市，Modena有「引擎之都」的美譽，目前台灣那些闊少著迷的跑車Ferrari、Lamborghini、Pagani、Maserati都出自這個都市；但羅西對美的追求是對藝術品的鑑定，一般人認為，美是一種主觀的感覺，但他認為，科學鑑定才是尋找「真實美」最有效的方法。主修藝術修復、文化遺產科學鑑定的羅西曾參與龐貝遺跡的修復，他認為「最有成就」的是，找出龐貝當時壁畫的技術。另一個成就是，目前看到古代羅馬、希臘雕塑作品的顏色都是白色，他找出當年的顏色是彩色的，他說，藝術修復的最高境界不是重新畫上它，而是把原來最好的保存它、清理它，留下原有的美學。 在義大利，羅西擔任弗羅倫斯、龐貝、摩德納、波隆那等地博物館、美術館的顧問，2013年獲得Cava市藝術貢獻講獎。他說，歐洲美麗的事物很多，因此他對美很敏感，也樂於與人分享，誠如他自己所說「我的責任讓周圍變的更美」，他希望能與文化水準很高的台灣人分享文藝復興這些美的畫作。 （圖：中央社）

連戰以日本「皇民化」教育批評1959年(中華民國48年)在國民黨政權下出生的柯文哲。重話批評柯來自日據時代的家庭、柯家配合日本殖民政府等等。連戰這番話再次赤裸裸證明他內心中國人與台灣人的省籍情結，再次狠狠撕裂族群融合。 出身在日據時代的家庭有甚麼不對？有甚麼不光彩的？原來在他內心鄙視日據時代家庭出身的孩子，認為只有1949年隨蔣介石來台的「中國人」才有民族和國家的觀念，那些生活在日據時代的家庭，縱使他們的子女也在1945年「台灣光復」後出身，連戰還是懷疑他們是否有如他內心認為的「民族和國家的觀念」。 連戰沒有資格批評日據時代的「皇民化」，因為國民黨政權下的台灣教科書是「中國化」。我們不管連家與北京「中南海」的主人握手言歡，但台北市由台北人做主，連戰最沒有資格用「民族和國家的觀念」來批評柯文哲。 今天香港「佔中」的年輕世代，也就是反對北京政權要對香港實施「愛國教育」，港人要真正的普選，而不是選北京的提名人；1997那年「中南海」的主人高高在上認為自己是港人的「救世主」，讓香港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懷抱；就如當年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雖然被中國共產黨打垮，但仍然高高在上自己認為是台灣的主人，以中國價值強諸台灣人民與這片土地。 今天是2014年，台灣已脫離日本統治70年，1953年台大政治學系畢業的連戰還用「皇民化」這種侮辱的字眼來批評百分之百受國民黨教育的世代，到底他的「民族和國家的觀念」是哪個國？誰在操弄族群？谁在操弄統獨？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圖：中央社）

西方媒體把香港學生的「佔中」示威運動或「雨傘革命」，與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做對比，但「佔中」更深遠的意涵，不只是學生運動，而是香港從英國統治156年後回歸中國17年來的「文化衝突」。今日的「佔中」與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可以做些比較與思考。兩者對立的對象都是「祖國」中國的「大陸人」或「外省人」，兩個事件都催生出或強化「香港人」與「台灣人」的認同。 1947年台灣的228事件，是日本統治台灣50年後，於1945年「交還」給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兩年後發生的「本省與外省的衝突」。當年台灣人與「接收」的國民政府的衝突，就如今日的香港人與特首間的對立，而「特首」是北京政權的代表。 97之前，我曾與我的香港友人說，北京共產黨政權與當年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是同根生，中國人統治港、台，與英國治理香港、日本治理台灣，一定會有很大落差與衝突。我當時提出質疑，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是否會發生在97之後的香港？我與香港那位朋友都篤信西方民主與法治社會，97之前他舉家移民英國不再回港。後來我到英國，我們倆人在Pub邊喝酒邊批判的不是共產黨就是國民黨。 這些年，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在香港、新加坡、台灣那種「不現代」、「不守法」、「不文明」的行徑時有所聞，甚至與當地人爆發衝突，加深這些接受過西方或現代法治薰陶的人民與來自大陸中國人的裂痕；而香港與新加坡都曾被英國治理過，台灣曾被日本統治過。 台灣發生228事件之前，受日本統治過的台灣人與當時來台的「外省人」也曾因為「不守秩序」而發生多次衝突，就如今天在香港發生的情況一樣。我成長的過程，常聽長輩說，日本時代台灣多麼有秩序；台灣光復不久，我祖父母告誡當年才20初頭的母親與那些妹妹「不要隨便外出，以免被那些『外省人』欺負。」我父親隨身攜帶的鋼筆「被那些外省人搜刮走」。 在「佔中」之前，2012年中國試圖強行在香港中小學課程加入愛國主義的課程；這對台灣人一點也不陌生，國民黨主政的台灣教科書內容就充滿著所謂的愛國思想教育與民族「偉人」的故事，迄今國民黨與台灣主體意識的團體仍為台灣史地、國文教科書內容爭論不休，國民黨一執政就往中傾斜，淡化台灣的主體性。 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才17年，這些不到20歲參與「佔中」的年輕學生，成長過程照理是中國的「因素」大於英國，但「雨傘革命」卻是由這些沒有經過英國時代的學生發起，並且吸引那麼多港人認同，凸顯香港民間早已意識到「香港人」及其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是有別於中國，甚至無法接受中國的体制。 就如「紐約時報」在一篇有關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報導，引述一位參與示威的20歲年輕人的話，「我不認為我在排斥中國人的認同，因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又說，年輕的一代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些年來，中國人對香港文化與政治價值、經濟福利的侵犯，早已讓香港人不安，年輕人更擔心香港這座城市被Mainlandized（大陸化）。今年台灣發生318學運的原因之一，也是從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Mainlandized比歷年都快。 97之前，香港人就非常以身為「香港人」為榮；97之後，英國將香港交回中國，香港人更珍惜、更強調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說是中國人。我在台灣或在海外，所認識或交談的香港人，他（她）们都以「香港人」自居，或許他（她）持有的是英國、美國、澳洲甚至中國的護照，都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次「佔中」運動更強化「香港人」的認同，甚至在國際人士的眼中香港就是香港，中國收回香港，但香港不等於中國，連開車走路都與中國不同邊，香港至今還與英國一樣是靠左走。 香港人驕傲有他的理由，台幣離開台灣就很「走不開」，但港幣很方便。97之前我常去香港或出國，在買賣外幣時，日圓與港幣是兩個掛牌的亞洲貨幣，當年我身邊常保有港幣，甚至我到其它國家也用港幣換當地貨幣。 在紐約時，看到英美媒體每天都以顯著篇幅報導、評論香港學生的「佔中」示威運動，對17歲的學生領袖Joshua Wong（黃之鋒）有諸多著墨。英國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週刊以The Party v the people（黨對人民）為封面主題報導，我倒不太意外。但以美國讀者為主的The New Yorker（紐約客）在封面日期10月13日這期的主社論也以The Party and the People（黨與人民）來評論香港的學生示威運動，突顯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的質疑，證明97之後中國對香港的承諾是多麼脆弱不堪。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8月7日對該國最普流行的行動即時服務頒布了新的禁制令，國營的「中國日報」說這項新的禁制有助於「淨化網路環境與遏止造謠者」。紐約時報引述「騰訊」的說法，從今年5月中國採取嚴厲的管制以來，已刪除了數千篇文章與移除了WeChat四百個公眾帳戶，關閉了將近2千萬個被認為與賣淫有關的帳號。 同一天下午倫敦新上市的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周刊的封面主題是「性買賣 科技如何解放世上最古老的行業」，該刊指出，經由個人網站，妓女可以將自己市場化建立自己的品牌。妓女本身的做為就像其它勞力市場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這就可以理解該期封面是一個長髮及腰、穿連身紅窄裙的女郎，右手拿一把剛剪斷她腳鐐的大鐵剪，她正檢視左手上智慧型手機的訊息。 同樣的古老「行業」延續到同樣的年代，在不同的地方卻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性交易是人類最古老的全球化產業，但從業者與消費者所面臨的處境，卻因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因素有明顯的差異，而中國，甚至台灣在面對色情與性的問題，總高舉著道德、善良風俗的大旗，而污名化性工作者，醜化尋春客。在中國，據「紐約時報」年初的報導指出，警方對待性工作者通常不經審理，就處以收容教育的處罰，而當事人幾乎是沒有申訴的機會。這種收容處罰與勞改制度一樣毫無人權。 「經濟學人」指出，網路讓世上最古老的行業成為正常的服務業，對買賣雙方都有利，尤其是性從業人員。需求者從這類網站可以選擇所期待的對象、提供那一種性服務、價格、現金或刷卡、何時到何處服務等等。甚至事先買賣雙方可透過網路「徵信」。若有女性想從事這行業或「兼差」，這類網站都有有經驗的性工作者提供諮商與建議，這比Penthouse雜誌後面大剌剌張開下體的廣告，或Village Voice的「軟性」人事分類廣告實用多了。 德國性工作者有退休金可領 荷蘭與德國對性工作者都提供保障與保險，把性交易視為一種產業加以管理。以德國為例，在2001年當時社民黨與綠黨的聯合政府就立法去除性工作者的汙名化，讓她們不要生活在陰影下。性工作者得登記，並享有全部的健康保險、退休金與其它福利，提升性工作者的法律與社會地位。法律認為剝削性工作者是犯罪的行為，但提供場所給性工作者使用是合法的，目的是要經營妓院者提供一處安全又乾淨的場所，將淫媒趕出這個行業。 「紐約時報」去年12月的1篇報導指出，在德國約有40萬性工作者（內含極少數的男性），年服務的客人達百萬人，年收入達150億歐元。合法化後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當然包括女性主義者的抨擊。由於德國的鄰國法國與波蘭賣淫仍屬非法，因此許多外國人，包括遠從北歐都到德國尋春，在科隆、慕尼黑、柏林出現許多「超大妓院」，德國儼然成為歐洲的買春樂園。 合法化的目的是希望性工作者不被控制與剝削，買賣雙方都不需要有衛生與安全的顧慮，但事實上，許多性工作者是被迫的。「經濟學人」這篇報導指出，買春者對白種女人的偏好，從價格就可反映出來；因此許多人口走私販子，就從東歐那些比較貧窮的國家走私年輕女子(鮮肉)到富有的國家賣淫，不擇手段壓榨這些女孩子，過著被剝削暗無天日的生活，成為21世紀的「白奴」。 拜現代交通的快速與方便，性工作者往富裕的國家找機會，買春者往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或地區消費。在歐洲從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更多國家成為歐盟會員國之後，許多東歐女子，不論是被迫或自願都往英國或西歐市場移動，畢竟買春是昂貴的。這些沒有經驗的「外來者」以削價競爭的手段吸引買春客，因此影響原有當地性工作者的收入與權益，這又形成另一個社會問題。 人口販賣嫖童妓才是大問題 年少時候，不論是從街坊耳聞或從本地影視的劇情看到有些年幼的女子為替父親償還賭債，被黑道強行押走陷入火坑；或是為家計而賣笑賣淫，背後都有吸血鬼從這些出賣皮肉的弱女子獲取不人道的利益。1980至83年我參與「時報雜誌」(中國時報旗下的刊物，現已停刊)編務，當時曾撰文探討賣淫的問題，腦海就出現逼良為娼，性工作者被迫害被剝削的畫面；加上當時延平分局施志茂警官曾帶我走一趟保安街那一帶紅燈區，讓我深刻認知，性工作者的無奈與無法翻身，但販賣人口、逼良為娼、用暴力或用藥物控制這些女子、或剝削它們的皮肉錢，才是性產業的「黑洞」。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古今中外的買春客都有嫖童妓或雛妓的癖好；加上從1980年愛滋病被診斷出來之後，許多買春客「誤認」嫖年幼，感染愛滋的機率比較少，更凸顯這問題的嚴重，國際警察也偵破許多這類案件。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很多產業因為網路的興起而萎縮或被淘汰，如報業、唱片業；但人類最古老的行業-賣淫（或現代專業的說法-性工作者）卻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而與時俱進，讓買賣雙方更方便、更安全，甚至更滿意的境界。 英國《經濟學人》於8月9日發刊的封面主題探討科技如何解放這個世上最古老的行業。這雜誌的觀點是，有了個人網站的建立意味妓女可以自己經營，建立她們的品牌。妓女本身的做為就像其它勞力市場的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經由網路安排在自己的公寓或旅館交易，比透過第三者如妓院或紅燈區要減少許多麻煩，彼此都滿意。而經由這些專業網站，供需雙方更能精確評估風險，性工作者時間更有彈性，減少中間剝削等等，總體而言，對性工作者是有益的。 《經濟學人》這篇報導分析經由網路安排的19萬名性工作者，資料最早從1999年起，含括12個國家、84個城市的這類性交易網站。研究後有許多發現，如白種女人比黑種女人價位高、教育程度高的價位也高。金髮價位高，長髮比短髮價位高，頭髮愈長愈高。胸大的女人價位高，D罩杯或以上的尺寸比平胸及A、B、C罩杯價位都高。 妓女每小時的價格與經濟漲跌有關，2006年平均接近350美元，07年與08年金融風暴開始下跌，跌到12年與13年的250美元，14年起開始微幅上揚。想必歷來色情行業與經濟發展都有密切關聯，台灣也是。當台北一到晚間九、十點以後，松江路、復興北路、南京東路、林森北路一些大樓門口許多名車併排，許多人出入這些大樓地下室，就知道當日的股市與當時的經濟景氣。 網路發達跨國界，也提供透明的資訊，讓古老的賣淫進化昇級為「正常的服務業」。該篇報導指出一個可能的發展，由於透過網路，因此性交易需求可能增加，而吸引更多當地的女人投入性交易這個行業，其中包括受過較好教育的女人。因為透過網路，賣春者不需「站壁」或「阻街」，被捕的風險降低。也因為性交易不在妓院而是在房間或旅館內，有更多的安全感，加上她們這種額外收入也較不為親人知道，所以吸引某些女人加入，其中包括母親或職業婦女。 後兩者在「兼差接客」之前都會透過網路建議與比價，有的母親認為從事性交易比其它工作更方便兼顧母職，有足夠的錢支付照顧孩子的費用，時間上又可配合孩子學校的假日與體育活動、孩子生病也方便照顧。有的要償還房貸，問那家性仲介能提供較好的價錢。當然這些「兼差接客」的母親或職業婦女也會擔心留下污點影響往後的發展。有經驗的性工作者就會跟她們提供適當的建議，諸如不要低估雙重生活的壓力，提醒她們要小心這不是容易賺的錢。或是獨立接客比透過仲介公司更能隱名埋姓等等。 這些性工作者也可以四處「巡遊」，透過特別的網頁告知潛在的需求者她在何時會到何處，英國與挪威都允許這些女人到窮鄉僻壤接客，這種「巡遊」提供小鎮有機會滿足被鎖住的需求。 性工作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她們得面對不可預期的危險，如強暴、暴力、性病、賴帳等。網路論壇則分享各種安全的資訊與建議，甚至提供「奧客」名單，讓她們可以防範於未然，選擇接或不接；反之，也有類似網站，提供買方先了解該性工作者的背景。 誠如《經濟學人》的觀點，網路化讓性交易愈來愈像一個正常的服務業，不論是在實際面或道德層次，政府已很難控制或規範。政府的焦點應該放在人口走私被逼為娼的女人，以及童妓與雛妓等犯罪問題。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副總統吳敦義夫人蔡令怡穿低跟細跟鞋探訪災區慰問罹難者有甚麼不可以？相較於馬英九探訪受害者在病床邊說「打斷手骨顛倒勇」，後者更顯的無知冷血。 有些女人她就是習慣穿高跟鞋，因此蔡令怡女士可以輕描淡寫的說「我習慣穿這雙皮鞋」或是「我還有下一個行程」，甚至不用回答，總比對記者說，「配合副總統身高，或那是氣墊鞋」要來的好。我雖然也曾經當過記者，但也認為，對記者未需也不必有問必答。 身為副總統夫人到災區關心受害者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她既非官員或握有行政職權能對災區做出實質的做為，只要她沒有因為穿高跟鞋需別人攙扶、或影響救災穿高跟鞋有何不可。最重要的是身為副總統夫人在災區的言談、肢體語言能表達關懷之心，比穿甚麼皮鞋要來的重要。 穿著裝扮當然需看場所，但怎樣的身分也需有怎樣的穿著。第一夫人或副總統夫人需有符合身分的裝扮與穿著，以當日副總統夫人的洋裝一件式穿著行動也滿俐落的，有何不可？我倒是很好奇問那些記者，副總統夫人該怎麼穿你(妳)們才認為適當？ 我曾經參加民間社團的年會之類的活動，總統或副總統以貴賓身分應邀致詞，許多採訪記者的穿著都很不得體，男記者穿圓領衫、牛仔褲、布鞋或便鞋，穿西裝打領帶少之又少；女記者穿著更離譜，穿短褲，有的還是緊身短牛仔褲，有的上衣斜露一個肩膀，穿布鞋或露出腳跟的便鞋比比皆是，只有極少數記者的穿著適合當日的活動。 後記：1，目前執政的國民黨應全力幫高雄市政府救災與復建。2，我的票沒有投給目前執政的國民黨。3，蔡令怡女士那套深藍色洋裝滿漂亮的，給人落落大方之感。 作者：陳忠義（資深媒體人）

一個悲傷的母親低頭瞻仰躺在棺材裡的男孩，這個已過世的孩子雙手還捧著一個iphone。這是刊在「紐約客」雜誌內頁的漫畫，圖說是He looks so natural. (他的樣子如此自然)想必iphone或ipad是現代人的陪葬品，遺言是請line給我。 約在10年前，「紐約客」有張封面，一對男女面對面享用燭光晚餐，眼睛不止沒有相望，彼此還各拿一個早期的行動電話，各談各的，另一隻手相疊在一起，在桌邊演奏的小提琴手露出滿臉尷尬的神色。 我對日新月異的電信科技始終持保留的看法，對這張封面的解讀是，現代人只忙著跟不在身旁的人談話或line，不想與周邊的人對話。「貴遠賤親」是最貼切的描述。但我周圍那些重度愛用或依賴新電信產品的朋友，對這張封面充滿樂觀的解釋：這對愛人真現代化，知道使用行動電話談情說愛。從line問世之後，我常聽說許多夫妻或家人在同一個房間是用line而不是談話。 從遠古到今天，在追求配偶的過程，飲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男女單獨進食未必是約會求愛，但戀愛求偶必然有吃喝。食色性也，古今中外皆然。吃喝是一種媒介與過程，最重要是談話聊天、眼神的交流。看來當下男女談戀愛吃飯喝酒已不重要，兩人坐下後，先拿出iphone擺在垂手可及之處：餐酒上桌後，先上傳桌上的餐點再談話；當line聲響，妳(你)的眼神立即從他(她)移開，優先回應對方超過眼前跟你用餐的這個人。 我不是吃醋，沒必要也不值得。我只是在想，這些重度依賴iphone的人，在做愛的時候iphone是開著還是關上？當正上氣接不上下氣的時候，line。 作者：陳忠義 (隱身在新世界的舊紳士，酷愛精品美酒，尤愛探究其背後的人物軼事，為資深媒體人。)

民主政治不只是選舉或多數決。19世紀法國哲學家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Democracy in America（民主在美國，1835）書中就指出，民主雖然能帶來更平等的好處，但他也警告民主可能帶來「多數暴政」（the tyranny of majority）與可能壓抑個人的危險，除非有「中介」或「次級」權力機構作為政府與個體之間的緩衝。今日在西歐與美國有許多公會、社團與專業組織扮演 這類角色，民主政治得以運作，政黨不是唯一能代表選民的組織。 1949年之後來台的國民黨政權，雖然陸續開放地方與中央的選舉，在1987年「解嚴」之後甚至開放黨禁，但社團與專業組織的功能仍然不彰，許 多類似的「民間社團」仍然由國民黨把持，甚至長期接受政府經費的補貼，一到選舉常成為國民黨的輔選機構。因此，縱使政黨曾有輪替，但台灣，從中央的國會到 地方議會長期以來大多由國民黨控制；加上民主根基薄弱，與政黨的操作與惡鬥，民主在台灣只流於選舉，與「少數服從多數」的淺顯道理，因此「多數暴政」在台 灣比比皆是。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在「民主出了甚麼差錯」（3月1日）這個封面主題指出，近來許多新興國家民主失敗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太強調選舉，太少注意民主的其他基本要素。國家需要被牽制，個人的權利如言論的自由與組織的自由是需要被保障的。民主的成功主要是能防止「多數主義」的考驗，贏得了選舉不代 表能為所欲為。於2013年垮台的Morsi政權就是一例。他雖是埃及首位經由民主選出的總統，但他將民主視為一種「贏者全拿」的制度，無限制擴張自己的 權限，最終被軍方趕下台。 民主不只是一張選票。西方很多國家的人民在有選舉權之前，他們已建立了成熟的政治體系，有效的文官體系與確保憲政權利、社會各組織均有理念能珍惜個人的權利與獨立的判斷。 台灣的「318學運」有許多現象可以解讀與啟發。我覺得最珍貴的是打破國民黨長期訴求「少數服從多數」這種表象、淺碟子的假民主。特別是，台灣 的國防、外交與兩岸事務，是屬總統的權限，加上國會是國民黨多數，馬英九想透過多數決要立法院當個橡皮圖章通過這次服貿；馬英九這種心態與作為就如埃及被 趕下台的總統Morsi，或如逃亡到俄國的烏克蘭前總理亞努柯維奇，以民主之名但完全無視民意而為所欲為。 烏克蘭的國民由於反對前總理亞努柯維奇執意親俄疏遠歐盟的政策，從年初起在冰天雪地裡示威抗議與鎮暴警察對抗。我非常佩服該國人民長期對抗的意 志，反觀台灣的公民，相較於過去，這次的台灣的「318學運」雖獲得不少國民的支持，如「330凱道示威」，但兩個星期之後，經常散佈「學生要見好就 收」，並配合「學運」會影響股市、把簽定服貿與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連結在一起等似是而非的與論要學生解散（我一向主張要與中國簽訂各類經貿條約，但須透明 與國會監督；也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人）。 今天，假如有更多的公民與公民團體作為學生的後盾，台灣的國民是應該站到街頭爭取自己的未來與命運，學生就不會那麼辛苦，學生也就不會長期占據立法院。

甚麼是服貿？就是希臘神話「木馬屠城記」的那隻大木馬。 這是「國際紐約時報」對馬英九急著要跟中國簽訂服貿的解讀。該報在3月31日的言論版刊登一張漫畫，這隻木馬披著TRADE PACK（服貿）的馬鞍，馬頸上掛著LOVE FROM CHINA（中國給的愛）的籤條兵臨台灣的城門，城牆裡的台灣人民高舉拳頭、喊叫驅趕這隻木馬。 一則漫畫清晰的揭開馬英九與中國簽訂服貿的問題，與那些反對馬版本服貿國人的憂心；這則漫畫同時也提供這段期間贊成/反對者最常質問對方「甚麼是服貿」問題的答案。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當然是要與國際，包括與中國簽訂各項經貿條約，但就是不能讓失信於民的馬英九與他的政權來簽訂，因為馬政權連最起碼的我方談判代表都不敢讓國人知道，我甚至懷疑根本沒有談判，馬只是照單全收北京政府的旨意。因此，問題不在服貿，是在馬英九。 《紐約時報的政治廣告》 由3621位台灣人民所捐助，在「國際紐約時報」刊登全版的廣告，再次證明這次學運成員的明智選擇。因為「國際紐約時報」的讀者遍佈世界各地（以及美國境內），而且讀者階層相似度很高；而「紐約時報」則以美國讀者為主。 在「網路」連結世界之前，當有一份用份英文刊印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國際前鋒論壇報），就是一份「地球村」報紙。它於1887年在法國巴黎郊區問世，是當時「紐約前鋒報」的歐洲版，因此誕生時稱為「巴黎前鋒報」，一百多年來見證兩次世界大戰與歐洲巨大的政經轉折，與數次易名，直到1967年「紐約時報」入股才改名為「國際前鋒論壇報」，2003年紐約時報取得完全的股份，到去（2013）年10月15日改成今日的名稱「國際紐約時報」，作為「紐約時報」全球佈局的一份全球化報紙。這一百多年來，不論以甚麼報名出現，編輯部都設在巴黎，它也是英語世界的菁英報。 我在1970年代讀大學新聞系的時候首次接觸到這份報紙，它用輕薄的聖經紙刊印，由巴黎空運來台，再經過當時「警總」的新聞檢查，讀到它已是報紙刊印日期的數天後，若有批評到當時的蔣家與國民黨政權，或「為匪宣傳」，該報導輕者被塗黑，重者該頁被撕掉或查禁（馬英九在此環境與國民黨體制成長，卻擁抱中共的熱情多於台灣人民）。隨著通訊技術的演變，1980年代該報從巴黎傳真到香港印刷，每日由港空運來台經過檢查，台北老市區的書報攤或國際旅館在當日下午就可讀到這份報紙。1987年台灣「解嚴」，加上電子科技日新月異，該報也在台北印刷（確實年份我不清楚），因此這些年來，台北的讀者一大早也可以看到「紐約時報」的新聞。在第二版下方，刊出全球設有印刷廠的都市，台北也名列其中。 不論是「紐約時報」還是「國際紐約時報」都固定有兩頁的言論版，美國版是在第一套最後的第二與第三頁，國際版的版位是介於新聞版與專刊（含文化、體育等報導）之間，它都以「相面對」的版面呈現。美國版的左頁是社論與讀者投書，右頁是外部專家的文章與漫畫。國際版左頁的左半側是社論外，其餘的一頁半都是外部的專論，偶而幾則讀者投書，但漫畫則固定在右頁的左上方（漫畫是圖像的評論，因此刊在「言論版」）。 美國「紐約時報」的言論版，常出現各國的政治廣告（含異議團體）或跨國企業針對某些議題的廣告，通常都出現在右頁右下方，占該頁四分之一的版面。類似像這次「3621位台灣人民」刊登的整版政治廣告，出現在新聞版的序位倒不常見。若是要在「美國版」刊登，是否考慮重新設計廣告內容與版面，刊在言論版上，因為閱讀這些有影響力媒體的讀者群，多數是各社群的意見領袖，或希望成為意見領袖的讀者。 《國際媒體與台灣人民的聲音》 很諷刺的是，馬英九愛講英文，第一任當選之後，常用英文與國際媒體對話，但隨著施政的滿意度直線下滑，國際媒體對他也毫不客氣。重量級的如英國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與紐約時報、日本NHK一點也不客氣，這些媒體的立論常與台灣人民的聲音同調，而馬英九是站在人民與民意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