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長考後，20日終於宣布第4度參選總理，同時承諾，如果勝選將做滿4年。德國預計在明年9月舉行大選，梅克爾的參選等於宣告選戰正式起跑，民調顯示多數德國人支持她續任。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中央黨部召開的記者會上，梅克爾身穿紅色上衣，音調沈穩，對參選顯然已有

巴黎氣候協定生效後的第一場聯合國氣候峰會，這幾天在北非摩洛哥召開。根據國際環保組織公布的減碳成效評比，台灣與去年一樣排名第52名，敬陪末座，專家指出，台灣政府實際減碳的成效仍有待觀察。非政府組織「德國看守」（Germanwatch）每年年底都會根據各國的碳排量、碳排趨勢、再生能源利用程度、能源效率、

新政府上台，兩岸關係和外交面臨重重挑戰，德國學者表示，由於兩岸對峙情勢沒有改變，加上中國內部種種不穩定的因素，現階段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有一定的空間可發揮。精研東亞地緣政治的克希伯格（Sarah Kirchberger），在漢堡舉行的一場研討會表示，美國、中國、和台灣在東亞軍事對峙的態勢，近期內看不出會

中國資深媒體人長平在四川的家人，27日遭警方綁架，理由是他在德國媒體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長平曾在《南方周末》和《陽光時務》擔任新聞主管，5年前受邀到德國後就沒有返國，目前是《德國之聲》的專欄作家。長平表示，自從他上週發表以《賈葭失蹤，睜眼之罪》為題的文章，評論中國記者賈葭因為一封要求習近平下台公開信

台灣總統暨立委選舉，民進黨獲得空前勝利，德國政府特地聲明肯定台灣的民主，並表示未來將繼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期待兩岸的對話「沒有脅迫」，措辭比過去幾次大選還積極。德國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這次選舉過程的自由和公正，清楚顯示民主在台灣的穩定根基，和民主價

柏林國際短片展今年首度舉行台灣之夜，一連放映14部來自台灣的短片，結果以女研究生到酒店實習為題的《凡凡》，眾望所歸拿下觀眾票選獎，讓導演劉家欣留下難忘的回憶。 每年11月舉行的「柏林國際短片影展」（Interfilm），是歐洲重要的短片影展，每年從交件的6千多部短片和動畫當中挑選6百部放映，參展的影人來自世界各國，現場交流和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 獨立影片工作者劉家欣表示，影展氣氛很開放也很友善，她很高興能在柏林和各國影人交流；雖然《凡凡》之前在法國的短片節放映過，但人生第一個電影獎竟然是在德國得到，讓她十分開心，希望能好好利用這次難得的參展機會，好好體驗柏林的文化。 以綁票為主題的短片《該死的日子》，在今年的「台南39小時拍片競賽」拿下首獎，因此，也獲邀到台灣之夜放映；在世新大學廣電所就讀的邱珩偉說，台灣社會正義不彰，沒有是非，是他拍這部片的主要動機。 邱珩偉說，他在影展現場看了各國的短片後發現，台灣的導演普遍關心社會議題，可是許多國外導演有好的想法就拍，可見國情的確會影響到創作。 在台南的大學任教的德籍老師狄向風（Till Dietsche），每年邀請柏林國際短片影展主席哈曼斯（Heinz Hermanns）到台灣，參與台南39小時拍片競賽的評審工作，今年是兩人首度合作，在柏林的影展向各國影人介紹台灣的作品。 狄向風說，他本來擔心沒人對台灣的片子有興趣，沒想到，現場來了這麼多人，椅子最後還不夠，希望柏林短片展將來能繼續舉辦台灣之夜，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電影。

馬習會備受全球矚目，德國各大報9日紛紛發表評論，口徑一致指出馬習會僅具象徵意義，無實質成果，也沒有改變台灣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等到台灣總統大選的那一天，才有可能評價馬習會的重要性和意義。 左派大報《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直指馬習會「雷聲大，雨點小」，雙方的約定除了熱線外，幾乎沒有實際的進展，僅留下握手的象徵意義，對台灣不信任中國的民情沒什麼影響。 該報指出，馬總統早就被選民唾棄，而且即將要下台，所以馬習會根本不是兩位國家元首的會晤，而是兩位政黨領袖；習近平想藉這個機會告訴台灣的下一任總統：「跟一向對北京讓步的馬英九好好學學，」但正是這讓步，讓國民黨可能選輸。 資深的駐北京記者史替特馬特（Kai Strittmatter），在這篇標題為「太晚的握手」的評論中認為，台灣的選民想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可是不願向中國屈服，總統大選勝算很大的蔡英文，將不會把「一個中國」和「統一」視為己任，而是對台灣的人民負責；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習會可視為是台灣和中國「最後一刻的握手」：也就是在逆風來襲前的最後一次親熱。 自由民主黨（FDP）旗下的瑙曼基金會亞洲專家萊納特茲（Armin Reinartz），接受全國性的「德國廣播公司」（Deutschlandfunk）專訪時，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說，馬習會出其不意宣布時，的確讓人有歷史性會面的印象，可是雙方在高峰會上沒有真正約定了什麼，現在大家只記得握手。 瑞士大報《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和德國《世界報》（Die Welt），則把焦點放在中國對馬習會的新聞檢查。 《新蘇黎世報》分析說，從中央電視台不讓馬總統上電視，到馬總統開放媒體提問，習近平卻只派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出席記者會來看，馬習會其實印證了台灣與中國的鴻溝有多深。 《世界報》解讀說，央視剪掉馬總統致詞的畫面，證明北京對台灣的高度不信任；從習近平過去對台灣問題的發言，在馬習會上的遣詞用字，到會上種種細膩的安排來看，這場峰會給人「馬總統被騙」的印象，「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說，與馬總統第一次握手是統一進程的開始，可是對於這點，後者可能渾然不覺。」 保守派大報《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9日也以近半版的顯著篇幅，報導「中國與台灣總統」握手的「歷史性一刻」。 這篇由該報駐北京記者發自新加坡的報導說，馬總統多年來一直想與習近平見面，北京之所以突然同意，目的是想幫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勝選；但除了超過1分鐘的握手外，馬習會幾乎沒什麼具體成果，目前看來，馬總統與習近平見面，可能還會對國民黨的選情「幫倒忙」。 這篇報導指出，馬總統在談一中原則時省略「各表」，和習近平「飛彈不是針對台灣」的回答，讓許多台灣民眾不滿意，他在新加坡的表現備受爭議；由於台灣明年即將選出新總統，因此馬習會的重要性和意義，必須等到大選那一天才能正確評價。

馬習會即將登場，歐洲各大媒體紛紛發表評論。瑞士報紙《新蘇黎世報》認為，兩岸領導人真正在乎的是中國和國民黨自身的利益，可見這次會晤與台海和平無關；德國《明鏡週刊》則指出，馬習會並不代表兩岸愈走愈近，反而更加凸顯兩岸的不對等關係。 瑞士最重要的報紙《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7日以「虛偽的握手」為題評論說，習近平顯然對民進黨勝選感到恐懼，才想要與馬英九握手，在總統選舉上助國民黨一臂之力，反之馬英九想沾習近平的光，展現國民黨在中國政策的獨佔權。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和國民黨在乎的只有自身的利益，基本上沒有改變民主台灣對獨裁中國併吞的抗拒。 曾訪問過台灣的亞洲新聞主編威瑟（Beat Wieser）在這篇評論指出，馬英九向中國靠攏的政策，在經濟上儘管帶來好處，在政治上已經把台灣逼到難以接受的極限，這也是為何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這麼受到歡迎。 評論預測，馬習會後，中國問題勢必成為台灣選戰的焦點，因此過去一直專注在內政的蔡英文，對兩岸關係如果能說的更清楚，用字更精準，對她應該有好處；反之，馬與習照過相後，對國民黨的選情應該沒有幫助。 德國大報《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也以「讓人窒息的擁抱」為題評錀說，兩岸關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緊密，卻也讓台灣人對中國更不信任，從旺旺集團的媒體成為中國傳聲筒來看，台灣人恐懼的已經不再是中國的飛彈，而是中國的資本，馬英九為他的中國政策，付出了民調低迷的代價。 該報駐北京資深記者史替特馬特（Kai Strittmatter），引述中研院學者鮑彤（Nathan Batto）的話指出，馬英九的絕望，讓中國手上有許多牌可打，馬習會最後的結果，可能反而會對馬造成傷害。 《明鏡週刊》（Der Spiegel）則認為，馬英九對中國友好的政策，對他自己和國民黨都造成傷害；他與習近平見面，並不能解讀是兩岸愈走愈近，甚至走向統一，反而更加凸顯台灣與中國以小對大、以民主對獨裁的不對等關係。 該刊駐北京記者燦特（Bernhard Zand）在這篇評論指出，從海軍擴軍、飛航情報區的設立、到南海造島等習近平上台後一連串的行動來看，他這次不再理會歷任中共領導人的顧忌，與台灣的總統見面，正顯示他和他的政權對權力的自信。 歐洲許多媒體都判斷，北京想藉馬習會來影響台灣的總統大選，因此可能有具體的聲明，但《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駐北京記者澤林（Frank Sieren）卻不這麼認為；他說，除非習近平對台灣讓步，承諾不干涉台灣的政治，給台灣在政治的選擇上有更多的自由，這樣台灣的年輕人才有可能被說服；但習近平讓步的可能性很低，畢竟北京的保守派不可能同意，台灣也會有人懷疑他的承諾。 因此，澤林預測，為了怕被錯誤解讀，馬習會除了歷史性的握手外，不會有具體的成果。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我寫了30年，寫得筋疲力盡，為什麼我們已經受了這麼多苦，還沒換來自由？我光想這問題就想瘋了。」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作家亞歷塞維奇，一談起家鄉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當前的政局，難掩著急和無奈的心情；不過，「諾貝爾獎是責任」，她說，從今以後，不能再說自己絕望，「我出身蘇聯的傳統，身為作家，我必須為人民說話。」 現年67歲的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以俄文寫作，從處女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到近作《二手時代：在社會主義廢墟的生活》，6本書都在歐洲引起極大的共鳴，可惜台灣目前為止只出版過她描寫核災的《車諾比的悲鳴》。在獲得諾貝爾桂冠的消息傳開後2天，她在德國出版社的安排下，到柏林首次面對各國媒體。 亞歷塞維奇在大學唸的是新聞系，一畢業就為文學雜誌採訪撰稿，「我像記者一樣收集資料，可是用文學的手法寫作」，亞歷塞維奇首先談她的創作方式，在寫一本書之前，得先訪問好幾百個人，平均得花5到10年的時間，「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我試著將每個人的聲音組合成整體，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掌握時代的嘗試。」 「在我們的文化裡，故事大多透過口耳相傳，很少寫下來」，亞歷塞維奇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隸屬蘇聯紅軍的白俄軍隊，在前線與納粹德國交戰，死傷非常慘烈，白俄從此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作家阿達莫維奇（Ales Adamovich），下鄉採訪生還者後，在1973年出版的文字紀錄《我來自燃燒的村莊》，帶給年輕的亞歷塞維奇極大的震撼，「那衝擊就像我第一次讀杜斯妥也夫斯基（Fjodor Dostojewski）一樣，阿達莫維奇是我寫作的老師」，亞歷塞維奇說。 另一方面，童年經驗也是她寫作的源頭，「我們的男人都戰死了，女人工作了一整天，到了夜晚彼此分享心事，我從小就坐在旁邊聽，」亞歷塞維奇說：「光看他們如何把痛苦說出來，本身就是一種藝術」。 「每個人身上都有秘密，採訪者得一再嘗試新的方法，幫助他們願意把噩夢說出來，」 亞歷塞維奇表示：「按照官方說法，戰爭是英雄的事蹟，但在女人的眼中，戰爭是謀殺，參戰的女人談起戰爭，比男人還深刻，更接近現代人的感受。」以二戰蘇聯女兵為主題的採訪集結起來，就是她1983年出版的第一本書《戰爭沒有女人的臉》。 之後，她陸續出版的著作，從書寫蘇聯阿富汗戰爭的《鋅男孩》（書名來自裝士兵屍體的鋅棺材），到描寫核災生還者的《車諾比的悲鳴》，寫的都是威權統治者不願面對的創傷和記憶，因此，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在國內被禁，電話被竊聽，她也被禁止參加任何公開活動。2000年，她只好離開家鄉，流亡法國、義大利、瑞典、德國等地。 與中國作家顧城一樣，亞歷塞維奇曾短暫住過伯爾小屋，也就是德國作家伯爾（Heinrich Böll）當年度假的地方，也曾獲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頒發創作年金，在柏林創作和生活，直到2011年，亞歷塞維奇才返回家鄉白俄首都明斯克。2013年出版的最新作品《二手時代》，即完成於柏林，她也在同年榮獲德國文藝界的最高榮譽「德國書商和平獎」，在台灣有多本著作出版的中國作家廖亦武，也曾於2012年獲得這個獎項。 新作《二手時代》的背景，指向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的1991年到2012年。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這些前蘇聯國家，在1990年代曾一度對民主改革充滿熱情，但近年來卻轉為失望，政府由少數既得利益者掌握，媒體充斥政治宣傳，平民生活絲毫沒有得到改善，「我寫《二手時代》的時候，深感史達林不只是無所不在，甚至是我們的價值座標。我們生活的時代，或許正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黑暗時代。」 「現在在白俄，很多記者都因為批評時政而丟掉工作，我長年資助的一位女老師，也因為公開表達政治理念被當局解僱，連去學校打掃都不行，她還有孩子要養，」亞歷塞維奇說：「現在的獨裁者已經進化了，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不同的變種。」 為何書名取做《二手時代》？「歷史其實正在走回頭路，人類的生活沒有創新」，亞歷塞維奇舉俄羅斯為例子說，多數人仍活在「用過」的語言和概念，停留在自己仍是強國的幻覺裡，「雖然平時真正關心的不過是弄張申根簽證去度假、買台小車子這樣的小事而已，」她說：「莫斯科的街頭，到處都可聽到有人在辱罵美國總統歐巴馬，全國人的腦袋裡都住著一個普亭，相信俄羅斯正被敵國包圍。」 至於大眾，「只能靠著把小孩養大來自我安慰，接受權力有黑暗面，與現實妥協，避談政治，連知識份子也變形成這樣，讓我非常絕望，」亞歷塞維奇說：「1990年代，我們曾經很天真的相信，馬上就能獲得自由，但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們現在還沒有自由人。」 亞歷塞維奇認為，前蘇聯國家之所以走到今天的絕境，是因為人格和心靈長年被威權統治扭曲，只剩下見風轉舵的投機心態，既無法判斷是非，也不願承擔責任，這就是蘇聯知名異議份子季諾維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在同名書內所提出的概念：「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 「我們白俄的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歐盟和俄羅斯兩邊討好，為了金援跟西方走近，暫時不找我們作家和反對派的麻煩；可是，如果俄羅斯一給錢，我保證他馬上就會背離西方。」亞歷塞維奇對歐盟最近討好盧卡申科的新外交政策非常不以為然，「盧卡申科口口聲聲說要資本主義，事實上怕得要死，不敢將土地真正私有化，這就是典型的蘇維埃人。」 亞歷塞維奇是史上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作家，得獎消息早上一傳出，上百人擠進反對派報紙狹小的辦公室，人人手上拿著鮮花，互相擁抱哭成一團，「他們為什麼反應這麼激烈？因為我們這個受盡恥辱的國家需要一個象徵。」亞歷塞維奇說：「我們的人民無時不刻生活在恐懼中，得獎對我來說不只是保護，也是對白俄羅斯的肯定。」 亞歷塞維奇最早收到的是德國總統的賀電，幾個小時過去後，盧卡申科才向她道賀，亞歷塞維奇語帶挖苦地說：「他還有力氣超越自己，讓我非常驚訝，」她說：「獨裁是一種很原始的政權，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這些領導人根本沒什麼教養。」 亞歷塞維奇的俄文作品，全在俄羅斯出版，在俄羅斯擁有廣大讀者，白俄人想看只能偷偷從俄羅斯帶回來，不過，俄國總統普亭到現在還沒發任何聲明。「自從我公開批評他出兵攻佔烏克蘭後，我們就結下了樑子，」亞歷塞維奇說：「歷年得到諾貝爾獎的俄國作家，不是被當權者辱罵，不能出國去領獎，不然就是被趕到國外，這在俄羅斯是傳統。」 亞歷塞維奇的政治意見與尖銳批評，引來在場一名年輕的俄羅斯記者不耐提問：「您得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為何只談政治不談文學？您是不是自以為有能力跟全世界的人詮釋俄羅斯？」 亞歷塞維奇聽了微微一笑，不疾不徐的回答：「我確實是作家，不是政治人物，可是我生活在那邊，我當然可以表示意見。」她說：「至於你的提問，是屬於你自身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德國的現在式：台灣的願景？ 德國的電力市場從引進新的競爭者，打破傳統電力的壟斷，到現在連E.ON和RWE這樣的大型電力公司，都被迫要分割和轉型；德國能源轉型的路，從電力市場自由化開始算，其實走了快20年了。反觀台灣，政府才剛剛要起步，準備修法開放業者發電和售電。 從傳統電力過渡到低碳排的非核家園，需要政府在法令、碳排、和核廢料政策的完整配套，創造誘因點燃民眾和產業界的熱情。德國的現在式，或許過沒多久就會在台灣實現： 一、綠電優先併網 國家既然有心推動電力結構的轉型，原本由少數煤電和核電業者壟斷的發電權利，就應該下放給全國民眾和企業。德國從15年前《再生能源法》實施開始，只要是綠電的生產者，例如民眾在屋頂安裝太陽能板，負責輸配電的電力公司就有義務「立即」而且「優先」將綠電併聯和傳送出去；政府還設統一窗口，方便民眾上網登記設備。 當綠電優先併入電網，而且隨日夜、天候、和季節波動的風力和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像德國這樣，高達全國裝置容量的一半時，間歇性的再生能源就逐漸取代火力和核電，成為電網的主體。不僅電力調度人員得不時透過氣象報告，事先預測風力和太陽能的發電量；當電量不足或預測失準時，靈活的天然氣和汽電共生廠、甚至核電廠都要配合升載和降載，電網才能維持平衡。過去滿載輸出從來不打烊的傳統電廠，現在只好降載和兼差，有需要的時候才發電，顛覆過去基載電力的觀念。 E.ON在德國經營7座核電廠，亦步亦趨配合綠電的變動，調節核電輸出的經驗可說相當豐富。「現在德國電網內的綠電量，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可是電力供應還是保持穩定，」泰森說，「綠電在最近幾年成長得特別快，歐洲各國的調度能力都進步很多」。今年上半年，德國曾出現瞬間風速每小時190公里的颶風，也發生過日偏蝕，風力和太陽能的發電量在短時間內出現極大的落差，卻沒有出現跳電的情況，電力系統通過難得一見的壓力測試。 台電目前以「出力不穩定」和「設置成本高昂」為由，不願大量開發綠電，對民間發電也諸多限制，全台風力和太陽能加起來發的電，佔總電量的比例連1%都不到。如果台灣像德國一樣，優先讓綠電併網，加速提高綠電的比例，將來勢必得向德國、丹麥、西班牙、美國等間歇性能源比例高的國家，學習調度的經驗。 二、價值鏈的轉移 從歐美各國的趨勢來看，傳統的電力公司唯有加緊投入綠電，才不會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被淘汰。RWE與慕尼黑公有能源公司SWM合資的世界第二大海上風場，日前才在英國利物浦的外海啟用。E.ON在觀望多年後，也克服最初的消極心態，至今投入了90億歐元（合3千億台幣）在英美等地規劃、興建、和經營風場，目前是全球排名第3的離岸風電開發商，「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全球再生能源的領導者，」泰森說。 轉型需要換腦袋，電力公司的角色正在質變，「從前的電力公司是半官方機構，發電、調度、賣電、和架設電網什麼都要管，有設備和燃料就能賺錢，現在再這樣下去已經行不通」，泰森說。在以綠電為主體的「能源新世界」裡，像是能用手機的App遙控空調、電器、和保安系統的智慧家庭（Smart Home）產品，所有與電力和互聯網相關的產品和服務都是商機，「我們得比過去更開放才行，到世界各地尋找新創公司，合作開發新產品，」泰森說。 RWE目前就在全國各地架設2千多座的「智慧加電站」，因應電動車和電動機車的潮流，駕駛只要憑手機就可用綠電為車輛充電和結帳。事實上，歐洲各大城都在建立密集的加電站網路，柏林市政府與多家電力公司合作，明年可望完成1300座的加電站和附屬的停車位。 三、自給自足的需要 「未來的能源世界，將與系統導向的傳統電力世界南轅北轍，電力市場的革命才剛剛要開始，」泰森說，「未來的電力供應，很大一部分會走向分散，市場對儲電設備的需求會增加。」 在屋頂裝太陽能板，在德國早已是全民運動，目前遍佈全國的150萬座發電設備，就是分散式發電最好的例子。大量的太陽能裝置還有穩定電網的作用，當夏天中午日照強烈時，發的電不僅正好與用電尖峰吻合，而且全都留在地方用，電力公司不需要從遠處調度太多的傳統電力，增加長距離運輸的風險。 對屋頂有太陽能板的家庭來說，如果家裡有電池，晚上回家後就可以用白天存起來的電；除了滿足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還可減少電費的支出，用幾年後就可回本。德國的市面上，目前已經有數十款像這樣可以與太陽能板搭配的「太陽能電池」產品，美國的特斯拉（Telsa）、德國的BMW和戴姆勒（Daimler）等汽車製造商，最近也都推出類似的產品。德國政府正大力推動太陽能電池的普及化，公營行庫對購買的民眾有低利貸款的補貼，全國現在有2萬多用戶，市場潛力相當被看好。 四、綠電提升競爭力 歐洲的電力市場允許自由競爭和買賣，目前德國有上千家銷售電力的公司。就像比較電信費率的各種方案一樣，消費者可以到電費比價網站輸入每戶的人口數、用電量、和理想的電力來源組合，每個月的電費和碳排量就可一目瞭然。有人為了省錢買傳統電力，也有人買綠電，價格稍貴卻買到心安。福島事故後，德國民間曾一度掀起投靠綠電的熱潮，尤其是年輕世代和大城市的居民，特別以使用綠電為傲。 德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在選購綠電時，一般都會注意是否是獨立機關認證的百分之百綠電；由於歐洲是單一化的電力市場，不少人還特意選擇有在本地投資再生能源的電力公司，確保買到的綠電是本國的產品。像歐洲這樣，電力市場開放到一定程度時，綠電不一定會拉高電價多少，卻能有效提昇形象和競爭力，德國南部的工業大城慕尼黑就是很好的例子。 慕尼黑的公有能源公司SWM，近年來積極投資再生能源，從上個月開始，全市所有公共交通和家庭的用電就全都來自綠電。慕尼黑的目標是在2025年前，打造全球第一個光靠綠電就能滿足所有電力需求的百萬人大城。包括西門子在內，德國不少重要的製造業基地都落腳在慕尼黑，如果目標在10年內如願達成，屆時出廠的產品全用認證過的綠電生產，將大幅提升廠商的競爭力。 五、面對核廢料的難題 核電廠用過的燃料棒、也就是所謂的高階核廢料，好幾萬年後仍有強烈的輻射性，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到底該如何處置，是全體國民不論擁核或反核都該嚴肅面對的重大公共議題。 早在1970年代末、也就是第一座核電廠開始運轉沒多久，德國政府就在地表下深處的鹽礦坑，評估存放高階核廢料的所謂最終處置場的可行性；不過由於反核人士抗議，和地下水滲水等因素，數十年來遲遲無法定案。 德國也曾經將核廢料送到法國再處理，不過近年已改為比較經濟而且低風險的廠區直接處置方式，暫時存放在堅固耐撞的乾式貯存桶內，符合世界各國的趨勢 核電還在用的時候，很少人會去關心核廢料處理的急迫性。德國直到梅克爾政府決定廢核，確定核電在德國沒有未來後，才下定決心面對棘手的核廢料問題。朝野在國會成立「高階核廢料存放委員會」，邀請全國核能學界的菁英，以及工商團體、環保人士、地方政府、和工會的代表，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這個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規劃高階核廢料短、中、長期的處置步驟，場址應該符合的地質標準，以及決策和公民參與的方式；為了爭取社會的信任，每次開會都有紀錄，並開放民眾旁聽。 幾個月前，委員會終於提交第一份報告，結果震驚德國社會：最快在2040至2050年之間，最終處置場才有可能啟用；預計在2095至2170年之間，也有可能更晚，處置場才能封存關閉。也就是說，雖然德國在2022年就能實現非核家園，但一直要等到下一個世紀，最後一桶核廢料才能放進最終處置場。 核廢料處理所需的天文數字經費，也讓政府不安：總預算預估要500億至700億歐元（台幣1兆5千萬至2兆元），電力公司原先提撥、用來支應未來拆廠和核廢料處理的360億歐元後端基金（台幣1兆元），明顯不夠用。 這中間的差額，難道要全民買單？到時這筆基金真的能動用，還是已經被電力公司拿去買設備和轉投資？如果電力公司破產，錢拿不回來怎麼辦？對此德國官員非常憂心，正在研擬對策。許多媒體因此質疑，E.ON將核電部門分割出去，只是藉機丟掉核廢料的燙手山芋。 反思台灣，多年來大家把核廢料處理想得太簡單，朝野連過渡的乾式貯存都沒有共識，核電廠的燃料池塞滿用過的燃料棒，對國家安全來說是一大隱憂。一昧拖延問題不會自己解決，頭痛的核廢料難題，對台灣來說才剛剛要開始。 ◆能源結構轉型的急迫性 德國首都柏林的街頭，這一陣子很不平靜，全國各地的礦工和火力發電廠員工，在工會領袖的帶領下組團來抗議，反對政府強迫老舊發電廠關閉，「造成全國十萬人失業」；另一頭由警方隔離出來的抗議隊伍，是年輕人組成的環保團體，他們呼籲政府千萬不能對傳統電力公司讓步，放棄原本減碳的承諾，「改用綠電，省下能源進口成本，我們不願承擔氣候暖化和空氣污染的健康代價」。 隨著年底巴黎氣候峰會的日期逐漸逼近，像後者這樣的示威，在世界各地只會愈來愈頻繁。因為在環保人士和科學家的眼中，各國領袖在巴黎峰會的決議，將是阻止海平面上升和極端氣候等重大災害的最後機會。 這個月初，在德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G7）高峰會上，身為東道主的梅克爾，才成功與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和義大利等國領袖達成共識，發表「本世紀內世界經濟去碳化」的宣言，為半年後的巴黎峰會鋪路。這也意味著，人類為了在地球上生存，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將逐步放棄汽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可以預見這樣的能源結構轉型，將為人類的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交易的金額來看，E.ON將核電和火力部門分割出去，是德國戰後規模最大的分割案，證明德國能源轉型的決心。「全世界都在變，你也得跟著變，」身兼歐洲發電業同業公會的主席，泰森篤定地說。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第六篇下集、系列報導完結篇。）

去年12月初，德國最大能源集團E.ON的總裁泰森（Johannes Teyssen），在柏林臨時召開的記者會上，談到集團連年虧損的核心業務時，語調意外地平靜，讓在場的各國媒體面面相覷：「說真的，我不知道，靠傳統能源還能賺多少錢」。 幾天前，這家年營收逾4兆台幣的跨國能源巨擘才突然宣布，短期內將成立一家新公司，把核電、火力、天然氣等「傳統」業務分割出去，未來只專心經營再生能源、智慧型電網、和電池等「能源新世界」的產品和服務。 E.ON的業務遍佈歐洲、北美、和巴西，股權分散世界各地，一舉一動都是同業的指標。分割的消息一傳出，震撼全球的能源業。 從主要國家的趨勢來看，燃煤發電是霧霾污染和氣候暖化的元兇，核電產生的核廢料棘手難解，兩者退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反之，以綠電為主體的低碳價值鏈，才是能源業未來的主要獲利來源，這也正是泰森口中的「能源新世界」。 德國媒體因此開玩笑說，這兩家分割後各自獨立的公司應該叫做「E.OFF」和「E.ON」；前者手上只有骯髒的煤電和討厭的核電，利潤和風險在接下來幾十年都難以評估，簡直和前幾年金融危機時，用來處理毒資產的「壞帳銀行」（Bad Bank）沒什麼兩樣。 ◆迷信核煤低估綠電 在全球重量級的能源集團當中，E.ON勇敢跨出第一步，大刀闊斧甩掉傳統能源的包袱，在投資人的眼裡是激進、卻非常有遠見的決定。E.ON和RWE、Vattenfall、EnBW四家公司，原本是壟斷德國電力供應的四大集團，不過獲利和市場佔有率，卻在近年大幅縮水。 排名前兩名的E.ON和RWE，最近5年股價的跌幅都超過三分之二，去年各虧損了1千億台幣；RWE的總裁特利烏姆（Peter Terium），兩個月前甚至在股東大會上坦言，「日子接下來還會更壞」。 歐洲的電力市場，早在1990年代末就邁向自由化。E.ON和RWE雖然是上市公司，但前身和台電一樣是政府經營的公用事業，火力發電和核電加起來都超過發電量的9成。在德國媒體的眼中，E.ON和RWE等大型電力公司顯然過於迷信核電和煤電，沒有跟上民意和市場的腳步，才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 一、綠電比重不宜過高 傳統電力公司迷信大電廠，多年來一再警告風力和太陽能的技術不成熟，比重過高的話會影響電力供應，造成產業外移。「長期來看，太陽、水、風力等再生能源，最多只能滿足全國電力需求的4％」，這是1990年代，德國各大電力公司在報紙登廣告的訴求。 電力公司當年的預言，如今證明是嚴重誤判。從全年加總來看，德國電網容納的綠電量已經接近3成，電力供應依然穩定，德國的製造業不僅沒有大量出走，貿易順差還超越中國和美國。可見靠天吃飯的間歇性能源，並不一定會影響供電的穩定。 二、不信廢核能成功 德國的核電廠與台灣一樣，先後在1970至80年代啟用。當年的興建成本歷經數十年的攤提，現在每發一度電就賺一度，不僅造成核電便宜的假象，也成了電力公司的搖錢樹；E.ON每年發的電，就有一半來自核電廠。 雖然以反核為訴求的綠黨政府，早在2000年就與業者就廢核的時間表達成共識，但多年來電力公司仍大肆宣傳核電便宜、減碳、和穩定供電的好處，警告大眾「沒有核電電價就會上漲」、「不排除缺電可能性」。以工商團體和發電業為首的利益團體，終於抓住政黨輪替的機會，在2010年成功施壓政府讓核電廠延役。 沒有想到日本的福島，竟在次年發生震驚全球的嚴重事故，總理梅克爾迫於高漲的反核民意，只好宣佈提早在2022年完成非核家園。從此核電廠不僅無法延役，還被迫在運轉年限還沒屆滿前就關閉，對電力公司來說是一大損失。 三、高估用電量 電力公司斷言，用電量一定與經濟成長成正比，並按此規劃新的發電機組，施壓政府要求核電廠延役，後來也被證明是自打嘴巴，造成機組投資過剩。 自從綠黨上台，從2000年開始對汽油和電力開徵能源稅，並用優惠貸款、強制標示、和嚴格的能耗標準等手段，多管齊下提升建築、家用電器、和工業生產的能源使用效率後，德國的用電量就逐漸與經濟發展脫鉤。 以過去10年為例，德國的經濟至少擴張了10％，用電量卻比10年前還低。不僅製造業累積豐富的節能技術和經驗，全民也充分意識到自己所用的每一度電的環境成本，養成省電的習慣。官方多年來琅琅上口的政策宣傳果然奏效：「最便宜和對地球氣候最友善的電，就是不用的電」。 四、不願面對地球暖化 褐煤是德國唯一能自給自足的化石能源，德國經濟仰賴褐煤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然而，燃燒褐煤的火力發電廠，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公認是地球暖化的主因。 最遲在1980年代末，氣候變遷的問題就在歐洲浮上檯面，不過電力公司長年以來卻置之不理。發的電有一半來自褐煤、本身也經營礦場的RWE，幾年前還宣稱，氣候變遷的風險「既不具體也沒有急迫性」，打算擴充火力發電的機組。不過近年來，隨著科學家陸續提出冰河融化等證據，本身也是碳排大戶的電力公司，再也無法隱瞞暖化的嚴重性。 歐盟早在10年前，就率全球之先建立碳交易的機制，管制碳排放的總量，希望在2030年前，達成碳排較1990年減少40%的目標。身為歐盟能源政策的龍頭，德國的野心更大，打算在2020年前就達陣，因此政府正準備徵收碳排稅，迫使電力公司關掉老舊的火力發電廠。 五、抗拒綠電延誤投資 核電廠和火力發電廠一旦裝填燃料，就得24小時滿載發電才划算，難免把發電量隨天候波動、和單一設備輸出遠不及傳統電廠的再生能源當成「丑角」。RWE的總裁幾年前就曾公開表示，「在德國用太陽能發電，就像在阿拉斯加種鳳梨」，認為像德國這樣日照不足的溫帶國家，發展太陽能的效益不高。 但在綠電保證收購價的激勵、和民眾自給自足意願的驅動下，全國的地方政府、中小企業、農民、和金融業者，競相投入再生能源，瓜分發電的利潤。規模經濟帶動成本下滑，德國目前陸域風力的發電成本，已經與火力發電相當。 傳統電力公司低估綠電成本下滑的速度，延誤開發的進度，可以從E.ON和RWE的再生能源，分別只佔年發電量的8％和1％，就可以看得出來。 ◆被傳統電力自縛手腳 「我在E.ON工作了26年，看到世界變得這麼快，我也很掙扎；這幾年，我一直在想，我們會不會被自已的DNA綁住而自縛手腳？」泰森在記者會上，難掩傳統電力公司面對能源轉型的矛盾，董事會和高階主管為了是否分割，在內部討論了一整年。 「我們到世界各地觀察後發現，不只德國，連加州、澳洲、加拿大、和法國的電力結構都在轉型，再生能源和數位化帶來的創新，基本上已經顛覆了全球的電力市場；現在連Google都跨足電業，傳統電力公司的商業模式，已經無法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化」，泰森坦承。 E.ON的主管在長考後得到的結論是，傳統電力和綠電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兩者原本就不相容：前者一切的努力是為了維持系統的供電安全，談的離不開基載電力，也就是不間斷發電的核電和煤電，以及集中的大型機組；相較之下，後者多是分散各地的小型、乃至微型的設備，發的電隨日照和風速變動，講究的是積少成多和動態的平衡。 「傳統電力和再生能源的經營，需要截然不同的能力：前者把供電穩定當成教條，要求嚴謹而且全面的系統性思考；後者則完全客戶導向，腦袋要靈活，動作要快，」泰森說。 既然傳統電力的思維，在公司經營核電和煤電數十年後，已經在企業文化根深蒂固，分割後重新出發，讓兩家公司專心經營各自的領域，就是非走不可的路。 「延續近年趨勢，全球能源業的投資，未來將集中在再生能源和智慧型電網，我們得加快腳步，」泰森信心滿滿地說。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系列的第六篇上集。）

台灣處決6名死刑犯，德國政府發表聲明譴責表示，人的生命彌足珍貴，不應該被政治和選戰犧牲，對台灣在廢死的努力上倒退感到失望。 德國外交部人權專員史卓瑟（Christoph Straesser）在聲明中，首先對台灣執行死刑感到「極度震驚」，呼籲台灣回到2010年前的作法，暫停執行死刑。 史卓瑟表示，德國和歐盟多年來就支持台灣廢除死刑；他認為，像台灣這樣成熟的民主國家，擁有相當高的人權標準，卻採取如此不人道的做法，「對台灣的人權來說是嚴重的打擊」。 史卓瑟說，死刑殘忍而且不人道，世界上有愈來愈多國家廢除或不再執行死刑，台灣處決人犯與國際社會的多數成員背道而馳。 據了解，史卓瑟相當關心台灣的政局，18日晚上還將在柏林，與倡導司法改革的鄭文龍和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陳為祥兩位律師進行公開座談，題目是：「台灣的民主與人權-亞洲的模範？」。

台電計畫將用過核燃料送境外再處理，備受國際關注，即將來台訪問的法國核能專家馬里格納克（Yves Marignac）表示，境外再處理有安全、核子擴散、和高成本等風險，歐洲各國和日本目前已放棄這個選項，建議台灣各界現在就面對核廢料問題，及早展開最終處置場的作業。 法國是核電廠經營經驗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台電正打算委託法國國營的核電公司Areva處理台灣用過的核燃料。身為法國WISE-Paris能源資訊中心的執行長，馬里格納克長年在法國官方各部會和歐洲議會擔任顧問，去年並接受法國核安管制署（ASN）任命，負責監督核電廠的安全。 他接受台灣環保團體的邀請，2日下午將在立法院參加公聽會，當晚並在台大社科院針對核廢境外處理的問題進行公開演講。 馬里格納克受訪時表示，台電將用過核燃料送境外處置，是德國、瑞士、比利時、日本等國過時的作法，除了荷蘭極少數量的核燃料外，Areva手邊目前已經沒有再處理的外國訂單。 他說，各國數十年來的經驗顯示，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又貴又不安全，而且會增加核廢料管理的難度，分離出來的鈽，最後還是可能會運回台灣。 馬里格納克曾接受法國總理的委託，評估再處理的成本。他表示，在法國，再處理的成本比直接儲存至少貴5%，台灣還得額外支付昂貴的海上運輸費用。而且Areva再處理廠的燃料池幾乎全滿，容量得再擴充，加上未來10年內，老舊設備勢必得更新，對這家基本上已經破產的公司來說，如此鉅額的投資根本無力承擔，台電選現在這個時間點將核燃料送到法國，後續恐怕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針對台電承諾，再處理過程當中分離出來的鈽，永遠不會運回台灣，馬里格納克指出，鈽在國際市場上沒人要，台電得支付高昂的費用才能脫手，最後極有可能就賣給EDF（法國電力集團）；但如果EDF自己也不需要鈽，甚至認定這些鈽是核廢料，根據法國法律就必須送回台灣。 此外，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台電將用過核燃料遠渡重洋送到國外，沒有在境內處理，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馬里格納克表示，除了高放射性物質長距離運送的風險外，再處理過程會分離出鈽，有核子擴散的疑慮。 馬里格納克因此建議，與其將用過的核燃料送到國外，不如及早展開境內最終處置場的作業。 「你以為你將問題丟到國外，可以20年不用面對，事實上，等再處理後剩下的核廢，在20年後運回來的時候，你的最終處置場計畫，可能還是毫無進展。」他說。 馬里格納克說，只要核電廠一運轉，就有核廢料的問題。法國已經用幾十年的時間，來尋找最終處置場，但離啟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台灣現在就應該要面對核廢的問題，與地方民眾、全國輿論和國際社會好好溝通和對話，利用接下來的20年，發展出一套最終處置場的機制，而不是鴕鳥心態，用境外再處理拖延核廢的問題，以為自己不需要這套機制。」 在馬里格納克的眼中，德國就是拖延不面對的例子。德國從1990年代開始，也一樣將用過核燃料送到法國再處理，但直到福島災變後決定廢核，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朝野政黨才達成共識，立法尋找最終處置場。 根據德國國會「最終處置場尋找委員會」兩個月前公布的報告，最快在2040至2050年之間，最終處置場才能啟用，2095至2170年間、或甚至更晚，儲存核廢料的處置場才可能永久封存。處置費用預計500億至700億歐元（約台幣1兆5千萬至2兆元），原來核電業者提撥的後端營運基金360億歐元（台幣1兆元）很有可能不夠用。

現居巴黎的德國能源專家施奈德（Mycle Schneider），曾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環境和能源部會擔任顧問，目前是韓國首爾「關閉一座核電廠行動計畫」國際能源顧問團的召集人。 正值台電打算將用過的核燃料送到法國再處理，受到國內的環保團體質疑之際，他向我分析了全球核電產業的趨勢，也對台灣核廢料的問題提出建言。 問：福島核災加深各國對核電的疑慮，你每年都發表《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請你說明一下全球核電產業的現況。 答：核能發電量的最高峰是2006年，核電機組數量最多的時候是2002年，至於核電佔總發電的比例，早在1990年代的中期就達到最高點。所以，多年來，核電就一直在走下坡，日本的核災只是加快衰退的速度。 金融市場消息靈通，反應往往比政府和社會大眾還快。債信評等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去年11月才將核能工業的龍頭Areva降為垃圾級。鑑於核電在法國、以及Areva在全球核能工業扮演的角色，這件事應該是頭條新聞才對，可是當時卻沒人注意。從會計的角度來看，這家87％股份由法國政府持有的公司已經破產。 全球最大的核電廠經營者法國電力集團（EDF），財務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累積的債務超過340億歐元（逾新台幣1兆元），客戶仍繼續在流失中。 在法國，核能發電的成本，從2010年到2013年就增加了16％，未來還會節節升高，因為福島事故後必須新增的安全措施，大部分都還沒落實。沉重的財務壓力，迫使EDF到處砍成本，對核電廠的安全可能有負面的影響。 問：全球的再生能源產業，近年來發展蓬勃，是否對核電業造成衝擊？ 答：核電衰退已經超過20年，再生能源是在最近幾年才出現爆炸性的成長。不過，在電力市場上，再生能源的確是核電的競爭對手，對後者有排擠的效果，這個現象在德國尤其明顯。 德國的電力批發價，遠低於比方說大量使用核電的法國，這是由於核電在價格上已經沒有競爭力，這也是德國電力出口在去年破紀錄的原因之一。由於國內尖峰負載居高不下，加上德國的電便宜，法國從德國進口的電，比出口到德國的還多。 問：日本的氣候和地質條件與台灣相近，福島災變對台灣民眾心理帶來不小的衝擊，許多人擔心吃到受輻射污染的食品。你曾主張由外國的核能專家組成團隊，到日本協助處理災變，至今日本政府仍沒有回應。你如何看這個台灣的鄰國，在4年多前發生的重大核子事故？ 答：對我來說，福島核電廠至今依然失控。你不能說，2011年3月11日，福島曾發生過大災難，而是災難從那一天開始，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日本最大的問題是許多人寧可逃避，也不願面對現實，自己不想改變，我們在外頭再怎麼急也沒用。保守的安倍政府只想辦好奧運，不願做好危機處理。 用來冷卻爐心的廢水，目前已經累積到80萬立方公尺，數量和重量都非常可觀。這些水桶許多是急就章組裝出來的，有漏水的問題。我看了設計圖，蓋子只有6公釐厚，桶身是12公釐，可是海水每年最多可腐蝕1公釐。而且桶子的數量如此龐大，想把廢水全部換裝到新桶子，需要很長的時間。桶子的所在地也沒有任何地震防護措施，如果一個桶子倒了，其它的桶子恐怕就會跟著倒，大量受輻射污染的水就會流入大海。 像東京電力這樣的公司，沒有能力處理這麼大的災難，這沒什麼好意外的。如果換作是德國的RWE（德國最大電力公司）或台電，一樣也會束手無策，因為它們的專長是發電，不是災難管理。 問：台灣的國營電力公司台電一再向民眾保證，台灣的核電廠是安全的，還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役。你每年在報告中，都有相當篇幅提到台灣的核電現況，幾年前也曾受邀訪問台灣，你對台電的能源政策有什麼看法？ 答：我對台灣的核電廠特別感到憂心，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離人口密集的城市這麼近，而且地震的風險又這麼高。 全球的能源革命已經是現在進行式，美國一年前簽的太陽能購電合約，每度電只要5美分（約合台幣1.5元）。台灣還在等什麼？為何不制定前瞻性的能源政策？重點不是只有再生能源而已。過去光靠賣電就能存活下來的電力公司，未來非得用其他方式盈利不可，比方說賣電池、輸配電網的管理、和智慧型電網的規劃、興建、經營等全新的商業模式。台電對台灣的能源缺乏永續的規劃，緊抱著核電不放，完全脫離現實。 問：台電打算將用過的核燃料運到法國，交由Areva再處理。台電說境外再處理是「國際間技術已成熟的合理選項」，台灣的環保團體卻質疑台電隱瞞風險，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答：台電有意將用過的燃料棒送來法國，但處理過程中分離出來的鈽到底何去何從，台電沒有交代清楚。鈽在國際市場上沒人要，就算找到買家，恐怕得貼很多錢對方才願意接手。 法國核電的主管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ASN），主席和秘書長日前出席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時被問到，將來該如何處理從台灣燃料棒分離出來的鈽時，他們兩人也都答不出來，可見台電對核廢料的問題缺乏妥善的規劃。 用過核燃料送到海外處理，有環保、安全、和核子擴散等多重疑慮，而且剩下的核廢最後還是得運回台灣。核能工業的主管，最普遍的問題就是不願正視現實，讓他們經營高風險的核電廠，實在不大妙。 問：台灣核電廠內存放用過燃料棒的燃料池即將爆滿，完工的乾式貯存設施，卻因新北市政府不發執照，而遲遲無法啟用。 既然送到境外有疑慮，乾式貯存場又被刻意卡關，台電自己也承認，「地狹人稠，核廢料最終處置場選址困難」，台灣的核廢料處理還有什麼選項？ 答：全世界還沒有一座存放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啟用。台灣受限於地質條件，核廢料的問題又更複雜難解。 國際上多數的核能專家都認為，深層地質處置是最好的方式，不過我個人認為現在決定還太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深層地質儲存的案例能完全說服我，在未來的數十萬年內，什麼意外也不會發生。因此我的看法是，在人類對最終處置有更清楚的認識前，將核廢料存放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比如山裡的隧道或相對安全的洞穴內，不失為過渡的方法。 從安全的角度來看，乾式儲存無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燃料池容易受外力影響，有墜機和受到武力攻擊的隱憂。台灣的地方政府必須了解，爆滿的燃料池放射性存量比反應爐的爐心還高好幾倍，而且有冷卻水流失引發火災的危險，對民眾的風險實在太高，因此用過的燃料應該立即從池子裡移出，愈快愈好。 問：首爾名為「關閉一座核電廠行動計畫」的能源政策，被台灣的總統候選人視為值得參考的範例。你身為國際顧問團的召集人，可否談談首爾當年為何推動節能？ 答：不論從人口或經濟的產值來看，首爾在韓國的比重都很高，需要非常多的電力，自己卻沒有能力發電，而是將發電的責任推給其它地區，這是首爾在3年前全面推動節能的主要原因。原本省下一座核電廠發電量的目標，在去年6月就已經達陣，比原訂的時程提早半年。現在是第二階段，目標在2020年前，再省下兩座核電廠所發的電。 我向首爾市長朴元淳提議成立，由各國專家組成的能源顧問團，也可以為其它政府和組織提供諮詢。首爾市政府在推動能源政策時，特別鼓勵市民參與。韓國人動作很快，當大家都往同一個方向邁進時，能量就非常可觀。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計劃是十全十美的，尤其先後次序不對的話，潛力就很難完全發揮。我舉個例子：首爾打算在2018年前，將所有公共建築的照明改為LED，野心可說非常大，但沒有人事先去評估和打算利用自然光的潛力。等到LED燈具裝上去，就不會有人想再裝窗戶，或改建屋頂引進自然光了。 總之，節能政策在推動的時候，最好是從目前能改善的部分先做起，也就是所謂被動式的措施，之後才是主動式的策略（比方改善照明和空調設備的效率），順序對了才會事半功倍。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系列的第五篇。）

一塊60多公尺長的風力發電機葉片，橫跨在漢堡國際展覽中心前的人行道上，吸引路過的行人拿起手機拍照。從北海吹來的濕冷海風，一陣又一陣打在臉上，讓我想到台灣北部漫長的冬季，和在經濟部能源局的刊物上讀到的句子：「強勁的東北季風，從漏斗型的臺灣海峽直灌而入，喚起了西部沿岸蓄勢待發的大風車們。」這裡的大風車，指的就是架設在海上的風力發電機。 我所在的地方是德國第一大港漢堡，全球上千家的風力發電業者，每隔兩年就會在這裡舉行的國際風能展（WindEnergy Hamburg）上齊聚一堂，討論產業的最新動態。 漢堡面向的北海，是人類最早利用海風發電的地區，丹麥和英國早從1990年代開始，就先後在近海大規模建設風力發電機。那麼四面環海的台灣，何時才會跟進？ ◆風機能耐震和颱風 「台灣西部沿海海水不深，海岸線又長，很多地方適合興建離岸風場，」在德國西門子集團（Siemens）的離岸風電部門負責亞太業務的蓋哈特（Martin Volker Gerhardt）表示。西門子是全球離岸風力發電機的領導者，佔有率達65％，至今已成功架設1300多支風機，目前正積極搶進亞洲市場。 「台灣可以走英國走過的路，先從第一期（Round 1）做起，將風機架設在近海，用鋪設在海底的交流電纜，把發的電直接傳到陸地的變電所，相關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蓋哈特表示；「接下來，台灣的風機可逐步遠離海岸線，像英國的第二和第三期一樣，向高難度和高成本的深海和高壓直流電（HVDC）電纜挑戰。」 台灣地狹人稠，需要大面積發電的太陽能，難免受到限制，陸域風力的開發也接近飽和，然而海上的風力卻有先天的優勢，能源局因此引述英國的評比，稱台灣西部海域為「全世界最優良的海上風場」。 但是台灣地震和颱風頻繁，而且架設在海上的風機，長期受水汽和鹽分的侵蝕。以西門子最暢銷的3.6MW容量機型為例，塔體加葉片長度就有130公尺，跟台北的台電大樓一樣高，能承受台灣海峽這麼嚴酷的條件嗎？ 「我們風機耐風的能力是最高的Class 1a等級，本身就是為惡劣的天候條件而設計，符合台灣海峽的需要，我們不大擔心颱風，」蓋哈特表示。超過一定的風速，風機葉片就會自動鎖住，「北海的平均風速不小於台灣海峽，海風也富含鹽分，對零件是殘酷的考驗，可是風機運轉20多年來，還是一樣可靠。」 他指的是西門子10年前併購的一家丹麥風機公司，1991年在Vindeby興建的世界第一座離岸風場，直到今天，11支風機仍源源不斷在發電。 蓋哈特解釋，「蓋在陸上的風機，車子開過去就可維修和保養；可是蓋在海上，只能依賴特殊的船隻或直升機，費用非常高，加上颱風侵襲時風高浪大，維修人員根本無法靠近。所以，離岸風機必須非常堅固和耐用，風大的時候依然能穩定輸出，連續運轉至少20年。」 那地震呢？「關鍵還是在塔體和基礎結構的設計，不論是塔體或水下的基樁，都必須照各地海床和氣候的條件來調整，」他表示，「比方說澎湖和台灣北部的海域，就會有不一樣的設計，台灣的建築法規對耐震有詳細的規範，我相信技術上一定能克服。」 ◆建立在地產業鏈 「因此，在地的開發商，在離岸風電的發展扮演關鍵的角色，因為只有他們才了解當地的情況」，蓋哈特強調。在歐洲，離岸風電的開發商，主要是長年經營火力或核能發電廠、擁有雄厚資本的大型能源集團，像是丹麥的DONG Energy、瑞典的Vattenfall和德國的RWE AG。台灣目前有台電、福海、海洋3家業者，符合能源局的獎勵資格，政府的目標是年底前在西部外海，完成小規模的離岸示範計畫。 蓋哈特分析說，台灣發展離岸風電，還處於起步的階段，除了風機非得從國外進口不可，基樁、陸上的變電站和電纜，都可在本地生產。但在海上施工和維修的海事工程，技術門檻非常高，對台灣來說，恐怕才是真正的挑戰，「台灣造船業的基礎很強，我認為，台灣應該打造自己的海洋工程船隊。」 雖然不是世界上唯一生產Class 1a等級風機的廠商，蓋哈特不忘推銷西門子的技術優勢，強調西門子樂意協助台灣建立在地的產業鏈，為台灣培養施工和維修的團隊，「我們在丹麥、德國和英國的經驗，都可以應用在台灣。」 他指出，風機裝好後，整個生命週期，都必須有人保養和維修，「西門子很樂意為台灣認證和訓練維修風機的人員，讓台灣早一步建立離岸風電的維修能量，將來到日本或韓國服務，亞洲各國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在展場上，還順道參觀了幾家專門訓練風機維修人員的學校，了解風機人才的養成和認證過程，原來如此嚴謹，台灣顯然還落後歐洲一大截。 ◆有基載電力潛力 歐洲是離岸風力的先驅，到去年底為止投入的已經有11個國家，總計完成74座風場和近2500台風機。其中，與台灣一樣四面環海的英國，積極打造環島的離岸風電網，目前已完成4GW的發電容量，可滿足320萬戶家庭的電力需求。 後起直追的德國，今年在北海和波羅的海，也可望有2GW的容量商轉，增加近100億度的發電量，正好彌補Grafenrheinfeld核電廠年底除役後的缺口。 離岸風電不需要佔用土地，不像陸地風機有噪音的問題，荷蘭和德國的實證研究顯示，對海洋生態的影響也有限。離海平面的高度愈高，風速就越大，因此在漢堡的展場上，各大廠紛紛推出容量6MW、高150公尺的巨型機種，希望擷取高空的強勁風力；日本三菱重工與丹麥維斯塔斯（Vestas）合資的公司，甚至推出8MW、近200公尺高的巨無霸機種。 在所有參展國家當中，英國和丹麥的攤位規模數一數二，可見這兩國在風力發電、尤其是離岸風電的領先地位，和政府推動的決心。 在海上發電雖然還是靠天吃飯，本質上屬間歇性能源，但海上的風比陸地還大，而且持續不斷的吹拂，比起陸域的風力或太陽能發電，輸出的電力更穩定，也更容易做精準的氣象預測。根據德國弗勞恩霍夫風能與能源系統技術研究所（Fraunhofer IWES），分析北海alpha ventus風場運轉數據後所得到的結果，風機每年的運轉天數可達340天，而且有7成以上的時間，電力輸出每一小時與每一小時之間的變化，都小於10％。 也就是說，當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而且設置的地點夠分散的話，離岸風電的確有相當潛力，在未來的電力系統成為基載電力。從德國預計在2050年前，將再生能源佔發電比率提高到8成的情境來看，提高離岸風電的比重，將可大幅減少儲電和升降載等等、為了維持電網供需平衡所必須額外付出的成本。 7年前，筆者第一次走訪北海岸的小鎮胡蘇姆（Husum），採訪當時還沒被漢堡取代、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風力發電展時，離岸風電還有技術還沒完全成熟的缺點，官員和業界多抱持觀望的心態。但隨著各國競相投入，投資風險大幅降低，離岸風電的成本，近年來已相當具有競爭力。 以德國立法規定的再生能源收購價為例，離岸風電每度目前是15.4歐分，相當於台幣5.1元，扣除廠商的利潤和保險支出後，實際的發電成本顯然還要更低。西門子風電部門總裁塔克（Markus Tacke），去年才自信滿滿說，在2020年前，離岸風電的成本可望降到每度10歐分，也就是台幣3.3元，與國際顧問公司Prognos日前預測，2023年前的每度9.6歐分相當。 ◆離岸搭配太陽能 台灣才剛剛起步，德國的經驗值和成本估算，當然不適用在台灣，卻能給台灣不少啟發。事實上，根據工研院綠能所的模擬，台灣海峽風能的開發潛力可達30GW，如果用區塊式的方式大規模開發，將可相當程度滿足台灣的用電需求。 每年的10月到3月，正是台灣東北季風最強勁的季節，「東北季風是老天爺對臺灣的厚愛，」能源局如此稱讚離岸風力的潛力。如果在這半年能充分利用海上的發電，到了夏季高溫的時候，又能靠太陽能發電來補足尖峰的空調用電，將兩者做有效率的調度和配置，未嘗不是因地制宜的能源選項。 既然廢核是台灣民意的共同心聲，台灣又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政府有沒有可能像英國、丹麥、和德國一樣，加快開發的速度，讓台灣的離岸風力發電，有朝一日真如能源局所宣稱，在亞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系列的第四篇。）

車子離開柏林，沿著鄉間公路一路往南開，放眼望去只見大片的森林和麥田，窗邊不時閃過向日葵花海和高大的風力發電機，讓人眼睛一亮。一小時後，車子緩緩駛進一處聚落，我的目光馬上被「能源自給自足村費爾特海姆」幾個字吸引。 德國的東北部地廣人稀，費爾特海姆（Feldheim）人口僅150人，全村就一條街道和兩側的幾棟矮房，表面看起來和鄰近的村落沒什麼兩樣。但自從福島核災後，每年就有數以千計的各國官員和能源專家大老遠來費爾特海姆取經，環保署長和台南市政府官員去年也才剛來過，因為費爾特海姆是全德國第一個光靠再生能源就能自給自足的村落。 「再生能源已經為德國的電力市場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接待我們國際記者訪問團的能源開發公司Energiequelle（注一）發言人佛洛溫特（Werner Frohwitter）說，「只有來鄉下走走，才可能了解，德國的能源轉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生質能化腐朽為能源 德國的電力市場跟上歐盟開放的腳步，在1998年走向自由化，從此發電和賣電的權力就下放到民間，打破只有少數幾家能源集團壟斷的局面。目前市場上專門規劃、興建和經營再生能源的重要業者，許多就是在電力市場開放的1990年代末創業，Energiequelle也不例外。 「費爾特海姆的村民主要以畜牧和務農維生，因此當他們10年前考慮投資綠能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生質能」，佛洛溫特說。我們尾隨他走到村子角落的沼氣發電廠，馬上聞到空氣中瀰漫的酸味，像是麵團發酵的味道，半圓形的發酵槽旁邊就是露天的糞尿收集池，雖然有點臭但還沒到刺鼻的程度。 生質能發電的原理，是在密閉的空間內混入動物的排泄物，和玉米、甜菜、麥粒等所謂「能源作物」，透過發酵產生的沼氣推動馬達來發電，所以一般就稱作沼氣發電廠。發電過程中產生的廢熱經回收後，既可作為豬舍、農作物溫室、和民眾暖氣和熱水的來源，也可透過熱交換系統生產冷氣；而且沼氣純化後就是瓦斯，可直接注入公共的瓦斯管線，分解後剩下的殘渣還可作為堆肥，可說是一舉數得。 費爾特海姆的這座沼氣發電廠，是由本地的農業合作社經營，運作到現在第7個年頭，主要的原料就是全村養的6百多頭豬和牛排放的糞尿，發的電可滿足1千戶家庭的需要。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養豬國，畜牧業十分發達，為了處理豬隻可觀的排泄物，政府早在10幾年前就大力鼓勵農村投入沼氣發電，立法保障農人賣電的合理利潤。目前全國的耕地有1/10的面積用來種植能源作物，像費爾特海姆這樣的沼氣發電廠全國有8千多座，可提供8百萬戶家庭所需的電力。 除了供應電力、冷熱空調、瓦斯和肥料，生質能發電還有穩定輸出電力的優點，可作為電力系統的基載電力，而且沼氣儲存起來可隨時機動發電，在電網中對不穩定的風力和太陽能發電有平衡的效果，是德國分散電力來源時重要的選項。 ◆風場設置有嚴格規範 車子離開村子唯一的一條街道，沿著田野上的小徑開，不到5分鐘就是風力發電場，1百多公尺高的幾十座風力發電機，交錯矗立在眼前，看上去十分壯觀。 德國是風力發電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陸域目前有兩萬五千座風機，發電量佔全國的8.6％，居再生能源的首位。由於風力發電的成本幾乎與火力發電相當，而且隨著發電效率的提升和風場的陸續開發，未來還有成長的空間，專家因此預測，再過20、30年，德國的電力可能一半都來自風力。 費爾特海姆的所在地是海拔150公尺的台地，終年風力強勁，全年滿載發電的時間有2千個小時。「光各位眼前的這43座風機發的電，就能滿足4萬戶家庭的用電需求，費爾特海姆本身只需其中的不到1％，其他發的電全部注入電網，」佛洛溫特說。 德國北部尤其濱海地區地勢平坦，蘊含豐富的風力資源，許多地主為了增加收入，把農地租給像Energiequelle這樣的公司興建風場。由於賣電所得的營業稅，幾乎全部歸給地方，所以地方官員也樂於配合，對於人煙稀少、產業不發達的偏遠鄉鎮來說，賣電的稅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 不過，風機加上葉片有1、2百公尺高，不僅對鄉村的景觀和視野帶來衝擊，葉片轉動時發出的噪音，也有可能影響鄰近居民的作息，苗栗苑裡民眾組成「反瘋車自救會」的抗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風機到底應該距離民宅多遠，在德國也常常引起爭議，因此各地的邦政府在規劃風場用地的時候，都有明確的建議值。一般來說，住宅區方圓的1千公尺內不得設置風機。 此外，風力的開發在德國還有諸多限制，申請風場前，得先與飛安、國防、氣象、環保、古蹟保護等有關機關協調，並委託專家針對風力資源、強風下的風機安全、運轉的音量、鳥類和蝙蝠生態、以及葉片投影在地面所造成的眩影等項目進行評估。從找到合適的用地、與地主談判、協調、評估、找到金主，到向政府提出申請，和與在地民眾溝通，通常得籌備經年才能動工興建。 Energiequelle成立近20年，在歐洲各國架設了6百多座風機，經驗非常豐富。「1990年代，風機離住家的距離只有4百公尺，現在我們不可能再犯同樣的錯誤，至少都離1千公尺以上，」佛洛溫特說。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訂下更嚴格的規範，例如南部的巴伐利亞邦，就在去年底公告了所謂「10倍高」的新規定，也就是說，風場至少要離聚落10倍的風機高度；由於新型的風機動輒就有2百公尺高，安全距離至少要拉到2千公尺。 除了與民宅的距離，規劃風場時也得考慮到風向。佛洛溫特指著不遠處的費爾特海姆說，「這裡的風機每年運轉8760小時，其中有8千小時，住在那頭的村民完全聽不到聲音，這也是為何村民當年支持我們興建風場。只有在夜闌人靜、而且風突然轉向的時候，村子裡才稍微聽得到，但小於法定的35分貝，也就是德國一般醫院和老人院允許的最大音量。」 我們參觀的那天風不小，我站在一座機鼻離地面120公尺的巨型風機前50公尺處，豎起耳朵聽，勉強可聽到細微的低頻聲。經佛洛溫特的說明我才了解，這是比較新型的風機，葉片長而且轉速慢，比起上一代的機型，噪音問題得到明顯的改善。 野鳥保育的問題，也是環保人士關心的焦點，這也是為何德國的風場經營者得定期記錄鳥類的數量，並委託專家觀察鳥類的生態。德國的經驗顯示，雖然偶有鳥類撞上風機死亡的例子，但統計證明，風場對鳥類生態基本上沒有負面的影響。費爾特海姆所在的布蘭登堡邦，是歐洲候鳥秋天南飛和春天北返的重要棲息地，候鳥群經過的時候，風機依規定也不得運轉。 德國投入風力發電20多年，旋轉的風機早已是農村景觀的一部分，或許外國觀光客在搭高鐵穿越北部平原時，還會為數十台風機排排站的景象讚嘆不已，但一般民眾已經習以為常。在人口密度高的國家開發能源和興建電廠，民眾的接受度往往是計畫能否實現的關鍵。根據去年的民調，61％的德國民眾能接受自己住家的附近興建風場，接受度僅次於太陽能發電的72％，但遠高於火力發電廠的11％和核電廠的5％。 「那德國人現在對風電還有疑慮嗎？」我問；「現在的批評，主要還是視覺的干擾，不是每個人都覺得田野上的風機很美觀，」佛洛溫特說。 ◆太陽能讓土地恢復生機 不論是用來發電還是燒熱水，太陽能設備的成本相對低廉，隨處都可安裝，最能體現再生能源小規模和分散的特色。德國的日照在歐洲雖然不算充足，政府在過去十幾年仍大力扶植太陽能。目前全國有150萬座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去年一共發了352億度的電，接近核能在台灣的發電量。 從裝置的容量來看，德國的太陽能發電有超過8成與建築物結合，比方安裝在屋頂上，只有少數是裝置在平地，其中又以廢棄和閒置的礦區、彈藥庫、軍事演習用地、工業區、和垃圾掩埋場，最適合做大面積的太陽能發電。土地在之後是否恢復生機，就成了地方政府評估和許可的標準，費爾特海姆就是典型的例子。 Energiequelle公司是在1990年代末，向費爾特海姆在地的鄉公所以1歐元的象徵代價，把佔地20公頃的閒置軍事用地買下來，接下來又花了台幣5千萬，把原有的建築物和污染全部清光，讓土地得以重新呼吸。目前現場有近萬片的太陽能發電模組，架設在用馬達驅動的2百多部追日系統上，追蹤太陽移動的軌跡以發揮最大的效率，發電量能滿足1千戶家庭的用電，Energiequelle就靠賣電來回收成本。 「像這樣幾乎沒有人類干擾的土地利用方式，環保人士特別喜歡」，佛洛溫特指著斜放的太陽能板底下，長滿各種花草的地面說，「這塊地，在我們經營電廠的這10多年間，逐漸恢復地力，連牧羊人也喜歡帶羊群來吃草。」 按照法令，電力開發商在經營20年後，就可將土地轉為農業用地，但如果物種多元性達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被政府劃為保護區。「環保人士已經在這裡記錄到許多稀有的植物和昆蟲物種，幾年後我們不再發電，他們一定會向政府爭取，希望變更為自然保護區，」 佛洛溫特說。 ◆全民參與帶動能源轉型 德國的綠電已經逼近總用電量的3成，能源轉型不僅是逐步揚棄化石燃料和核能，改用再生能源的科技轉型過程，本身也是電力生產和消費的革命。不論是在自家的屋頂上裝太陽能板，或是像費爾特海姆的農民一樣投資沼氣發電，綠電併入電網沒有障礙，賣電又有利可圖，人人都可以為供電來源的多元化和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人民不再只是電力的消費者，也可能是生產和經營的業者，翻轉過去電力公司與消費者之間不對等的關係。 「與其花這麼多的錢從阿拉伯世界進口能源，不如自己發電」，佛洛溫特說，「關心能源議題，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發電」。德國人在討論能源政策時，因此有「電力造反者」（Stromrebellen）的說法，指的就是關心地球暖化和能源議題的公民，為了擺脫對核能和火力發電的依賴，集資成立合作社或公司，主動開發綠電。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兩年前獲頒「德國環境獎章」（注二）的徐拉戴克（Ursula Sladek）。 1986年車諾比爾核災後，當時還是小學老師的徐拉戴克，警覺到核電的危險，開始與村民組成協會推廣節約用電，募款投資太陽能、水力和風力發電，還不惜上法院與電力公司對簿公堂，買下全村的輸配電網。1999年、也就是電力市場開放的第二年，徐拉戴克就成立德國第一家專賣綠電的電力公司，目前全國有15萬戶家庭都是她的客戶。 「我原本對政治和環保不感興趣，我只是對核電不安的5個孩子的媽媽」，徐拉戴克在受訪時如此表示，「去集中化，才是對環境友善的能源政策，我們的目標是能源供應的民主化。」 徐拉戴克改變成真的故事，激勵全國民眾由下而上投入能源轉型。德國目前有上千家投資和經營再生能源的合作社和公司，不論是個人、地方政府代表、能源業者、或在地的銀行都可以當股東，賣電所得的收益、稅收、和新增加的工作機會，全部留在地方。像費爾特海姆這樣，生產的綠電超過自己所需的所謂「能源村」（Energiekommune），目前就有兩百多個。 但費爾特海姆的特殊之處，在於村民每人花台幣10萬元，像徐拉戴克一樣連電網都買下來，地下的暖氣管線也全部屬於村民，讓Energiequelle公司得以建立智慧型網路，根據用戶的需求調節電力和暖氣的供應。「這裡的電價比一般便宜1/3，暖氣來自沼氣，家家戶戶都有智慧性電表和遙控器，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用量，是德國目前最先進的能源供應方式」，佛洛溫特說。 我們記者團去年底造訪時，費爾特海姆為了迎接更多訪客而打造的遊客中心「新能源論壇」，正好在擴建，全德國容量最大的鋰電池也即將完工，能儲存鄰近風力和太陽能的電力，也可作為電力系統的初級備轉容量，具有穩定電網的效果。綠電將來普及後，各種不同能源整合和應用的可能性，在費爾特海姆這個離柏林車程才一小時的小村落，全都看得到。 「20世紀初年，我們德國的皇帝威廉二世曾經說過，我不信任汽車，我只信任馬，現在馬和威廉二世都是過去式；核能和化石燃料，遲早也會成為過去式，」 佛洛溫特的口氣非常篤定。 （注一）Energiequelle的原意是「能量的源頭」，是德國知名的能源開發業者，去年在德國和法國興建了50座風機，年營業額70億元台幣。 （注二）德國環境獎章（Deutscher Umweltpreis）獎勵的是對環保有貢獻的個人和組織，獎金50萬歐元（台幣1700萬元），由德國總統親自頒發。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系列的第三篇。）

不少外國的觀察家以為，德國在福島事故後大步淘汰核電是過於倉促的決定，卻忽略了反核在德國的社會基礎，和綠黨的影響力。靠反核運動起家的德國綠黨，1980年代隨著青年世代的反叛在政壇崛起，精神象徵和台灣去年的學生運動一樣也是太陽花。走過數十年的漫漫長路後，德國綠黨的主張如今不僅是主流民意，對各國的能源政策也多所啟發，太陽花的精神果真是遍地開花。 ◆核能？不，謝謝 想要了解這個全世界最成功的綠黨，得先從1970年代的反核運動說起。當時歐洲的知識界開始反省經濟成長對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掠奪，北歐和德國到處興起以環保、反核和永續成長為訴求的公民團體。對當時捧讀《寂靜的春天》和《成長的極限》等環保著作、憂心科技文明為人類和生態帶來浩劫的德國年輕人來說，參加反核運動就是覺醒後付諸行動的最好方式。 1975年是歐洲反核運動史上重要的一年。數以萬計的地方民眾，喊著「寧可今天主動（aktiv），也不要明天輻射污染（radioaktiv）」的口號，佔領位於德國南部Wyhl的核電廠預定地，時間前後長達9個月，迫使官員不得不取消原訂在萊茵河畔興建核電廠和工業區的計畫。自發的人民團結起來，就能扭轉政府的決策，讓各國反核人士大為振奮，也間接促成奧地利在3年後的公投，對核電投下反對票。 受到Wyhl的鼓舞，德國的反核人士從1970年代末開始，多次攻佔核電廠的工地，不過卻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劍拔弩張的情勢讓許多人憂心，德國隨時可能爆發「生態內戰」。 1979年美國的三哩島事故，是德國反核運動的分水嶺，全國各地都出現大規模的反核示威，參加的民眾動不動就有10萬人。反核人士還集結到政府指定的最終貯置場評估地點，用佔領街頭的方式，關切核廢料處置和輻射污染的問題。 「捍衛自己吧，站出來反抗」，是當年最響亮的反核歌曲。知名的反核標誌「微笑太陽」和標語「核能？不，謝謝」，也是在當時由丹麥的反核人士所設計，現在全世界的反核示威都可以看到它的蹤影。 ◆青年佔領國會 歐洲國家很少有反核運動像德國一樣，在社會上激起這麼多衝突和對抗，日益茁壯的環保和社運人士，試圖將分散各地的動能集合起來，走進體制內實現理想，這是綠黨1980年前後在德國誕生的背景。一位創黨元老在構思黨的精神象徵時，意外在一本反核刊物的封面上，看到「微笑太陽」在一朵太陽花的中心，反核正是綠黨的核心理念，他所設計的太陽花黨徽從此就沿用至今。 綠黨原本就是由反核、反戰、環保、同志和兩性平權等不同訴求的團體所組成，成員當中不少人還是1968年學生運動的主力，自認是新興公民力量的代言人。創黨後全力主攻年輕選民，主張「生態、社會正義、草根民主、非暴力」，正好與那時公民運動的訴求吻合。德國選舉制度以選黨的第二票，作為分配國會總席次的標準，小黨相對容易出頭天。1983年綠黨第一次參選，就拿下5.6％的選票，跨越5％的門檻，順利擠進國會。 新會期開議的第一天，是人們在討論德國戰後歷史時，經常提起的一天。綠黨的新科議員身穿自己織的毛線衣和牛仔褲，大搖大擺走進國會殿堂，其中多位還是年輕的女性，為原本由男性主導的議會投下震撼彈。 當時擔任綠黨發言人的貝克（Marieluise Beck），回憶那天的情況時曾說：「從我們長頭髮和長鬍子的外表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代表的是挑戰既有體制的世代，可是坐在議場另一頭的，卻是穿深色西裝、中年以上的男性，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硬生生撞在一起」。 綠黨從創黨開始，就建立婦女保障名額的傳統，提名的議員至少一半是女性。當一位綠黨女性議員站在台上，「要求各位在發言時，不要再歧視女性」時，還引起在場的男性議員的一片訕笑。 為了與當年支配政壇的教會、工會、和中小企業等利益團體區隔，凝聚黨內不同公民團體的聲音，綠黨只好自創口號：「我們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向前進」。綠黨從一開始問政就是政策導向，靠理念和理想性格號召選民，因而培養出許多辯才無礙的議員，犀利的問政常常讓政府難以招架，澈底改變了原來死氣沉沉的議會文化。 那時，佔屋運動在歐洲的大城市風靡一時，許多年輕人以搶救頹傾的老房子為藉口，佔用沒有人住的公寓。綠黨另一位知名的領袖凱莉（Petra Kelly），因此借用了佔屋運動，來形容出身社運的綠黨，首度挺進國會的意義，用白話文說就是：「佔領是為了挽救失靈的國會」。 ◆執政實現理念 1986年，蘇聯的車諾比爾爆發核災，遠在千里外的德國媽媽們，不相信德國沒有受到輻射污染的官方說法，自己拿起器材，在小孩戶外玩的沙和喝的牛奶裡檢查輻射劑量。「反核媽媽」組織的自主行動，在民間引起極大的共鳴，從此綠黨的反核政見也打動更多的人心。 德國綠黨堅持反核，原因除了核災和核廢料存放的輻射風險，以及將核廢料留給後代子孫的倫理問題外，也與當時德國的黑箱政治有關，綠黨反核目的是要打破千絲萬縷的政商關係，阻止核電工業的龐大利益，全落入財團和政客的口袋。 綠黨吸納社會上的進步主張，吸引中產階級和年輕的知識分子投靠，為德國政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支持度都在5％和10％之間徘徊。1998年的大選，綠黨與理念相近的左派大黨社會民主黨結盟，拿下過半席次，成功將主政16年的保守黨趕下台。新政府的領導人，幾乎全是受學生運動和反核運動啟蒙的中生代，德國政壇醞釀已久的世代交替終於完成。 綠黨在聯合政府中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問政多年來的核心主張，終於一一得到實踐：降低外國人入籍和工作的門檻、開徵能源稅、強迫核電廠提早除役、推動有機食品標章、促成同性伴侶合法化。 德國也是在綠黨主政（1998-2005）的幾年間，用再生能源和節能雙管齊下的方式，帶動產業升級和創造就業，才成為太陽能、風力、生質能發電和節能科技的領導國家。當年在幕後規劃能源政策的綠黨官員，如今還被梅克爾政府延攬到經濟暨能源部，負責電力市場的規劃，目標是讓德國在2050年前轉型成以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工業國家。 回到綠黨剛成立時的主張，不論是將乾淨的水、空氣和環境視為基本人權，對消費主義和經濟發展至上的反省，或對兩性平等和多元社會的追求，如今已經是德國社會的主流價值。政治學者因此公認，德國能走到今天的開放，大半要歸功於綠黨，綠黨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真正推手。 以綠色施政聞名的杜賓根（Tuebingen）綠黨市長帕爾默（Boris Palmer），上週才在台灣與台北、台中和桃園市長對話，分享德國廢核的願景。不知道德國綠黨的經驗，對朝野在規劃能源政策、城市治理、和努力將運動能量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公民團體來說，有什麼啟發？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編按，旅居德國多年的作者林育立在新頭殼網站推出【德國能源轉型系列報導】，此篇為系列的第二篇--「佔領是為了挽救失靈的國會」：德國綠黨和太陽花的故事。）

福島核災過去4年了，台灣社會依舊一片反核聲浪。隨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附和民進黨的主張，強調「2025年非核家園絕對不是口號」，呼籲朝野「要具體地做」，能源局也表示台灣將朝向「低碳化的永續產業結構轉型」，我國的能源政策正面臨通盤檢討的分水嶺。 福島核災發生後，德國總理梅克爾即斷然關閉8座核電廠，公開承認「沒有絕對的核安」，大膽宣布能源結構轉型的時間表。4年後的今天，再生能源在德國不僅成功彌補核電減少的發電量，而且供電保持穩定，電費也得到控制。工業電價低於歐洲各國，經濟活力暢旺的同時，用電量卻逐年下滑，能源轉型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 德國的科技水準、氣候條件、和人民的環保意識，都跟台灣不同，再生能源和電力市場自由化的經驗累積數十年，能源政策不可能完全適用於台灣。但作為相關領域研究和應用的先驅，此刻我們一同回顧德國經驗，對台灣想像「後核電時代」應該有相當的啟發。 德文的能源轉型（Energiewende）一字，在各國文獻和新聞報導中被廣泛使用，至少具有以下內涵： ◆順應反核民意 訂定時間表 早在1980年代，德國科學家就提出能源轉型的觀念，思考工業國家用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和核能的可行性。1991年，德國首度立法要求電力業者以固定價格併聯再生能源。不過，能源政策翻轉的關鍵是1998年的大選，與財團關係密切的保守黨，在連續執政16年後下台，由反核的綠黨取而代之。 綠黨執政不到2年，就迫使境內的所有核電廠，在32年的運轉年限內提早除役，並在2000年實施《再生能源法》，以保證收購價為誘因，鼓勵民間投資再生能源。從此，再生能源占用電量的比重，就從原來的7％，一路爬升到去年的28％。 德國的民眾普遍認為，短時間內雖然還是無法放棄核電，但是應該給再生能源機會，這是綠黨的廢核政策當時得到選民支持的原因。 2005年梅克爾上台，出身保守黨的她，在財團和核電工業的遊說下，曾在2010年成功讓核電廠延役。不料半年不到，日本的福島就發生災變，氫爆的畫面在德國的電視上一次又一次重播，勾起民眾骨子裡對核電的恐懼，讓許多老一輩的人想起1986年的車諾比爾核災，當時連遠在千里外的西歐也遭到輻射污染。 面對高到8成的反核民意，政治嗅覺敏感的梅克爾立刻改變立場，與在野黨聯手修法，國會在福島災後的3個月就完成核電的退場機制，強迫剩下的9座核電廠在2022年前提前除役。 廢核符合多數民意，核電在德國沒有將來，也迫使製造業的龍頭西門子讓步，退出經營了半個世紀的核能事業。影響力廣大的《明鏡週刊》，當時就以「核電工業的911」和「核能時代的終結」，來形容福島事故對全球核電工業和能源政策的衝擊。 延續綠黨能源政策的思維，梅克爾政府因應福島核災提出的「未來能源供應」法案，比綠黨更有野心和前瞻性，在確保能源供應、減少碳排、和維持合理電價的前提之下，逐年提高綠色能源的比例，願景是讓德國在2050年前轉型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能源體系以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工業大國。 ◆提供誘因 再生能源遍地開花 後核電時代的電從哪裡來？由於燃燒煤炭和天然氣有碳排的問題，為了抑制氣候暖化，未來的電絕大部分只能從再生能源來，尤其是成本低廉而且供電相對穩定的風力發電，有機會取代核能和火力，扮演基載電力的角色。 至於碳排少、發電效率高的天然氣發電，從開機到滿載反應迅速，在未來的電力供應或許能扮演輔助的角色，以靈活因應再生能源供電不穩定的問題，這是德國未來電力結構的規劃方向。 靠天吃飯的再生能源，最早開發的時候規模都不大，輸配電網和系統也要跟著調適，不可能一蹴可幾。德國的作法，是由政府立法建立機制，強制電力業者以高於傳統電力的固定價格，連續收購再生能源20年，也就是說用長期而穩定的投資報酬率吸引民間投資。 既然發電環保又有利可圖，而且政策明確，銀行和保險業者也樂於提供融資，投資再生能源在德國成了全民運動。家家戶戶在屋頂裝置太陽能板，熱心的民眾集資經營公民風場、沼氣發電站和太陽能發電廠，連人煙稀少、產業不發達的鄉鎮，為了增加地方收入，也充分利用在地的氣候和地理優勢，競相投入再生能源的開發。 德國就是靠這套保證收購價的機制，讓再生能源的比重，逐年增加1到2個百分點，積少成多向能源轉型的目標邁進。受福島災變的刺激，再生能源在過去4年出現爆炸性的成長，比重由20%一下子暴增到28%，在去年首度超越褐煤、煙煤、核能和天然氣，躍居電力來源的首位。 德國全力發展綠電15年後的結果是小型、分散、和多樣化的發電，如螞蟻雄兵般從下而上翻轉整個能源體系，逐漸取代大規模的集中式發電。電業的價值鏈也從資本密集的能源採購和設備投資，轉移到專門設計、安裝和製造零組件的中小企業，撼動大型能源和製造業集團的壟斷地位。 ◆全民買單 開徵能源稅 不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再生能源發電一開始投入的時候，成本比傳統電力高，到底誰應該掏腰包？德國不是政府出錢補貼，而是由全民買單，向家戶收取再生能源附加費，用來支付收購價和市場價格的差價。 附加費15年前剛實施的時候，還不到電費的2%，隨著發電比重的上升才逐年調高，讓民眾慢慢習慣和接受。由於社會對綠能發展有高度共識，加上政府不斷宣導，民調顯示大眾樂於支付比較高的電價，來支持再生能源的發展。既使福島核災後再生能源比重大增，到去年逼近用電量的3成，導致附加費漲到電費的1/5，多數的民意還是認為「合理」。 也就是說，德國跟台灣不同，不是等到再生能源成本降下來後才考慮跟進，而是早在技術還不成熟、而且成本還很昂貴的15年前，就用政策誘導的方式，開始在德國大規模應用，走在各國之前提升技術和評估在現實世界的可行性，為德國找出最符合成本效益的發電方式。政府還逐年調降收購價，以刺激業界研發出發電功率更高的產品。邊做邊學多年下來，綠電的發電成本在德國大幅下降，像是風能蘊藏豐富的北部平原，風力發電的成本折合台幣只有每度2元。 德國重要的再生能源智庫Agora在上個月也指出，當地大型太陽能廠的發電成本，已經從10年前的每度13元，降到現在只剩下每度3元，相當於火力和天然氣，低於核能發電。在日照豐富的地區例如中東的杜拜，剛簽的發電合約每度甚至不用2元，可見太陽能發電的成本降得比原先預期的還快。 因此，學者的結論是，「各國政府現在應該調整未來的供電規劃」，「太陽能與風力將是未來能源的主力」。 此外，能源稅也是能源轉型重要的政策工具。德國一直要等到綠黨執政後，才跟上北歐國家的腳步，對汽油和家庭用電課徵能源稅和電力稅，讓廠商和消費者對破壞環境的代價「有感」，進而節約能源和改變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 德國的經驗證明，經濟成長率與用電量不一定成正比，業界傾全力投資節能科技的結果，最近連續幾年都出現用電量下滑的現象。像是去年全國的用電量，就比前一年少了4%，梅克爾政府規劃2020年用電較2008年減少10%的目標可望達陣。 ◆確保供電穩定 維持產業競爭力 許多台灣人以為，德國推動再生能源導致電價飛漲；事實上，以目前家庭電費每度10元為例，實際上用於發電和配電的不到一半，還有占電費17%的加值稅、9%電力稅、和各種規費，而再生能源附加費只是電價的一部分，將高電價完全歸咎於再生能源並不公平。 附加費占電費的比重原本不高，沒想到福島核災後，再生能源成長的太快，附加費從每度1.2元一下子暴增到2元，超過政府原先的規劃；以年用電3500度來計算，等於每一戶得多繳3千元，增加民眾不小的負擔。為了避免引起民怨，國會在去年已經修法，限制再生能源每年新建容量的上限，可望暫時控制住電價，但原訂2025年前占總用電量40至45%的目標值還是沒有改變。 也有人以為，高電價導致德國產業出走；事實上，德國為了維持國際競爭力，包括煉鋁等高耗能產業在內，有2千多家的廠商不用繳再生能源附加費，而且優先併聯的再生能源，量大到一定程度後，在自由的電力市場上有壓低大盤價的效果，結果是德國的製造業反而是能源轉型的贏家，工業電價比鄰近的歐盟國家還低廉。 電力是經濟發展的命脈，即使再生能源占用電量的比例已經逼近3成，德國的電力供應依舊穩定，每戶停電時間在過去幾年都維持在15分鐘上下，供電可靠度在世界先進國家當中名列前茅；官員預估，未來幾年也不會出現限電或缺電的現象。經濟部在其網站上公開批評，「德國輸配電設施未能配合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導致電力系統無法穩定供應」，顯然是危言聳聽。 回顧1990年代至今德國發展再生能源的經驗，由於比其他國家還早一步投入，研發能量和技術都留在國內，相關產業早已成為國家產業策略重要的一環，就業人口僅次於汽車和機械兩大龍頭產業。目前德國全國一共裝置了上百萬套的太陽能發電設備、兩萬多台的風車、和8千座沼氣發電站，國內應用的成功經驗，幫助廠商將產品銷售到海外，例如風力和沼氣發電的出口率就高達7成。如果興建順利，在不久的將來，台灣海峽上也將豎立西門子的離岸風力發電機。 總之，德國的能源轉型不是光喊話，也不是什麼綠色奇蹟，而是確立大方向後，數十年來一點一滴的實踐。反觀台灣，朝野在2002年通過的《環境基本法》，就已主張「非核家園」的目標，但喊了十多年後，要民眾如何相信，再度成為朝野共識的「2025年非核家園」，不只是口號？明年的總統候選人是否該說清楚，在未來的10年，你們到底想要怎麼「具體地做」？ 作者：林育立（現居柏林的資深媒體人）

今（10）日是國際人權日。德國官員表示，死刑殘忍而且不人道，鼓勵台灣暫時執行死刑，朝廢除死刑的目標邁進。 廢除死刑是世界趨勢，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都不再執行死刑，歐盟國家特別是德國，反對死刑的立場尤其堅定。近年來只要日本、越南、和台灣等國執行死刑，德國政府都會透過外交部的人權專員史卓瑟（Christoph Straesser）表示譴責和遺憾。 台灣今年4月最後一次槍決犯人後，史卓瑟就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對台灣「身為成熟民主國家，擁有相當高的人權標準，卻採用如此不人道的做法」表示不解。 史卓瑟接受新頭殼記者訪問時表示，台灣民眾認為死刑既可讓殺人犯付出代價，又能撫慰受害者家屬，這樣的想法在人性上或許說得過去，卻無法合理化國家殺人。死刑不僅剝奪人最根本的生命權，本身也是不人道的刑罰，手段殘忍又踐踏犯人的尊嚴，「文明的法治國家，不應該把自己降到跟罪犯同一位階。」 死刑應該廢除，另一個理由是誤判的可能性很難避免。史卓瑟說，即便像德國和台灣這樣司法高度發達的國家，都有可能發生誤判，如果無辜的話將難以挽回；他說，比如空軍士兵江國慶遭冤殺案，就算後來總統馬英九正式道歉，又能改變什麼？ 至於死刑存在能遏止暴力犯罪的說法，實證上並站不住腳，沒有死刑的國家，犯罪率並不比有死刑的國家還高，廢除死刑後犯罪率也沒有上升。史卓瑟認為，對民主的法治國家來說，運作良好的司法體系，讓犯罪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遠比嚴刑峻罰更能嚇阻犯罪。 他因此建議台灣政府，先宣布暫停執行死刑，看看犯罪率有沒有因此而升高，並鼓勵輿論討論死刑的存廢，同時與公民社會多方對話，為將來廢除死刑預作準備。 身為德國政府主管國際人權事務的官員，史卓瑟表示，全球有超過150個國家廢除死刑或不再執行死刑，在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眼中，台灣的人權紀錄良好，因此台灣是德國在國際社會推動人權時「非常重要的夥伴」，他樂見台灣2009年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法制化，並邀請國外的獨立專家審查。 不過史卓瑟也說，台灣從2006年到2010年雖然暫時停止執行死刑，死刑適用的範圍隨著修法也逐步限縮，但過去幾年，卻處決超過20名的死刑犯，「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 他因此鼓勵台灣，朝廢除死刑的目標邁進，「帶頭示範，影響整個亞洲地區」。

針對香港上萬民眾示威佔領中環，德國表示，這麼多人和平表達意見是「好兆頭」，呼籲港府保障人民的權利。 儘管中國視佔中為「非法活動」，警告各國不要干涉「內部事務」，英國外交部和美國白宮這兩天都對香港普選的訴求表態支持。德國政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今天也表示，這麼多人和平表達意見是「好的兆頭」，期盼香港官方冷靜應對，保障市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 塞伯特說，德國對香港的情勢「十分關注」，言論自由在香港有悠久的傳統，而且受到法律保障，香港基本法所規範的民主自由權利，應該受到尊重。 德國各大網路媒體，今天都以頭條新聞的方式大幅報導和評論香港的「佔中」運動。「明鏡週刊」（Spiegel Online）評論指出，對中國的獨裁者而言，香港的學生示威是天安門事件以來最艱巨的挑戰。 明鏡週刊說，從阿拉伯之春時中國的網路管制可知，北京領導人最害怕的就是革命的火星延燒到中國。在香港，不像在內陸其他地方一樣，能直接封鎖消息和逮捕運動領袖；在這樣相對開放的舞台上，中國宛如軟腳巨人般脆弱而且容易受傷。 10月初，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率多位閣員訪問柏林。明鏡週刊認為，驚慌失措的中國對世界沒什麼好處，德國官員應該建議中國領導人向香港妥協，因為唯有妥協政治才可能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