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法院圍繞國防預算與相關法案的操作，再次暴露出台灣民主治理中一個長期被低估的風險：當攸關國安的制度性決策，被納入短期政治交易與聲量操作，其代價不只是政策品質，而是整個憲政秩序的穩定性。
首先，將高度爭議、涉及基本人權與倫理的立法，作為交換支持國防預算的談判籌碼，本身就已跨越民主政治的紅線。國防預算的正當性，來自於國家安全的公共利益；而涉及身體自主與家庭制度的立法，則必須回歸充分審議與社會共識。當兩者被刻意綁定，不僅模糊了政策責任，也迫使任何一方在拒絕不當立法時，承擔「不支持國防」的政治風險，這並非健全民主應有的政策形成方式。
更值得警惕的，是近期立法院自提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的作法。依照現行憲政架構，預算編列屬於行政權核心職權，立法院的角色在於審議與監督，而非自行提出替代版本。無論是正式預算案，或作為前置作業的特別條例，若由立法機關主導內容設計，都已構成權力分立的結構性破壞。
進一步檢視該版本的實質內容，問題更為嚴重。原行政院版本中，針對非紅供應鏈、整體防空反制體系、無人機與決策支援系統等關鍵能力的布局，被大幅刪減或移除；而原本跨多年度、配合國防建軍節奏的預算規劃，則被改為一年一期，嚴重削弱中長期戰力建構的可預期性與穩定性。
這類作法往往伴隨高度政治表演：將既有公開資訊重新包裝，營造「揭露黑箱」的敘事，卻同時忽略專業體系長期累積的評估邏輯。結果不僅無助於監督，反而製造社會對制度的不信任。
從治理角度看，這是一種熟悉的操作模式：先提出一個在制度或實務上難以成立的版本，預期其必然遭到行政部門拒絕，再將拒絕本身轉化為政治攻防素材。如此一來，無論結果為何，都能在政治上得分；但真正被犧牲的，是政策本身的可行性與國家利益。
國防政策不是聲量競技場，更不是政治談判的籌碼。它需要的是專業、連續性與制度信任。當立法院的角色從監督者轉為實質干預者，從制衡權力轉為重塑政策內容，台灣民主所面臨的風險，已不只是單一法案的得失，而是治理邏輯的全面錯位。
真正值得社會深思的問題不是「誰比較支持國防」，而是：我們是否正在容許一種以政治操作取代制度責任的決策文化，逐步侵蝕台灣最需要穩定與可信的國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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