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鄉之間只剩驅趕與召回

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日提出「防止規模性返鄉滯鄉」政策後，各地村委會開始勸返鄉者快速外出找工作。城市裁員潮湧現，農村拒絕久留，農民工被擠壓成制度皮球。年關將近本應返家團圓，官方卻以治理名義阻斷返鄉路。此現象背後是長期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階層分工。城市需要廉價勞力填補發展缺口卻拒絕提供福利保障，農村則被壓縮為人口蓄水池，必須在經濟下行時釋出勞力，又須在危機爆發時吸納失業者。這種結構性矛盾在經濟收縮下更加尖銳。

二、治理焦慮掩蓋經濟衰退真相

中國政策表面維持貧困人口基本收入，實質卻反映城市經濟下滑遠較官方承認的嚴重。工廠倒閉、外資撤離、產業鏈重組造成農民工失業返鄉，各省市官方卻採取專制手段阻斷此趨勢，意圖避免失業者聚集引發社會不滿。共產黨基層村委會成為政策末端承壓者，以近乎清場的語氣要求返鄉青年離開。地方政府財政緊繃無力吸納返鄉失業者，只能以政治語言包裝成維穩任務，將農民工被視為待管理的風險而非需要保障的公民。這種治理邏輯將人口當作可調度資源，冷酷本質盡現。

三、疫情期間的蠻橫治理慣性延續

有人諷刺可以重新啟動紅黃碼管理，瞬間引發民間輿論譁然，批評返鄉路遙卻遭關門打狗。這些聲音揭示中國官方疫情時留下的治理慣性仍在延續，以社會控制取代公共政策，以人口管理取代就業扶助。進城要管制、返鄉也管制，農民工成為最不自由的群體。中國官方習於處理看見問題的人而非處理問題本身。面對經濟困境無力反轉，只能靠驅趕與封控維持表象。民主社會會正視衰退並尋求解決，威權體制卻選擇壓制真相外洩，這種做法終將耗盡制度信任。

四、階層固化與社會風險累積

在中國的農民工始終難以掌握自身命運，城鄉流動完全被政治目的挾持。這種城鄉二分戶籍政策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讓階層不平等更加固化。農民工被迫在城市被消耗勞力、在農村被驅離居所，喪失作為勞動主體的基本尊嚴。長期以行政命令壓抑真相、以治理口號掩蓋經濟衰退，民間早已看穿此等矛盾。人民或許暫時沉默，但社會不滿正在累積。真正的風險來自中國官方對經濟下行的否認態度，並將公民視為治理負擔的冷漠思維，後果終將反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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