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口老化加劇與勞動力短缺問題浮現，全球各國紛紛調整退休制度，延後退休年齡已成為不可逆的政策趨勢。從丹麥將退休年齡調升至69歲，中國推動延後退休計畫，到義大利預計2050年退休年齡接近70歲，各國無不在為日益沉重的養老財政與勞動市場壓力尋找出路。這些政策的制定不僅是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回應，更是對社會公平、工作權益與代間正義的重大考驗。

延後退休年齡成為全球趨勢的主要驅動力，在於平均壽命延長與出生率下滑。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60歲以上人口將於2050年達到20億，占全球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仍維持現行退休年齡，將導致養老金制度無法支撐、公共財政壓力倍增，甚至可能出現勞動力斷層。以歐洲為例，多數國家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掛鉤，試圖建立一個動態調整的制度。這種制度也衍生新的挑戰，低收入、體力勞動者難以工作至高齡，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常面臨就業歧視，造成代際間的資源分配可能更趨不均。

在退休年齡政策設計上，公平性與彈性是不可忽視的兩大原則，兩個原則缺一不可。單一的延退措施若不區分勞動類型與個人狀況，可能對某些族群造成不成比例的負擔。例如，長年從事勞力工作者因健康狀況提早惡化，延後退休可能意味著更長時間的病痛與失業，而非增加實質收入。德國與法國就曾針對此問題設立「彈性退休」方案，允許特定族群提早領取部分退休金，或逐步減少工時過渡退休。

亞洲國家雖同樣面臨高齡化問題，但在延退議題上多半進展緩慢，部分原因是文化對「安享晚年」的期待仍根深柢固。以台灣為例，雖然延後退休討論已行之有年，但實際制度仍偏向保守，且缺乏針對不同職業別的差異化設計。中國則於近年陸續釋出延退政策方向，但因民間反彈聲浪強烈，進展步伐亦顯保留。這反映出延退不僅是經濟政策，也是高度政治性的社會改革，需要審慎溝通與制度配套。

退休年齡的延後雖是國際趨勢，但政策不應只著眼於財政或勞動力指標，更應考量民眾的工作尊嚴與老年生活品質。如何建構一個讓年長者「想工作、能工作、被接納工作」的環境，是延退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唯有透過科學數據支撐、彈性制度設計與廣泛社會對話，延後退休年齡才能從「不得不做」的應變措施，轉化為提升整體福祉與社會永續的積極選擇，讓延退政策成為建立高齡友善社會的基礎。

楊聰榮（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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