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明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不繳社保」屬無效，並支持勞動者以未依法繳納社保為由解除勞動契約並請求經濟補償；該解釋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同時間，官媒與部分財經評論將此舉包裝為「保障民生、擴大內需」與「消費催化器」，但民間輿論迅速兩極化。制度層面上，中國社保由「五險一金」構成，法定繳費義務長期存在，逾期須按日加收萬分之五滯納金，仍不補繳可處欠費1至3倍罰款；惟各地執行長年寬鬆，導致放棄或少繳現象普遍。

覆蓋率方面，官方稱2024年基本醫療保險參保逾13.2億（約95%），但同年失業保險僅2.5億、工傷3億，顯示「完整繳納五險」的人數遠低於醫療覆蓋。經濟面則是中小微企業吸納約八成企業就業，若突然「嚴執法」勢必推高用工成本。

立意良善還是制度扭曲？

雖支持者主張，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將堵上「同意不繳」的灰色空間，保障勞工長期權益；若企業依法足額繳納，工傷、養老、醫療等風險才有制度性對價，長期更有利於消費信心與社會穩定，並可矯正地方放任與低價競爭的畸形。

不過，質疑者則指出，在缺乏程序正義與穩定預期的體制下，以「嚴執法」迅速加壓，等同把高費率一次性轉嫁給中小企業與年輕勞動者，短期壓低到手所得、推升裁員與外包，長期則加深「高費率、低覆蓋」的扭曲；更嚴重的是，選擇性執法恐成為行政治理與政治控制工具。

這不是「新法」，而是更沉重的司法風險

中共《勞動法》早已規定繳社保義務，這次最高法院的《解釋（二）》不是創設新權利義務，而是把「不繳社保約定無效」明文化，並指引法院在勞資爭議中支持勞方解除契約與請求補償，企業補繳後得向勞工追還社保補償，等於把用人單位的合規急迫性推到前台。

與此同時，《社會保險法》原有處罰條款仍有效：欠繳自欠繳日按日加收萬分之五滯納金，逾期仍不繳可處一至三倍罰款；在地方可能採取「運動式執法」的情境下，這組合會放大追溯與累積性風險。

中共官媒與部分評論把此舉描繪成「保障民生、拉動內需」，但在欠缺明確過渡期、差別費率或減負配套的前提下，法律效果與宏觀目標未必疊加，反而更可能帶來用工結構的「避險化」（外包、「靈活」就業）與更多勞資糾紛。

高費率、低「五險全覆蓋」與財政依賴的三重矛盾

中共官方宣稱的「高覆蓋」多指醫療保險：2024年基本醫保參保逾13.2億、覆蓋率約95%。但同年失業保險僅2.5億、工傷3億，代表真正「完整繳納五險」的人數遠低於醫療覆蓋，制度呈現形式與實質的巨大落差。

更棘手的是繳費結構：城鎮職工社保（不含住房公積金）綜合費率多年高於三成，即便自2015年起多次下調至約33.95%，仍屬全球偏高區間，對低利潤行業形成剛性壓力。各地費率與基數上限不一，典型城市雇主端負擔（養老約16%、醫療約9%±、失業0.5%等）使總負擔常落在逾二成至近三成之間；在經濟放緩期，這樣的稅費楔（tax wedge，即雇主雇用勞工成本，與勞工實際稅後淨所得間之差距）直接擠壓薪資彈性與就業。

財政面上，社保基金對財政補貼依賴上升、地方壓力擴散，短中期更傾向以轉移支付維持帳面平衡而非深層改革，於是「高費率—低全面覆蓋—高財政依賴」的三重矛盾便難以化解。

小企業扛八成就業，「嚴執法」恐加速外包與非典用工

中小微企業吸納約八成企業就業，是名副其實的就業蓄水池。在經濟復甦乏力下，若以「一刀切」方式加壓社保繳費，勢必加重其中短期現金流與合規風險。一方面，業者可藉「勞務外包」「靈活用工」迴避費負。

另一方面，勞方短期到手所得下降，將以現金補貼、私下協議等非正式安排反制，進一步侵蝕社保名實一致。

更敏感的是，在可能的「運動式」或選擇性執法環境中，社保亦可能兼具行政管束功能——誰被盯上、誰先補繳與被罰，未必全以法理衡量；這不但無助於法治，反而稀釋制度正當性與社會信任。

制度對照：臺灣的普及、分攤與法治可預期性

臺灣以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險的普及底座，覆蓋率長年逾99%，並透過政府對特定弱勢族群補助保費維持普及與財務穩健的平衡。

勞保方面，費率依法逐步調整，2025年整體保險費率為12.5%（普通事故保險率、就業保險另計），保費由雇主、勞工與政府依比例分攤，降低單一主體的承擔風險並維持制度信任。

就業保險（失業保險）目前費率為1%，同樣採雇主70%、勞工20%、政府10%分擔，與中國「高費率但低完整覆蓋」形成結構對比。

更關鍵的是，臺灣在民主法治架構下，權責邏輯清楚、資訊公開、爭議救濟可期，降低制度不確定性與選擇性執法疑慮；即便面臨高齡化與醫療通膨壓力，調整路徑仍以程序透明、證據與審議為依歸。

結語

「強制社保」本身不是壞概念，壞在它被安放於一個高費率、低完整覆蓋、財政補貼依賴升高且法治可預期性不足的治理環境中。當執法工具凌駕制度設計、當政治訊號取代政策協作，社保就不再是勞工的保障，而是企業的風險與社會的不信任。

與其在官宣與輿情之間擺盪，中國更需要的是費率結構與覆蓋結構的同步改革：降低稅費楔、擴大就業型保險的實質覆蓋、為中小企業設計可操作的緩衝與抵扣機制，並避免選擇性執法造成的寒蟬效應。

相對之下，臺灣的經驗提醒我們：普及性、分攤性（勞保與就保）與程序正義（透明調整與可預期救濟）缺一不可。民主法治的價值，不在口號，而在每一次費率調整的公開計算、每一筆政府分攤的依法預算、每一件爭議的可受公評。

對臺灣社會而言，這也是一則自我勉勵：在對岸「以法行政」的陰影下，我們更應守住制度的標準配備，持續用更好的社會保險設計與更可信的治理，拆解對「威權效率」的想像，並把對勞工的保障，轉化為經濟的韌性與社會的信任資本。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