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權力一旦主導偵審，司法便失去應有的中立與制衡功能，冤錯假案便如野火般蔓延。這不分東西方、不分時代，只要制度缺乏獨立與透明，歷史就會一次又一次重演。

一、台灣的經驗：從白色恐怖到當代爭議
白色恐怖
戒嚴年代，國家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以「匪諜」「叛亂」為名逮捕異議者。國家人權館統計，截至2014年已確認 7,965件不當有罪判決 並獲補償，顯示問題並非個案，而是系統性壓迫。
雷震案（1960）
〈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因主張憲政改革、籌組在野政黨，被以「叛亂」罪判刑，成為典型將政見異己標籤為國安威脅的政治審判。
常見手法：秘密審判、軍法程序、判決高度依賴自白、以政治標籤取代事實認定。

近年爭議案例

陳水扁案：國務機要費纏訟多年，部分階段獲免訴；外界質疑政治對立下的「選擇性正義」。
郭瑤琪案：所謂「茶葉罐收賄」，全案高度依賴唯一證人反覆不一的供述，且未查獲任何實體款項，違反「補強證據」原則與「有疑唯利於被告」精神。
二、中國的經驗：毛澤東時期的高壓政治
反右運動（1957）
至少55萬人被打為「右派」，失去自由與工作，後期官方承認錯誤予以平反。
彭德懷整肅（1959）
僅因信中批評「大躍進」導致饑荒，就被扣上「反黨」罪名撤職，顯示高層政治鬥爭中司法淪為工具。

胡風案（1955）
以「反革命集團」之名進行文字獄，文人因批評文藝政策而入獄，改革後被公認為重大冤案。

三、美國的案例：民主制度下的警訊
即便是法治相對成熟的美國，也曾出現因種族偏見、意識形態恐慌而製造的冤案。
Scottsboro Boys（1931）：9名黑人青年遭捏造性侵指控，最高法院推翻判決，確立「有效辯護權」與禁止種族歧視陪審團的原則。
Sacco & Vanzetti（1920年代）：兩名義裔無政府主義者在偏見氛圍下遭處決，後世普遍視為司法不公象徵。
Central Park Five（1989）：警方以高壓手段取得錯誤自白，最終平反，成為檢討「假自白」的經典教材。
COINTELPRO（1956–1971）：FBI對民權與反戰人士進行祕密監控與抹黑，為參院「丘奇委員會」揭露後，推動監督與制度改革。
四、防止政治製造冤案的關鍵
公開透明：禁止秘密偵訊與密審，完整保留筆錄與影像紀錄。
證據嚴格審查：落實補強證據原則，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
獨立憲政救濟：透過憲法法院、人權委員會、轉型正義機制，提供事後平反的制度保障。
檢警調去政治化：確保辦案單位人事獨立與國會監督，防止執法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結語
歷史一次次證明，當司法聽命於政治，法律便不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盾，而是打擊異己的矛。檢視過去，不只是為了還原真相，更是為了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真正的法治，不是依附權力，而是限制權力。

文：蕭錫惠（自由評論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