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仁愛區發生5歲男童遭父親活活打死命案，小小身軀滿是瘀青、滿臉血，送醫搶救仍不治。涉案的簡姓父親行兇後，並沒有救兒子，而是逃跑騎著機車在基隆市區閒晃，警方發現他的行蹤時，他的態度十分冷靜。調查指出，該名父親長期施暴，妻子4月間申請保護令，但還沒有下來，聽聞此新聞令人悲憤難平。
台灣保護令已出現失效問題。
但台灣這個國家的保護令制度，是為了保護真正的家暴受害者，但保護令不是情緒的出口，也不該成為免費報復的工具。當聲請人有意混淆真相，運用教唆子女說謊，子女為表效忠在比賽單面之詞造謊荒謬度，進行黑白顛倒，到最後是製造冤案，無法發揮保護令的政策目標，保護令的核發變成說謊大賽的互相說服。
美國紐約大學（NYU）心理系與政治系畢業（with honors）；東吳大學法律碩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班肄業。身為執業律師，黃致豪律師一邊執業也一邊蒐集資料，同時善用心理學所學，從人性限制真正找出社會制度的漏洞。故黃律師多年前曾發表一則故事，疑似當事人被不當聲請保護令現實議題。「……好打電玩、目光在手機螢幕上多過孩子身上的配偶，趁著一次夫妻爭執的過程，從他手上把包著尿布的孩子奪走，扭身出門。他以為是尋常的爭執（配偶曾經對他動手數次；但他以為沒什麼好計較），回配偶娘家就可以找得到人。他不知道的是，配偶立刻就前往醫院驗（孩子的）傷（二人搶奪孩子時留下的輕微瘀青），並且轉身就聲請了保護令。就這一件保護令，結果是：離婚，失去主要照護權，五萬元的薪水每個月要被迫支付兩萬元的撫養金，扣除房租水電機車油錢，每月生活剩三千。……」
而綜觀保護令被濫用製造冤案，已把精神暴力濫用化，甚至出現為求保護令而出現合理化冤案的修辭，開始出現因為相對人體力、智識、性別、經濟等優勢地位，便合理化核發保護令，卻無周全調查聲請人是否為金錢利益長期隱瞞事實，以及聲請人為勞工雙薪家庭，有存款百萬，卻欺騙他人是弱勢中低收入戶，為了金錢不擇手段，濫用免費法律扶助資源，聲請人父親健在卻不斷在娘家吵鬧爭產，以及聲請人一家長期所佔用頂樓加蓋原本要被惡鄰檢舉拆除，正是相對人和議員合力奔走保存下來，反而現在聲請人忘恩負義進行家暴汙衊，及聲請人是長期欺凌歧視相對人「辱罵是狗、造謠無工作都在圖書館、亂借錢不還、吃軟飯、扶不起的阿斗、寄生蟲、流浪漢」、歧視高學歷「博士無用論」等語言暴力加害者，以及低俗秀人性下限，挖垃圾桶找自慰衛生紙，侵犯隱私做性羞辱，當聲請人因經濟能力不足，而說為了生存合理化上述所有惡行真面目，台灣司法是否要跟著合理化縱容。
再論構成身體不法之侵害，照片和影片已顯示聲請人先用手肘攻擊相對人腹部，導致後續推擠，聲請人持續合理化不管教孩子問題，因不管教孩子聲請人為了寵溺護短，彼此產生激烈吵架，推擠衝突但無受傷，案發後聲請人仍有持續嗆聲卻一直以受害者自居，最重要的保護令核發需以「是否長期發生此類傷害事件、相對人未來是否有對聲請人持續『反覆施暴』之可能」，此為核發保護令之必要性，而此案必要性、脈絡性和連續性，並無周全考慮。
且過往呼籲法院增加暫時保護令當中暫時監護權款項的核發率，才能幫助被害人無後顧之憂的脫離相對人的控制，今日卻成為濫用保護令製造冤案的原因之一。再根據我國法院駁回保護令之理由，已有國內學者沈慶鴻進行裁判書之分析，在其所收集的駁回案中，共歸納臺北地方法院和士林地方法院駁回保護令聲請者的八項理由，其中「無優勢證據，以證明有繼續施暴之可能。」、「雙方互毆，無法證明相對人施暴行為，且聲請人隱瞞暴力行為。」、「未能舉證為長期之暴力行為」、「已離婚、已分居、已離家、或無再發生之事實，故無核發之必要。」，上述法院駁回保護令聲請者理由最值得關注。
如果台灣保護令持續上述倒果為因，合理化陷人入罪名的錯誤判斷，是無辜製造冤案，為合理化毀損他人清白聲譽之惡行。當偽裝弱勢受害者的聲請人，利用保護令漏洞，把保護令當成免費工具達成其目的，其他有心人看到食髓知味，群起仿效為了特定目的，如貪錢爭產、搶奪子女監護權、不肖子女汙衊父母虐待等，但過程卻是納稅人買單，合理化把保護令當成私人免費工具以遂其願，助紂為虐，危險的是，目前台灣這個國家卻沒有任何機制可以發揮過濾功能。
剴剴案發生後，引起全台民意極大反響，也掀起相關制度改革聲浪，但台灣基隆市卻持續出現虐童致死案！此過世男童母親生前曾申請保護令，但此保護令制度卻失效，來不及救真正受到兇殘暴力侵害的五歲孩子。今朝檢視台灣這個國家保護令制度之檢討，早在23年前。司法院發表專題研究報告中即有揭示：「暫時保護令核發速度過於緩慢，難以發揮即時保護功能，實易引起社會輿論認為司法效力不彰 」，而現代婦女基金會也曾對保護令核發標準過嚴，及審理時間延宕較長的缺失，並造成無法周全有效的保護被害人，使被害人身心再度受暴、甚至致死。
然而，台灣這個國家的法官、司法事務官對證據的要求，形成心證需要嚴格的證據，保護令審理時間拉長，核發保護令本該嚴格謹慎，需周全思考來做出最正確的判斷，因事關相對人的聲譽清白，與不可製造冤案之勿枉勿縱原則；但對於真正受到兇殘暴力侵害的弱勢孩子和身心重傷女性，卻是緩不濟急，
而台灣法院對於核發保護令採「釋明主義」，意思是，聲請人毋須鐵證如山地證明被家暴，只要能舉證「有可能發生（家暴）」即可，等同讓保護令核發率居高不下，看似保護了被害人，卻同時大量造成冤錯案，例如離婚、子女監護權案件裡，原告常拿保護令充當證據，以減輕舉證責任，實非設立保護令制度之良善原意。
如何修正台灣保護令機制，達到精準打擊家庭暴力犯罪，除了法律界專業人士，需各界關心此議題人士和社會賢達共同研議，讓台灣這個國家核發保護令必須滿足「必要性」、「脈絡性」、「連續性」，達到真正打擊令人髮指的兇殘家庭暴力犯罪，救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精準性」，讓保護令制度公開修正不被濫用製造冤案，也不再漏接任何人。
最後，今天保護令推動是台灣這個國家每一個人的責任，但保護令失效無法救到真正暴力受害者，卻被濫用製造冤案是台灣每一個人都受傷，縱容偽裝成受害者的聲請人，只把保護令免費工具化達成其私利目的，更是台灣這個國家之痛！
文.張天泰
（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