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某個社會學家說，戰爭即使在現實結束，但在記憶裡卻依舊永無止境的鬥爭。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近日受訪時表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日本軍國主義曾對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犯下殘暴罪行，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八年抗戰aka.中日戰爭，和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詮釋。
在中國共產黨的敘事中，「倚靠群眾力量」的角色被強調，以掩蓋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而臺灣社會則在戰後歷經政治變遷，使得這段歷史的記憶斷裂，甚至被淡化。
社會記憶學派認為，集體記憶並非單純地來自過去的真實，而是透過國家機器、教育、文化載體與社會互動共同構築。當我們談論抗戰80週年時，不僅是在回顧歷史，更是在探問：這段歷史的記憶寄託於何處？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敘事競爭中，找回屬於臺灣的歷史詮釋？
記憶的技藝：中共對抗戰歷史的建構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話語與象徵權力影響群體對歷史的認知。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抗日戰爭被稱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共產黨則被描繪為其中的決定性力量。自1949年以來，中共透過教科書、紀念館、影視劇、閱兵儀式等文化工具，建構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抗戰勝利」的歷史記憶。
這種記憶的技藝尤其體現在2015年的「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當時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展示大規模軍事力量，並邀請多國領袖參與，以展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並最終戰勝法西斯」的形象。這種象徵權力的運用，試圖將抗戰勝利的記憶鎖定在共產黨的歷史框架內，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合法性。
然而，這種敘事忽略歷史的另一面。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領導的國軍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戰鬥，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從1937年的淞滬會戰，到1938年的武漢會戰，再到1944年的長衡會戰，國軍的犧牲不可抹滅。這些戰役的歷史記憶，卻在中共主導的話語權中被刻意邊緣化，甚至扭曲。
記憶所繫之處：臺灣的歷史承載與集體記憶
那麼在臺灣，抗戰記憶寄託於何處？臺灣作為抗戰勝利後回歸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本應在抗戰歷史的記憶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1949年後，由於政權更迭與臺灣內部政治環境的變化，抗戰記憶的傳承並不連貫，甚至出現斷裂。
美國民族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像的共同體》中指出，民族認同的形成依賴於歷史記憶的建構與傳播。在臺灣，國民黨政府初期曾強調「中華民國正統性」，因此在課綱與文化政策中保留抗戰記憶，例如過去的「抗戰勝利紀念日」（9月3日），以及臺北的忠烈祠、八二三砲戰紀念館等。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思潮的興起，部分政治勢力開始削弱對中華民國歷史的關注，甚至在教科書中淡化抗戰史的敘述，導致新一代臺灣人對這段歷史的記憶逐漸模糊。
這種記憶的斷裂，讓抗戰歷史在臺灣的社會記憶中變得支離破碎。當臺灣不再強調自己在中華民國抗戰歷史中的角色時，這段歷史也就更容易被外部勢力改寫，甚至被遺忘。
歷史詮釋的競爭與臺灣的未來選擇
在當前的兩岸關係中，歷史不只是過去的記憶，更是一場話語權的競爭。中共透過其強大的國際宣傳機器，逐步塑造全球對抗戰的單一認知，使得越來越多國際學者、媒體報導都將「中國抗戰」等同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戰」。這不僅影響全球輿論，更對臺灣的國際歷史定位產生衝擊。
因此，臺灣必須重新拾回對自身歷史的詮釋權。首先，應透過學術研究與公共教育，讓臺灣年輕世代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真相，理解中華民國作為戰勝國的歷史地位。其次，政府應在國際場合發聲，確保抗戰歷史不被扭曲。例如，臺灣可以加強與盟友的歷史交流，讓更多人了解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中的貢獻。
此外，媒體與文化界也應肩負起責任，透過紀錄片、影視作品與出版物，讓抗戰歷史成為臺灣社會記憶的一部分，避免其淪為遺忘的角落。
記憶不只是過去，而是未來的選擇
抗戰80週年，不僅是對歷史的回顧，更是對當代記憶競爭的反思。歷史記憶從來不只是客觀的過去，而是由社會所形塑、被國家機器所運用的象徵資源。當我們今天探討抗戰歷史時，不只是討論一場戰爭的勝敗，而是在問：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我們選擇將記憶寄託於何處？
臺灣的抗戰記憶，不能只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註腳，而應該被視為臺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重建記憶的承載，讓這段歷史成為臺灣集體認同的一部分，我們才能在面對歷史詮釋的競爭時，不致失去自身的話語權。
抗戰的歷史，記憶的所在，不只是過去的技藝，而是我們如何選擇未來的立場。
（筆者為快餐店員工）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