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間，日本右翼團體活動頻仍，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趁此中國大亂的時機，分割滿蒙，同時奪取中國南方之利益。
孫文曾經在其『建國方略』中曾回憶道，其於日本策劃革命時，曾結識以下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自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犬塚、久原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1]。」據萱野長知記載，在孫文等人革命期間，曾經積極參與其事的日本人，約在三百人之譜[2]。
這些熱心中國革命事業的日本人，除了大隈重信、犬養毅、尾崎行雄等政界名人，以及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財界人士之外，大多是所謂的「大陸浪人」。這些「大陸浪人」相當程度是倚靠大隈、犬養等「民黨」領袖，以及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部首腦提供活動經費，才能維持生計，因此相當程度上受政黨和軍方控制和操縱。
當時，革命陣營重要領袖人物身邊，幾乎都有日本人士。這些人士之中，真心認同革命之舉如宮崎滔天者，雖非絕無僅有，但別有居心者，更是不少。其實，就連宮崎滔天的背景也很複雜。犬養毅曾說：「滔天實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漢，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調查中國革命的祕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中國革命的同路人，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任務，而與孫文意氣相投，結為一伙。....『去偷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3]。』」事實上，當年日本外務省之所以派遣宮崎滔天前往中國調查祕密會黨，是希望利用反清祕密會黨的力量來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負責執行此項牽制策略者，正是時任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4]。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也都有各自的任務。
在眾多「大陸浪人」中，以頭山滿為首領的「玄洋社」和內田良平所領導的「黑龍會」是相當有名的右翼團體，他們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值得密切注意。
一九○一年二月，原「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等人於東京成立「黑龍會」，之所以號稱「黑龍」，蓋取其「欲擔當以黑龍江為中心經營大陸之大業」之志[5]。這一點，與內田等人之前輩組織玄洋社，意圖跨過玄洋灘，侵略朝鮮半島如出一輒。
黑龍會與中國革命淵源深厚，但一開始就企圖藉此奪取滿蒙。一八九八年七月，孫文由宮崎滔天引介，於東京拜會內田良平。據內田回憶，孫文曾表示：「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6]。」內田良平一聽孫文此言，認定孫「非尋常之人」，遂與之訂下援助之約[7]。
一九○○年，內田良平曾對其部屬解釋：「吾人賭生命以援助孫革命之所以，以其與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孫以大義名分、興漢滅滿為革命旗幟，建設漢人之中國。（吾人）以故助漢人，使滿人求助於俄，而後日支提攜以破俄，收『滿洲』、西伯利亞為我所有，奠定經營大陸之基礎[8]。」
一九○七年，伊藤博文就清朝慶親王奕劻要求日本將孫文驅逐出境一事，與內田良平商議時，內田曾提到孫文可資利用之處為：「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9]。」
除了內田良平之外，其他右翼人士也多有圖謀中國東北，才援助革命者。一九○○年，孫文結識下田歌子，請其幫助革命黨人籌措革命經費。下田問：「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將『滿洲』予以日本？」孫文答：「可也。」於是下田說：「如此，當不惜盡力[10]。」
孫文為求日本朝野援助革命，亦曾主動表示不妨將中國東北交給日本經營之意。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孫文致函宗方小太郎：「我將日本視為第二個祖國。只是，近來我國青年志士常誤解日本經營『滿洲』對中國不利，真是令人遺憾[11]。」
內田良平的想法是「非早日地解決滿蒙問題不可，為此，甚至預先從孫文得到滿蒙讓與的言質，故他的援助革命不僅僅在於一般志士之間所通行的俠義精神，而在根本上想趁此機會解決滿蒙問題，有此決心才援助的[12]。」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內田良平立即前往拜會山縣有朋及桂太郎，「教以此次武昌起義乃制清朝於死命的一大轉機，當此之時，使支那本土革命成功，同時防止革命波及滿蒙，使滿蒙得日本之領導而獲獨立，方為日本應取之策[13]。」
內田良平也想到要藉由支援革命軍，來支配中國南方。辛亥革命爆發後，內田即指出，以中國之遼闊富饒，日本不應只固執將眼光鎖定於中國東北；放眼南方，應可見其無限的天然財富[14]。
內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間，對南方革命軍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替革命軍爭取到購買日本軍火的機會。
一開始，日本政府只賣軍火給清廷，內田良平得知此事後，立刻寫信給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幫助清朝固然不錯，但是別忘記也要同時幫助革命軍。「武漢之革命軍縱令為官兵所討滅，其核心力量－革命黨，仍將健全保存，到底難以剷除盡淨。....此際失革命黨之情感，將來無論是否對支那進行瓜分，都將大大有所損日本國家之利益[15]。」
益田孝收到內田良平的信後，往見擔任三井總顧問的井上馨。井上指示益田，援助革命軍之事須經政府同意，才可進行。於是益田先行拜見對軍方有絕對影響力的前首相桂太郎，取得諒解，再與桂太郎同行求見首相西園寺公望，獲得政府默許，確立援助革命黨的方針。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朋電告外相內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輸送武器給革命軍。內田回電指示，對於此事，默認即可[16]。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由「雲海丸」輪船祕密運送步槍一萬挺到上海，交給革命軍接收[17]。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再由「巴丸」輪船運送步槍一萬兩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大炮六門，炮彈五千發到南京[18]。
一九一二年一月，內田良平以革命軍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與三井物產會社「先成立三十萬圓的借款，以三井貸款給內田良平的名義簽訂契約書，並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彈藥的購買費，革命黨的使者即從泰平組合購得日本陸軍所放棄的大砲、槍枝、彈藥，運回戰地。另一方面，孫逸仙要求三百萬圓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應[19]。」
這些武器都是日本陸軍部庫存的剩餘品，大部分都無法使用，卻以高價賣給革命軍。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自然無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來償還。
[1] 孫文『建國方略』，收錄於『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65年），頁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