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陳儀的經歷與人脈 

陳儀，本名陳毅，字公俠，後改為公洽，號退素（取其我行我素之義），一八八三年五月生於浙江紹興。其家族世代經商。叔祖父為前清秀才，於杭州任教，陳幼年由其大伯父帶至杭州私塾求學。其母令之棄學從商，進紹興怡豐錢莊為學徒，期滿又回杭州讀書。一九○二年，考上浙江省官費留學，前往日本，與魯迅、許壽裳、邵明之（銘之）等人同船，結為知己。赴日後，先進入中學、陸軍測量學校，然後考進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第五期。一九○四年，浙江的反清人士於上海組織「光復會」，會長蔡元培。陳儀也響應參加，而與蔡元培、秋瑾、徐錫麟、蔣方震（百里）、蔡鍔、章太炎、陶成章等結識。一九○七年，陳儀畢業回國，於陸軍部任課員，後調任陸軍小學堂監督。此時，他與沈蕙結婚，領養了一個姪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浙江都督任命陳為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凱政府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一九一六年，袁氏稱帝，陳離職。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陸軍部選派陳儀赴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成為中國留日陸大第一期學生。一九二○年回上海定居，擔任裕華墾殖公司（日資）常務董事，上海絲綢銀行總經理等職務。一九二二年赴日籌款，娶日籍女子古好月子為妻，改名陳月芳。 

一九二四年，江蘇與浙江軍閥為爭奪上海開啟戰端，地方人士擔心戰火殃，乃推派陳儀等人歡迎孫傳芳入浙。（陳文瑛，p.p. 2 - 4）孫傳芳是陳儀在日本士官學校晚一期的學弟，此時相見，便任命陳為浙江省第一師師長。（杜偉，p.p. 　　 ）該師參謀長葛敬恩為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一九二五年，陳儀奉命擊敗奉軍張宗昌部，攻佔江蘇徐州，以戰功擢升五省（浙閩蘇皖贛）聯軍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向武漢逼近。陳儀第一師參謀長葛敬恩建議陳與蔣介石聯繫。陳儀乃建議孫傳芳派葛敬恩為祕密代表，前往武漢了解北伐軍。葛敬恩表面上是孫的代表，其實是去替陳儀與蔣介石協議。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 

然而，在葛敬恩尚未返回徐州時，發生一些變化：十月十六日，孫傳芳旗下浙江省長夏超叛孫易幟，響應北伐軍，為孫部宋梅村攻破誅殺。二十九日，孫傳芳派陳儀為浙江省省長仍兼第一師師長。陳儀以夏超前車之鑑，不得不暫緩行動。事為孫傳芳所偵悉，乃派孟昭月出其不意率部潛入杭州，將陳之第一師分別包圍繳械，逮補陳儀，解送南京。孫傳芳本欲取其性命，然以總參議蔣百里（陳儀光復會舊友）緩頰，得以脫險。陳儀自南京返回上海時，其第一師已被擊潰。其舊部第一旅旅長余憲文收容散兵，投靠北伐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被任命為第十五師師長，而後又改編為第六軍第十九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孫傳芳部於龍潭被殲，全軍覆沒。國民黨中央任命陳儀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之殘部。然因何應欽掣肘（陳係浙江人士，何最忌浙人得勢），舊屬中最有實力的余憲文不予合作，陳儀不但未能就任江北宣撫使，連其原有之軍權也一併失去。 

蔣介石對陳儀這位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前輩，頗感興趣。一九二八年初，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討國防建設等問題。三月，命其率團前往歐洲考察，主要目的地為德國。在德國，結識俞大維、張果為、包可永等留學生，他們後來都在陳的引介下回國服務。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接替張群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啟用俞大維、陳介生等留學生。因其作風受蔣介石欣賞，五月，令其兼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未幾，復升任政務次長，兵工署長職缺由俞大維接任。 

在這一段期間，張群、楊永泰、熊式輝等積極壯大政學系。（王又庸， p.57）陳儀既接替張群的職位，又是張群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五期的學長，便常有來往。而政學系大老黃郛，則是陳儀的同鄉（浙江紹興）、留日學友，此外還是其於浙江第一師時參謀長葛敬恩的親戚。陳儀遂與這些人士接近，而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等人於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被剿滅,是為「閩變」。 該年春天，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離職，主持閩政共七年有餘。其最主要的幕僚為李擇一（流日同學）、沈銘訓（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留學德國及日本）及徐學禹（陳儀光復會舊友徐錫麟胞姪，留學德國）。陳儀在德國所結識的留學生包可永及張果為等也都來福建省服務。沈銘訓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及青年黨人士。徐學禹則引薦了嚴家淦。陳儀在福建以強悍的作風推行統制經濟及其他政策，成果卻未見理想：「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終於在閩籍僑領陳嘉庚的激烈抨擊下被攻走，由ＣＣ派劉建緒接任。 

一九四一年底，陳儀於重慶閒居。蔣介石一度欲派其為後勤總司令，為其婉拒。十二月三日，任命陳儀為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席。行政院長由蔣介石自兼，副院長為孔祥熙，實際院務由孔主持。前任秘書長魏道明較為圓滑，深得孔之歡心；陳儀則與孔祥熙格格不入，陳看不慣孔的作風，孔怕大權旁落於陳，兩人常在會議上拍桌互罵。一九四二年一月，陳與張勵生對調，改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其後，又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高級班主任及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召開開羅會議，十二月一日發表開羅宣言，宣言中規定，日本戰敗投降後，需將滿州、臺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一九四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於「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委，陳儀治閩班底沈銘訓為委員，夏濤聲為常委，預備接收臺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一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七日，任命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長官公署各重要職缺，大多由其治閩時期的僚屬出任。陳儀治臺約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五月十一日陳儀黯離台。 

陳儀返回上海閒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年七月，蔣介石再次起用陳儀，任命他擔任浙江省主席。沈銘訓為之草擬「浙江省建設十年計畫」，預備重整旗鼓在自己家鄉有一番作為。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引退」。陳儀認定國民黨大勢已去，起意投靠中共。當時鎮守長江沿岸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勒有重兵，早年曾受陳儀大恩，與陳關係密切，在陳的心目中，「他簡直就是我的兒子」（胡允恭，p.20），陳想拉他一起投共。湯卻向已「下野」的蔣介石報告。二月十六日，陳儀免職。二月二十二日，遭到軟禁。四月二十九日，被押解來臺，幽禁於基隆要塞司令部。六月十八日，槍斃。 



二、陳儀的治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儀代表中央政府接收臺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僅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第一位省級首長，也是臺灣民眾所接觸到的第一位祖國官員，其動靜觀瞻，舉措施政，本就足以留下難以磨滅的刻版印象；二二八事件在其主政之下爆發，更是餘波盪漾，迄今未能平息。陳儀的統治，對臺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其治術如何，值得吾人深省。 

縱觀陳儀一生，一九二六年底曾暫任浙江省主席，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福建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四度總綰方面，前後將近十年，其中經略之道，是否內在一貫？如果是的話，又是如何在臺灣施展開來的呢？ 

陳儀首次統管一個行省，是在預備背叛孫傳芳的狀態之下，倉皇接事，又突然被攆下臺來，無可觀之處。真正較為從容，有所發揮，乃始於福建省主席任內。此時他集大權於一身，不僅以省主席身分，為一省最高行政首長，又兼膺綏靖主任，名義上得以為該省最高軍事指揮官。（戴國煇，葉芸芸，p.89）大權獨攬，亦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他的三個最重要的幕僚李擇一留日，沈銘訓（仲九）留日、德，徐學禹留德。一九三五年，陳儀率領李擇一、沈銘訓等人到臺灣參加「臺灣始政（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結束訪問以後，沈銘訓曾主編<<臺灣考察報告>>一巨冊。徐學禹留學歸國後，到福建省擔任建設廳長，因貪污案辭職，乃保薦嚴家淦繼任，自己則躲在幕後操縱一切。為了進行統治經濟，也企圖掌握財政、糧食，與沈銘訓系的財政廳長張果為大起衝突，在其一番活動之後，張離開福建省，徐系的嚴家淦調任財政廳長，原建設廳主任祕書包可永升任建設廳長。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控制在徐學禹手中。徐乃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沈銘訓在張果為被擠走之後，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ＣＣ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啦！ 

陳儀在國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該系原本就與ＣＣ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ＣＣ派」的仕途，ＣＣ焉能束手待斃？ 

福建省ＣＣ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盧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 

ＣＣ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　遺缺由ＣＣ派的劉建緒取代。 

一九四四年十月，陳儀出任「中央設計局」所屬之「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此時徐學禹已轉任中華海員特黨部執行委員、招商局董事長；沈銘訓成為其最主要的幕僚，為其草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新收復的臺灣省將不採行通行於其他各行省的「省主席制」，而獨創「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不僅綜理臺灣全省政務（第一條）；更得以發布署令，制定臺灣省單行規章（第二條）；受中央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第三條），必要時得設置專管機關或委員會（第五條）。又加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銜，形式上為臺灣省最高軍事首長，其權勢之大，超過大陸上各省省主席遠甚，直追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再次握有大權的陳儀，又企圖大有作為了。他在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上致詞時表示：「要實施民生主義，必須從事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必須有全盤的整個計劃。．．．．本省，省，縣，市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已在草擬中，本省施政目的，．．．．必須實行民生主義與經濟建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p.25）為了制定五年經濟計劃，特別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臺灣省經濟委員會」，自兼主委，實際上主其事者為沈銘訓。其於福建省實驗失敗的貿易公司及專賣制度，也在臺灣死灰復燃。日據時本有「臺灣戰時物資團」，他將其改制為貿易公司，又改制為貿易局，壟斷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以合作社及特約承銷商取代日據時期的大批發商－小批發商－零售商制，使大小商人紛紛破產）。日據時代的專賣局也被留下來了，樟腦、煙草、酒、火柴以及度量衡由該局專賣。另設鹽務管理局專賣食鹽，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石炭。資源委員會接收了臺灣大部分的工礦事業，行政長官公署則將剩下來事業收歸省營，企圖建立一個以「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公營支柱」為主的公營經濟體系。（C.K.Hsu,p.p.74 - 123）臺灣大大小小各種事業，不是被收歸國營，就是被收歸省營。而專賣局與貿易局則牢牢控制一切民生必需品。所有的生產與貿易都掐在國家手中，社會被徹底穿透、吸乾。 

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剛被指派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尚未抵臺接收時曾經指出，其首要任務為「政治教育問題」。他一直認為台灣人民忽視國語、不了解三民主義，是極端危險的。清除敵偽影響，實施國語及三民主義的再教育，是其重點所在。（W. C. Kirby, p.6）而這方面的工作，他依然交給青年黨人與左派人士去負責，又刺激到ＣＣ派。 

陳儀表面上掌握軍政大權，大力實行統制經濟；實際權限卻甚為薄弱。他搞統制經濟；財政和工礦卻握在資源委員會手裡。名義上是警備總司令；實際上卻指揮不動軍隊。這些事實都大大削弱其實踐理想的能力。再加上他用人不當，貿易局局長余百溪、專賣局局長任維鈞皆大肆貪污，大小官員走私橫行，將管制起來的物資盜賣到中國大陸，使臺灣物資匱乏，經濟動盪不安；更逢資源委員會過度吸取臺灣銀行資金，引發劇烈通貨膨脹，臺灣人民在此內外煎熬之下，終至破產。 

就在這種水深火熱的狀態中，因專賣局緝私糾紛而點燃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派系運作使事件複雜化，而至血腥收場，陳儀也被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職務，赴上海閒居去也。 

一九四八年七月，陳儀東山再起，擔任浙江省省主席。其幕僚沈銘訓又幫他擬了「浙江十年經濟計畫」；然而這次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一九四九年二月，陳儀因誘降湯恩伯不果而被免職、禁錮，六月被槍斃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再也沒有機會施展他的治術。 

總括陳儀一生四度封疆，除了兩任浙江省主席因任期過於短促，沒有什麼作為之外，其於福建省及臺灣省所作所為大致相同：「大權獨攬」，大搞統治經濟。結果都搞得民不潦生、經濟崩壞，也都導致民變。下場都是授與敵對派系攻擊的把柄，灰頭土臉的離職。一之為甚，豈可再焉？陳儀於福建省失敗後，不知反省，復敗於臺灣省，固其人格使然；所可憐者，陳氏治下的臺灣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二二八事件的冤魂，卻得為他付出天大的代價，怎不令人掩卷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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