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魁隆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這個連情感都能標價的時代，家，是否也能成為櫥窗裡待價而沽的商品？由奧斯卡影帝布蘭登·費雪主演的電影《日租家庭》，如同一道冷冽而溫柔的極光，照進了東京霓虹森林中最陰暗的角落。這部作品不僅僅是布蘭登·費雪的演藝巔峰，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社會中「家庭定義」的崩解與重組。而鏡子的另一端，是在台灣爭執了二十餘載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當我們看著電影中菲利浦透過「租借」扮演父親時，我們或許該反思，在法律的框架下，那些渴望透過「代理孕母」延續生命希望的家庭，是否也正處於一種「虛構與真實」的掙扎邊緣？《日租家庭》將鏡頭對準了日本的「出租家人」產業。布蘭登·費雪飾演的菲利浦，是一名在東京漂流、落魄失意的美國演員。為了餬口，他收起行囊進入代理機構，開始在陌生人的生命舞台上，扮演缺席的父親、體面的丈夫，甚至是深情的新郎。菲利浦那高大卻略顯遲鈍的身影，在侷促的日式空間裡顯得既突兀又寂寞。布蘭登·費雪再次展現了他那種「碎裂過後依然選擇溫柔」的眼神，他演活了一個靈魂如何透過「成為別人」，來修補自己殘破不堪的自我認同。對於菲利浦而言，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場在虛構中尋找真實存在的自我療癒。然而，這種「代僱」的溫情，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台灣在討論代理孕母時，最常遇到的批判——將子宮商品化、將母職工具化。在電影中，菲利浦受僱扮演混血小女孩的生父，幫助她抵擋社會的偏見。當女孩相信眼前的擁抱是真的，這份「交易」便產生了劇烈的道德震盪。這正是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憂慮——當生命或角色可以被購買時，人的自主權是否會被金錢所侵蝕。《日租家庭》中，菲利浦與雇主之間始終隔著一層金錢的薄紗。但在現實的台灣，若我們能將目光轉向英澳成熟經驗的「血親代孕」，這層薄紗或許能轉化為最堅韌的親情護欄。面對倫理的紛雜，我們或許可以從最溫暖的地方開始。當代孕發生在家族互助的體系中，商品化的疑慮會大幅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最純粹的愛與利他精神。這將是一條折衷的路徑，既能兼顧傳統的家庭倫理，又能即刻為那些生理弱勢者提供一道護欄。在家族血脈的連結下，代孕不再只是「租借一個子宮」，而是一種深刻的、為了生命的共同守護。這種「利他性」的代孕，能有效回應社會對「剝削女性」的擔憂。在電影的後半部，菲利浦面臨了身分被拆穿的劇烈崩潰感。那種恐懼並非來自謊言被揭發，而是源於一種深沉的虛無——他意識到，那些曾擁有的溫情因為建立在「租借」的契約上，所以如海市蜃樓般隨時會崩塌。當戲服褪去，他與那個孩子之間便成了一道無法跨越的深淵。這種「虛假關係」的脆弱，正是所有代孕爭議中最令人不安的隱憂——我們是否在創造一段註定要斷裂的情感？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轉向「血親代孕」，這道情感的深淵卻有了消弭的可能。不同於電影中菲利浦那種如履薄冰的偽裝，血親代孕在生命之初就植入了「真實」的根基。在家族互助的羽翼下，孩子不再是被迫與代理孕母生生分離的客體，而是在充滿愛的親緣網絡中成長。血親孕母——可能是姊妹，亦或是至親——她們所投入的不再是「代僱」的職分，而是與生俱來的、高度純粹的愛。在這種制度下，懷胎十月的連結不會因為生產而斷裂，反而轉化為另一種守護的身分，讓孩子的生命起源於誠實，而非契約。對於委託父母而言，代理孕母不是合約上的陌生人，而是生命中熟悉的親人。在漫長的十月懷胎中，那種對於孕母生活習慣、性格與健康的信任，是任何昂貴的代孕契約都無法提供的。這種情感的深度，能大幅緩解委託夫妻在代孕過程中的焦慮與不安。更重要的是，對於未來出生的孩子而言，血親代孕提供了一個溫潤的成長土壤。孩子無須面對生母身分完全空白的斷裂感，他可以以親屬的身分與這位「曾賦予他宮內溫暖」的長輩持續相處。「血親代孕」在龐雜的法律與倫理辯論中，或許看似只是微小的折衷，但對於那些因型態各異的子宮病變、在生理絕境中掙扎的女性而言，卻是跨越黑暗斷崖的一大步。它讓「代孕」從一場戰戰兢兢的租借，昇華為一場家族共同守護的生命慶典。這份由血緣與利他精神編織而成的護欄，不僅修補了電影中菲利浦所恐懼的「情感崩塌」，更在現實的荒原裡，為那些乾涸的生命種下了永不凋零的希望。      

曾幾何時，那顆鑲嵌在南海之濱、曾以自由為呼吸、法治為脊樑的明珠，在歷史的洪流中發出了沈重的悶響。身處亞熱帶的香港，在麥浚龍執導的電影《風林火山》（Sons of the Neon Night）中，竟被設定為一個終年積雪、黑白分明的末世。這部在香港影壇中被視為「幽靈」般的特殊作品，儘管在長年的後期製作中延宕，卻已在影迷心中化作一種政治與心靈的符號。這場雪，不是自然界的季節更迭，而是一場關於「秩序崩解」與「失語症」的末世預言。當香港的街頭不再喧囂，而是覆蓋在一片死寂的白雪之下時，這面冷冽的明鏡，亦正隱隱敲擊著海峽彼岸——台灣社會的窗櫺。我們不應單純將《風林火山》視為一部警匪片，它更像是一部極致的黑色電影史詩。麥浚龍選擇在香港降下大雪，具有強烈的「異化感」。在影像敘事上，雪象徵了「覆蓋」與「掩埋」。它不僅抹去了城市原本的繁華色彩，也掩蓋了真相、血跡與傷痕。這種白色的寂靜，精準捕捉了當代香港人心境中那種無處排遣的壓抑——當人們無法再大聲爭辯時，世界只剩下一片死寂。更深層的意涵在於黑白構圖。電影捨棄色彩，強調了「二元對立的消失」。在極致的灰階中，警察、毒販與政府高層在視覺上融為一體，象徵著在混亂的「後秩序時代」，法治、秩序與罪惡的界線早已模糊。每個人都是大環境下的棄子，試圖在權力廢墟中尋找立足點，卻發現家園已變得陌生。「風林火山」這個兵法概念，在片中不再是進攻的口號，而是生存的狀態。電影中頻繁出現的廢墟與空曠街道，投射出香港作為曾經的金融中心，在面臨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後，內心的空洞感與虛無主義。這種焦慮在於一種「昨日之夢，明日已遠」的宿命論。電影風格極其安靜，但每一次爆發的暴力都異常血腥，這種「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的高壓張力，正是香港現狀的內斂表達。那種「即使努力也無法改變命運」的沉重，讓人在鏡像中看見了身分認同的模糊化。即便身處故鄉，卻彷彿身在異域；即便活在當下，卻宛如游魂。香港的沈默，對台灣而言是一面最清晰的鏡子。它提醒我們，民主與法治並非如空氣般恆常存在，而是需要悉心澆灌的盆栽。當我們在台灣腳下這片土地，於網路社群中為了瑣碎的立場互相攻訐、在喧囂的對立中迷失時，是否曾想過，那份「還能大聲說話」的權利，在鄰近的城市已是奢侈的願望？《風林火山》中的集體焦慮與制度失靈，警示著我們，當社會韌性流失，產生的虛無感會侵蝕所有創作與生活的活力。我們雖擁有發聲的自由，卻也常在自由中遺忘了對制度的敬畏。香港的困境並非遠方的雷鳴，它透過移民的眼淚、透過封存的書籍，不斷試探著我們的定力。然而，困境中亦有曙光。正如《風林火山》透過極致的美學將社會創傷「轉譯」，讓無法直說的痛苦得以在藝術中棲息；香港的靈魂並未因風雪而消失，而是化作了散落四方的種子，在不同的土壤裡開出韌性的花。這種韌性，正是台灣社會最需要的養分。我們應當更加珍惜那溫潤的法治之光，學會溫柔地傾聽異見。對於歷史創傷（如二二八、轉型正義），台灣亦可借鏡這種內斂但深沉的影像語言，將痛苦轉化為社會前進的動力。當我們能守住這份對自由的敬畏，並將其轉化為對公義的追求時，這片島嶼便能成為遠方友人眼中最溫暖的燈塔。我們看見青年一代開始關注永續、重塑認同價值，這份熱愛，是我們面對恐懼時最強大的盔甲。《風林火山》是一部關於末世的預言，但預言的意義不在於等待毀滅，而在於激發覺醒。香江的餘溫尚存，島嶼的黎明正待破曉。在反思這部黑白凍結的史詩時，我們不應僅感到悲觀。相反地，我們應在風雪的預警中，看見火光的珍貴。願我們在鏡像的照映下，不因恐懼而退縮，而因熱愛而強大。當我們能溫柔地守護這片土地上的多元與自由，那麼無論外界如何風雪交加，內心的星火將永遠不滅。

台灣這場關於《人工生殖法》長達二十多年的辯論中，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事關倫理，我們必須放慢腳步。」現在，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極其審慎、極其負責的表態。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裡，對於觸及生命本質的議題保持敬畏，本是理所當然。但是，當我們坐在充滿冷氣的會議室裡，反覆推敲著那些抽象的倫理辭彙時，我們必須問問自己，對於那些正處於生理絕境的同胞而言，這份漫長的「審慎」，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不只是法律條文的修訂。這關乎那位因爲子宮病變而失去夢想的年輕女性；這關乎那位與癌症搏鬥後、雖然康復卻永遠失去生育機能的妻子；這關乎那些先天發育不全，在沉默中掙扎的弱勢者。對她們來說，這份近乎停滯的等待，不是『謹慎』，而是權利的裁減，是尊嚴的流失，更是一場極其殘酷的遺棄。試管嬰兒之父曾啟瑞醫師曾提醒我們：代理孕母絕非社會的「常態」，而是一個「不得已的選項」。這不是為了逃避分娩的疼痛，而是為了跨越生死的鴻溝。當醫療科技已經為她們搭建了通往幸福的階梯，法律不應成為那道將她們推向黑暗斷崖的高牆。有人說，台灣還沒準備好。但我相信，台灣人民的胸懷比某些政治辭令要寬廣得多。數據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2013年民調顯示，就有超過 86% 的民眾認為，在合理的管理下，我們應該將代孕納入規範；有近九成的民意支持給予代孕者合理的補償與風險保障。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了台灣社會早已達成了一個溫柔的共識：我們不僅不排斥代孕，我們更渴望一個透明、受監控、且具備人性溫度的「陽光法案」。代孕法制化的核心價值，無非是兩個詞：自主與平等。 反對者總是擔憂剝削。但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當我們以道德之名，阻斷所有利他與促進生育的可能，甚至強迫他人接受我們自己的生育觀時，這本身不也是一種對他人自主權的剝削嗎？幸福不應該是一場政治口水下的零和遊戲，而應是每個人都能追求的基本權利。對於社會最憂慮的變故風險，我們要用最堅定的法律邏輯來回應。我們必須釐清一個法理核心，一旦契約成立，委託者就是法定父母。這份責任，不因孩子是如何來到這個世上而有所改變。如果孩子出生時帶有殘疾，委託父母負有的撫養義務，應與自然分娩的父母完全一致。法律守護的是生命權，而不是對「完美孩子」的選擇權。無論是離婚、經濟變故還是意外，制度的設計應比照現行《民法》，確保沒有一個孩子會因為代孕的身分，在法律的縫隙中淪為孤兒。關於孩子的身世知情權，我們應抱持開放與誠實。誠實是愛的基礎。我們應該能溫柔地告訴孩子，他的生命起源於父母的渴望，並藉由另一位守護者的慷慨才得以完整。而在代孕過程中，我們必須劃下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代孕者的身體自主權應絕對優於委託者的意志。 任何涉及終止妊娠的醫療判斷，都必須回歸醫學專業。委託者無權對另一個人的生活作息指手畫腳，因為代孕者不是容器，她是這份生命禮物的共同守護者。法律的尊嚴，就在於對主體性的絕對尊重。我們要正視一個不願面對的現實，只要需求存在，法律的缺位只會催生黑市的交易。在黑市的陰影下，代孕者沒有保險，沒有契約保障，當風險發生時，她們往往求償無門。這才是真正的剝削。與其對此視而不見，不如將這份關係帶向陽光。透過法制化，建立風險補償機制、建立保險制度、建立嚴謹的醫療告知義務。此外，懷胎十月是一段深刻的人本連結，法律應思考建構探視權或心理諮商，讓代孕者被視為生命的「守護天使」。進步往往是一步一腳印的。面對倫理的紛雜，我們或許可以從最溫暖的地方開始——開放血親代孕。當代孕發生在家族互助的體系中，商品化的疑慮會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最純粹的愛與利他精神。這將是一條折衷的路徑，既能兼顧傳統的家庭倫理，又能即刻為那些生理弱勢者提供一道護欄。朋友們，支持代理孕母合法化，並不是在挑戰傳統，而是在擴充家庭的定義。是為了給予那些受生理遺憾折磨的同胞一份對等的尊嚴，是為了給予那些願意利他的女性一份法律的保障。我們不需要更多指責不孕家庭「執著血緣」的批判，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理解生理危難、並提供溫暖防線的社會制度。讓每一位孕母被法律守護，讓每一位渴望成為父母的人有制度可依。讓我們向世界證明，在台灣，愛可以有更多種選擇，而每一種選擇，都將在陽光下獲得應有的尊嚴。

在台灣關於《人工生殖法》的漫長辯論中，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事關倫理，必須放慢腳步，理性討論。」這句話聽來負責且充滿智慧，然而，當這份「理性討論」一走就是二十個年頭（衛生署在 1996年 研擬《人工生殖法草案》時已納入有條件開放代孕），對於無數因子宮病變、先天性無子宮或生理受限的家庭而言，這份慢動作的「審慎」，卻是極其殘酷的權利裁減。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最根本的矛盾，往往不在於是否該保護代孕者，而在於對「制度」與「現狀」的認知差異。本文認為，法律的職責是解決問題，而非因問題繁瑣而封殺權利。代理孕母的合法化，不應是社會倫理的崩解，而是法治社會對少數群體尊嚴的補完，更是將權利從黑市交易中奪回、重塑社會安全網的關鍵一步。有一種反對觀點認為，代孕一旦合法化，政府的監管成本將大幅攀升，甚至引發生殖旅遊與灰色產業。誠然，任何一項尖端醫療技術的落地，必然伴隨著管理能量的挑戰。但我們必須詰問：「行政成本的高低，能否成為剝奪憲法層次基本權的理由？」回望過去，人工生殖、器官移植、甚至晚近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制推動初期，社會皆曾面臨「管理成本增加」與「倫理衝突」的挑戰。然而，法治國家的正當性，建立在保障每個人平等追求幸福的權利上，而非追求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如果因為「制度設計困難」就拒絕推動，這在法理上完全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制度的設計本來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非因為問題存在，就推導出「制度不可行」的虛無結論。反對者最核心的擔憂，在於代孕者的權益受損。但這種擔憂往往陷入了一種弔詭的先入為主，認為只要「合法」，剝削就隨之而來。事實上，真相正好相反——真正的剝削與無助，發生在「不合法」的暗處。目前台灣代孕制度仍處於地下化階段。在地下化的黑市中，代孕者與委託父母之間僅能依賴私下的誠信（現行代孕契約在法律上都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若代孕者在懷孕過程中遭遇委託人人間蒸發，或委託人因孩子出生後的缺陷而拒絕履約，身處地下的代孕者該如何求償？她們的身體健康、勞動補償與法律地位，在黑市中完全處於真空狀態。合法化並非製造風險，而是要將這群在灰色地帶掙扎的人，重新納入法律的陽光下。透過政府介入契約審查、強制醫療保險、第三方信託金管理，以及親權預裁制度，我們才能確保：一、補償的透明化讓代孕不再是隨意喊價的商品，而是受法律保障的勞務補償。二、違約的救濟化確保委託者無法隨意棄養，代孕者能獲得應有的法律賠償與心理支持。三、醫療的專業化透過合法的醫療機構進行術前評估與產後護理，將生理風險降至最低。若我們真心在乎代孕者的權利，就不能對黑市交易視而不見。合法化，才是對代孕者最好的保護。在立法院與社會論壇中，時常有論點質疑無子宮者是「假借名義」或「對血緣偏執」。這種論調極其冷漠。生病並非所願，子宮的缺損或病變，是許多女性心中無法言說的痛。當她們看著健康的卵子，卻因身體的缺憾而無法感受到胎動時，她們所追求的，僅僅是與普通人一樣平等的「生命傳承權」。有人說：「可以去收養小孩。」這句話本身隱含了一種施捨般的傲慢。收養是一份大愛，但不應成為國家剝奪個人生育選擇權的強迫替代方案。每個人對於生命傳承的想像各異，法律不應強制要求生理弱勢者必須展現更高的道德情操，去承接社會的收養需求。支持代理孕母，本質上是為了在生理的邊緣，為這群沉默的受難者拉起一道尊嚴的防護線。我們不應再用「血緣外包」這種帶有歧視性的辭彙，去羞辱那些在病痛中掙扎、卻依然渴望擁有家庭的人。反對者擔憂台灣成熟的醫療體系會引發生殖旅遊，成為「代孕天堂」。但反向思考，這正是台灣最精銳的利器。正因為我們擁有高品質的醫療監督、完善的法律人才與深厚的社會信任體系，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有條件建立一套「高品質、高倫理、高透明」的代孕模範。我們應借鑑國外的經驗，而非恐懼經驗。例如，透過建立「代孕者資料庫」與「嚴格的動機審查」，排除人口販運的風險；透過「禁止純商業營利機構介入」，維持代孕的利他色彩與合理補償平衡。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進步不應被「恐懼」所綁架。我們承認代孕有其倫理複雜性，也認同需要嚴謹的配套討論。但討論的目的應是「如何實踐」，而非「如何拒絕」。二十年前，我們說要理性討論；二十年後，當無數女性因等待而錯過了生育的最後機會，這份「理性」已經顯得蒼白且無情。當制度的缺位導致了地下的混亂，當道德的偏見扼殺了少數人的權利，法律就必須挺身而出。支持代理孕母合法化，是為了給予生理遺憾者一份對等的尊嚴，是為了給予代孕者一份正式的法律身分，更是為了證明，台灣是一個能夠在複雜倫理中，細緻地梳理出人性光輝的進步國家。

近日關於《人工生殖法》的修法爭議，在媒體與政壇沸沸揚揚。然而，在眾多理性的法條辯證與感性的價值攻防中，某些聲音卻顯得格外刺耳——有論者質疑，開放代理孕母是「無子宮者」在假借名義，試圖滿足對血緣的執著。對於因子宮病變而失去生育機能的女性，這類言論對她們而言，不只是權利的剝奪，更是對生命遺憾的二次傷害。生病並非所願，缺憾不應是被歧視的理由！沒有人會自願選擇病痛。或許是先天的發育不全，又或者是後天因子宮頸癌、子宮肌瘤等病變被迫摘除器官，這群女性在面對身體殘缺的同時，往往已經承受了巨大的身心打擊。當醫療科技已經賦予她們一絲曙光，讓她們能透過自己的卵子與代孕制度，完整那份「追求生命傳承」的渴望時，社會的冷言冷語卻成了最沉重的枷鎖。不禁想問，想要一個擁有自己血緣的孩子，究竟錯在哪裡？如果「血緣執著」是一種罪，那為何生理機能健全的人追求血脈相傳是天經地義，而生理弱勢者的相同願望，卻被貼上「自私」或「剝削」的標籤？從法律層次來看，生育權被視為憲法保障的人格權與家庭權核心。若國家試圖以「倫理爭議」或「社會觀感」為由，全面禁止代理孕母，實則難以通過比例原則的嚴格檢驗。單純的倫理不安或傳統守舊的社會觀感，是否足以構成剝奪他人「生育基本權」的正當目的？在一個追求多元與包容的社會，法律應是保護弱勢追求幸福的護欄，而非強加特定道德觀於他人身上的工具。 許多反對論點擔心代孕會導致剝削或商品化。然而，這些問題應透過「嚴謹的配套措施」與「透明的法制監管」來解決，而非「因噎廢食」。因為嫌配套繁瑣就全面封殺代孕，無異於為了防範交通事故而禁止所有車輛上路，顯然逾越了最小侵害手段的必要限制。配套可以討論，權利不容抹滅！我們完全認同代孕制度需要極度細緻的討論，從代孕者的身心保障、契約自由的維護，到子女最佳利益的評估，每一點都是法治社會必須跨過的門檻。但「討論配套」與「否認權利」是兩回事。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困難，就理所當然地要求這群生理受限的家庭「直接去收養就好」。收養是愛心的展現，但不應成為國家推卸保障生育權責任的藉口。台灣一向引以為傲的進步價值，在於我們能看見那些被忽視的少數，並為其在冷冽的制度中尋求溫暖。對不孕家庭而言，支持代理孕母並非要「外包血緣」，而是為了在那份生理遺憾中，求得一份與普通人對等的尊嚴。無子宮者最卑微的請求——請不要再以歧視的目光審視弱勢的缺憾。生病並非每個人所願，追求生命延續的渴望亦不應成為原罪。請給予《人工生殖法》一個進步的機會，讓法律不再是冷冽的規格工廠，而是能擁抱所有生命遺憾的溫暖雙手。

自十八世紀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敲響「絕對優勢」的自由鐘聲以來，國際貿易一直被視為人類文明跨越疆界、分配天賦、共創繁榮的最高形式。從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那抹溫柔的「比較利益」光輝，到二十世紀赫克歇爾與俄林筆下關於土地、勞力與資本的「要素稟賦」交響詩，貿易理論始終歌頌著「互通有無」帶來的集體昇華。然而，時至今日，這場流動的盛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陰霾。當商船不再僅載著絲綢與日本酒，而成為地緣政治的棋子；當抽檢率從 5% 驟升至 100% 的通關延宕，成為一種「忖度」下的經濟威壓；當「軍民兩用」禁輸令成為斬斷鏈條的利刃，我們必須意識到：國際貿易已從單純的「效率覺醒」，轉向了深層的「戰略博弈」。日本酒（Sake），這份集結了工藝、水土與時間的精粹，在 2024 年對華出口額高達 116.7 億日圓。在貿易理論的視野中，它是「新貿易理論」下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的極致展現。日本酒並非憑藉價格競爭，而是透過獨有的品牌文化與品質，在中國市場建立起高度的消費者忠誠度。然而，近期中國稅關加強對日本食品的檢查，導致通關流程延遲長達一個月，這種手法在經濟學上被歸類為「非關稅貿易壁壘」（Non-tariff Barriers）。不同於明火執仗的關稅戰，這類技術性貿易障礙（TBT）更具隱蔽性。當抽檢率被刻意拉高至全數檢查，其本質是利用「時間成本」對易碎、具時效性的農水產品發動精準打擊。從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鑽石體系」來看，一國產業的競爭力取決於需求條件與相關支持產業。中國此舉，正是試圖透過破壞「市場獲取權」，動搖日本國內相關產業鏈的信心。這不再是單純的品質監測，而是將貿易體系武器化，試圖以經濟代價迫使對手在政治議題（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之立場）上讓步，這反映了地緣政治對古典貿易秩序的劇烈扭曲。如果說日本酒的通關障礙是針對消費端的干擾，那麼中國近期實施的「軍民兩用（Dual-use）產品禁輸」則是對生產端供應鏈的結構性破壞。要理解這一舉動，我們必須引入「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 Trade Policy）。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但「戰略性貿易政策」認為，在某些具備高研發成本、規模經濟顯著的高科技產業中，政府的干預（如補貼、限制出口、制定標準）可以改變博弈的結果。中國啟動軍事目的或軍力強化相關產品的對日禁輸，其深層動機推論有二：第一，改變全球產業鏈的「要素流向」，透過限制關鍵原材料或半導體周邊技術的流動，人為地在供應鏈中製造斷裂點。這不只是為了懲罰，更是為了在「規模經濟」的賽局中，迫使跨國企業在「安全」與「市場」之間選邊站隊，進而削弱對手國的研發動能；第二，建立「戰略性安全外部性」，現代貿易中，產品的效用不再僅限於民生。當貿易品具備軍事潛能時，出口管制便成為保護國家安全、甚至改變區域權力平衡的工具。中國此舉是試圖建構一套以其為核心、排他性的安全貿易準則，將貿易鏈轉化為防禦性的「戰略護城河」。這種做法打破了弗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原本技術應隨時間從先進國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但在「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導下，技術流動被政治藩籬截斷，全球市場正朝向「碎片化」的方向加速演進。面對頻發的經濟威壓，日本的應對策略為全球提供了「風險管理」的教科書案例。日本不再僅僅依賴單一龐大市場，而是開始重構其出口版圖。首先，日本積極尋求市場的多元化。透過與歐盟、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成員國的深化連結，日本酒與精密機器的出口重心正向東南亞、印度及歐美轉移。這在理論上是為了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當在特定市場經商的隱形成本（如被扣押、被禁運）過高時，企業必須尋求更穩定、透明的經貿環境。其次，日本政府強化了國內供應鏈的戰略自主。透過補貼關鍵零組件回流或轉向東協生產，日本正在實踐一種「去風險化」（De-risking）的現代貿易模式。這證明了在「安全與效率」的權衡中，日本已選擇優先構建韌性，確保其鑽石體系中的「生產要素」與「企業戰略」不被他國政權所挾持。面對地緣政治帶來的經貿寒冬，台灣作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節點，不能僅止於觀望。台灣應借鏡日本經驗，與其建立起更深層、具備「戰略互補性」的經貿盟友關係。首先，構建「關鍵技術互惠區」（技術要素的深度鑲嵌）——台灣在半導體製造具備絕對優勢，而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如光阻劑、化學品）與設備領域佔據全球關鍵。雙方應超越單純的買賣關係，推動「台日產業研發聯盟」。透過在彼此領土內設立研發中心與生產據點，將兩國的「比較利益」合而為一，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層結構。這種技術鑲嵌能有效抵禦單一國家的禁輸威脅，因為任何一方受損，都將觸發全球性的連鎖反應，從而形成一種基於技術優勢的「恐怖平衡」。其次，建立「經貿預警與應變機制」（資訊流的共享——針對中國常見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台日雙方應建立即時的資訊交換平台。當日本酒面臨不合理的查驗延宕，或台灣農產品遭遇無預警禁令時，兩國可共同在國際多邊架構（如 WTO、CPTPP）中發聲，並共享市場通路資源，協助受災企業快速轉單至其他友邦。這種應變機制能降低威壓政策的邊際效力，使政治干擾的成本由施壓方承擔。此外，深化「數位與綠色轉型」合作（新賽道的規則制定）——在新貿易理論中，未來的優勢取決於「規則制定權」。台日應合作制定關於數位貿易、數據流通以及綠色能源供應鏈的標準。當兩國在這些未來產業中形成統一的技術標準與認證體系，便能在區域經貿整合中佔據高地，使威權政體難以透過單邊禁令動搖我方的產業根基。從第一艘商船的破浪前行，到如今光纖與晶片的無聲流動，國際貿易的本質始終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自由從非理所當然，貿易的盛宴也可能因地緣政治的冰封而中斷。中國對日本酒的通關威壓，以及軍民兩用產品的出口管制，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全球化輝煌時代下的裂痕。它提醒我們，國家競爭優勢已不再僅取決於工廠的煙囪或農田的產量，更取決於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供應鏈的「安全」與「自由」。台灣與日本，這兩個同樣珍惜自由體制、同樣具備卓越匠心精神的島嶼，必須攜手並進。我們所要織就的，不只是一張高效的物流網，更是一張基於共同價值、具備戰略自主的「韌性經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風雲詭譎的地緣賽局中，不僅守住經濟的繁榮，更守住那份跨越疆界、互利互惠的文明尊嚴。這是一場關於智慧與意志的長跑。當我們以理論為經、以實務為緯，共同編織出強韌的台日合作體系時，那場流動的貿易盛宴，終將在更穩健、更安全的基石上，迎來下一段壯闊的篇章。

當我們討論《人工生殖法》修法時，社會輿論往往陷入「血緣」與「自主權」的對立辯證。沈姓立法委員近日指出，血緣不應是定義家庭的唯一標準，並認為代孕制度是為了「外包血緣」而犧牲弱勢者的權益。然而，這種論點在捍衛弱勢的同時，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種「制度上的多數設計」，忽視了另一群生理弱勢者的卑微請求？沈委員認為，法律不應放大血緣想像，並質疑代孕是否會邊緣化需要幫助（收養）的小孩。若此邏輯成立，現行的《人工生殖法》恐怕根本無須存在。如果「血緣」是該被打破的緊箍咒，那麼為何異性戀不孕夫妻能合法近用人工生殖技術？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核心矛盾，許多倡議「血緣無用論」的人士，本身或許正享受著家庭結構的保障，卻回頭要求生理條件受限的家庭「直接去收養就好」。這種觀點無疑是另一種傲慢。憑什麼收養家庭的經驗，必須成為所有不孕家庭唯一的範本？ 同意代理孕母，並非否定收養的重要性，而是為了讓生理構造上有異常的人，能與普通人一樣，擁有追求生命傳承的平等選擇權。在「多元價值」的旗幟下，我們不應遺忘那些最沉默的受難者。想像一位女性，她的卵子健康，卻因先天子宮發育異常或後天病變（如子宮頸癌）而無法孕育。對於她而言，想要一個擁有自己血緣的孩子，並非是對血緣的偏執，而是基本的人格尊嚴與生育權。如果法律僅因擔心「外包血緣」的負面標籤，就封死代孕的可能，這無異於是在她們最無助的時刻，由國家出手將其推向斷崖。這種限制，就像強迫一個天生的左撇子必須砍斷左手、改用右手剪裁生活。當醫療科技已經具備彌補生理遺憾的能力，法律若刻意設置門檻，便是在製造制度性的歧視。我們不應將「代孕」與「犧牲自主權」畫上等號。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是建立嚴謹的配套制度來保護代孕者與委託者，而非以「保護」之名，行「剝奪」之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完善的補償與配套：確保代孕過程透明、自願且具備法律保障。二、回歸照顧能力評估：將「子女最佳利益」從血緣與性傾向的偏見中解放。三、保障生理弱勢的生育權：讓子宮性不孕患者不再被排除在科技福利之外。與生俱來的特質不該被校正，生理的缺憾也不該成為被剝奪權利的藉口。如果我們追求的是一個能擁抱多元的溫暖家園，那麼法律就不該成為冷冽的規格工廠。愛與血緣並非零和遊戲。支持代理孕母，是為了給予那些在生理邊緣掙扎的人一份「與普通人對等」的尊嚴。台灣不需要更多指責不孕家庭「緊抓血緣不放」的道德批判，而需要一個能理解生理危難、並提供溫暖護欄的社會制度。這才是我們作為一個成熟文明國家，最值得驕傲的進步價值。

在韓國電影《辯護人》中，由宋康昊飾演的律師宋佑碩，在那個噤聲的時代，孤身佇立於法庭高聳的巨門前，門後是被強權囚禁、眼神驚惶的少年，門前則是冰冷體制築起的巍峨岩壁。那一刻，宋佑碩不僅是在為一個名字辯護，他是在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後一點尊嚴，向整個荒謬時代發起的一場殊死戰。這場關於正義的遠征，在臺灣 115 年的憲法法庭上，聽見了遲來的迴聲。過去，在刑事訴訟法的幽暗角落裡，關於撤銷或變更羈押處分的權利，往往被嚴格限縮在被告本人身上。辯護人雖隨侍在側，卻時常像是一個被剪斷羽翼的影子。當被告因恐懼、壓迫或心智的困頓而失聲時，縱使辯護人滿腔熱誠，亦往往愛莫能助，只能眼睜睜看著當事人沒入程序的深淵。然而，115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如同一道春雷，敲響了正義的大門。大法官明確宣告，辯護人除與被告明示意思相反外，得為被告之利益，主動聲請法院撤銷或變更羈押處分。這項判決，讓辯護人的角色從法庭上的「配角」，昇華為具備主動撞擊命運之牆權力的「守護者」。正如宋佑碩在庭上嘶吼的那句經典台詞：「岩石再堅硬也是死的，雞蛋再脆弱也是有生命的。雞蛋最終會越過岩石。」這項憲法判決，正是賦予了辯護人將這枚「雞蛋」擲向岩石、試圖裂解不公的力量。它不再讓正義受困於被告隻字片語的勇氣，而是允許專業的法律臂膀，主動為其撐開制度的生路。法律條文若無人性的溫度，便僅是鋼鐵與冷石。這號判決背後深植著對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與第 16 條訴訟權的深刻體察。一位真正的辯護人，必須洗淨雙手，卸下成見的甲冑，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姿態去承接這份原始的脆弱。判決意旨所要求的，正是當被告被拘禁在暗室，那份辯護人為其「主動聲請」的權利，便是一雙溫柔且有力的手，為受困者拭去程序的汙名，重新找回正當程序的體面。電影結尾，全釜山九十九位律師站出來為宋佑碩辯護，那是正義在孤絕處的集體共鳴。而今，臺灣的憲法法庭以法治的高度，為所有在黑暗中獨行的辯護人加冕。宋佑碩那堅毅的背影，與 115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的墨跡交疊在一起。法律不應只是統治者的權杖，而應是守護微弱火光的燈籠。這號判決，讓每一位辯護人都能在絕境中點燃那一簇火！當正義的門扉被緩緩推開，我們看見的不僅是自由的曙光，更是一個社會對於「生命尊嚴」最深沉、最溫柔的承諾。

有一種工藝，是不動聲色的角力，是與時間的對賭，謂之釀酒。封甕的那一刻，世界便安靜了下來，任由醣類在寂寞中轉化。而對於這片島嶼而言，還有一種工藝同樣需要時間的魔法，那是即將在民國115年春天啟程的——大甲媽祖遶境。若說釀酒是黑暗裡的變革，那麼遶境便是在日光下的釀造。當指尖觸摸到115年的春曆，空氣中似乎已隱約透著一股焚香與爆竹混合的乾渴氣味。大甲鎮瀾宮的鐘聲即將在暮色中迴盪，這不只是一場跨越縣市的遷徙，更是一場在大地上緩慢發酵的「心靈私釀」。釀酒的第一步，是選擇最純粹的「原色」。在遶境的隊伍裡，這原色便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信眾。他們褪去了一身社會地位的生澀，在蜿蜒的公路上層層鋪疊。隨後，最關鍵的引子——信仰，如細雪般灑落。這是一場漫長安靜的獻祭，將凡人的肉身交付給長達九天八夜的長途跋涉。釀酒最難的不是勞力，而是「不作為」的等待。在遶境的路上，這種等待化作了一步一腳印的耐性。你不能頻繁地詢問還有多久抵達，那會讓心氣浮躁。這過程像極了人生：我們年輕時總是烈火烹油，非得要經過這場長跑的封藏，在汗水與疲憊的角落裡與自己獨處，才能將那些稜角分明的委屈與挫折，慢慢發酵成一種溫潤而不刺人的芬芳。那不僅是體力的考驗，更是一場五感的洗禮。耳畔震天的鑼鼓，是發酵時的律動；鼻尖縈繞的素齋香氣，是土地給予的養分。最令人動容的「躦轎腳」瞬間，當沈重的神轎從脊樑上緩慢掠過，人們伏在地上貼近泥土，那一刻，所有的焦慮與病痛彷彿都被那股神聖的氣流所撫慰。這就像是酒液在濾出前的最後淬鍊，找回了生而為人最初的卑微與厚實。等待的過程是磨人的，腳底的水泡、發燙的柏油路，都是磨練初心。這教會了我們「信任」——信任時間，也信任神明。夜色降臨，萬點星火在田野間流動，沿途信徒自發提供的甘霖與溫柔，便是這場發酵過程中最珍貴的「菌種」，讓良善在鄰里間流動。當開甕的那一刻，濃郁的香氣撲鼻。115年的遶境，最終也會濾出那清澈如琥珀的液體。當信眾帶著滿身的疲憊回首，入喉先是一陣辛勞的微辛，隨後是漫長的甘甜。那不僅是信仰的慰藉，更是我們與生活和解的味道。原來，那些曾經以為被遺忘在日常角落的寂寞時光，終究沒有白費。它們在黑暗中默默守候，只為在115年春鐘響起後，化作一罈足以慰藉風塵、歷久彌新的香醇。這場橫跨數百公里的旅程，就是台灣人最質樸、也最堅韌的時間私釀。

午後的陽光穿透厚重的雲層，斜斜地射入廟埕，在石獅子的背脊上鍍了一層金。這座宮廟牆面被數十載的煙煙燻得黝黑，那是時光摩挲出的沉穩。然而，在這一片靜謐的香火背後，現代科技與人性貪婪正悄悄潛入。Netflix 近期的泰國影集《絕廟騙局》（The Believers），為我們揭開了一個極其殘酷的視角：當信仰變成了一門生意。故事中，三位在區塊鏈事業失敗的年輕創業家，意外發現「寺廟營運」竟是免稅、高現金流且缺乏監管的暴利生意。他們將破舊古寺重新包裝，利用數據分析與品牌行銷，將「布施」寫入演算法。這不僅是一場關於宗教商業化的批判，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與泰國共同面臨的信仰困境。在泰國，佛教強調「積功德」（Make Merit），但《絕廟騙局》犀利地指出，現代社會已將其簡化為「捐錢越多，福報越多」。這種將救贖物質化的心態，為詐騙者提供了完美的心理操縱工具。劇中的年輕人利用行銷手段，讓信眾相信只要透過某種儀式或捐獻，就能換取人生的翻轉。這與台灣的部分現狀何其相似？台灣擁有深厚的民間信仰，宮廟是庶民生活的縮影，也是情感的避風港。然而，當我們走進廟內，看見琳瑯滿目的點燈價目表，或是某些新興宗教、心靈成長課利用社群媒體進行「網紅化」行銷時，我們不得不警惕，信仰是否正在經歷一場變質的「數位轉型」？當我們試圖用金錢去「購買」心靈的安寧，那一陣濃郁的檀香味背後，是否也藏著被定價的焦慮？《絕廟騙局》揭示了宗教作為一種「特許產業」的脆弱性。在泰國，寺廟財務長期處於黑箱狀態，布施所得往往直接流向個人，進而吸引黑道與政客介入洗錢。僧侶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緊密掛鉤，形成了一種互利共生的體系，使醜聞往往能被政治手段掩蓋。回到台灣，宮廟法制化的爭議始終是社會的核心焦點。《宗教團體法》之所以推行艱難，核心就在於「財務公開」。宮廟不僅是信仰中心，更是地方選舉的動員核心，這種與地方政治派系的深度滲透，使得宗教場域容易成為影響公平性的資金轉運站。如果缺乏制度性的透明度，那些凡人向神明投遞的信件（願望），極可能在尚未抵達藻井前，就先成了權力者的籌碼。然而，若我們僅從犯罪與政治的角度看宗教，那便抹殺了信仰中最動人的一面。台灣大街小巷的無數廟宇，多少神龕前跪拜的老婦，雙手合十，細碎呢喃著家人的平安。在台灣，宮廟是庶民最溫暖的客廳。在這裡，你可以放下社會地位，誠實面對脆弱。神明不語，卻透過慈悲的垂目接納了所有的苦難。廟口長椅上耆老們搖著扇子，談論著當年的繞境盛況，那是屬於這塊土地的集體記憶，是一條無形的線，串聯起鄰里的草根情誼。這種質樸且堅韌的精神寄託，正是《絕廟騙局》中那些操弄數據的年輕人永遠無法理解的「核心價值」。騙局可以複製，營收可以優化，但那份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連結，是演算法算不出來的。跨過高高的門檻走出廟外，回頭望去，金碧輝煌的剪黏藝術在餘暉中閃耀。空氣中依舊飄散著淡雅的香氣，那是不斷絕的香火。《絕廟騙局》是一個警示，提醒我們當希望被定價時，貪婪便會如影隨形。但那座隱身於巷弄深處的宮廟也給了我們答案：真正的信仰，不應是欠下巨債後的賭注，也不應是權力者的避風港。它應是那點點火星明滅間，讓脆弱靈魂得到安放的餘溫。唯有當我們用智慧守護制度，用誠實面對神明，那份最質樸的台灣精神，才不會在現代的騙局中迷失方向。

        當艋舺青山宮的靈安尊王起駕，煙火與喧天鼓鳴撕開了臺北萬華的夜色。在紅毯、祭壇與扶轎的洶湧人潮中，青山祭不只是年度的宗教盛事，更是一場關於地緣權力與草根尊嚴的「江湖謝神」。在這裡，百年香火與現代都市律法在煙硝中交鋒，譜寫出一曲關於傳統利益與法治規則的時代辯證。        角頭文化，起源於早期移民聚落的地緣保衛需求。在艋舺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這份保衛機制演變成了盤根錯節的權力網路。青山祭中一座座華麗壯觀的「紅壇」，不僅是神明歇腳的行宮，更是各方勢力展示其實力的無形疆界。在江湖的邏輯裡，祭典是「誠心」的競爭，更是「面子」的博弈。角頭透過贊助、陣頭與繁文縟節，在地方社群中確立其地下秩序的合法性。這是一種基於地方互助、恩情與威懾構成的「潛規則」，它在法治的邊緣運行，卻實質性地填充了國家治理末端的縫隙。對角頭而言，規矩是講究「信義」與「輩分」的——這與白紙黑字的法律不同，這裡的規則，寫在神明案前的香灰與那抹敬畏之中。        然而，當江湖的「義氣」遇上現代法治的「規則」，衝突便在煙硝中顯影。在青山王祭的喧囂背後，角頭勢力往往與地方開發、非正式經濟利潤糾纏不清。過去那種「地方豪強」與行政體系模糊共生的曖昧，隨著國家權力的深化與公民意識的覺醒，正逐漸走向衝突的頂點。法治的核心在於「規則的統一性」，而角頭文化的本質卻是「地緣的特殊性」。當祭典導致的交通癱瘓、聲響干擾甚至衝突事件頻傳，公眾對「傳統文化」的包容度，正與對「現代秩序」的要求產生劇烈摩擦。執法機關近年來加強介入，試圖以行政準則框定江湖行為，這本質上是一場「公共秩序」對「私人秩序」的文明收編。        角頭文化中的「規則」，具備一種原始而草根的秩序感。它能在一夜之間動員萬人，其社會整合力有時更甚於政府指令。但這種秩序是排他的，往往建立在特定族群的利益之上。現代法治的任務，並非徹底剷除歷史積澱下的文化慣習，而是如何將這股野生的力量轉化為社會穩定的動能。在法治化的進程中，我們看見了青山祭的自我轉型：鞭炮減量、自主管理、與警方簽署公約。這不只是利益的妥協，更是規則的進化。當地緣勢力意識到「法治」不再是敵對的威脅，而是永續生存的框架時，原本的利益交鋒才有可能轉化為共榮的文化資產。        當青山王的聖駕回宮，煙火燃盡，艋舺的巷弄回歸清冷。那道橫亙在「江湖」與「法治」間的鴻溝，並未隨著祭典結束而消失。角頭文化是臺灣社會發展的影子，反映了底層社會在法律無法顧及處的自我救助。然而，在文明前進的軌道上，法治的天平終將成為衡量利益的終極準據。唯有當廟會的鼓聲不再是權力的喧囂，而是對秩序的敬畏；當角頭的信義能與公眾的法益產生共鳴，那抹在香煙繚繞間交織的，才會是守護社會真正安定的長遠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