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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血緣」的單一修辭!論《人工生殖法》中被遺忘的生育自主權
2026.01.08 | 23:31
當我們討論《人工生殖法》修法時,社會輿論往往陷入「血緣」與「自主權」的對立辯證。沈姓立法委員近日指出,血緣不應是定義家庭的唯一標準,並認為代孕制度是為了「外包血緣」而犧牲弱勢者的權益。然而,這種論點在捍衛弱勢的同時,是否也落入了另一種「制度上的多數設計」,忽視了另一群生理弱勢者的卑微請求?沈委員認為,法律不應放大血緣想像,並質疑代孕是否會邊緣化需要幫助(收養)的小孩。若此邏輯成立,現行的《人工生殖法》恐怕根本無須存在。如果「血緣」是該被打破的緊箍咒,那麼為何異性戀不孕夫妻能合法近用人工生殖技術?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核心矛盾,許多倡議「血緣無用論」的人士,本身或許正享受著家庭結構的保障,卻回頭要求生理條件受限的家庭「直接去收養就好」。這種觀點無疑是另一種傲慢。憑什麼收養家庭的經驗,必須成為所有不孕家庭唯一的範本? 同意代理孕母,並非否定收養的重要性,而是為了讓生理構造上有異常的人,能與普通人一樣,擁有追求生命傳承的平等選擇權。在「多元價值」的旗幟下,我們不應遺忘那些最沉默的受難者。想像一位女性,她的卵子健康,卻因先天子宮發育異常或後天病變(如子宮頸癌)而無法孕育。對於她而言,想要一個擁有自己血緣的孩子,並非是對血緣的偏執,而是基本的人格尊嚴與生育權。如果法律僅因擔心「外包血緣」的負面標籤,就封死代孕的可能,這無異於是在她們最無助的時刻,由國家出手將其推向斷崖。這種限制,就像強迫一個天生的左撇子必須砍斷左手、改用右手剪裁生活。當醫療科技已經具備彌補生理遺憾的能力,法律若刻意設置門檻,便是在製造制度性的歧視。我們不應將「代孕」與「犧牲自主權」畫上等號。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是建立嚴謹的配套制度來保護代孕者與委託者,而非以「保護」之名,行「剝奪」之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完善的補償與配套:確保代孕過程透明、自願且具備法律保障。二、回歸照顧能力評估:將「子女最佳利益」從血緣與性傾向的偏見中解放。三、保障生理弱勢的生育權:讓子宮性不孕患者不再被排除在科技福利之外。與生俱來的特質不該被校正,生理的缺憾也不該成為被剝奪權利的藉口。如果我們追求的是一個能擁抱多元的溫暖家園,那麼法律就不該成為冷冽的規格工廠。愛與血緣並非零和遊戲。支持代理孕母,是為了給予那些在生理邊緣掙扎的人一份「與普通人對等」的尊嚴。台灣不需要更多指責不孕家庭「緊抓血緣不放」的道德批判,而需要一個能理解生理危難、並提供溫暖護欄的社會制度。這才是我們作為一個成熟文明國家,最值得驕傲的進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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