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冬

投書「鷹爸」是面照妖鏡 退伍軍人媚共反民主是台灣最大危機

空軍飛官「鷹爸」挺身反共大罷免，卻意外遭到一群退伍軍人同袍言語霸凌、群起批判，甚至被指責為「媚綠」、「舔民進黨」。這起事件，掀開了台灣長年潛伏在軍中與退役系統中的一股荒謬邏輯：凡是擁護民進黨政府，即使是效忠國家的現役軍官，也會被當成敵人對待；反之，對中共示好、對民主冷嘲熱諷，卻能在某些深藍或退將群體中獲得掌聲。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價值顛倒？說到底，這並不是單純的意見分歧，而是長期威權遺緒與「大中國民族思想」深植人心的結果。這群退役軍人，成長於黨國一體的時代，將「中國」視為唯一合法的政治歸屬，卻無法接受台灣民主深化後的現實。政黨輪替本是民主社會的常態，而「中華民國」如今的實體存在早已是「中華民國台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實踐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許多退將打著「反台獨」的旗號，自詡為國家守門人，實則將「反民進黨」等同於「捍衛國家」，更進一步將對共產中國的包容視為戰略選擇。然而，他們口中所謂的「捍衛國家」，卻是對共產專制的緘默與對本土政權的仇視，這不僅與他們曾經誓言效忠的「中華民國」背道而馳，更是對現行民主體制與台灣人民的背叛。真正的國家不是由某個政黨壟斷的概念，而是由人民共同承擔、共同選擇的體制。政黨可以更替，政府可以被批評，但民主程序不可否定。當一群退將或深藍親共分子寧可讓中共統治台灣，卻抵死不接受民進黨合法執政時，他們效忠的已經不是這個國家，而是意識形態與過去榮光的幻影。台灣人民絕不能容許這樣的思維錯亂所帶來的危機。它讓一群曾經手握武器、肩負保家衛國使命的人，在退伍後反而成為民主社會的不穩定因子，甚至成為通敵賣國者。而不得不令人擔憂的是，如此錯亂的價值還持續透過他們封閉的社會網絡影響著下一代軍人，使得軍隊的中立性與國家認同出現裂縫。國軍應堅持效忠捍衛的是由民主機制所建立的國家，不是任何特定政黨。不論國號是「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乃至將來若由全民經由民主程序決定更名為「台灣共和國」、「福爾摩沙共和國」等國名，只要是經由民主方式產生的體制與領導人，就是國軍必須堅持效忠並捍衛的對象。感謝「鷹爸」事件這面照妖鏡，讓全民看見民主台灣尚未完成轉型的隱性問題。唯有正視這樣的價值衝突，深化全民的民主認同，才能避免台灣在面對境外敵對勢力日益猖狂的威逼之際，得以慎防內部的「自我瓦解」。

投書「我是不是共諜？」 徐巧芯藉質詢國安局長拉抬被中共的利用價值

是不是共諜？只有共諜自己最清楚。但國民黨立委徐巧芯卻在立法院質問國安局長「我是不是共諜？」，其言辭中包含對國安局是否進行政治迫害的隱含指控。徐巧芯的問題直指台灣政府的法律行動，且她並未單純質疑國安局的工作合法性，而是試圖轉移焦點，將問題推向政治爭論的層面，其背後的動機可能並非真的擔心被台灣政府追責究辦，而是意在言外地藉此拉抬自身在中共眼中的被利用價值，這才是她質詢「我是不是共諜？」背後的深意與目的。        徐巧芯一直以來被視為較為親中的台灣政治人物之一，這也讓她的言行在常常引起熱議。這次質問中，她的焦點不僅僅是在國安局的調查問題本身，還在於如何藉此向外界尤其是中共展示自己對兩岸議題的特殊關切與立場。這樣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強化自己在中共眼中價值的方式，尤其是在兩岸關係日益敏感的當下，徐巧芯透過質詢表達自己在涉及台灣政治的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發言權與影響力。        在中共眼中，要成為其重點支持的對象，往往不僅是出於對台灣內部政治議題掌握程度，更在於這些可被利用的政治人物是否能在關鍵時刻展現忠誠或價值，從而成為中共在台灣可信任且可利用的同路人。徐巧芯質詢國安局長並非單純為規避被台灣政府以共諜追責，而是為了在中共眼中塑造自己作為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形象，從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價值，搶佔自己在中共高層眼中C位與分量。        其次，徐巧芯的質詢不僅是在詢問國安局是否正在調查國民黨立委，更巧妙地將問題引向了政治偵查的「民進黨陰謀」，試圖將焦點轉移至台灣政府正在進行整肅異己的政治迫害。她提出的問題，尤其是「如果正在調查，為何不可以公開回答？」這類假設性質的質詢，表面上看似對國安機構的合法性提出挑戰，實則是在為自己及國民黨內的政治立場辯護。這也是心理學上所謂的投射防衛機制，徐巧芯質疑國安局時，無意中投射了她自己對於政治威脅的焦慮，從而將自身問題外化的方式，導向了國安局的監控或調查行為是政治整肅的問題。        不僅如此，她還透過讓國安局局長無法明確回答來營造不確定性，順勢也就達到模糊焦點的目的。徐巧芯不斷強調「假如真的是地下黨員」的假設情境，導向讓民眾將焦點放在國安局是否對國會議員進行整肅性的政治偵防上，規避了身為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一職，必須忠誠於國家的義務，而不得與境外敵對勢力的中共有所勾連的質疑。        類似徐巧芯這樣表演給中共看的親共政治人物還不乏其人。例如，傅崑萁、王鴻薇和羅智強等人，就經常競相表達親中或舔共的立場，甚至直上中國媒體數落台灣政府，對著台灣政府官員青面獠牙、頤指氣使，卻對著境外敵對勢力的中共官員鞠躬哈腰。這些人表面上並非完全受制於中共，但他們的言行和立場，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爭相塑造自己在中共眼中的價值或可利用的形象，策略性地積累自己在台海關係中的政治資本與分量，搶當阿共眼中第一名的同路人。是不是共諜？還需要問國安局長嗎？

投書飛官反共竟遭國民黨撻伐 國民黨不反共還有存在價值?

國軍曾經是國民黨的「黨軍」，承襲自黃埔軍校「黨指揮槍」的傳統，軍中忠誠並非對國家，而是對黨。即便民進黨執政後，推動軍隊國家化的工程已有顯著成效，但部分早期的職業軍人仍未擺脫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思維框架。這也導致國民黨至今仍難以接受軍人公開批評其親中立場，甚至對退役飛官徐柏岳的反共立場大肆攻擊，試圖將他扣上「逃官」與「不忠誠」的帽子，無非是想掩蓋自己無法與現代民主軍隊接軌的現實。特別是國民黨發言人楊智伃日前痛批徐柏岳，並誆稱他過去有「跳機逃美」的歷史，試圖將其塑造成「不愛國」的形象。楊智伃的言論中，將「忠誠愛國的軍人」與「投共逃官」畫上等號，試圖貶低徐柏岳的發言力道。然而，她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軍人難道只能服膺國民黨？反共的軍人為何要被群起攻擊？代表國民黨發言的楊智伃，出生於90後的年輕年代，從未經歷過兩岸最緊張的軍事對峙，也未曾投入保家衛國的軍旅生活，卻大肆批評一位曾穿上軍服、捍衛台海安全的中華民國飛官。當她嘲諷徐柏岳「台灣？逃吧！」時，她完全未曾思考過，自己享受言論自由與安全保障的同時，不正是這些軍人過去的無私付出，才換來今日台灣自由與民主。楊智伃怎麼好意思說楊智伃這種以「傳說」批評的背後所反映的不僅是個人攻擊，更是一種國民黨集體根深柢固的「黨軍思維」，也就是國民黨迄今還認為軍人應該服膺於國民黨，而不許軍人跳脫其國民黨軍的框架外，更不能容忍退役軍人批判國民黨的不反共或親共舔共行為，即便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上。說來可悲，台灣軍隊國家化的工程推動已超過二、三十年之久，迄今卻未竟全功。究其原因無非是早期的軍人多來自國民黨一手建構的體系，其政治思想、教育背景，乃至於家庭環境，都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即便是退伍多年，軍人的社會網路相對封閉且排外，使得軍隊國家化的思想工程方面，始終無法破除其國民黨黃埔黨軍的窠臼。因此，當這些軍人反過來批評現在不反共的國民黨，或是公開堅持其反共立場、力挺台灣民主時，國民黨竟將他們視同「叛變」的洪水猛獸般地撻伐，難怪很多人心生今夕何夕的錯覺？誠然，真正的民主國家，軍隊所忠誠的對象只有國家，而不是某個特定的政黨，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以美國、法國、德國等民主國家的軍人而言，均可自由表達個人政治立場，因為他們的軍隊效忠的是國家與憲法，而非執政黨。台灣在軍隊國家化的道路上雖已前進不少， 顯然還殘存著國民黨軍的舊思維與陋習，從國民黨及親共投共退伍軍人對徐柏岳的攻擊，便可見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立場的矛盾與離譜，過去還會遮遮掩掩地虛以委蛇一番。如今的國民黨完全不演了，直接與世仇宿敵的中共黏踢踢，反將與之競逐執政權的政黨視如寇讎，從立委傅崑萁、退將吳斯懷等人毫不遮掩的親共投共舉措不難看出。尤其，面對反共大罷免的風潮席捲之際，國民黨一方面傾全黨之力攻擊打壓反共的退役軍人，另一方面，竟膽敢睜眼說瞎話地妄稱是最反共的政黨，種種時空倒置的舉措無疑是將民眾當白痴耍。        台灣的民主能夠走到今天，與軍隊國家化的進展密不可分。然而，若已經不反共的國民黨仍試圖將軍人綁回「黨軍」的老舊思維，這將是台灣民主的一大倒退與危機。當前，台灣正面臨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真正要被全民撻伐的是，試圖模糊敵我、以及親共舔共、出賣台灣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因為這才是對台灣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存續的最大威脅。

投書中配小微遣送回祖國 台灣仍有無數小微伺機作亂

中配小微因「武統言論」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遭台灣撤銷居留權遣返回中國。然而，她在機場高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沒有錯」、「我愛家愛國有錯嗎？」等煽動性言論，迅速吸引媒體關注。從語言學與政治宣傳的角度分析，小微的話語結構與中共慣用的宣傳模式高度契合，顯然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統戰宣傳戰，配合中共近期對台軍演，意圖擾亂台灣社會輿論。        小微的言論展現典型的框架效果，就是透過特定語言結構誘導受眾接受特定詮釋方式。揚聲高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沒有錯」、「我愛黨愛國有錯嗎？」、「台灣當局因為我愛黨愛國要把我強制驅離」等話語，將自身的違法行為模糊化，刻意將焦點引導為「愛國」與「被迫害」的二元對立，製造「台灣政府打壓愛國者」的錯覺。此一敘事模式刻意迴避違法事實，而將事件包裝成「愛國者受迫害」，這正是中共一貫操作「受害者敘事」的話術策略，塑造「中國人遭壓迫」的意象。        此外，小微還反覆強調「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意圖營造一種集體認同感，將個人處境擴大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遭遇」，屬於話語動員的敘事，意圖讓中國民眾產生同理心的情緒共鳴，強化「愛國者受迫害」的印象，並透過影響媒體輿論誘導中國內部與國際支持者批判台灣政府；藉此，製造敵我對立，強化「台獨政府」與「愛國者」的衝突。        若仔細觀察小微在機場的行為，她刻意摘下口罩大聲嘶吼，並使用重複性語言來強化煽動效果，透過「請全世界告訴我，我有錯嗎？」「台灣把我強制驅離，請全世界人民告訴我，我有錯嗎？」等煽動性強烈的情緒性話語，迅速吸引媒體報導，無時間差的直播中引導受眾情緒。將自己的違法行為再次淡化轉移。        才小學學歷的小微，經常讀出錯別字或辭不達意，卻一夕之間在被潛返時能一反常態的侃侃表達，字字句句精準指控台灣的「欺壓」，若對照內政部長劉世芳所言，小微與中國台辦不錯且溝通頻繁，就不難想像其背後的影舞者了。小微臨去秋波般的突出表現，不論是話語方式、情緒操作及時機選擇，都與中共慣常使用的話術模型與統戰伎倆高度一致。       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事件恰逢中國於台海周邊大規模軍事演習，時機的巧合點上，又有藏鏡人隔海指導小微，顯然就是中共藉由媒體戰(文攻)精心操作配合軍演(武嚇)所發動對台的「混合作戰」。透過製造「台灣政府打壓中國人」的假象，一方面弱化國際對其軍事挑釁的批評，企圖轉移焦點，同時，向中國民眾再度展示賴清德政府視中國為境外敵對勢力的意象，達到鞏固內部統一戰線之效。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小微，雖然被台灣遣送回她的祖國了，但肯定還有無數個小微潛藏在台灣的角落，台灣人顯然沒有掉以輕心的理由。

投書柯文哲被賴清德政治迫害？ 中國不避嫌拉攏柯文哲分化台灣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近日舉行軍事演習，並發布一系列宣傳片，將台灣內部政治爭端納入輿論戰之中。其中，柯文哲貪汙的司法案件被刻意描繪成民進黨「迫害異己」，甚至在動畫中出現柯文哲被賴清德囚禁的畫面，這一舉動明顯是中國共產黨在對台統戰策略上的精細操作。柯文哲涉及貪污的司法案件，原本是台灣司法體系內的正常程序，但中共卻刻意將此事詮釋為民進黨政府打壓政治對手，試圖削弱台灣司法的公信力，台灣人一定要看破中共的手腳。        首先，藉由柯P司法案件削弱台灣人民對司法體系的信任，刻意扭曲成「政治迫害」，進而影響民進黨政府的執政正當性；其次，中共刻意順應民眾黨對外的說法，也就是與民眾黨口徑一致地將柯文哲塑造為「政治受害者」，挑撥對民進黨不滿的小草群體，藉此拉攏柯文哲支持者，擴大台灣內部分裂，使其對北京的態度產生好感，甚至可成為中共統戰的對象。不僅於此，中共試圖顛倒事實，讓台灣內部認為北京才是真正「反對民進黨獨裁專制」的力量，進一步塑造「北京才是台灣民主捍衛者」的假象。爐火純青的敘事，過去也炮製在香港、新疆的問題上。        從中共不避嫌地討好柯P支持者的作為顯示，中共在對台統戰策略上，不僅針對國民黨，也積極尋找新的政治勢力進行拉攏，關鍵原因在於柯文哲的模糊立場，使他或小草徒眾們成為一個理想的可操作對象。其目的無非是，由於柯文哲過去雖未明確表態支持中共，但其「兩岸一家親」的態度使北京認為可以順勢塑造柯黨們「不親美、不獨立」的立場。再來就可以分化台灣政治光譜，透過強化柯文哲的統戰價值，打破台灣內部的傳統政黨格局，使民眾黨成為削弱綠營的重要工具。即便柯黨們不願明確表態反共，甚至只要默認這種敘事，那麼台灣內部的抗共氛圍將進一步被稀釋，從而降低台灣的反共意識。        除此之外，解放軍的宣傳戰中，並未刻意隱藏對柯文哲的正面描繪，而是直接將他塑造成「台獨迫害下的受害者」，這樣的操作一方面可以測試台灣社會的反應，如果柯黨們未表達強烈反對，則意味著中共可以進一步深化與柯文哲的關係，未來可能提供更多資源或合作機會。另一方面，藉此打擊民進黨，提升柯P的統戰價值，即使柯黨們未完全倒向中共，但只要能削弱民進黨並分裂台灣，北京就能從中得利。同時，改變台灣選舉中的敘事戰場，也就是當輿論開始討論「柯文哲是否親中」時，這將讓台灣社會陷入內部分歧，而忽略北京的真正戰略意圖。        這次中共的宣傳策略異常高調，毫不掩飾地將柯文哲當作「同路人」，完全不在乎台灣人民是否接受這一敘事。其真正目標在於製造不信任感，破壞台灣內部的政治穩定，強化柯文哲的統戰價值，使他成為分裂台灣的工具，讓台灣社會陷入內耗，減少對中共威脅的關注。質言之，柯文哲是否真心親中並非中共所在意，只要柯P及其徒眾們能發揮「破壞台灣」的作用，對中共而言就是一枚好用的棋子。這也正是中共一貫的「不求認同，只求分裂」的統戰伎倆。

投書中配亞亞事件未落幕 中共導演統戰大戲將上演

中配劉振亞（亞亞）因發表「武統台灣」言論遭台灣政府驅逐出境，這起事件看似已經結束，實則才剛進入新的階段。亞亞雖已返回中國，但他的故事並未落幕，反而將成為中國共產黨手中極具價值的「統戰劇本」。不出所料，中共已透過國台辦及官方媒體、社群輿論與網軍操作，持續將亞亞塑造成「台灣迫害陸配」的受害者，與台灣協力者隔海唱和，進一步強化對台認知作戰的力度，營造台灣政府「打壓異己」的意象，深化並挑高台灣內部的社會對立情緒。中共向來擅長利用「受害者敘事」進行輿論戰，這次毫不例外。亞亞的故事很可能會被塑造成「一個無辜的陸配，因表達個人立場而遭台灣政府驅逐」，進一步攻擊台灣的民主與言論自由。預料，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環球時報》與《央視》將高調報導此事，營造台灣主政的民進黨政府「無法容忍異見」的印象。這種操作有內外兼具的目的與效果，對內宣傳好讓中國民眾相信台灣政府「專制打壓親中人士」，其次對外是對台灣統戰的一環，試圖影響並引導台灣社會內部的輿論，讓部分台灣民眾對政府產生不滿。對中共而言，亞亞事件若不是他們在背後擔任影武者，即便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恰恰可用來強化對台中配群體的影響力，藉以塑造「台灣政府不歡迎中配」的形象。因此，中共早已鋪排好的劇本很可能是，亞亞在中國媒體上指控台灣政府「政治迫害」，緊抓話語權擴大話題，引導親共或協力的媒體，讓更多在台中配感受到「台灣社會對中國人充滿敵意」。這種敘事不僅能拉攏中配群體，同時提供火藥與素材給予在台灣的親中勢力，用來攻擊台灣政府，激化台灣的內部矛盾。不僅於此，中共不可能忘卻透過長期豢養的台灣知名親中學者，對台灣內部輿論持續滲透，用學術界的偽「客觀中立」的力量，質疑批判台灣政府侵害「言論自由」，甚至挑動「綠色恐怖」危害台灣，試圖影響中間選民對執政黨的信任度。除了傳統媒體，中共網軍與社群KOL（意見領袖）必將全力投入，透過社群平台Facebook、YouTube、Dcard、PTT、抖音等平台鋪天蓋地的發文，質疑「支持統一的人就該被驅逐嗎？」或「台灣還有言論自由嗎？」等似是而非的議題，拉升台灣內部的爭論，讓台灣社會陷入「民進黨政府違法濫權」的假命題熱議，讓執政當局疲於應付與消毒。最後，中共將利用這次事件強化「中國才是陸配的真正依靠」的敘事。可能會安排亞亞獲得特殊待遇，如擔任媒體評論員、參與中國官媒節目，讓她一躍成為深諳民族大義的大V，成為宣揚「中國才是台海兩岸人民共同歸屬」這一統戰樣板的最佳代言人。此一操作一方面緊抓陸配群體的同時，也在對台灣年輕世代進行潛移默化的心理戰，讓部分人開始質疑「台灣真的比中國自由嗎？」或「中國是不是比台灣更安全更穩定？」。亞亞回中國後的統戰大戲在中共這個大導演的指揮下已登場開演，買好啤酒爆米花躺在沙發上，好整以暇地看看這齣精彩絕倫的連續劇。

投書「乞丐趕廟公」語言操弄 中共協力者藏身中配背後顛覆台灣

長期在網路發表「武統」言論而遭內政部廢除居留許可的中配「亞亞」，在限期離境最後一天，竟與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於內政部前舉行抗議記者會。不僅主張撤銷政府的處分，還展示「台獨政府趕陸配是乞丐趕廟公」的標語。這句話不僅是對台灣政府的污名化，更反映了大中國沙文主義及中共認知作戰的滲透手法，意圖顛覆台灣人民對自身國家與政權的正當性認知。明顯的斧鑿痕跡說明，中共協力者就藏在中配亞亞的背後操盤運作。「乞丐趕廟公」是台灣人耳熟能詳一句俚語，通常用來形容「身份低下者驅逐有正當地位的人」。但在亞亞抗議事件中被使用得荒謬至極。從語言學角度分析，他們利用語義操弄，試圖顛倒主客關係。其實，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政府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為何會被比喻為「乞丐」？相反地，中配本質上是外來移民，他們獲得居留權是台灣法律賦予的一種特權，而非與生俱來的主權。他們憑什麼能將自己比作「廟公」，暗示自己才是台灣的正當管理者？這種邏輯錯置的敘事，無疑是一種顛倒現實、強行建構話語霸權的策略。這種語言操弄的核心在於「混淆權力關係」。事實上，台灣的政府是正當合法民選的執政機構，中配只是享有居留權的外來者。但上述標語卻試圖製造一種「台灣政府無權管理台灣，真正該管理台灣的是中國人或其認同者」的錯覺，這完全是大中國主義話語的一部分，暗藏著「台灣應該被中國統治」的政治意圖。「台獨政府趕陸配」這句話意圖塑造「台灣政府迫害陸配」的假象，讓外界誤以為這是一種歧視或不公正的行為。然而，事實是這起事件的關鍵在於亞亞長期發表支持武力攻台的言論，已經違反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政府依法廢除其居留權，是基於國家主權的正當防衛行為。這種話術手法與中共常見的「認知作戰」策略如出一轍，即透過「假受害者敘事」來模糊焦點，使真正的問題（亞亞的武統言論）被掩蓋，反而讓政府顯得像是不容異己、迫害外來者的壓迫者。這樣的操作，不僅試圖製造台灣社會內部矛盾，也意圖在國際上營造「台灣政府壓迫中國人」的錯誤形象，為未來中國對台灣的輿論戰、甚至軍事行動創造合理化的藉口與空間。「乞丐趕廟公」的比喻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大中國沙文主義，認為「中國人」無論身處何地，都擁有比當地人民更高的統治正當性。在這種思維下，台灣人即使擁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仍然被視為「不該擁有決定權的人」，因為「正統的管理者」應該是「中國人」或其擁護統一的人士。這與中共長期以來的「血緣統治論」如出一轍，完全無視台灣人民的民主選擇與自決權。這也解釋了為何亞亞的言論能夠獲得統派團體的支持，因為他們共同秉持著「兩岸中國人才能決定台灣命運」這一信念。他們的立場是以「兩岸和平」為幌子，將台灣拉入「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意識形態框架下。這種論述模式與中國近年來對香港的政治控制手法高度相似，先是利用「假民主」話術進行滲透，再透過話語權塑造合法性，最後達成對台灣政權的徹底掌控。昭然若揭的是，「台獨政府趕陸配是乞丐趕廟公」的標語不只是單純的抱怨，而是被人刻意設計的話語陷阱，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台灣政府的正當性，並強化「台灣應該接受中國統治」的敘事。不容輕忽的是，這不僅是個別中配的不滿發言，更是中共代理人利用亞亞事件，所執行的一項無硝煙味的認知作戰，妄圖透過語言操弄來顛覆台灣人的國家認同。

投書反共大罷免浪潮席捲 親共急先鋒「做賊喊抓賊」反控間諜

日前，國民黨立委傅崐萁在立法院對著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大罵「間諜，還在國會，拿錢辦事，丟臉」，這一幕讓許多台灣人詫異與錯愕。沈伯洋長期研究中國對台滲透，揭露中共如何透過統戰、假訊息與滲透網絡搗亂台灣，結果卻被親共急先鋒的傅崑萁倒打一耙，指摘他是「美國間諜」。這種令人邏輯錯亂且荒謬的反指控，與過去蘇聯與中共在冷戰期間的「情報戰術」如出一轍，真正充當外國代理人的人，睜眼說瞎話的指控對方是間諜，藉「疑美論」來混淆視聽、轉移焦點的意圖與行徑，根本就是作賊喊抓賊的經典示範。類似的現象近年來在台灣政壇屢見不鮮，誣指台派人士與反共人士為「美國間諜」的行徑讓人啼笑皆非之餘，不禁想問，反共大罷免的浪潮席捲全國之際，究竟他們具有何種底氣？膽敢無恥地睜眼說瞎話，作賊喊抓賊卻無所忌憚。從傳播心理學的角度來解析，這類「反指控手法」，並非單純的政治口水，而是一種認知失調後，利用轉移焦點來議題設定的話術。概括這些藍營親共急先鋒的共同特色，他們多數當年曾是大喊反共愛國，跟著威權黨國體制吃香喝辣的既得利益者，如：傅崐萁、王鴻薇、趙少康之流。在台灣民主化與政黨輪替後，台灣逐步正義轉型的過程中，他們似乎集體罹患了喪失既得利益的症候群，由於不再獨尊或受寵，因而心理上所產生了認知失諧(cognitive dissonance)。心理學上的這種心理失諧，說明人們面對外界環境變化與他們以往的思想、價值或自我概念相悖，因而出現了心理的壓力或焦慮。而藍營既得利益者面對上述的失諧產生的焦慮，他們自我調適的方式，顯然不是敞開心胸來認識外在環境變化，反而是用歪曲現實的方式，來減緩自己心理上的認知失諧。從而反映在他們行為上，竟然是直接變身為親共急先鋒。過去，他們吆喝台灣人跟著他們強烈反共，嗆聲中共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如今的他們卻全然翻臉變色，不但向中共靠攏，甚至甘為中共間諜，或淪為中共代理人。這些藍營的親共急先鋒始終無法自我說服自己的立場大變，因此，在面對全球反共聲浪排山倒海而來之際，由於心理認知失諧作祟，只能更變本加厲地透過反美、疑美的論點與作為，把美國詆毀成比中共更壞，不斷地對外散播「美國才是不可信的」、「反共只是美國的工具」的言論，用以降低自身內心的矛盾感，並藉此減緩自己的背叛，合理化自己翻臉變色的心理失諧狀態。 更令人憤恨的是，心虛的藍營親共急先鋒們，生怕被人看穿說破他們的親共行為，於是只能將看穿他們反共人士，反控為美國間諜，用「說我是中共間諜，你當美國間諜，大家烏鴉一般黑」來自我說服，也藉以貶損反共者並沒有比較高尚。這種正是心理學上所謂的「投射效應」（Projection Effect），企圖將自己的親共投共行為投射到他人身上，來減少內心的不安與失諧。親共急先鋒在投射效應下的偏誤行為，是透過指控反共人士是「美國間諜」、「美國的走狗」，一方面強化自己的新信仰，更能轉移外界對他們親共行為的質疑。創造混亂，模糊真相的指控，無非就是讓社會大眾難以分辨真假。當雙方都被指控是「間諜」，一般民眾可能會選擇「兩邊都不可信」，進而降低對反共言論的支持。這樣的操作方式，與俄羅斯、北韓、中共過去在國際間的情報戰如出一轍。說穿了，這種戰術就是中共經常慣用的假訊息戰術，不斷的散播「疑美論」，由親共人物持續指控「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美國對台軍售是割韭菜」、「美國不會真正保護台灣」為由，讓台灣人對美國產生懷疑，削弱台美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同時，進一步污名化反共者，並貼上「美國間諜」的標籤， 削弱其言論的可信度。這種「做賊喊抓賊」的指摘話術，讓台灣內部產生對立與不信任，擴大社會分裂，使台灣陷入「反共＝美國走狗」的謬誤，其最終目的，就是讓台灣在美中對抗中孤立無援，最終落入中國的掌控之中。傅崐萁的「間諜說」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親共勢力與中共蓄意合謀的傑作，它們必將不斷擴大渲染。只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些曾高舉「反共大旗」並誓死反共的藍營人士，如今卻成了中共的傳聲筒，而且還位居立法院當中，這些人為何如此害怕反共者？他們到底在掩飾什麼？現階段，除了大罷免將他們趕出廟堂之外，更迫切需要司法單位以反滲透法追根究柢。

投書假「反戒嚴」與「反廢死」恐懼動員 強化對立擺脫大罷免危機

國民黨半暝反症突然高舉「反戒嚴」與「反廢死」公投議題，讓人錯愕而噴飯。天外飛來的兩大公投議題，並非出於真正的政策討論，而是一種策略性的政治語言操作，目的是在特定政治環境下塑造有利的輿論戰場。這兩個議題看似無關，但在政治語言的運用上，國民黨明顯欲透過這些議題來操弄群眾情緒、轉移國會濫權焦點、以強化對立方式，試圖擺脫當前立委可能遭到罷免的危機。只要維持立法院的現狀，也許國民黨人還有機會從紅色中國撈個幾年。眾所皆知的兩個事實，台灣目前沒有戒嚴，也沒有任何類似南韓歷史上的戒嚴狀態，其次，台灣更沒有「廢除死刑」的立法或是明確的廢死時程。既然現實中不存在，為何國民黨還要大力操作？顯然國民黨必有醉翁之意的意圖所在，換言之，就是透過製造不存在的恐懼威脅，凝聚藍營支持者的共識，並轉移如野火燎原般的大罷免焦點。由精算師朱立倫所領導的國民黨，突如其來主導的這盤棋，從政治語言的角度分析，首先在「反戒嚴」的操作上，刻意重新定義「戒嚴」，將執政黨描繪成極權，將負面意涵的「戒嚴」這個詞，轉換成「民進黨打壓異己」的意象，這種操作的政治語言模式，是將司法偵辦藍白陣營涉及的貪腐等司法案件，法盲地指控為「政治迫害」或「綠色戒嚴」，也就是利用「受害者」敘事，將自己塑造為被打壓的意象。藉以激起支持者的憤恨，並將責任轉嫁到執政當局。台灣到底有沒有戒嚴？是連三歲小孩都眾所皆知的常識。但國民黨的策略卻完全漠視事實，用所謂綠色戒嚴的政治語言，憑空創造出被迫害的氛圍，進而凝聚其政治動員的力量。其邊際效應是順勢把民進黨拉入了國民黨是世界戒嚴第一品牌的爛蘋果簍子內。換句話說，這是一場 話語權之爭。國民黨設定了「反戒嚴」主導議題，將自己從「國會擴權風暴」的加害者泥淖中，轉變為受害者，並藉以削弱大罷免風潮延燒的正當性。至於「反廢死」的政治語言操作，國民黨豈不知與「戒嚴」不同？死刑議題在台灣社會一直存在爭議。儘管台灣並未廢除死刑，但政府確實因國際人權標準而逐步減少執行。然而，國民黨透過「反廢死」的政治語言，意圖將死刑存廢問題轉化為「政府縱容犯罪」的爭論，從而製造「社會秩序崩潰」的恐懼感。這種敘事邏輯上，無非就是企圖將政府未堅決執行死刑與縱容犯罪、戕害受害者權益畫上等號，也是將死刑存廢與維護社會秩序的執政能力相連結，這種敘事策略非常有效，因為縱容犯罪是一個高度情緒化的議題。當重大刑案發生時，民眾的恐懼心理勢必油然而生，而國民黨便趁機貼上政府「不作為」的標籤，即可成功塑造執政黨軟弱無能的負面形象。有趣的是，「反戒嚴」與「反廢死」這大議題，從政治語言的角度而言，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是一種政治戰略上的互補操作。以「反戒嚴」來訴求「國家機器打壓人民」，迎合深藍支持者對民進黨的仇恨值；而「反廢死」，用以訴求「政府放縱犯罪」，勾起中間選民對治安問題的恐懼感。這兩種敘事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但國民黨卻企圖橫材入灶，形塑「民進黨無能又極權」的綜合攻勢，也間接合理化了國民黨在立法院所主導的擴權爭議。國民黨的「反戒嚴」與「反廢死」公投，並非真正基於政策的理性討論，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政治攻防手段，透過「綠色戒嚴」的虛假敘事，削弱民進黨政府的信任度，同時利用「恐懼犯罪」來動員中間選民，使政府陷入「治安問題」的被動局勢。這種刻意扭曲與無的放矢的政治操作，國民黨難道不擔心一旦被看破手腳將萬劫不復嗎？但他們為何還肆無忌憚地在大罷免野火燒不盡的風潮中孤注一擲？顯然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國民黨人早已不把台灣民意當一回事，他們的底氣恐怕是來自紅色中國主子的經濟與政治支撐，龐大可觀的利益甜頭，讓他們只能將北京指令奉為圭臬且唯命是從，從而或許這個百年政黨還有苟延殘喘、撈個幾年的機會。

投書柯文哲將「喪事喜辦」 與中共皆是毫無人性的同路人

在政治宣傳的世界裡，將負面事件包裝成有利宣傳的手法，並非罕見。然而，當一個政治人物將至親的喪事變成自身的政治秀，這樣的行為便顯得極為不堪。前台北市長、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在父親的告別式上，不僅發表政治性言論，還藉此機會批評政府，將自己的羈押形塑為「政治迫害」，試圖將不利於自己的司法案件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政治敘事。這種宣傳手法與中國共產黨一貫的「喪事喜辦」宣傳邏輯如出一轍，足見柯文哲在政治算計上，與中共宣傳機器的運作方式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光是近五年內，中共就曾多次利用「喪事喜辦」的方式，將不利事件轉化為政治上的宣傳優勢。在2022年底，中國因疫情政策的轉變，導致感染人數暴增、醫療體系崩潰，大量死亡事件頻傳。面對如此悲劇，中共卻透過官方媒體進行宣傳，稱中國人民在抗疫過程中「書寫壯麗篇章」，試圖將政府的決策錯誤轉化為人民的英勇事蹟。此外，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民政局甚至表揚當地殯儀館在短時間內火化大量遺體的「優異表現」，將大量死亡美化為行政績效，掩蓋疫情失控的事實。充分顯示中共如何將悲劇包裝成「勝利」，用以維護政權的正當性，轉移社會焦點，塑造「正能量」敘事。而這種手法的本質，就是將「喪事」轉化為政治資本，使政府從原本應該負責的角色，搖身一變成為「英雄」或「受害者」。以此觀察柯文哲在父親的喪禮上的發言，原本應該是一場對父親的哀悼與感念，但他卻刻意將個人涉貪羈押與父親的生命經歷相提並論，甚至將自身案件與台灣歷史上的二二八事件相連，營造「歷史重演」的氛圍。這樣的話術，不僅是試圖轉移焦點，讓外界忽略他涉貪的事實，更是藉助歷史悲劇來強化自身的「受害者」形象，讓支持者深信柯文哲是遭到政治打壓的對象，而非被刑事羈押的嫌犯。柯文哲的鋪排手法與中共的宣傳模式高度相似。柯文哲將父親的過世，轉化為自己政治生命的宣傳工具，就像中共將疫情的悲劇包裝為「人民抗疫的勝利」一樣，都是利用悲劇來製造政治正當性，轉移社會對真相的關注。更諷刺的是，柯文哲的這種做法不僅消費二二八的傷痛歷史，更消費自己的父親，將家人至親的喪事當成政治表演的一部分。質言之，柯文哲的發言無非有兩大目的其一是淡化自身的司法案件，其二是透過「受害者」形象強化支持者的認同。他的敘述方式，並未直接為自己辯解，而是透過情緒鋪陳，引導支持者自行產生「柯文哲是無辜的」這種錯覺。這與中共在面對負面事件時，透過情緒操弄來控制輿論的策略極為相似。在中國，當武漢肺炎疫情導致大量死亡時，政府沒有承認決策錯誤，反而強調「人民團結一致，度過難關」，將災難合理化為政績。同樣地，柯文哲沒有正面回應自己的司法案件，而是強調自己「被迫害」、自己「無法陪伴父親」、自己「受盡委屈」，用悲情敘事來掩蓋司法問題的本質。這種操作，不僅是對其父親的不敬，更是對社會理性的挑戰，將原本應該針對事實進行的司法審判，轉變成一場政治鬥爭的戲碼，試圖讓民眾忽略他個人的責任。柯文哲在父喪期間的言行，不僅是對家人的情感消費，更是一次高超的政治算計。他成功地利用了父親的喪禮，將自身的貪腐案件轉化為政治迫害的敘事，這種「喪事喜辦」的手法，與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操作模式如出一轍。中共在面對疫情時，將死亡與苦難轉化為政權的「偉大成就」，柯文哲則將父親的過世，轉化為對自身政治形象的宣傳。兩者皆是透過悲劇來操弄輿論，製造正當性，身陷牢獄還在圖謀並鋪排未來的政治利益，其毫無人性的行徑與中國共產黨無疑就是同路人。

投書藉父喪發言連結二二八事件 柯文哲巧妙營造「政治受難者」形象

柯文哲在父親告別式上的發言，表面上是緬懷父親的一生，但實際上卻充滿了精心計算的政治操弄。他不僅巧妙地將父親的歷史創傷與自身的司法案件相提並論，更進一步形塑「受害者」形象，將個人涉案羈押包裝為政治迫害，藉此影響輿論，攏絡支持者。然而，最令人不齒的是，他竟然將自己貪污涉案的司法案件與二二八事件相連，這種行為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歪曲，更是對二二八受難者的褻瀆。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發言展現了高明的「框架塑造」（framing）技巧。他在敘事中使用強烈的情感詞彙，用「撐著」、「等我出來」、「發不出聲音」，來強調自己在父親病危時的無助與悲痛，營造出一種命運多舛的形象。然而，這種情感鋪陳的目的不只是展現個人痛苦，而是試圖讓聽眾將他的遭遇與父親的歷史創傷產生聯結。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刻意使用含糊的指涉（referential ambiguity），讓二二八的歷史悲劇與自己的羈押狀況產生語意上的重疊。他提到「父親一輩子無法走出陰影」，接著又說「我相信苦難會過去，總會有重見光明的一天。」這種語言策略使支持者容易將他的司法案件視為政治迫害，而非獨立的刑事案件。 柯文哲也運用了「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將自己的處境與父親的歷史經驗並置，以強化「不公」的印象。他描述父親年輕時因二二八事件失去機會，而自己則因司法案件被剝奪陪伴父親最後一程的權利，這種並列關係無形中將兩者等同化，進一步深化「政治迫害」的錯覺。 此外，他在語言上避免直接討論自己涉案的細節，而是將焦點轉移到「被剝奪的親情」和「國家機器的壓迫」，這是一種典型的「焦點轉移」（deflection）策略，目的是讓輿論忽視司法案件的本質，而專注於他所塑造的「受害者」形象。 語言模糊性（linguistic vagueness）是柯文哲長期最擅長操弄輿論的另一利器。他提到「解嚴以後，二二八不再是禁忌，但卻成為我最尷尬的日子」，這句話沒有明確說明「尷尬」的具體原因，而是留給聽眾自行解讀。在支持者的認知框架內，這可能會被解釋為柯文哲因敢言而被打壓，而不是他刻意利用二二八事件來操縱輿論。 同樣地，柯文哲說「我不要再失去兒子了」，這句話是父親對他的懇求，但柯文哲在此語境下引用，則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暗示他與父親一樣，都是因為國家機器的運作而受到不公待遇。然而，這種模糊化的語言，卻巧妙地迴避了他自身涉案的具體事實。 柯文哲在父親喪禮上的發言，表面上是個人情感的抒發，實則是一次精密的語言操弄。他透過「框架塑造」、「對比修辭」與「語言模糊性」等策略，成功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將貪污案件包裝成政治迫害，並試圖消費二二八的歷史悲劇，來穩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盤。 顯然，即便身陷牢獄，柯文哲有更多得時間與空間，深造其操弄伎倆，透過高超的語言操弄，以及精心設計的敘事策略影響輿論、穩固支持基本盤，甚至為未來的政治翻身預做準備。然而，歷史悲劇豈能成為貪贓枉法的政客，逃避司法審判的工具，將自身的刑案羈押與二二八事件混為一談，不僅是對歷史的歪曲，更是再度對台灣司法的公然挑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