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在父親告別式上的發言，表面上是緬懷父親的一生，但實際上卻充滿了精心計算的政治操弄。他不僅巧妙地將父親的歷史創傷與自身的司法案件相提並論，更進一步形塑「受害者」形象，將個人涉案羈押包裝為政治迫害，藉此影響輿論，攏絡支持者。然而，最令人不齒的是，他竟然將自己貪污涉案的司法案件與二二八事件相連，這種行為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歪曲，更是對二二八受難者的褻瀆。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發言展現了高明的「框架塑造」（framing）技巧。他在敘事中使用強烈的情感詞彙，用「撐著」、「等我出來」、「發不出聲音」，來強調自己在父親病危時的無助與悲痛，營造出一種命運多舛的形象。然而，這種情感鋪陳的目的不只是展現個人痛苦，而是試圖讓聽眾將他的遭遇與父親的歷史創傷產生聯結。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刻意使用含糊的指涉（referential ambiguity），讓二二八的歷史悲劇與自己的羈押狀況產生語意上的重疊。他提到「父親一輩子無法走出陰影」，接著又說「我相信苦難會過去，總會有重見光明的一天。」這種語言策略使支持者容易將他的司法案件視為政治迫害，而非獨立的刑事案件。
柯文哲也運用了「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將自己的處境與父親的歷史經驗並置，以強化「不公」的印象。他描述父親年輕時因二二八事件失去機會，而自己則因司法案件被剝奪陪伴父親最後一程的權利，這種並列關係無形中將兩者等同化，進一步深化「政治迫害」的錯覺。
此外，他在語言上避免直接討論自己涉案的細節，而是將焦點轉移到「被剝奪的親情」和「國家機器的壓迫」，這是一種典型的「焦點轉移」（deflection）策略，目的是讓輿論忽視司法案件的本質，而專注於他所塑造的「受害者」形象。
語言模糊性（linguistic vagueness）是柯文哲長期最擅長操弄輿論的另一利器。他提到「解嚴以後，二二八不再是禁忌，但卻成為我最尷尬的日子」，這句話沒有明確說明「尷尬」的具體原因，而是留給聽眾自行解讀。在支持者的認知框架內，這可能會被解釋為柯文哲因敢言而被打壓，而不是他刻意利用二二八事件來操縱輿論。
同樣地，柯文哲說「我不要再失去兒子了」，這句話是父親對他的懇求，但柯文哲在此語境下引用，則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暗示他與父親一樣，都是因為國家機器的運作而受到不公待遇。然而，這種模糊化的語言，卻巧妙地迴避了他自身涉案的具體事實。
柯文哲在父親喪禮上的發言，表面上是個人情感的抒發，實則是一次精密的語言操弄。他透過「框架塑造」、「對比修辭」與「語言模糊性」等策略，成功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將貪污案件包裝成政治迫害，並試圖消費二二八的歷史悲劇，來穩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盤。
顯然，即便身陷牢獄，柯文哲有更多得時間與空間，深造其操弄伎倆，透過高超的語言操弄，以及精心設計的敘事策略影響輿論、穩固支持基本盤，甚至為未來的政治翻身預做準備。然而，歷史悲劇豈能成為貪贓枉法的政客，逃避司法審判的工具，將自身的刑案羈押與二二八事件混為一談，不僅是對歷史的歪曲，更是再度對台灣司法的公然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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