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海內外的廣東烏坎抗暴事件，從今年9月21日起，至12月21日，整整歷經3個月。起因照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貪官與奸商合謀奪地，坑害農民，官逼民反。
烏坎村民生猛，拒官府於門外
抗暴期間，村民派出代表與官府談判，官府竟將村民代表投入監獄，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錦波，於關押兩天后，離奇死亡。官方宣佈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遺體的死者家屬發現，薛遍體傷痕與血污，明顯是因為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還薛的遺體。於是，烏坎村民訴求，又增加一項：討回薛的遺體，調查死因，追究兇手。7千村民為薛錦波舉行追悼大會，規模比“党和國家領導人”還來得大。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圍攻烏坎村；烏坎村民生猛，齊心自衛，以木棒、磚頭、農具為武器，奮力擊退官兵。隨後以樹木、土石築起路障，阻止官兵來犯；並成立糾察隊，盤查和防範當局派來的便衣與臥底。
烏坎村民趕走該村共產黨幹部（涉貪的村支書和村主任後來被當局“雙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這個烏坎村，原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湃的故鄉，彭湃發動農民，以武裝鬥爭，建立起第一個共產黨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最早迎來共產黨政權的烏坎村，如今，卻成為第一個趕走共產黨的村。歷史仿佛是一場諷刺。
大量外國記者湧入烏坎村，使烏坎抗暴成為國際事件，無形間，也帶給烏坎村民幾許安全。官府雖借機耍賴，賴上所謂“外部勢力”、“敵對勢力”，但要說馬上鎮壓，又不免有幾分投鼠忌器。
官民對壘，警民對峙。官府使出下三濫手段，對烏坎村斷水斷糧斷電。1萬3千烏坎村民，在存糧僅剩幾日的危急情形下，醞釀突圍，到陸豐市政府請願。
官方罕見讓步，村民相應妥協
就在此時，12月21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工作組，到達陸豐，與烏坎村民代表、抗暴領袖林祖鑾談判，當即答應烏坎村民三項要求：釋放被捕村民代表；
歸還薛錦波屍體，驗明死因；承認村民自己成立的組織---- 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
官方讓步後，村民相應妥協。官府撤回圍困烏坎村的軍警，村民則收起抗議橫幅，
撤出村口路障，取消了原定於當日舉行的示威。
烏坎事件的和平解決，村民的奮勇抗爭是關鍵。如果村民沒有持久抗爭，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上畏縮、退讓，都不會有後來的結果。當局的讓步，明顯是被動和被迫的，否則，事情不會拖上三個月。
仍須警惕當局秋後算帳
但烏坎村民仍須警惕當局秋後算帳，共產黨內行於此，不僅留有無數前科，而且，具體到此案，當局答應村民訴求，僅有口頭承諾，並無書面協議。針對三條承諾，其一，雖然三名村民代表已經釋放回家，但卻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取保候審，被當局留下尾巴；其二，當局雖同意交換薛錦波遺體，但聲稱要解剖，家屬並不同意。薛遍體外傷，連手指都遭截斷，顯遭酷刑或暴打，何須解剖？酷刑或暴打中，完全可能導致心臟併發出問題。解剖，莫非還是要將死因導向”心源性猝死“的官方結論？其三，承認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但期限只是三個月，一旦土地糾紛解決
，該理事會仍將被解散。
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雖表示：“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理解和原諒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但也語帶威脅：如果“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死心塌地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
“死心塌地“、”敵對勢力“這類用語，是中共的老套，連當權者自己都不相信，不過找把柄而已，正如前段時間，汕尾當局妄稱：“有境外勢力推波助瀾，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趨嚴重，改變了事件的性質。”大有化“人民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之勢。異曲同工，都是預留鎮壓藉口。
富裕起來的民眾，更有維權意識
引人深思的是，不論是先前的東洲村，還是今日的烏坎村，抑或海門鎮，都是相對富裕的沿海地區相對富裕的村鎮，一個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內地的一個鎮還要氣派；一個富裕的沿海鎮，往往比內地一個市還要闊綽。百姓因為窮困而造反，這是老觀念；現實中國，富裕起來的民眾，更容易起而維權，挺身抗暴，那是因為公民意識的覺醒，不滿貧富差距，不齒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現象，與“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謀而合。
由此觀之，中南海的唯經濟論、視人為單純經濟動物、動輒唱“民生”高調，並未能抵擋民眾的權利意識，甚至，也未能阻擋民眾的參政意願 —— 角逐“人大代表
”的獨立參選人，今年湧現者，為歷年最多。
除了公民意識的覺醒，沿海與內地農村的人口結構不同，也呈現不同的抗爭力度。在內地農村，多數青壯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與幼小，面對官商勾結強征土地、強拆房屋，即便有心抗爭，老弱幼小又怎能擔當抗爭主力？沿海農村則不同，青壯年並未流失，還可能有外來人口的補充，一旦抗爭，青壯年就是現成主力，只要齊心協力，如烏坎村民一般，就足以令官府生畏。
汪洋的“廣東模式“見效？
官民各讓一步，烏坎衝突轉入和平解決軌道。一個雙贏的結果，受到外界好評。承認民眾自己選舉成立、而未經（官方批准）登記的民間自治組織，更創下共產黨執政下的先例。在這裡，最值得探究的一點：在中共黨內，有關這一事件的決策，究竟到達哪一個層次？誰是決策人？
代表官方出面談判的，是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但朱顯然不是決策人，而只是執行人，至多有建議權。如果決策人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可證實汪洋兌現他的開明政策，不願以高壓手段對付民眾。可以追溯到是，在此之前，11月23日，廣東當局出臺新規定，為非政府組織的登記鬆綁。承認烏坎村民自治組織，符合這一規定精神。
更重要的是，如果決策僅由廣東省當局做出，說明地方許可權已充分擴大，“黨中央”不再或無法包攬一切。換言之，中南海或將社會治理權責下放地方，由地方政府負責“維穩“，軟硬由你，只要能解決問題。
坊間熱議並對比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和汪洋的“廣東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現；後者朝右，更加開明。人們懷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別苗頭，各自要標新立異，以期先聲奪人，爭取“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
人們看到，不論重慶還是廣東民間，生活都自顧自地進行，並不受地方官什麼“模式”的影響。就說烏坎村起事，就並非沖汪洋“開明政策”而來。因為，早在江澤民親信張德江掌粵的2005年，同屬汕尾市的東洲村，就大鬧了一場，也是因為官商勾結，謀地害民。警民對峙7個月，結果以官府血腥鎮壓收場。
“廣東模式“不是今年烏坎或海門事件的起因，但卻成為解決兩起民怨的更有效手段。烏坎衝突得以和平解決之後，海門抗議，也在當局保證不再興建電廠和答應釋放被捕民眾之後，歸於平息。這證明：解決民怨，和解比鎮壓更有效。汪洋”廣東模式“的見效，或遲或早，將影響全國。
胡錦濤地位弱化，中南海內氣氛生變？
烏坎村民有標語：“烏坎人民冤枉！”“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吧！”…… 可見，烏坎村民起先並沒有指望省政府，大概預料，省上也做不了主，只巴望遠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們的“靠山”，仿如古代平民“告禦狀”。
深居中南海的“黨中央”，按理，完全沒有必要為地方貪官污吏月臺，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貪官，一則樹威自己，二則收攬民心。可惜的是，迄今，華夏民眾一次次喊冤，“黨中央”最後的選邊站，都不是千呼萬喚的黎民百姓，竟是那喪盡天良的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體，維持政權。
與彭湃不同的是，如今的烏坎村民，似乎並不打算與“中央政府”對抗，很有策略地與官府周旋，申明“絕對不是起義”，意即，並非利比亞或敘利亞那種情況，給“黨中央”派“定心丸”；但對地方貪官污吏，烏坎村民發誓：絕不妥協。如果中南海的選邊站，仍然是地方貪官污吏一方，烏坎民意民心，則隨時可能生變。而中國境內，已積累多少烏坎民怨？長此以往，難免有朝一日，中國不會變身另一個利比亞或敘利亞。
如何應對烏坎民變？再次拷問了中南海。如果又要殺人，誰負責？是地方，還是中央？如果是中央，下達屠殺令的，會是即將卸任的胡錦濤，還是即將接任的習近平
？胡錦濤殺得太多，累不累？習近平還沒試過，敢不敢？
如果和平解決烏坎事件的決策仍出自中共高層，只是由廣東省當局出面落實，則大有文章。因中南海內，並無權威人物，決策烏坎，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只要多數、
或微弱多數不同意鎮壓，殺人的決定，便無法下達。這似乎表明，依靠鎮壓起家、
並素有鎮壓思維的胡錦濤，隨著“十八大“來臨，地位進一步弱化，中南海內，氣氛生變，強硬派難以再佔據上風。
極左強硬派代表人物周永康的最新表述，更可能是這一氣氛變化的寫照，烏坎事件暫時緩和後，周永康把江澤民當年”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說法，改成”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用”解決“代替”消滅“，但願是中南海某種思維的變遷，而不只是玩弄詞藻。
需要進一步聯想的是，一年內，國際風雲變幻，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中南海諸公的心理？從北非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尤其利比亞和敘利亞人民的起義，得到國際社會大力支持；美國和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全包圍，令“崛起“的中國尷尬萬狀
；緬甸軍政權突然開啟的民主改革，既沒有引發國內亂局，更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
，內外祥和；俄羅斯民主呼聲陡然升級，普京的半獨裁統治受到空前挑戰；還有，仍由共產黨當政的古巴，也開始釋放政治犯。這一切最新演變，民主化的大勢所趨
，難道還不足以搖醒中南海夢中人？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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